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李鸿章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上书李鸿章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上书李鸿章

孙中山行医一年多，因为他德艺双馨，所以名满澳门，不仅中国人求医者众，葡萄牙及其他外国籍患者前来求医的也不少，因此引起了澳门葡萄牙籍医生的嫉恨，进而受到他们的排挤。他们先以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方能在澳门行医的律例，开始禁阻孙中山为葡国人治病，继则禁止药房给葡籍以外的医生所开药方售药。于是孙中山在澳门方兴未艾的医疗事业受到挫折。

孙中山不是一个碰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他把澳门中西药局的事务委托朋友代为办理，然后把事业的中心移至广州。大约在1893年夏，孙中山在广州西关的冼基设立东西药局，同时又在城内位于双门底的圣教书院开设医务分所继续行医。他仍如在澳门时一样，在东西药局应诊时，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为赠诊时间，下午出诊，酬金由病者“随意致送”；若遇“难产、服毒急症，不论贫富，一邀即至”。东西药局开办不久，事业就如在澳门一样，很快发达起来。按当时的记载，“粤中官绅与民众，无不知有孙逸仙医生之名者”。不久，孙中山又与同乡程北海在中山县城石岐开设东西药局分局以推广西医，治病救人。

孙中山将药局从澳门移至广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澳门地域狭小，活动范围不大，又因“四大寇”和少数同志抨击清廷“大放厥词，无所忌讳”，为当地大多数人所避忌，反清大计难以开展。当药局移至广州后，孙中山越来越热衷于联络同志，开展革命活动。他聘请名医尹文楷协助诊病，自己“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时丰盈的收入被大量地用作活动经费，以致药局渐有“不支之势”。

孙中山团聚的反清志士越来越多，他们常在基督教徒左斗山开设的销售翻译书籍的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的抗风轩集会，讨论时政，探究途径。孙中山与郑士良等还积极“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并同清军水师中的青年军官程璧光、程奎光兄弟建立了密切关系。组织团体已经提上日程。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甚至提议以“兴中会”为团体的名字，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只是由于人数过少等原因，还没能形成具体组织。(www.guayunfan.com)自秦朝中国形成大一统以来，除少数时候，基本奉汉族为正统并创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直到明代，中国仍然雄踞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由满族建立的大清帝国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所以远远落在了世界潮流之后，只能任由西方列强欺侮宰割。在孙中山和他年轻的朋友们探讨救国道路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推翻清朝的统治，恢复华夏的正统。当然，“反满”、“反清”，也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响亮的口号，鲜明的旗帜。孙中山和他的好友们都仰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尊称洪秀全为反清英雄，孙中山甚至戏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表示“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郑士良从父辈始一直与民间反清的秘密会党有联系，深受“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表示只要反清起义，他可以联络会众起而响应。陈少白则强调宣传的重要，着重指出列强侵略的日益严重，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陆皓东也常到澳门和他们一起讨论。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加大宣传力度和广为联络同志。

1893年冬末，孙中山忽然有几天没到东西药局出诊，每天来就诊的病人常常失望而去。药局人员十分着急，又遍寻不着，只好给在香港的陈少白去信，报告“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陈少白大惊，快快赶到广州去，替孙中山维持药局店务。又等了很多天，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候，孙中山回来了。陈少白记得：“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着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他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纸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原来，孙中山这半个多月是和陆皓东回到故乡翠亨村，在孙中山家清静的书房里，两人日夜深入讨论救国方略。累了困了，就稍微歇息一下；饿了，就请母亲送点饭菜到书房来匆匆就餐。最后由孙中山将意见归纳写成意见书，准备递交给清朝权臣、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后人将这意见书习惯称为《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翠亨村家里书房的这张书桌上写成《上李鸿章书》

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系统地详述他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案。主旨在于说服当局“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向先进的西方学习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孙中山将具体的方案归纳为要求当局实行改革，做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认为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虽然将四项“大经”并列，但看得出来，他最为关注的，还是效法西方，发展近代经济以使祖国臻于富强。考察这四项“大经”，“人能尽其才”一项，是建议当局改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及人才选拔方法，学习并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教育制度，广为培养和选拔实用的人才。第三项“物能尽其用”则建议当局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用以开发“地大物博，无所不具”的祖国的经济，使得“固国本而裕民生”。当国家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立足于世界之林，人民生活也就富足而安居乐业。第二项“地能尽其利”是提倡学习西方近代化的农业技术，以推进国家的农业近代化。第四项“货能畅其流”则主张大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为此，必须减免税收、撤除关卡、修筑道路、保护商业等等。孙中山希望通过振兴经济以振兴国家的思想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第二、四两项对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落后农业国中国来说，是最为迫切、最为要害、针对性最强的，也是最为接近中国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与他在《农功》一文中所表达的思想——“以农为经，以商为纬”，就能“本末备具，巨细毕赅”，这才是“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一脉相承。第一、三两项，则是对第二、四项起着服务和保证的作用。

在思考“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时候，孙中山对祖国的农业近代化表示了特有的关注，这是必然的：除了他对广大农民的痛苦深切同情外，还因为他对国情有着深切的了解，深知农业近代化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最首要前提。对于“地能尽其利”——实行农业近代化一项，孙中山考虑得十分详尽。他要求当局效法西方“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即在体制上要求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部门；建立专门传授近代农业技术知识的学校和机构；对于西方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他认为“宜购其器而仿制之”，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进行耕作。具体的操作方案是：管理农业的部门和官员，专管农业水利和垦荒；农业专门学校负责传授近代农业科学知识。孙中山将这些农业知识分门别类归纳为农业生物、农业化学、农业物理、农业地质、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等。他举例说：通过改良土壤，“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这是“农家之地学、化学也”。而“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而“日光能助物之生长，电力能速物之成熟，此农家之格物(物理)学也”。至于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要“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孙中山指出，如果能够以科学指导发展农业，“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孙中山认为，“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孙中山呼吁，“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孙中山设计的方案周密、具体和详尽，他对清朝当局反复陈述这些主张，言者谆谆，宛如对当局进行农业近代化的科普讲座，对祖国农业近代化的热望和期盼溢于言表。《上李鸿章书》集中反映了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华的早期思考和探索，表现了他对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国情的中肯了解。但此时，孙中山对于中国农业近代化的思考，还仅在于提倡近代农业科技和管理方面，还没有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还幻想依靠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良，使积贫积弱的祖国臻于富强。他认为推动农业近代化，是祖国富强的主要切入点。

◎孙中山手书“治本于农”石刻

孙中山提倡效法西方，与已举办了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有本质的不同。其主要的不同在于指导思想。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践上则着重于在军事方面打造坚船利炮——“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孙中山批评洋务派的主张和做法“是舍本而图末也”。而《上李鸿章书》则是接受了“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青年时期绘制的使祖国实现近代化的蓝图，是他“强国”理想的体现，是“谋求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方案，是孙中山改革中国经济，实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初步设想”。它要求在教育、农业、科学技术及工商业等方面学习西方，谋求国家全面近代化，特别着重于农业近代化和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市场经济。这给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直接的冲击，应该说是抓住了中国近代化的要害。

但《上李鸿章书》中没有涉及政治革命的问题，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问题。尽管孙中山对西方近代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及社会物质丰富心向往之，对于清朝政府的专制腐败深恶痛绝，期望祖国能实现近代化，但通过哪条道路，采取什么方式使其得以实现，他还在探索之中。

◎李鸿章

孙中山和陆皓东之所以上书李鸿章，是经过许多考虑的。首先，在认识上他们当时认为改良振兴祖国的途径有二，即“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如果《上李鸿章书》的意见被采纳，就意味着进行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可以推行，比之自下而上地开展反清武装斗争的地方革命，损失较小而易于奏效。其次，他们对李鸿章还存有一些幻想，认为他力主举办洋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总比那帮一味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官僚开明些。他又是少数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或许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主张。果若如此，“也未尝不可以挽救当时的中国”。孙中山后来曾追述当时的考虑——“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须用强力时即以强力临之”。

写成《上李鸿章书》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马上结伴寻找投书和求见李鸿章的途径。他们知道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深得李鸿章信任，如果请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或许能面见李鸿章，亲自向这位权倾一时的大清国重臣陈述关于富国强国的思考。于是，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到广州，商请曾任澳门海防同知的魏恒致书盛宙怀，托其请他的堂兄盛宣怀向李鸿章引荐。魏恒被这两位满怀兴国愿望的热血青年所感动，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致盛宙怀的信中，魏恒称赞孙中山“人极纯谨”。然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到上海，找到当时的维新思想家王韬和郑观应等人，倾诉胸臆，介绍所设计的富国强国的方案，同时请他们帮助打通求见李鸿章的途径。他们的爱国热忱及实施计划深得前辈们的嘉许，愿意给予帮助。郑观应还亲自致书盛宣怀，称孙中山“……少年英俊，……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请求盛宣怀向李鸿章荐见孙中山，以便孙中山能直接向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

孙中山和陆皓东于1894年6月下旬到达天津。由于得到各位前辈的疏通帮助，他们的上书得以送达盛宣怀并转交到李鸿章处。

然而，结果令他们十分失望，李鸿章态度极为冷淡，非但没有接见这两位热血青年，更没有采纳他们富国强国的主张，他发给孙中山一纸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打发了事。

上书李鸿章以失败告终，使孙中山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的幻想彻底破灭。但孙中山和陆皓东的天津之行并非没有收获。投书失败后，孙中山和陆皓东游历了天津和北京，作实地考察，“以窥清廷之虚实”。他们在北京看到“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他们曾经寄予希望的李鸿章，无例外地一样贪污腐败。他们了解到李鸿章“曾经积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是远近皆知的”。孙中山返回广州后曾对同志说起：“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他们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改良的手段无法使祖国振兴，“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

从此，孙中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用武装斗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以拯救和发展祖国的道路。在返回广州的途中，孙中山和陆皓东还专门去了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这些活动都是为日后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