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台湾当局驱逐，清政府继续对他悬赏通缉，而香港当局又拒绝他登岸上岛，痛失战友和重要助手的孙中山怀着悲痛及重整旗鼓的决心，于1900年11月中旬到达日本。他除了继续与日本朝野人士深入接触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他和因清政府通缉而到达日本的尤列商定：今后活动一方面要联络学界，另一方面要开导华侨。

当孙中山在日本总结失败经验，策划新的斗争的时候，大清帝国却因八国联军的入侵，几乎经历了一次亡国之灾。事情的起因是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运动起自山东，迅速发展到直隶、天津、北京，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列强决定亲自出兵镇压义和团。英、美、日、俄、法、德、意、奥等国于6月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8月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史称“庚子之变”。清政府最后还是以满足列强的要求，签订卖国条约——《辛丑条约》来换取封建统治得以继续。

《辛丑条约》共12款，另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赔款：清政府赔给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等11国白银共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亿8千2百23万8千1百50两，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共白银2千余万两，“赔款”总数达白银10亿两以上。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www.guayunfan.com)2.在北京划定使馆区：将北京的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得在使馆区内居住，各国派兵驻守。

3.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口及有碍北京出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列强可以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线的12个重要地区驻扎军队。

4.联手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对列强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

5.清朝对德、日“谢罪”：清政府须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处建立牌坊。

6.惩治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先后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一百多人。

7.设立外务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作为清政府与各国交涉的专门机构，列内阁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侮辱性的巨额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赔1两，寓意惩罚所有的中国人。加上高额利息和地方赔款，数额在10亿两以上，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12倍。1904年以后银价下跌，列强在1905年7月强迫清政府将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白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又胁迫补偿了白银约8百万两，以后还要逐年递增。为了支付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民脂民膏，使国家和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在北京划定的“使馆区”，实际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集体策划和实行瓜分中国的枢纽。外国侵略者控制了京津地区，将清政府置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更为严重的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了借列强之手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持腐朽的专制统治，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政策，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条约签订后，在慈禧太后发布的所谓“罪己诏”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说条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完全是一副无耻的奴才嘴脸。

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看清了清政府的屈辱可欺，更看到中国人民中蕴藏着强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宁愿让清政府替他们做“奴隶的总管”。从此，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日益勾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

当《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慈禧太后等“回銮”，以为又坐稳了江山，于是又过上了荒淫腐败穷奢极欲的生活，“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为存放慈禧太后脱落的头发而铸造的“发塔”，一次就用掉一百多两黄金。民众在痛苦中煎熬，民间的秘密结社和武力抗捐抗税抗暴斗争层出不穷，规模愈来愈大，清朝统治已坐在火药桶上。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华民族坠入苦难的深渊，敏感的知识阶层尤其是精英们已感到亡国灭种的灾难；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庚子之变”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在他们滴血的心脏又插入一把尖刀。越来越多心忧天下的青年涌到外国留学，探求救国之路。日本是他们的首选，他们期望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振兴祖国以挽救危亡。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一时猛增，1900年有100名左右，至1902年增加到1300名上下，而到1904、1905年期间，猛增至8000多人。不少后来著名的爱国者、革命家如黄兴、邹容、陈天华、吴稚晖、陶成章、廖仲恺、何香凝等大都是1902年前后到日本留学的。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不仅仅学习知识，同时还纷纷组织团体，集会演说，出版刊物，不少刊物鼓吹反满革命，传播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思想。

孙中山加紧了在爱国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鼓 动。1901年12月，孙中山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文章驳斥了日本政客鼓吹的“保全”清政府和“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以事实揭露清廷腐败透顶、卖国罔民，绝无“保全之理”；又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精神积淀出发，论述中国“无可分割之理”。这篇文章后来转载于《江苏》杂志1903年第六期。1902年，宫崎寅藏著的《三十三年之梦》在东京的报纸上连载，同时正式出版。这本回忆录式的著作介绍了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的交往、惠州起义从策划到失败的经过等等，客观上介绍宣传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事业。翌年，章士钊以“黄中黄”的名义，用中文翻译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取名《孙逸仙》出版，在华侨特别是留学生中“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此后在留学生出版的刊物中，不时有孙中山的文章和关于他的报道，他的理论和思想逐渐被爱国学生所接受，孙中山逐渐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留学生与国内的知识阶层联系日渐紧密，支持帮助他们在国内出版报刊，为他们撰稿和报道。他们互相配合，鼓吹武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国内也得以迅速传播。他们还在艰难中秘密建立组织。

◎湖北、浙江、江苏等省籍留学生出版的各种刊物

为了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和筹集革命经费，孙中山于1903年10月开始了美洲之行。美洲大部分华侨的祖辈是作为“猪仔”被卖到那里做苦工的，为开发美洲特别是美国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作出了贡献。他们切身体会到由于祖国的积贫积弱，使他们在国外备受压榨侮辱，甚至丧失做人的权利，他们切盼祖国强大，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理论很容易认同。在孙中山领导的武装推翻封建专制帝制的斗争中，美洲以及世界 各地华侨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给予支持。他们建立革命组织，筹募革命经费，进行革命宣传，借助所在国的法律掩护革命力量，直至组织队伍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抛头颅洒热血……所以，孙中山亲身感受到“华侨为革命之母”。孙中山在美洲期间写成《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阐发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呼吁世界人民给予支持。他警告西方列强切勿谋求瓜分中国，支持清政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预言“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满怀民族自信地豪情断言“满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祖国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的封面和孙中山手稿

在政治流亡中奔走革命的孙中山，辗转于日本与欧美各国。他艰苦备尝，处境“困苦殊甚”。在美国的时候，他因为缺少生活费用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他的住所多是华侨开设的书馆或洗衣房；身上的衣着是“美国工人与学生的粗糙黄绒裤”，以至于有一次，孙中山与十几年前在香港引导他加入基督教的喜嘉里牧师在一个华人教堂不期而遇，喜嘉里对他的“形容枯瘁”十分惊讶，几乎不敢相认。然而孙中山始终乐观而坚毅，不仅因为他抱定“革命党人必须为民众而忍受一切苦难”的信念，还因为他看到光明的前景。

1904年底，孙中山从美洲去到欧洲，与在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等地的留学生广泛接触，讨论救国大计并建立了革命团体。

当孙中山1905年夏回到东京时，面临的是革命形势十分高涨的局面。留学生与国内知识分子阶层紧密联络，革命团体纷纷建立，较为重要的有：由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建立的华兴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积极筹备反清武装起义；由陶成章、蔡元培为主要领导的光复会，他们主要从事联络会党，密谋起义；由湖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补习所，主要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不少进步和倾向于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新军，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

◎宋教仁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各主要革命团体一览表

续表

孙中山回到阔别近两年的东京，受到爱国华侨和留学生英雄般的欢迎。8月13日，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当日盛况空前，仅能容纳600多人的会场，挤进了近3000人。他们把孙中山视为中国“四万万人之代表”、“中国英雄之英雄”。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介绍游历欧美的情况和感受，号召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大家以振兴中国为己任，共同创造一个二十世纪的“头等共和国”。孙中山很快就结识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据说，孙中山与黄兴畅谈了三天三夜，意犹未尽，极为投契。孙中山认为现在“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他的看法深得黄兴等的赞同。他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共识——认为对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必须要以武力推翻；认为当下的国内形势正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革命组织的纷纷建立和民间此伏彼起的武装反清斗争需要统一领导，各个革命团体应该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思想一致步调一致的统一力量，方能战胜凶残的敌人。一致认为，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孙中山和黄兴从此亦成为终生不渝的战友。

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的努力下，决定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7月20日，在东京黑龙会本部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刘道一、陈天华以及宫崎寅藏等70多人出席。孙中山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他在演说中，详细论述了革命理由、革命形势和革命方法，指出“全国革命党派必须合组新团体”，合力进行。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名称时，有人认为，革命党人“既抱倾覆满洲之志”，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义，孙中山解释说：“不必也，满洲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其入党。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足见孙中山提倡的不是“排满”的所谓“种族革命”，而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的意见得到大家的拥护，最后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纲领。亦有人反对“平均地权”一项，建议删去。孙中山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他说：许多现代文明国家虽然解决了种族和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问题，是他在西方发达国家所看到的社会生产高度发展，而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日益贫困化的矛盾。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引起阶级斗争的激烈和社会动荡。孙中山期望中国革命，除了反满、反专制，还要“谋人民全体之福利”，他指出，“本会是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方可以“建设一世界最善良富强之国家”。大家信服孙中山的理论，纲领得以通过。

最后，举行加盟宣誓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与会者各人签署由孙中山拟就，黄兴、陈天华审定的盟书。签就的盟书交由黄兴保管。之后，加盟人举起右手，跟随孙中山朗读盟誓：“联盟人，□省□府□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宣誓之后，又约定了秘密联络暗号。加盟者个个欣喜兴奋，互相握手庆贺。由于到会人多，将客厅后面的隔扇门板轰然挤倒。孙中山笑着说：“这是推翻清朝统治的预兆啊！”会议在大家的鼓掌欢呼声中圆满结束。

◎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同盟会纲领

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约有100人，除甘肃省尚未派留日学生外，其余关内17省均有人参加。经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规定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同盟 会总部设在东京，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国内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后来在各省又陆续成立了分会。会上，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中国同盟会总理，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握有全权。总理下面分设执行、议事、司法三部；执行部又设内务、外务、书记、会计、经理等六科。黄兴被推举为执行部庶务长，协助孙中山主持总部工作，当总理不在时，庶务长代行一切。本部各机构的主要职员有章炳麟、程家柽、田桐、邓家彦、汪精卫、宋教仁等。

1905年11月，同盟会创刊机关报《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孙中山亲自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孙中山指出了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号召人们起而革命，在中国建立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民国。这是孙中山正式向国人、向社会明确地比较具体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政治追求。从此，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理论基础和革命纲领的灵魂。正是以创立民国为核心要求的同盟会纲领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确定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后在很多场合说明三民主义的含义——民族主义：反对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避免列强对祖国的瓜分与“共管”，并以“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原则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民权主义：要求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主权在民的国家。设立议会，制定宪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防止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后来，随着革命和历史潮流的向前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断丰富与发展，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与要求。在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对外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联俄和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确认“民族自决”的原则。民权主义：强调国家属于人民全体，“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否定了“代议制”，要求实现“直接民权”。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旗帜，内容仍然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越来越明晰、坚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平均地权——亦日臻完善，“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了统一思想和对革命进行理论指导，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东京为同盟会制定了《革命方略》，内容包括《军政府宣言》、《对外宣言》等13个文件。其中《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它对同盟会的纲领宗旨作了理论阐发——（一）驱除鞑虏：武装推翻“穷凶极恶”的满清政府。（二）恢复中华：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之后，光复中华民族的国家。（三）创立民国：通过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所有国民皆平等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设立议会，议员由国民选举；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按宪法治理国家。“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四）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核定天下地价，现有的地价仍属原主所有，以后涨价部分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成为动员人民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旗帜，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阶级并自觉地走上历史舞台，自觉地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之前，最为科学、最为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正是这个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主义政纲，赋予辛亥革命以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涵和性质。而三民主义的发展，也体现了孙中山与时俱进的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确认为斗争纲领——这是当时最科学、最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在组织上具备了近代政党的形态和特点；同盟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领导集团，以孙中山为总理，并团聚了一批有威望和经验的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在国内外设置了发动领导革命的分支机构。因此，同盟会合乎时代要求地成为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当然领导者。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会员便达到一万人以上。这也给了孙中山以巨大鼓舞。他说：“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