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蒙难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伦敦蒙难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伦敦蒙难

广州起义事泄次日晚，在清朝当局大肆逮捕革命党人的险境中，孙中山镇定地离开广州逃到澳门，旋即在葡萄牙友人飞南第的帮助下到达香港。

在香港，孙中山与分别先后到达的陈少白、郑士良、邓荫南等商讨善后。孙中山还访问了老师康德黎，介绍了广州起义的筹备与失败经过。大家听取了律师的意见，认为还是设法离开香港为好，以免被驱逐出境，孙中山遂与陈少白、郑士良一起东渡日本，于11月9日抵达神户。果然，孙中山一行离开香港不久，港英当局在清政府的压力下，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出了驱逐令。

虽然第一次为共和而战失败了，但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意志弥坚。不久，他们在旅日华侨中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经商量，派郑士良回香港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再起；陈少白留守日本，除在华侨中宣传发动外，广为结交日本朝野友好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又派杨心如到台湾筹建革命组织；孙中山则先到檀香山再行发动并筹款。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这三位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在分别前，剪掉了头上的辫子——清朝统治者强加于汉族男子的奴役性标志——然后去照了一张“断发照”，以示坚决与清朝专制统治斗争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中）、郑士良（右）、陈少白断发照

1895年底，孙中山到达檀香山。稍后，他的家人为躲避清政府的追杀，也由同乡送至檀香山。一家人得以在他乡团聚，是一件欣幸的事。但因为清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甚至抄家灭族，孙中山在檀香山发展革命组织和募集经费的事情进展并不顺利。虽然在兄长孙眉的帮助下，孙中山奔波于夏威夷各岛，起色也不大。既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香港当局又明令他五年内不得在香港居留，孙中山遂决定到美洲大陆和欧洲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在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一天他在街上偶遇老师康德黎。原来康德黎夫妇离开香港要回伦敦定居，顺路到檀香山旅行。他乡遇恩师，令孙中山兴奋不已。他告诉老师不久后他也要到欧洲去，他们将会在伦敦相聚。1896年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不久，在旧金山建立了兴中会分会。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利物浦，然后换乘火车到达伦敦。孙中山的计划是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组织队伍的同时，考察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探求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到英国后，先是“或游博物馆，或访各处之遗迹”，看到伦敦“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感到“使人怦怦向往也”。在这些考察中，孙中山思考并逐渐构建自己的革命理论体系。

◎剪辫后不久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伦敦下榻的旅馆离他的老师康德黎的住处不远，而康德黎的住处与清朝驻英公使馆在同一条街上。孙中山每天去拜访老师时都要路过清公使馆。康德黎和孟生老师都曾提醒孙中山“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是清政府的头号通缉犯，清政府已经电令各驻外机构严密监视孙中山的行踪，伺机将他擒拿归国，又致函各国政府，设法引渡孙中山。当孙中山离开美国赴英国时，还在途中，早有密探将他的行程告知清驻英公使馆。当孙中山一踏上利物浦码头，便有公使馆雇用的密探跟踪盯梢。公使龚照瑗还派英籍参赞马凯尼与英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孙中山并将他引渡回国。但孙中山显然对自己所处的险境未有充分认识和警惕。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照常去探望老师康德黎。当他走近清公使馆时，在此监视设伏已久的公使馆官员邓廷铿等即上前与孙中山认“同乡”，“热情”地请孙中山“到家里吃茶”。他们纠缠着孙中山走到清公使馆门口时，随即将他挟持入内，关押在公使馆三楼的一间装有铁栏杆窗户的小房间里。清公使馆诱捕了孙中山，大喜过望，按照清政府指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将孙中山押送回国。公使龚照瑗花了7000英镑，向英国格来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装在木笼里秘密运送回国杀害。邓廷铿在对孙中山诱供不成时，明确告诉他要将他运回国内“行刑”。

◎囚禁孙中山的清驻英公使馆旧址

孙中山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自分必死，再无生之望”。但心中的革命大业和自己的理想、责任促使他镇定地寻求自救的办法，首先要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他曾几次将写有被囚情况的纸条裹上一枚硬币揉成纸团，从窗口扔到街上，希望有人能够捡起送交康德黎，然而都没能奏效，反被使馆人员发现而招致更严密的防范。他又向每天为他清洁房间和送饭的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及女管家霍维夫人说明情况，请求帮助。开始，他们心有顾虑，不敢为孙中山送信。孙中山一再请求，他告诉柯尔：“我是极其腐败的清政府的政治犯，清政府要杀害我，就如土耳其苏丹要杀害亚美尼亚人一样。我是基督徒，我要帮助我的国家和人民从专制中解放出来，得到平等博爱……希望你能帮助我送信给康德黎博士，并让英国政府和人民知道清驻英公使馆绑架了我，这样清政府就不敢加害于我了，你们一定能够帮助我……”孙中山的反复努力终于得到了柯尔和霍维夫人的同情。17日，霍维夫人将孙中山求救的秘密信件送达康德黎。18日，柯尔又向康德黎投送了孙中山求援的名片。当康德黎确认孙中山被清公使馆绑架囚禁，面临被秘密押送回国处以极刑的危险后，立即与孟生一起奔走营救。他们首先报告伦敦警察当局，后又报告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干预，还亲自到公使馆交涉要求放人。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他们向报界披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在伦敦非法捕人的消息。当时伦敦《地球报》首先以大标题《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作出报道，披露了孙中山被绑架的真相，其他报刊相继转载。这样一来，非但英国舆论对清政府的卑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朝野也高度关注，甚至有英国民众围困清公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放人，对清公使馆造成舆论压力。最后伦敦警方也派警员会同康德黎和孟生雇用的私家侦探一起对清公使馆进行监视，防备孙中山被秘密偷运回国。在强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清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10月23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被释放，他在老师康德黎的陪同下，昂然走出囚禁了他13天的清公使馆。

孙中山获释的第二天，即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人民和报界的帮助致以衷心感谢，表示“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于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连日来，不少报刊的记者采访孙中山，孙中山向他们详述事件的经过。当时，除英国报纸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报纸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也分别对事件作了报道和评论。不久，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帮助下，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英国出版，向世界揭露了被绑架事件的真相。清政府本来企图不惜一切手段杀害孙中山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不意却在世界上暴露了自己腐朽残忍的本性。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事业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并逐渐得到愈来愈多的同情与支持。而经过这一事件，孙中山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为崇尚和向往了。

孙中山获释后，不顾密探的继续监视和加害的危险，仍在伦敦留居了半年多，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潜心研读有关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书籍，思考救国的良方。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是他多次研读的“课本”，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思想使他深深震撼，成为他学习和追求的目标。当时跟踪孙中山的侦探每天记载他活动的记录，几乎都是“毫无变更地每日赴大英博物馆”；“差不多每日赴大英博物馆……停留到下午七时到八时”等等。康德黎介绍孙中山这段时间的生活状况时说：“他不歇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产与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地和耐心地研究。”孙中山尤其注意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并且思考着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

孙中山还实地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情况。然而考察的结果却使他大吃一惊：如英国这样“富庶”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却如此严重——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使他想起了故乡贫苦的乡亲；英国工人为争取生存和工作权利与资本家的斗争方兴未艾，当时伦敦的机器工人和南威尔士的矿工正在举行罢工，却遭到军队的武装镇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严峻的现实使孙中山对自己原来的思想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原以为推翻了满洲贵族的政权，民族问题就得以解决；建立了共和制度，则民权得以实现，但现在“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在伦敦寓居大约10个月，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得以沉淀、丰富和发展，基本完成了革命理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架构。

在伦敦，孙中山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包括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流亡英国的爱尔兰及东方民族独立运动的斗士等等。他们交流自己祖国的情况和斗争的经验，互相鼓舞。孙中山反复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目前的危局，强调武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必要性。孙中山还不时应邀到大学或社团演说，一再详细阐述和强调：中国的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并非“人口过多”以及“群众懒惰和无知”，而是现存政权的“腐败的统治”，中国问题的解决，“局部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只有“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传统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成功，中华民族才能得以振兴。他预言“人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他还把这些观点写成《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发表在伦敦《双周论坛》上。和外国朋友们的交流，开阔了孙中山的视野，汲取了经验，并为中国以后的革命事业争取了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当时英国和欧洲的华侨及留学生不多，而国内革命形势日渐发展高涨，孙中山决定东去日本，因为那里靠近祖国，“消息易通，便于筹划”。

1897年8月，经历了又一次生死考验的孙中山怀着思想和理论的丰硕收获，离开伦敦向西出发，经过加拿大前往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