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与“尊今”之争

第三节　“崇古”与“尊今”之争

盐铁会议上，另一个主要辩论议题是“古今之变”。这种争论，表面看来，是崇古、复古与尊今、合世之争，实际上则是对盐铁官营等现行政策的不同看法、态度，所以为盐铁、酒榷、均输问题争论的深入和延续。

大夫认为，由于时代变异、朝代更迭，所以应当随时世之变，趋舍适变，不应当复古道，守旧术，承其弊。大夫说:

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52]

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53]

丞相史进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54]

大夫等从“以近世观之，自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世殊而事异”的观点出发，以“辩国家之政事”，“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的自我标榜，肯定盐铁官营政策是“时世异务”之良策，指斥文学“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55]据此，他们讥讽文学、贤良是“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56]，“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57]，强调“异时各有施”，^[58]进而攻击“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59]在大夫、御史、丞相史们看来，文学、贤良们都是些“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60]，却不知“时世异务”，适时更法的守旧术之人，只能言而不能行，所以“道古而不合于世务”，对治国无用，对今世有害。而大夫们才是“知世务”、“更弊法”以“合于世务”而“合于今”的人。为此，他们要实行合于当今的高压政策，为国敛财，实则为己聚财致富。

针对大夫们的攻击、讽刺，文学、贤良进行了反击、驳斥。他们指出，大夫们实行的“变古”、“更法”政策，违背了“古今通达”原则，恰恰背离了下古先贤的治国之道。他们说:

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竟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

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61]

文学指出，大夫们打着“教与俗改，弊与世易”的幌子，实际是为相互争夺财富。国家官吏、朝廷命官，“食禄之君子”，利用职权相互争夺，大小相吞，激烈倾轧，打击对方。其实，历代治国者，并非不变，而是依据盛衰不同，为了扶危定倾，而变革旧法，移风易俗，“革法易化”。反倒是汉朝继承秦始皇的严刑峻法之积弊而不更易、不改革。

大夫、丞相史指责文学、贤良的尊先王之道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文学的回答是:

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通(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经。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变法而亡。《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设而存之，举而贯之，贯而行之。何更为哉?^[62]

就是说，古圣先王治世而成功的基本原则不能改道，而治国的制度、方法是可以变通的，变与不变，在于遵道、合理，不能说“变法”就好，“因循”就不好，“殷、周因修而昌，秦王变法而亡”，就是明证。

究其实，文学、贤良所主张的“复古”，“在于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并以此反对“有司桎梏于财利”。^[63]揭露贪官、酷吏以变法、合世为名，而行酷法剥民以聚敛财富。就是说，不是为了“复古”、“倒退”，而是为了“匡今”，“太平”。

文学、贤良指出，大夫以“异务”、“变法”为名，实际是“君奢侈而上多求，民困其下“^[64]，为国君奢侈重敛，为硕鼠盗粮立论的，即为暴君、贪官而立法、合世的。他们为了给人民“兴利害”，使人民“劳而息之，极而反本”，所以提倡“古之道也”。^[65]进而指斥大夫以“变法”为名，行“苛法”之实。文学说:

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箠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66]

打着“俗弊更法”、“时世异务”、“改制更法”的旗号，实为利用刀笔吏，行酷法以害民，对于大夫这种颠倒古今、智愚、贼贤的行径，文学、贤良当然要极力反对了。

由上述可见，文学、贤良与大夫、御史关于“复古”与“更法”之争，其本质并不是进步、革新与反动、保守之争，更不是“儒法斗争”，而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不同政见之争。因此，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对此作客观的、具体的分析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