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崇道隋唐积累大量文献

三、尊经崇道隋唐积累大量文献

隋文帝杨坚（图211）

到了隋代，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国家逐渐趋于稳定。隋文帝杨坚（图211）崇尚道教，他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开皇”就是采自道书。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下诏——

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侵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

显然，隋朝官方对佛、道两教采取的是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氛围，对保护道教文化遗产是有利的。隋代道书得以集大成，靠的就是这种宗教政策，因此才有四卷《隋朝道书总目》的问世。唐代编写《隋书·经籍志》，即以此为依据。

唐朝道教倡行，道经的搜访与道藏目录的编纂规模甚大。如唐高宗时，尹文操编撰了《玉纬经目》，共收道书7300卷。唐高宗李治在乾封二年（667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将道教的老祖宗捧上了天。

唐代不仅老子的地位高，庄子的地位也急剧上升。唐初道士成玄英（图212）依郭象《庄子注》作疏，在其“序言”中说——

成玄英（图212）

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窈冥，钳楗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者也。

成玄英不仅对庄子的学术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在疏义中，从重玄、恬淡、独化等方面，充分发挥庄子的思想，使之与宗教超脱相结合。这一研究成果和思想导向，对当时道教教理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司马承祯在所著《天隐子》中，称自己“归根契于伯阳，遗照齐于庄叟”，明确阐明了秉承老庄思想的意愿。

唐玄宗李隆基（图213）

唐玄宗李隆基（图213）继位后，即于先天年间敕令京都史崇玄等各观馆法师学士40余人，以京中藏内2000余卷道书为据，稽其本末，撰其音义，编成《一切道经音义》，同时还撰写了《妙门由起》6篇。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崇玄学，要求读书人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以玄元庙为据点，立玄学博士，每年依明经举。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下诏求精通《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的学者，并将上述道家著作都号为“真经”。

唐朝官方大力提倡学习《老子》，道教盛行研究《老子》的风气。老子的虚无之道和仙道的有形长生，毕竟是一对矛盾。虽然不少有学问的道士在努力调和这种矛盾，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勉强的解释是：老子之道超越时空，超越形色，如果能够虚寂空无形神，便就与无生无死的“道”冥契——也就能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了。道经中凡是谈到“合德”或者“合真”的，就是将修道的理论落实到了长生信仰上，在承认“道”之虚无的前提下，将形神会同于一体。

李靖（图214）

唐朝的不少文官武将，都崇尚老子之学，研习道教之术。文官如唐初太史令傅奕、被唐太宗誉为“镜子”的魏征等，都曾当过道士；唐玄宗时的宰相陈希烈以及尹知章、张亮、李泌、李位等，或精通老庄，或好谈神仙诡道。武将如唐初名将李靖（图214）、被誉为“有唐之良将”的李抱真等，都好方外之学。

唐朝还有不少精通《庄子》的道士。如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图215），“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还注有《庄子》。白履忠的《三玄精辩论》，张志和的《玄真子》，文意与《庄子》一脉相承。《庄子·养生主》认为——

孙思邈（图215）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这是说，人的生命悬系于天帝，如果不为生死之变所烦恼，任凭肉体像木柴一样烧成灰烬，让精神没有寄托而游于太虚，那么悬系于天帝的生命就可以得到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