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武装斗争最终埋葬了清王朝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苦难深重、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完全瓜分灭亡的危险时刻，为了拯救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勇敢地走到时代前列，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具有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坚决地批驳保皇论调，坚决地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实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然而，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领导的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在清王朝的残酷镇压下都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虽屡遭挫折，然愈挫愈奋，毫不气馁，坚信“中国的变革将是快速的”，一次接一次地策划、组织、领导新的武装起义，直到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终于引发历史巨变。烽火连天的武装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孙中山早期的传奇革命活动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尊称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人。1866年诞生在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入私塾学习传统文化。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他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切身的体会。1879年，孙中山随母前往夏威夷王国的檀香山，在长兄孙眉接济下在一家英国教会学校就读，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接着就读一家美国书院，肄业。1883年，孙中山回到家乡并于当年冬天到香港继续就读。在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孙中山目睹满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开始产生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与少年同学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人评论国是，高谈造反覆满，常说，“医生救人只几命，反满救人无量数”。孙中山后来回忆道：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予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常住香港，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孙中山获得香港西医书院文凭后，先在澳门行医三月，后到广州行医。一方面，热忱为贫苦病人服务，“医名大噪于珠江三角洲”；另一方面，经常和郑士良、陆皓东等人聚会谈论变革。在1894年冬的一次秘密聚会中，孙中山提议应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并议定广纳会党人士，以树革命基础。

早在香港学医期间的1890年，孙中山就写信给办过洋务、当过外交官的家乡实业界名人郑藻如，阐述自己的变革政见，提出在一个县范围推进农业、禁烟、兴学三方面社会试验的主张。《致郑藻如书》1892年发表在澳门报纸上。1891年前后，孙中山撰写《农功》一文，被郑观应酌改后收录于《盛世危言》一书。

1894年1月，孙中山撰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等社会改革主张，确信“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的上书提出了学习西方推进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建设方案，描绘了全面经济建设的蓝图。孙中山上书之举，得到郑观应、王韬等前辈的大力支持。郑观应慨然致书盛宣怀言辞恳切地引荐孙中山，并请帮助孙中山取得“游历泰西各国护照”。6月，孙中山到天津见到盛宣怀。几经转折孙中山的上书送到了李鸿章手中。或许是国务繁忙，李鸿章没有会见孙中山。这次碰壁，使孙中山对清政府完全失望，从此放弃改良幻想，走上革命救国道路。孙中山的上书后经王韬帮助以《上李傅相书》为题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动华侨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带有政党性质的革命团体檀香山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会议宣布并一致赞成兴中会章程九条。孙中山要求会员填写盟书，举手诵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兴中会成立后就着手筹款和练兵，为日后回国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做准备。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放弃改良幻想，走上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创立共和的革命道路。这是孙中山站到时代前列，顺应历史潮流，以崭新战斗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伟大开端。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策划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尚未开始便因事泄流产，孙中山少年好友陆皓东等义士壮烈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国外。他在欧美各国奔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励爱国华侨参加，争取各国友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险遭不测。公使龚照瑗打算将孙中山秘密送回国内。所幸孙中山在使馆外籍雇员和他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帮助下，引起英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在英国舆论和朝野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释放孙中山。这次绑架事件，意外地使孙中山在国际上声名大振，成为闻名各国的中国革命的代表性人物。绑架事件后，孙中山特意用英文撰写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公开出版，详细记载了被绑架及被营救的始末，纪念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现在我国驻英国大使馆内，还设有“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以纪念这一事件。室内陈列有孙中山蒙难纪念铜像、康德黎纪念铜像等重要文物。

伦敦蒙难事件，无论是对孙中山的一生，还是对反清革命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获释后，孙中山一直留居伦敦至1897年7月，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研究和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孙中山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并趋完整。孙中山在欧美的流亡生活，使他对欧美国家和中国的现状都有了深入的了解，更加坚定地推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

孙中山在他的《孙文学说》里这样描写：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1900年10月，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发动了惠州起义，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枪。惠州起义战斗持续了20天，起义人数由开始时的600人发展到2万人。但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归于失败。这次起义，震惊全国，孙中山及兴中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自此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战斗旗帜。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1年7月25日清政府与入侵中国的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赔白银4．5亿两，本息达9．8亿两）、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重、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已甘当“洋人的朝廷”，从此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卖国丑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革命风潮不断涌现。“内地各省也出现许多反清人士，革命活动因之而普遍化。”

据有资料统计，到1904年前后，国内外陆续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除了兴中会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华兴会和光复会。这些革命团体的出现和活动，为全国性革命政党的产生准备了组织基础。

华兴会的主要创始人是黄兴。黄兴早年曾受明末清初王夫之反满思想和太平天国反清运动的影响，1902年到日本留学后，思想逐渐转向革命。1903年回到湖南后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并于1904年2月在长沙正式成立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等为副会长，会员约500人，多为留日归国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华兴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以“雄踞一省与各省并起”为发动革命的主要方式，致力于联络会党举行暴动。后因事泄，黄兴、宋教仁等大批骨干逃亡日本。

光复会原来是部分江浙留日学生在杭州组成的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浙会”，后在日本东京以江浙留学生为主改组成立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军国民教育会在上海成立暗杀团，制定了严密的组织规章。同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由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总部设在上海。该会的政治纲领（亦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成立后，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起义革命，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先后与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领导人商谈组建革命大团体问题。7月30日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等10省的兴中会、华兴会骨干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8月20日，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的新的革命时期。孙中山后来回忆道：

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用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迅速掀起反清武装斗争高潮，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和组织的一次次武装起义，是继太平天国运动后，革命志士仁人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中国近代史上为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最为悲壮的史诗。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大纲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作出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举措，当属于1906年秋冬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这个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主持制定的完全有别于清朝封建国家管理制度的全新的政治纲领，包含了《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划》、《因粮规划》、《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3个文件，彻底打破了清王朝管理国家和军队的各项规定，成为组织各地革命斗争和新政权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大纲。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各地武装起义后实行的就是《革命方略》中的各项规定。这个大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革命纲领与革命程序。号召进行国民革命，起国民军，立军政府，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中华民国。详细阐述了同盟会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个纲领循序渐进的革命时期。

二是国民军的建制及其奖罚制度。规定了军政府全权掌理军务，国民军必须遵守军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各项方针政策；国民军各军兵种的士兵编制、将官等级及军饷份额，国民军的纪律与奖罚制度，国民军的组成等。规定入营士官必须填写誓表，领取军约，宣誓遵守三民主义纲领和服从国民军军律。

三是武装起义及其善后措施。规定把清政府统治地区，通过国民军攻取、义民响应或者敌对文武官员反正来附三种方式，置于军政府权力控制之下；招降满清将士的措施条件，宣布满汉皆为中国人，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控诉清政府横征暴敛，革命以后扫除一切不合理租税厘捐，军政府为民除害，对于国民决不侵害，老少男女可照常安乐居家。同时还规定了国民军的后勤补给。

四是对外政策。规定对外政策有七条，承认革命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外债，保护所有外国人既有权利及财产，但不承认此后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外债，外人如有帮助清政府则一律以敌人视之，没收外人救济清政府的一切可用于战争的物品。

《革命方略》的制定，明确规定了中国同盟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正是《革命方略》的指导，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集聚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形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势。

孙中山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一书中，这样总结同盟会在《革命方略》指导下的革命斗争：

自是以后，中国同盟会遂为中国革命之中枢……于是同盟会之会员，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有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迄于辛亥，无形之心力且勿论，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遍洒于神州矣！

革命党之气势，遂昭著于世界。是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而革命之功，于以告成。综计诸役，革命党人以一往直前之气，忘身殉国；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

正是由于孙中山系统性地提出了近代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政治纲领和行动指南，主持起草了《革命方略》，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革命党公认的领袖。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

坚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

他们通过同保皇派的论战，公开宣传暴力推翻清王朝的思想。甲午战争后，关于维新与变法的思想论战催生了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20世纪初，八国联军占领中国首都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和之后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会，竭力掩盖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认为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竭力攻击民主革命会引起瓜分与内乱，甚至导致中国的灭亡。他们反对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甚至提出所谓开明专制的理由。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坚持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用大量事实揭露清朝政权实行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提出要救国必先推翻满清政权统治。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作武器，反驳保皇派的种种论调。这场论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取得了重大胜利，为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进而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动员。

他们通过连续不断地组织武装起义，坚持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立即把革命方略付诸行动，连续不断地组织武装起义，一次次打响推翻清王朝的枪声。从1906年到1911年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同盟会及受其影响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持续不断地策划、组织、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影响很大的就有10起。其中多起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身先士卒，亲自组织领导的。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使中国同盟会迅速把资产阶级民主从纲领变为行动，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第一起武装起义：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由日本归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组织领导。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并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中国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一度屡败清军。后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失败，刘道一等遇难。

萍浏醴起义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动中外，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反动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起义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慷慨赴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第二起武装起义：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

又称“丁未黄冈之役”，是1907年5月22日由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同盟会在广东潮州饶平县黄冈发动的武装起义。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到河内后立即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孙中山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革命；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与越南接壤，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

潮州黄冈起义就是孙中山委派中国同盟会会员许雪秋、何子渊等人发动的。5月22日，许雪秋等发动会党200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23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名义布告安民。25日起义军兵分两路进攻潮汕失利，后在清政府援军夹攻之下起义失败。

第三起武装起义：1907年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

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这是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

1907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于1900年受孙中山委派策划发动首次惠州起义的邓子瑜等集合200余三合会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起义，首夺清军营防枪械，歼灭巡勇数人，夺取扒船数艘，继而攻泰美、克杨村，并于8月占领柏塘、公庄、石坝等地，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千人。起义后，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后因惠州黄冈起义失败，龙门起义未成，七女湖起义得不到支援而失败。

第四起武装起义：1907年9月的钦廉防起义。

又称“丁未钦州防城之役”，这是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

1907年春，孙中山由新加坡到河内，途经西贡，广西著名会党领袖王和顺前往拜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将联络桂、越边境会党的全责委予王和顺。同年4月下旬，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为反抗清政府苛征糖捐，推举代表进行请愿活动，反遭清政府镇压，群众的抗捐斗争遂由请愿活动发展成为武装暴动。暴动发生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孙中山决定联合抗捐群众大举起义。抗捐暴动领导人刘恩裕等表示同意接受中国同盟会领导，共同起义。不幸刘恩裕因遭清军偷袭而牺牲，抗捐暴动失败。后孙中山再派黄兴、王和顺潜入钦州策划新的起义。9月2日，王和顺率领会党200多人在钦州王光山发动起义，兼程袭取防城。在得到部分清军的内应后，5日起义军占领防城，并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告示》，宣传中国同盟会纲领。攻克防城当天，王和顺率军500人攻打钦州。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三日受阻，改道攻南宁，接连攻下横州、永淳两城，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清廷急调桂林、柳州等地军队进行围堵。起义军腹背受敌，坚持激战到9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

第五起武装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

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这是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并亲赴战场的一次武装起义。

1907年初，孙中山和黄兴等即在河内策划镇南关武装起义事宜。孙中山委派洪门首领、中国同盟会会员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负责起义事宜。用海外华侨捐助购买驳壳枪，用于配备由黄明堂指挥的手枪兵小队。起义前几个月孙中山已派人到附近的凭祥等地发动群众参加起义。12月2日，黄明堂等人潜袭镇南关，成功夺取并占领清军3座炮台。孙中山在河内得知起义首战成功后，带领黄兴等人由河内搭乘火车北上抵达镇南关。当晚点着火把登上镇南关炮台，犒赏起义人员。黄明堂等列队鼓乐欢迎，起义军士气大振。次日，清军援军发起对炮台的攻击。战斗中，孙中山在阵地上亲自为伤员包扎伤口，亲手发炮还击清军。他说道：“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之后孙中山决定返回河内继续筹款筹械支援起义。起义军坚持数日，终因在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围攻下枪弹告罄，起义失败。

第六起武装起义：1908年3月的钦廉上思起义。

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这是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

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会员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进入钦州发动起义。29日起义军行至小峰，遇清军统领郭人漳部阻击，黄兴采取以退为进战术，分三路猛攻，大败清军。郭人漳率3000清军围追起义军，起义军被迫转战于钦廉两州和上思一带的十万大山中。起义失败。

第七起武装起义：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

又称“戊申河口之役”，这是孙中山直接策划领导的武装起义之一。

河口是滇越铁路的交通要道，在镇南关起义同时，孙中山筹划在河口起义，进而夺取云南。1908年4月，在黄兴率起义军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的同时，孙中山派黄明堂、王和顺等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起义军100余人，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4月30日凌晨起义军攻克河口。5月1日，起义军夺取河口炮台。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此后，起义军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部队由3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随后孙中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并命他赶往河口指挥。后来，这次起义在清军的围剿下也失败了。

孙中山后来总结上述武装起义的意义时写道：

及同盟会成立之翌年，岁次丙午，会员举事于萍乡、醴陵，于时革命军起。连年不绝，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举事者，则有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盖丁未、戊申两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历，革命党之志节与能力，遂渐为国人所重。

第八起武装起义：1908年11月的安庆马炮营起义。

又称“安庆新军起义”，是中国同盟会、光复会和安庆岳王会等革命团体策动的完全由清军内部发起的武装起义，它“启武汉之先声”，是辛亥革命威武雄壮的前奏曲。

1908年11月19日夜，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会员、安庆会党岳王会重要首领、安庆新军第31混成协马营队官熊成基等人，趁清军在太湖举行秋操、安庆城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动起义。驻王虹门的马营（骑兵营）和驻东门外的炮兵营，会同北门的步兵营围攻安庆城。因清巡抚加强了城防，起义军苦战一昼夜未能攻下安庆，熊成基只得率起义军撤退，后在清军围堵下，起义失败。

安庆新军起义震动全国。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中，第一次在清新军内部发动的起义。清政府军队打响反清起义第一枪，成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领导武装起义的一个新起点，也是安徽对辛亥革命一个重要贡献。从此，中国同盟会在继续运用会党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更加重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后人有评说道，“到1911年10月，终于以武昌新军起义为起点，形成全国的大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安庆新军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九起武装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

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是1910年2月中国同盟会在广州又一次依靠新军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主要依靠会党力量。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松散，组织起来比较困难。革命党人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军队。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广州新军不少人加入中国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1909年冬，南方支部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来港，“共图大举”。1910年1月，黄兴到香港，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起义尚在策划中，不料广州新军发生了意外事件。部分拟起义新军士兵与警察局发生冲突，引起清军戒备。起义军总指挥、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倪映典知事态严重，立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起义。但倪离开广州期间，起义新军士兵与警察冲突加剧，引起清军防范加强。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率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起义士兵3000人共推倪映典为起义军总司令。倪与起义军齐声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广州新军起义由此爆发。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中倪映典遭敌暗算牺牲。起义军失去首领后，仍坚持战斗到深夜，终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起义失败。

第十起武装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又称“第三次广州起义”、“辛亥广州起义”、“三二九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起的第十次武装起义。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不断发动的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连续的挫折，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孙中山毫不气馁，决心在广州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等人开会，决定集中国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由赵声、黄兴为革命军的正、副指挥。广州起义的计划是个很大的计划：攻占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湖南，攻湖北；由赵声率领一支革命军出江西，攻南京。为此，起义事前进行了周密筹划，作出了兵分十路进攻广州的部署，还挑选了八百名优秀的革命党人为“先锋队”。起义时间原定在1911年4月13日，由于武器准备不足和指挥联络不畅等原因，起义时间推迟。4月27日下午，黄兴在形势十分不利又不得不起义的情况下，毅然率领革命党先锋队一百多人攻入两广总督署，同时饶国梁等率领革命党先锋队三十多人也奔袭总督署。清两广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走。此后黄兴率领起义队伍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惨遭镇压。起义虽然再次失败了，起义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给清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广州起义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于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设法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黄花岗，使一代英烈的业绩彪炳史册，永垂不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为震慑瓦解清朝权贵的意志，在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革命党人还采取刺杀等方式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据资料记载，在清朝最后的十多年里，刺杀活动遍及全国，革命党人先后筹组了16个刺杀团，每年都进行刺杀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不下50余次。各地不断发生的武装起义和刺杀活动，使清朝当政者闻风丧胆。对于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英勇献身者，孙中山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写道：

其奋不顾身以褫执政之魄者，则有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徐锡麟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财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之击凤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气所发，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

虽然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各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在武装起义和刺杀活动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在全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斗争精神，极大地震慑了清朝统治者，动摇了清朝权贵的意志。清王朝风雨飘摇，摇摇欲坠。很快，中国同盟会策划的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以武昌起义为爆发点的辛亥革命，一举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武昌起义的爆发

使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不可挽回地崩溃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认识到，仅在两广边境和沿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对全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决定改变组织武装起义的斗争策略，把目标转向内地广大区域。孙中山、黄兴等中国同盟会领导人酝酿在全国更大范围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秘密酝酿了在湖北、湖南、广东等数地同时起事的新的武装起义。看似仓促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正是革命党人酝酿中新的武装起义的一部分。

武昌起义是以中国同盟会会员孙武等为领导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具体策划和发动的。数年来，这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发展革命力量，秘密进行着起义准备。文学社成立于1909年，是清末湖北武汉新军中的重要革命团体。其前身为群治学社改组的振武学社，1909年阴历正月初九，振武学社社长蒋翊武等在武昌黄鹤楼举行会议，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蒋翊武沿任社长。文学社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其宗旨是“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文学社有严密的组织，入社会员需经严格考察，吸收社员五千余人。共进会是1907年由何其义、张百祥等人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用以吸收会党分子，推进革命。共进会奉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另设会长一人。孙武是共进会湖北主盟人，在日本加入共进会，1908年9月回国主持湖北工作。1909年为避清吏缉捕到香港，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到湖北，进一步扩充共进会会务，吸收很多军中人物。1911年初，中国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给孙武去信，着他在湖北主持准备响应广州起义的工作。孙武积极推进共进会业务，设立机关、宿舍、酒楼，吸收军界人员，扩大组织。

1911年初，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就秘密见面商谈起义准备。1911年7月，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双方公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同时决定了组织架构和领导人，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决定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中国同盟会领导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通过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由于引起清政府湖北当局戒备，加上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决定起义推迟至10月16日举行。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到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起义秘密泄露。清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人决定即于10月9日晚12时举行起义。因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起义计划再次落空。此时，起义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被阻断联系的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于是自行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举行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缴获步炮数十门、枪数万支、子弹数十万发。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武昌城内的其他各标营也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加入起义队伍。这时起义人数已达3000多人。

由于起义人员大多为下层士兵，且分属各标营，为统一指挥，众人当即在楚望台推举在场的职务最高者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没有参加革命团体，但同情、保护过属下中的革命党人，深受属下士兵拥戴。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在首次进攻受挫后，起义军派人在总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集合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火光处开炮轰击，并再次发起进攻，突破敌人防线。清湖广总督瑞澄被大火和大炮声吓破了胆，慌张中自己打破总督署后墙跑到长江边，乘船逃走。起义军连续激战，在天亮前占领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至此，起义军完全占领武昌。

武昌起义发生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迅速呼应，分别于10月11日夜、12日占领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立即宣布湖北军政府成立，依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发布公告，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武昌起义是有计划的，但计划赶不上变化，起义者被迫在仓促中举事。由于武昌起义是在紧急情势下由下级官兵仓促发起的，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和起义策划者都未能在场。因而发生了许多看似意外而实为合理的故事：在武汉，为统一号令、稳定军心，起义军推举前清军协统黎元洪为义军都督，领导起义。黎元洪的出现为辛亥革命的进展和后来中华民国的走向，埋下了许多伏笔。在上海，当武昌战斗打响时，共进会部分领导人还在为准备起义购买手枪。他们按原计划，在上海拜访了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请他们到武汉参加起义，同时写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请黄兴前往武汉领导起义。当共进会的这些领导人乘船回到武汉时，方知起义已经发生。在香港，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的黄兴急速赶赴武汉，继续领导武装起义。宋教仁从上海赶赴武汉，与武汉等地革命党人起草鄂州约法等革命文告……仓促中的革命党人迅速投入了筹建中华民国的新的战斗……

武昌起义吹响了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号角。武昌起义点燃的熊熊烈火很快成燎原之势。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湖南、广东等十五省纷纷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完全陷入崩溃的绝境……

武昌起义创建的湖北军政府，成为新生共和政权的雏形。由武昌起义引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终于埋葬了两百多年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冲开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制度的缺口。革命洪流一发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