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孔保教”到“保教非尊孔”

梁启超和康有为因为协作掀起戊戌变法而并称为“康梁”，说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不可否认的是，两个人在思想文化性格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康有为沉稳、执着、保守、自负，他说“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54]；梁启超激进、多变、灵活、善思，“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善于发现环境的变化，敢于在变化中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他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成为鲜明对比。结果是，随着梁启超的眼界逐渐开阔、思想逐渐成熟以后，他和康有为在学术见解上就产生了分歧，并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思想的束缚。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叙述了他和康有为学术分途的原因：“启超自三十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涂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55]

梁启超和康有为在学术上的分歧很多，最突出的一个就是关于“尊孔保教”的问题。尊孔，顾名思义，即尊重孔子、奉孔子为先知、圣人，尊孔保教即立孔学为国教，塑造国人对孔子学说的信仰，这是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的一个重要变法理论。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否定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说，迈出了他摆脱康有为思想窠臼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