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经学之释义今古汉宋之分争_郑板桥传

经与经学之释义　今古汉宋之分争_郑板桥传

廖平一生以研习、弘扬孔经哲学为己任，首发“戊戌康梁维新变法运动”理论先声，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创立“孔经天下天人合发”新论，在近代经学、史学、中医学、堪舆学、文字学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是清末民初终前启后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作为一位在近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力的经学哲学大师，廖平被上至政府主席学界泰斗，下至佃户租客贩夫走卒所敬重，享有如此盛大葬礼和高规格的追悼会，必有其堪当此誉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在阐述廖平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经学。

经学作为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形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演变过程的。从经学产生的历史轨迹来说，先有系列经籍的传习流布，再有经学的形成和演变，在此基础上，经学指导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变迁推动经学发展，形成经学与政治的互动作用。

一、经与经学

经的本义，《说文解字》说“织也，从糸（犿ì）坙声。织之从丝谓之经。”就是织布时的纵线（从丝）叫经，经线决定着布匹等织物的宽窄长短，是织布的关键所在。中国古代竹简成书，须用丝线（或熟牛皮绳）如经线般纵向编缀竹简成册，所以把那些竹简成册的重要的古代典籍也引申为经。先秦时期，儒、墨、名、法、道诸家都拥有这样的典籍。汉代经学家郑玄在《论语序》里说：“《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由此可见，“经”就是指大型典籍（以二尺四寸的典籍为主）。经过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派被历代的统治者尊为正宗学派，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又被尊奉为圣人，所以儒家流传的典籍用二尺四寸的特殊简册来书写，尊为经典。这些大型经典中蕴涵着封建社会的政治、道德、法律、文化、艺术等常理、原理，因而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不可改变的常法，所以经典又有常经、常道（五常、伦常都用常字）、法典一类的含义。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道：“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www.guayunfan.com)早期的儒家经典是五经。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六经即已存在。孔子在列国的政治游说失败后，返回鲁国，在教育讲学的同时，编订和整理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序《书》《礼》，删《诗》，正《乐》，序《易》（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记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开始注重对六经的整理、传习和研究，通过赋予六经以义理，建立了经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儒生公认为经典。但《乐经》在传习的过程中也许因为“曲高和寡”吧，逐渐失传了。

五经中，《诗》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乐》无书，据廖平考证，《乐》实际上散入《诗》和《礼》之中）；《书》以上古王朝的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言辞为主要内容；《礼》以民俗、法典为主要内容（包括音乐理论等）；《易》以神学、哲学为主要内容；《春秋》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包括孔子对于史事的褒贬、评论）。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至战国时，孟子、荀子成为儒家学派两位著名传人。但先秦时期儒家经学与道、墨、法家的经学并立，还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指导思想。秦始皇一统六国、创建秦朝，采用法家经学，实行暴力的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使得儒家经学遭到残酷打击。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为平复战乱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成为主导，儒家经学依然式微。

汉武帝即位后，随着国势的兴盛，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武帝追求积极有为、强国富民的政治指导思想，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儒生董仲舒的“大一统”儒家新思想恰好迎合了时代政治的需要，于是政学结合，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施行，从而奠定了儒家经学延续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为稳固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指导思想上的巨大作用。

武帝设太学，由于《乐》已无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越其他典籍，成为最高的法定经典。太学置五经博士讲授五经，从此儒学成为法定官学而天下独尊，五经也成为士子必读的典籍。后世儒生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皓首穷经”，经学正式诞生。

经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注疏经书。经典虽然是经过圣人亲自删定的，神圣不可改动，但是士人可以通过注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政治主张，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都以注疏的形态出现。“注”，就是解释经书文字的意义；有些注因为太简要或年代久远而难于理解，后人又为注再作解释，称作“疏”。除了注疏，还有“解”、“集解”、“考证”、“正义”等，都是对经书字句的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中国经学以注疏的形式解经，由此形成经、注、疏三层结构。注疏具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注不违经。这里的注是个统称，包括传、笺、释、说、记、章句、集解等，不能违背原经的本意强行解经。二是疏不破注。疏也是个统称，包括义疏、讲疏、正义、疏证等，原则上疏不能突破原经、原注的意思。儒生读经注经解经，又产生了五经传记，其中比较重要的如《易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学典籍和五经一起流布。

经学家的思想与政治主张隐含在注疏之中，以期影响执政者的施政思考，所以经学研究活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历代封建专制政权取得“法统”（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之后，都竭力取得经学研究者，也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权认同与支持的“圣统”（政权的文化合法性）。在士人与皇帝的互相影响下，经学成为重要的政治互动媒介。

汉代董仲舒为了把儒家经典推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他杂糅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内容，将儒家经籍神秘化。被董仲舒赋予神圣光环的儒家经籍由于迎合了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所以成为历代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主流，经学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所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董仲舒视为中国经学的开端。

到了东汉时期，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考证，由于经学奉孔子为儒家始祖，《论语》和《孝经》在东汉即与五经并列而成七经。

唐朝太宗皇帝肯定经学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统一思想的作用，命孔颖达等撰著《五经正义》作为范本颁行天下，五经成为盛唐全社会统一思想的准绳。之后，在五经的基础上，唐代经学家将《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将《春秋》拆为《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春秋左氏传》，儒家经典发展到了九经。唐文宗开成十二年，在九经中加入了东汉时就并入七经但唐初又剔除出九经的《论语》和《孝经》，又把解说经书的字书《尔雅》也作为士子必读的儒家经典，并勒石以传，是为开成十二石经。

宋朝历代帝王也都以经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建朝伊始就重视经学的复兴。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亲自主持对《诗》、《书》、《礼》三经进行新注新解，以《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南迁以后，《孟子》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成十三经。由此奠定了经学史上《十三经》的规模形制，直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前，一直都是科举入仕者必读之书，流布之广，世所罕见。

宋代儒家学者为了创立发展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政治、伦理精神，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编订为四书。南宋朱熹荟萃其讲学精要，历四十年反复修改，撰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随着朱子学的繁盛，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此后“四书”、“五经”并称。明清时期，更是因为科举考试经策试题必出“四书五经”，且要求士子答卷必用朱熹集注，使得“四书五经”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经过理学家集注整理的“四书”，在经学上的地位及其对现实政治因其所蕴含的儒学政治、伦理精神所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越了原始典籍五经，成为经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学术范式的重大转换——由对五经的膜拜转向对四书的阐发。“四书”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伦理共识和文化认同，塑造中国人的精神形貌，乃至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先宋时期的经学注重通经致用，尤其重视政治制度建设的话，明代经学则侧重关注政治参与者们的内在思想道德修炼，强调“心外无理”的心性修养内功。

清代初期经学出现求是致用的倾向，顾炎武、黄宗羲等著名学者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治经，不分汉、宋。至乾嘉时期，汉学（即清代复兴的古文经学）完全脱离宋学成为专门的学问，与宋学对立。在汉、宋两派互相对垒之际，今文经学逐渐兴起，与汉学对立。清代为方便士子学习十三经，阮元编刻了《十三经注疏》，因其校勘精审，号称善本，传世最广，使得十三经的影响更为深远。十三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观念中，对国民的文化心态、思维模式、知识结构等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十三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清末时期，经学大师廖平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拟定了《十八经注疏范例》，想要建立一个区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最终因工程浩大，加上学术思想发生转变，十八经的构建未能如愿。

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封建专制集权意识形态服务的经学失去生存的土壤，研习经学的廖平被冯友兰视为中国经学史的最后一位大师。

通观两千余年的经学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经”的特点。第一，“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从“五经”扩大到“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以致后来廖平构想的“十八经”，体现出经典的开放性特质。第二，“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且必须得到孔子“真传”。后世儒家编著的书籍，不能入“经”，即使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如果没有得到孔子“真传”，也不能称之为“经”。第三，“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权和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思想统一文化教育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权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标准，可以称得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合法教科书。廖平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格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最终未能如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离开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许可，便没有法理上的正义；离开了孔子的光环，便失去了学理上的正宗；离开了科举考试，失去了传播的便捷。所以廖平的“十八经”即使著成，也不可能得到认可，当然也就不会流传。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经学是由经书本身和历代经说所构成，在他两千余年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经学的开放性特点：经学向外不断吸纳融汇道家、墨家、法家、释家等各家之大成，经学内部的学术之争从未间断，如汉宋之争，汉学中今古之争，今文经学中齐鲁之争，齐学中不同家法师法之争等。这些学术争论的实质其实是社会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之争，不同的经学学派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经学代表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经学对历代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甚至社会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著名经学研究学者周予同先生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得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经学史与经学派别》）可见经学对中国古代各学术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等。不了解经学则无以知中国文化。当下的国学复兴热潮，首先应当也必须为经学正名，确立经学的学科地位，因为“经”是一般意义上国学内涵的首要内容（经史子集）。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真切的内容和精神。

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

经学发展史上还有非常有名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汉学与宋学之争，对廖平经学研究有重大影响。

秦初政府专门设置了经学博士传授经学。后来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秦末项羽又火烧咸阳，大量先秦典籍化为灰烬。六经中除了《易经》因是占卜之书而得以保存外，其他典籍均未幸免。汉代，随着经济的恢复，从文景时期开始开展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年长而存世的秦博士及其他儒生，或口述已遭焚毁的经典，或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誊抄秦时书记的典籍，得到的经籍被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在汉武帝时立为官学，设五经博士，各以家法阐述、传授今文经籍的“微言大义”，这就是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春秋》是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春秋公羊学”是解经著作，内容主要包括大一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武帝的重视，在西汉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从孔宅墙壁中发现《逸礼》三十七篇，《书》十六篇等典籍；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进献了大批从民间收集的古书，如《毛诗》、《左传》、《周官》、《孝经》等；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这些出土文献都是用战国时期六国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的，与通行的用隶书书写的五经相比，不仅字数、篇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差异，被统称为古文经。西汉末年，今文经学借助谶纬之学的盛行逐渐神学化，统治阶级也不满今文经学家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刘歆抓住上下都不满今文经学的时机，想要以古文经的《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立于学官，于是与已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派产生激烈争斗，这就是古文经学派。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只是儒家典籍的整理传播者，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六经只是上古明君贤相的政治言论与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的记录，古文经学研究注重对经籍本义的理解和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的考证阐释。

今文、古文的对立之争贯穿了整个经学史，彼此消长，各有兴衰。对立争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斗争方面，谁能获得“法定”的解释权就意味着他能实施自己治国安邦的理念，个人也就能晋身君前，官高爵显。本来本同末异的今古文两家为争“正宗”，因此而势若水火。二在经典解释的方法论方面，今文经学家通经是为了治世。他们认为，孔子在世时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此乃天意，但他已预见到儒学将在汉代复兴，所以删定六经，传留汉代，为汉定国策。因此今文经学家对六经的解释，多以实用为目的，甚至杂糅谶纬灾异、附会阴阳五行以对六经意义作进一步的发挥和引申。当注重对经籍本义的理解和服饰器物典章制度进行考证阐释的古文经学兴起时，他们将古文经籍斥为伪书，认为古文经学家治经不能用以治世，是为无用之学。

三、汉学与宋学之争

汉代今文经学阐释经籍烦言碎词，且杂以谶纬阴阳之说，其弊在武断臆测；重视文字考据的古文经学随后兴起，实质上对今文经学有所纠偏。在东汉，古文经学取得了胜利。宋人最早将汉代以训诂考据为事的古文经学称为“汉学”。南宋赵师秀诗写道：“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经学史上广义的汉学不仅指汉代经学，还指清代乾嘉学派重名物考证的考据学为“汉学”。

但汉学一味地名物制度的章句训诂，严守师承家法，只背注疏，不问义理，不仅于经学寄托不了治国主张，对统治阶级巩固政权也无贡献。所以宋代今文经学再度崛起，为迎合政治上变法改革和文学上的诗文革新，宋儒起而言义理，以儒家礼法、伦理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精粹，阐幽发微，清代“汉学”家批评他们空疏，斥之为“宋学”。

宋史专家邓广铭在《略谈宋学》一文中说：“汉代的儒家学者，在其传授经典时，都是着重在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师弟子代代相传，也都注重师法（也叫做家法）；门弟子递禀师承，训诂相传，莫敢同异，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这样的学风，从汉代一直沿袭到唐代。唐代前期的儒家们所编纂的对诸经书的注疏，依然是承袭了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的繁琐章句之学，与汉代的儒家们并无多大变化。宋代的学者，则大部趋向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邓广铭治史文稿》）

汉学与宋学的主要区别，如果用现代学术概念来概括，则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汉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文字及史料，重视的是训诂考据，很少学者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甚至“为学术而学术”；宋学研究的对象则是道德、伦理，重视“修齐治平”之理论探究，研讨理、气、心、性等概念。汉学宋学之间互相争正统，都声称是孔子的嫡传。

其次是研究方法不同：汉学家多采用归纳法，认为史料本身可以是真实的历史，所以他们重视搜集许多材料，强调结论的得出必须植根于大量的材料之中；宋学家多采用演绎法，从一个思想推演出多种说法，甚至构建庞杂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学说，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汉学家常常斥责宋学家“空疏”，宋学家常常斥责汉学家“琐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清代学者把整个中国经学的历程看作汉学与宋学两家互相争胜负的过程。

今古汉宋的分争一直持续到了晚清，直到经学大师廖平著作《今古学考》出，以古文经乃孔子早年学说，今文经乃孔子晚年学说而平分今古，使聚讼千年的今古两家各安其所。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受廖平“素王托古改制”说影响而倡导并发动戊戌变法，亦未能挽救封建专制政权。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封建君主专制集权被民主共和所取代，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也退出政治舞台。古文经学也由“六经皆史”而转向现代史学，开启了现代学术之门。在廖平晚年的治学努力下，今文经学走向了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构建以孔经哲学为核心、中华民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大复兴谋划蓝图的道路。所以冯友兰将廖平作为中国经学的结束，称他为最后一个经学大师。

中国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基。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对维系中华民族生息繁荣、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也必将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而经学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时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要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廖平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渊源和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或者以廖平为案例，批判、继承并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学习了解经学的内容、源流与发展、性质与文化作用，厘清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功过是非、得失损益，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代文化创新，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