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校尊经任分教学术二变尊孔经_郑板桥传

襄校尊经任分教　学术二变尊孔经_郑板桥传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廖平著成《今古学考》，自立门户，创立了以礼制平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说，调和了今古二派的相互攻讦，受到今古两派的赞许，为廖平在学术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学术地位。意气风发的廖平，立下宏愿，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学术立场重新注疏十八经，他在《今古学考》卷下中说：“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见成《谷梁》一种。然心志有余，时事难就，……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可惜，心志有余，时事难就，《十八经注疏》也就止步于《凡例》，未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

就在这一年的二月，王闿运离开了尊经书院，回了湘潭老家，从此不再返川。

王闿运在张之洞、丁宝桢的多次力邀下，1879年抱着实现纵横家理想的大梦入川，本期待着能在丁宝桢的幕府中经营西南。在蜀期间，对丁宝桢治蜀方略也提出了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谋划，深得丁宝桢的敬重和信任。1882年，英俄两国窥视西藏，中国西南边疆形势呈危急之势。丁宝桢高度重视，多次上疏朝廷力主加强边防。王闿运认识到处在英国殖民之下的印度、缅甸毗邻中国西藏，英国处心积虑地想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与印度、缅甸一起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他向丁宝桢提议：“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且自请出使以觇夷情。”丁宝桢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认为“印度必为战地，英人谋出缅、藏，欲建重镇于藏内，设谍孟拉间以防边”。（《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但此时丁宝桢的身体每况愈下，真正要实施这一战略举措确是困难重重。所以王闿运在致友人的信中这样说：“稚公折节不交，非为兴学，豫知英人必窥西藏，欲储幕府材耳。今国有谬议萌芽，养兵待用，而此公衰病日增，闿运又丧去长妾，明春议起，恐俱不待矣。天意难回，诚可三叹。但世事梦幻，就令真成事业，收场时亦复何有？有此一段愿力，便隐然有鞭笞鳞介之形，虽一无成，不足恨也。后世当有知者，况见在尚未遽散乎？”在壮志未酬的慨叹中离川回湘。

在廖平的成长经历中，王闿运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大的。但是有很多学者只看到廖平与王闿运经学观点和学术主张的差异和分歧，甚至是师徒二人间的矛盾和隔阂，看不到甚至无视王闿运带给廖平的经学新思想、治学新方法，否认王闿运对廖平经学研究的正面的积极的点拨、指导。(www.guayunfan.com)两人的关系不是一开始就不和的，实际上，在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最初的几年，廖平一直都是执弟子礼侍王闿运的，王闿运对廖平也是赞赏有加，精心指导的。《湘绮楼日记》里有许多记载：

光绪五年己卯二月十七日，廖生登庭来，久坐，有志习公羊春秋，然拙于言，未知其学如何。

二月十八日，答钱铁江，并送其赴清溪任。钱云廖登庭钞有《建炎录》及《东都事略》，甚以为难得。

己卯二月二十三日，终日为诸生讲说，多发明公羊春秋之义例。张生子紱、廖生旭陔皆有志于春秋。

三月三日，张、廖二生于朔日已移入内院，同话诗文，至亥正散。

三月八日，张生子紱尊人招游草堂，与张、廖、戴生步出南门，遇张生孝楷于途，同至青羊宫。

三月二十四日，程藩使以诸生课卷不齐，悬牌来责。……已而廖生来，言去与往皆非策……

三月二十七日，以廖生云自流井用牛挽盐井，思做机器代之，请竹老来商其事。

五月十七日，廖、胡二生亦来，留同饭。

五月十八日，廖生问郑注殇服中从上下之异。余初未寻检，夜列表未尽。廖云程易畴言小功殇中下无服，郑说不可通，似亦有理。嘱廖总列殇例观之。自此又将从事于礼经矣。

五月二十一日，（罗）惺士来，欲请廖生为子师。廖生辞不往，笃学可嘉也。

五月二十二日，还，廖生尚未饭，同食毕。写扇一柄。

六月三日，稚公送燔豚、炙凫（烤猪、熏鸭），要廖、杨、刘、任共食。

六月十日，夜与廖季平论文，言古人文无笔不缩，无接不换，乃有往复之致。

六月十一日，季平入问文，又为讲一篇，说魏文与吴质书……

从二月初次见面到六月，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提到廖平14次，在尊经书院学生中，是次数最多的，而同时段内，他最喜爱的张祥龄共提到了12次，居尊经五少年之首的杨锐提到了9次。日记内容包括了吃、住、学、游、议事等，说明王闿运对廖平是关爱有加的。最令人感动的是八月乡试，王闿运在日记里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牵挂着廖平：

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十日：……坐门侧，待诸生出场……待至三更，廖生季平始出。文甚有师法，名必上榜，但未知正副耳。

八月十三日：朝食后放牌，题纸未到，出场诸生处得一纸，题亦平正，唯春秋题为“会于鄄”，未知其意例耳。且喜未出古文书，亦近日风气将转之兆。待廖生，至三更乃归。

八月二十八日：优贡案发，取四人，有两斋长，皆学使所赏也。……廖得第一，任得第五，二人似怏怏，任为尤甚。鸡肋犹争，可慨也。

九月八日：今夜发榜，与季平坐谈至三更，季平逃去轰醉。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刻报者至院中，共中正榜廿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其学使所赏及自负能文者，果皆不中。……顷之，季平、篆甫、治棠、陈子京、吴圣俞、少淹皆入谢。

可以看出，王闿运与廖平是和谐的师生关系。但是随着廖平学业的精进，喜从“思”字下工夫的廖平，把老师的治学方法用到了极致，比老师的今文经学走得更远。尊经同学刘子雄说：“师（王闿运）解经，九处可通，一处不通，则九处皆不通。廖解经，一处可通，九处不通，亦必强通之，此谨肆之分也。”廖平弟子蒙文通在《廖季平先生传》中也说：“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谷梁》专谨，与湘绮稍异。”这种学术方法和学术方向的逐渐不同，导致师生关系开始紧张并恶化。

光绪五年五月十八日，“廖生问郑注殇服中从上下之异。余初未寻检，夜列表未尽。廖云程易畴言不功殇中下无服，郑说不可通，似亦有理。属廖总列殇例观之”。这么一件小事，日后竟也成为廖平贬低王闿运的实例：“王湘潭于经学乃半路出家，所著《春秋例表》至于自己亦不能寻检。世或谓湘潭为讲今学，真冤枉也。”

光绪九年，廖平第二次进京会试的途中拜见俞樾、王霞举等学者，开阔了眼界，“居蜀时，未敢自信其说，出游后，会俞荫甫、王霞举诸公，以所怀疑质之，皆莫能解，胆乃益大。于湘潭之学，不肯依傍”。（《吴虞文集》）

廖平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悟性，在经学研究和思想阐发方面苦心孤诣，发明孔经，学术方向转到“专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立场上，经学二变以孔子“素王改制”的思想从学者转变为心忧天下的一代儒家思想家，学说被康有为梁启超改造利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而王闿运则沿袭学者、诗人和纵横家的社会身份，学术少有精进，思想越趋保守。

戊戌变法，王闿运坚决反对，直呼维新派为“新学鬼”。他在《湘绮楼笺启》卷五《致张学台（即张冶秋）》信中直骂：“南海小夫，敢窥台鼎，徒以危言激论耸动当时。”“康梁保皇以革命，其计甚狡，惜乎不自量也。狐媚可取天下，鼠窃岂可取耶。”谩骂之中越见王闿运的沦落。

戊戌变法时，朝廷征召隐逸高才，陈宝箴推荐了王闿运，王闿运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建言：“戊戌狂人乱政，大搜隐逸，有荐必召，独于召余。扬抑其辞，意于尼之。余谓右民（右民当为右铭之误，右铭即陈宝箴）自称遵旨，到省听候察看。幼民（幼民当为右铭之误）问当如何，余请少延伏奏，未三日，斩四章京，人心始定。”足见他对戊戌变法的强烈反对。更因“廖倡新说，谈革命，遂令天下纷扰”。（《跋竹庵诗录》）而痛恨廖平一直到死。

所以在他的日记、笺启和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贬损廖平的言行，在廖平成长之路上多次设置障碍，甚至鼓动学使、学生以“离经叛道”弹劾廖平。

《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亟挥之去。（以矮小丑陋的婢女比附来着意贬损廖平形貌）

六月二十八日：张生羊令（羊令为祥龄之简写）来，荐廖可书局，余云嗜利悻愎，非其材也。（着意贬损廖平贪图钱财、自负易怒）

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左传》可笑处极多，亦荒唐文也，而二千年尊之如经，则吴獬、廖平又不足道。（着意贬损廖平的《左传》研究荒唐可笑、不足为道）

《湘绮楼全集笺六与陈郎》：杨度但以慕名之心转而慕利，暗为梁焕奎所移而不自知。前之师我者，亦以名也，非求道也，与夏时同，与廖登庭异。廖登庭者，王代功类也，思外我以立名。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名粗立则弃余如遗矣，康、廖犹能自立，杨度则随风转舵。（认为廖平学术上不肯依傍另辟途径的目的是为了名利，以此贬损廖平的学术品格。）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廖平考中恩科进士二甲七十名，王闿运在《日记》中却不着半字，而其他学生中个举人他都要写上一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说：“余告以吾门有二登（廖登庭、张登序），皆宋学也。他日必为余累，然二登亦无成也。”断言廖平学术空浮学无所成。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日记》记载：“余好以理穷人，亦宋学也。送被人与五十元，皆不可用之钱，则又一廖平矣。”凡是王闿运认为不好的言行，他都归罪于“宋学”，所有他反感的人物，他都归咎为廖平，可见他对廖平之反感。

1914年（民国三年），王闿运受袁世凯之聘到北京出任国史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仕途的顶峰。岳凤仪、骆成骧、宋育仁等二十多位尊经书院受教学生经常宴请他，想依靠他求得一官半职。他订下了一个严格的用人标准，即修史当用翰林，这个标准高得让人匪夷所思。在五月二日的日记中他这样解释道：“余以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从1886年两人关系交恶到1914年。近三十年来，王闿运都一直耿耿于怀。

1916年（民国五年）9月26日，王闿运在湘潭无疾而终，年八十五岁，11月初，尊经同人设奠于尊经书院旧址。廖平为文祭之，中有“……文襄以乡土之谊，祖述河间，专崇姬旦，中年从政，遂辍仰钻。承袭旧闻，老而弥笃。尝命撰《左氏长编》，既据作传，不能不主圣修，非其本意，终弗善也。夫子以余力答注群经，提倡微言，主张董何。西汉师传，千钧一发。他编宗旨，虽不尽同，若《公羊》一家，信为伟业。无传而明，日月不蒙诸条，至为精审。庄孔尚未窥其藩篱，余子更自邻无讥。受业选滕抠衣，颇与机要，避火画水，授荒《谷梁》。不渠重光，无复知有魏晋。关中既建，大难以次削平。四十载传精，用分一绝。小队编师，逍遥河上。不敢摹拟骚选，自比渊云，侵犯神严，知难识小，自由才薄耳。……受业以从尔介居而大，时论纷然，颇有日异。特妾妇之道，从一而终，转益多师，古所不禁，况儒生传经也，亦如畴人制器，秘会差离，久而后觉。使必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又凡真赏过喜，每多溢辞，难拘常解。割鸡本属戏言，非肋亦为反语。甚至鸣鼓之命，取瑟瑟之歌，亦别右微旨，否则无视之恸，比于庶几，而何皇望文，屡见排于门外。学者既属非贤，教者何以自圣，以古准今，其则不远。……”在祭文之中，廖平也不忘抱怨王闿运“株守旧仪，禁新法，专己守残，殊非师门宏通之旨”。

直到廖平晚年，他都还这样评价王闿运：“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吴之英评传》）

光绪十二年二月王闿运离开尊经书院，三个月后，丁宝桢在成都病逝，接任四川总督的是淮军名将刘秉章。刘秉章到任后平息万县、酉阳等地农民起义，剿灭西昌彝民起义和藏民起事，同时增兵屯驻西南边陲。督蜀十年，勤政廉洁，造福百姓。后在“成都教案”中维护民族利益，被清廷罢职。

时任四川学政的是津门高庚恩，字曦亭，由太常寺少卿升任四川学政，后任陕西汉中道台等职。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因为非常欣赏高庚恩的学识，把他召回宫中做大阿哥溥隽（光绪帝的继承人）的老师。义和团运动中，溥隽的父亲端王载漪因唆使义和团围攻使馆，被各国公使指责为罪魁祸首，结果被充军新疆，溥隽被废，高庚恩的“帝师梦”至此也就破碎，告老还乡离开了清宫。高庚恩做官清正廉洁，坚守洁身自好的文人节操。他一生著述七十余部，诗七千余首，是清代著名文人。

尊经书院山长一职由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兼任。伍肇龄（1826～1915），字崧生，邛州人。道光丁未（1847年）年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长期从教，同治甲戌（1874年）年至光绪丙戌（1886年）年间，曾经分别掌教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

伍肇龄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素来有神童之誉。十二岁即考中秀才，十四岁得中道光癸卯（1843年）四川乡试举人。道光丁未（1847年），年仅十八岁的伍肇龄即得中二甲第二十三名进士。成进士不久，即得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翰林院编修。次年以编修身份充任咸丰二年壬子科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伍肇龄受肃顺赏识，与王闿运等为其座上宾。同治辛酉（1861年），咸丰皇帝死后，西太后慈禧专制朝政，肃顺被杀，伍肇龄亦遭受牵连，被列为肃顺奸党，遭朝廷罢黜，被遣送归乡。后来应聘主讲川南书院，因在川南书院任上业绩显著，同治甲戌（1874年）四川总督吴棠聘请他出任锦江书院山长，一直到光绪丙戌（1886年）兼任尊经书院山长，为晚清蜀学的兴盛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伍肇龄在尊经书院山长任上，继承了尊经书院创办者张之洞、谭宗浚及王闿运等人所制定的院规与教育方略，教学内容还扩展到了盐政、水利、海防、铁路等“经世致用”方面的内容。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光绪皇帝认为伍肇龄学识渊深而又敢于进言，召为翰林院编修，于是辞去了尊经书院山长后赴京上任。“戊戌变法”失败后，伍肇龄再次被迫离京回川。但他依然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成都起义”失败，杨维等六人被清廷逮捕，伍肇龄与胡晴岚等人竭力营救，使得杨维等人获得减刑。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六月十七日上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年届八十二岁的伍肇龄带领当时有影响的一批四川知名人士罗纶、邓孝可等人，亲自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总督衙门前请愿，要求归还四川路权。七月二十三日，赵尔丰诱捕了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及铁路股东代表邓孝可等人，还开枪打死打伤请愿者多人。伍肇龄临危不惧，亲自起草了《川绅伍肇龄等呈将军、总督申述蒲殿俊等保路非倡乱，请详察公布文》，对赵尔丰的暴行提出坚决地抗议。民国成立后，伍肇龄成为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

王闿运离川伍肇龄兼任尊经书院山长后，邀请在井研来凤书院做主讲的廖平回校担任尊经书院分教。

分教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主讲出课题，批阅学生课卷，写评语，初定等次，以待主讲定夺。尊经书院分教待遇其实并不高，但廖平还是欣然接受了。一方面他在井研过得并不愉快。县人李某把持来凤书院的学金，故意刁难，不按时足额发放，廖平多次控告，甚至在街头痛斥李某。更重要的是，尊经书院有一拨志同道合的同窗学友，可以砥砺学业。廖平经学一变时，走的是依传解经、传例推比，从群经之中爬梳剔抉、条列图表，运用条例对比归纳立论的治学路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需要找人讨论辩驳。而偏处西蜀之鄙的井研来凤书院里都是些读过蒙学，才从县试考进来的县学生，根本无法讨论经学。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二月，廖平回到了成都尊经书院，一起做分教的还有富顺王万震（字复东）、范溶、刘子雄、邹增祜等原尊经书院同学。廖平向山长伍肇龄建议，恢复原学政朱肯夫（字卣然）创建的院规，设分教，不考课，以著书作季课，并加膏火。伍肇龄接受了廖平的建议。三月二十九日，王万震堂课不用廖平已经拟好的题目，想用宋学题目取代，廖平和刘子雄极力反对才被制止。第二天，刘子雄、邹增祜来和廖平谈论堂课出题事，得知王万震和伍肇龄都是倾向宋学的，廖平在尊经书院开始受到排挤。

但是廖平不想放弃如此好的治学环境，他利用分教出题的机会，将一变中尚未寻检到的材料作为题目出给尊经学生去做，同时和他们一起讨论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和疑惑。“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经学二变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廖平写成《知圣编》一卷，附《孔子作六艺考》一卷，《辟刘篇》一卷，《周礼删刘》一卷、《公羊补义》十二卷等著作。《知圣篇》提要云：“平初作今古说，丙戌以后乃知古学新出，非旧法，于是分作两篇；言古学者曰《辟刘》；言今学者曰《知圣》，取‘宰我、子贡知足以知圣之义’。此编用两汉说，以六艺皆由孔子译古而成。……《诗》、《易》为百世而作，《春秋》、《书》为上考而作。由后推前，知制作全出孔子，……宋以后专学《论》、《孟》，故取证二书尤详。……或以六艺归本孔子为新创。不知莽，歆未出之先，无论传、记、子、史皆以六艺传于孔子，并无周公作经之说，故又编《孔子作六艺考》一卷，以证其实。其书取两汉为主，东汉以下，微文散见，亦附录之。”（《光绪井研县志》）又《古学考》（即《辟刘篇》）提要云：“是编平信今驳古之说。”由是，光绪十四年戊子，廖平完成了他尊今抑古的经学第二变。

在二变中，廖平根据古文学所宗的《周礼》专条，集尊经师生众人之力，仔细“考究古文家渊源”，发现《周礼》一书是刘歆为王莽新政立法而以秘府所藏世未通行的《逸礼》为依傍的伪造制作。而后世古文经学都是以《周礼》为依托的，否定了《周礼》也就彻底否定了古文经学派。“自有刘歆，经学遂驳杂不纯，掩蔽圣人，使后来治经者无一人能窥见尼山微意。”（《古学考》）廖平否定古文经，其目的是为了推崇今文经为孔圣之真传。以“知圣”名篇，就是要阐明知晓孔子的“微言大义”，所以《知圣篇》开篇立论“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六经统为素王，万世之大法也。”素王改制是微言，群经典制是大义。廖平通过孔子受命于天，素王托古改制，空言垂法万世，推崇孔经为万世的绝对真理。

二变时期，正值晚清时局日益混乱之时，社会朝野越来越多的官绅仕子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进改革、学习西方、变法自强，改良主义思潮开始高涨。廖平托古改制的思想恰逢其时，新说一出即被维新改良的思想家康有为所接受并加以改造，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先导。其实这是廖平自身没有想到的，他仅仅只是按照自己的经学研究发展逻辑得出了结论，并非有意要为改良运动作思想启蒙。廖平仅仅只是一介学人，埋头翻经，所以当政治敏锐的张之洞得知二变内容后即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之诫时，廖平却没有意识到素王托古改制说对社会政治思想的巨大冲击力，依然不为所动。甚至到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名震天下，变法图强的呼声高涨，洋务派干将、恩师张之洞托宋育仁代为训斥“如不自改，必将用兵”的地步时，廖平依然从学理角度固守自辩：“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群经而新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即使弟子学人不绍箕裘，而匠门广大，何所不容？……如不以玉帛相见，而寻干戈，自审近论维新，莫非复古。若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囿于一途？”“思之深，辨之审，确有实据”，明确地回绝恩师，匠门广大，容我一说；门户之见将困囿学问。廖平的眼里依然只有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