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杂志和尊孔崇儒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占，国事蜩螗，经济萧条，政局纷扰，民生凋敝，康有为把这些现象，竟说是“革命召乱”，说什么“自共和以来承军兴之余敝，国与民俱竭”，“国体扫地，威信皆坠”^[2]，说什么“今日共和以来，举国骚然，民不聊生，农工商贾失业，群盗满山，暴民满野，各城邑变乱频仍，各省割据日争，政府坐视之，力不能统一，术不能理财，武不能安边，但缩首乞丐，坐让大乱。其尤甚者，坠弃纪纲，扫绝礼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绝群神之祀，收文庙之田，乃至天坛不祀，上神不享，则神怒民怨，天人交恫”^[3]。如所众知，“各城邑变乱频仍，各省割据日争”，这是帝图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操纵扰乱的结果，和共和政体有何关系？共和建成，民国肇兴，“坠弃”了封建的纪纲，“扫绝”了封建的礼教，冲荡了封建的“道揆”，震撼了封建的“法守”，这有什么不好。只有对旧制度留恋的人，才会感到格格不入。

这时，康有为拟刊《不忍》杂志，先撰序文，“靡靡喋喋，不能已于言”，说是：

睹民生之多难，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坠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蹉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怵焉心厉也，惄焉陨涕也，凄凄焉悲揜袂也，逝将去之，莫能忘斯世也。愿言拯之，恻恻沉详予意也，此所以为《不忍》杂志耶！^[4]

他“不忍”的是什么呢？“不忍”的是封建“纪纲”的亡绝，“不忍”的是封建“礼教”的陵夷，“不忍”的是封建法律的被“蹂躏”，“不忍”的是封建“国粹”之被“丧失”，这样“不忍”，那样“不忍”，归根到底，他“不忍”的是清朝封建帝制的被推翻，“不忍”的是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康有为在戊戌时就主张“立宪”，此后又漫游欧美“考察政治”，他在“无皇可保”的情况下，又制造舆论，说是：

专制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专制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

又说：

中国乎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乎？^[5]

混淆民主制度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愈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愈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设想挂一个“共和”的假招牌，仍旧恢复清朝的统治，还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想望清朝复辟。

康有为恋栈旧制，眷念君主，又把复辟帝制和尊孔崇经紧密联系起来，想望以封建纲常名教的“良药美方”——孔子儒经来恢复旧秩序。

康有为说是：“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陵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来未有斯极。”^[6]“四千年君主之俗”，“一旦废之”，是要引起“争乱”的^[7]。“然革一朝之命可也，奈之何举中国数千年之命而亦弃之乎？今也教化革命，纪纲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礼俗革命，人心革命，国魂革命，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伥伥无所之，游魂大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期”^[8]，他以为推翻清朝，不是“革一朝之命”，而是“革数千年之命”。“数千年”的什么“命”被“革”去了呢？“教化”、“纪纲”、“道揆”、“法守”、“礼俗”等等，这些维护封建专制的东西受到革命的冲荡，康有为于是慨叹“纪纲扫荡，道揆陵夷”^[9]了。

康有为以为“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互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10]。想用孔子儒经来恢复旧秩序，说是“中国四万万人中”，“能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只有“孔子之衍圣公”，他是“人心共戴”，“万世一系”，“合乎奉土木偶为神之义”，“莫若公立孔氏之衍圣公矣”^[11]，孔子是“素王”、“真虚君也”^[12]，“与其他日岁寻干戈而争总统，无如仍迎一土木偶为神而敬奉之，以无用为用，或可以弭乱焉”^[13]。

尊崇孔子，当然要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康有为鉴于“四海横流，六经扫地”^[14]，提倡读经崇儒。他说：“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扫地，窒碍难行”，这种说法是“未知孔子之大”，要“治人心，定风俗”^[15]，就只有尊孔读经。他还把孔子所作《春秋》说成是“宪法”，“遍于人伦道德鬼神动植”，比各国宪法之“仅及土地人民政事”为“大”，它又不限于一国和一时，而是“及于天下与后世”的。所以《春秋》“古名大经，犹大宪章也”^[16]，很清楚，康有为神化孔子，崇奉儒经，正是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本来，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也是推崇孔子，主张孔子改制的，但那时他是把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放在孔子身上，塑造的是资产阶级化的孔子，以致遭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这时他又推崇孔子，但所推崇的却是封建的孔子，并想以孔子的偶像作为“虚君”的土木神，用以抗拒新兴的共和制度。十多年间，康有为的思想后退了。

本来，在戊戌变法时期，和康有为、梁启超“交游”的章太炎，也提出过“客帝”的课题，说中国的“共主”，则为“仲尼之世胄”，后来他革命了，对“客帝”也进行了“匡谬”。现在，康有为却又以孔子为“虚君”，还想用孔子的偶像来复辟帝制，连章太炎“匡谬”过的“客帝”又重新祭出来了。

本来，康有为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曾经想把封建专制的中国，通过变法，改变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中国，而现在却对“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法律”“力追极模”又加反对，说是“模欧追美”，要使“万余里之版图，旌旗变色，四万万之人民，戢首受化”^[17]了。康有为不是在戊戌变法时期鼓吹民权，讨论平等、自由吗？现在却说“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口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虚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于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18]。说什么“顷闻有子以自由为说，而背其父者矣”，“又闻妇女以自由为说，而背其夫者矣”。这就是“妄慕自由之祸”^[19]。进而说：“今日少言自由平等，俟吾国既富强后乃言之，则中华国千秋万年，可与欧美自由平等，而吾国民乃真有民权、民意焉。若今日事自由平等，日言民意、民权，则吾国散乱将亡，则中国千秋万年永失自由平等，吾国民永无民意、民权焉。”^[20]当然，民国成立后，广大人民仍旧没有得到自由、平等、民权，这正说明“革命尚未完成”，但康有为却说“日言民意、民权”，“吾国散乱将亡”，连“民意、民权”都不准“言”了。

非但如此，康有为还说中国“已去封建”，说：“中国自汉世已去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已同虚衔，虽有章服，已等徽章，刑讯到案，则亲王宰相与民同罪。租税至薄，今乃至取民千分之一，贵贱同之，乡民除纳税诉讼外，与长吏无关，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乃皆听民之自由，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矣。近者’丐乐户，倡优皂隶，并与解除，奴婢亦禁卖矣。专制之朝，龙凤黄红仪饰之等，又皆免除矣。法大革命后，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21]这些言论，非特和戊戌前大相径庭，否定过去自己要争取的“民权、民意”；并且说是二千年来“已去封建”，已有“自由”、“平等”。这种“异乎寻常的转变”，正说明了康有为内心的彷徨和对取消封建帝制的嫉怒。

康有为说二千年“已去封建”，比欧美都早，非但“政治”上早有平等、自由，即“物质机器之学，横行地球，前民利用，不在欧洲而在中国矣”^[22]，由过去的“向西方学习”一转而为中国自有“国粹”，自有“国魂”。说是“搜集国粹，以文会友”，可以“礼教化，存礼俗，守道揆，正人心”^[23]。说孔子是“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24]，把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说成是“国粹荣华”，也是“国粹所归”。要保中国，“不可不先保中国魂也。中国之魂为何；孔子之教是也”^[25]，孔子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自产之教主，有本末精粗”，是“远无乎不在之教主，有系吾国魂之教主”，中国四万万人“尊之信之”，就能“身心有依，国粹有归”^[26]。把孔子尊为“素王”，尊为“教主”，向孔子顶礼膜拜，还说不能“废一切之拜跪”，如果不向“教主跪拜”，那么“留此膝何为乎？”^[27]

令人深思的是，辛亥前夕，也有一些人提倡“保存国粹”、“发扬国魂”，他们很多是主张古文经学的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辛亥以后，康有为却也提倡“保存国粹”、“发扬国魂”，而他过去又是主张今文经学的。这也说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但孔子的偶像还是存在，康有为等人不断地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尊孔崇经，又和复辟活动息息相关。

但是，辛亥前夕提倡“国粹”的人，是要在“古事古迹”中认识中华民族之可爱，对“排满”革命是起了作用的。康有为却是在“古事古迹”中证明“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辛亥前夕提倡“国粹”的人，尽管封建意识很浓，但他们表彰宋、明遗民，阐发汉族文化，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康有为却是以“国粹”来反对“全法欧美”，以“国魂”为名来为封建专制招魂扬幡，那就很难说是进步了。

康有为拼命鼓吹尊孔，视为“国粹”、“国魂”，并积极组织孔教会，要“尊孔子为国教”。

孔教会是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它的开办宗旨是“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在陈焕章所写的《孔教会序》中，一开始就说：“回国以后，所见皆非，文庙鞠为武营，圣经摈于课本，俎豆礼阙，经传道丧，举国皇皇，莫知所依。”他们“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盦先生曾植、归安朱彊村先生祖谋、番禺梁节庵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借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28]云云，公然提出“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为当时的尊孔逆流推波助澜。

1912年12月，孔教会发起人张勋、麦孟华、陈焕章等上书袁世凯、教育部、内务部准予立案施行，12月23日，教育部批：

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纭，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所谓立案之处，自应照准。

1913年1月7日，内务部批复：

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教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具见保存国粹之苦心，……自应查照约法，准予立案。^[29]

在《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还明文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次年颁布的《教育纲要》，且公然宣称：“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

1913年2月，《孔教会杂志》和《不忍》同时刊行，在《孔教会杂志序例》申明：

或通贯群经，或专治一经，或于一经中发明一篇一章一句一字，或并论先儒诸家之学，或专门一家之学，或先儒之佚文佚著皆入此门。……

本杂志志在保存国粹、发扬国性，博采孔教之良果，广聚中国之新花。无论为今文家言、古文家言、汉儒之学、宋儒之学，程朱之派、陆王之派，悉予著录，无所偏袒，罗列家珍，以待人之博观而自择焉。^[30]过去康有为是力排古文、诋斥宋学的，现在也想熔这些“国粹”于一炉了，这和过去封建势力笼络一切学派抗击新思想，又是何等相似！

这时，山东孔教会“公推康有为为总会长”，康即电覆：“尊孔乃仆素志，钦佩宏愿，自惭菲才，辱承公推，当竭绵力。”^[31]

在康有为、陈焕章等的积极活动下，袁世凯于6月22日发出“学校祀孔”令，以孔子为“万世师表”，并命于“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基而立民权”^[32]。9月，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举行大规模祀孔典礼。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决定迁总会于北京，在曲阜设立孔教总会事务所。11月，推康有为任总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一时尊孔读经之风，甚嚣尘上。

如果说，过去经学和政治的关系还有些若隐若显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复古崇儒思潮，却与封建帝制的废除、共和政体的联系，又是那么紧密。康有为等对“因废帝制，并欲废伦纪；因废伦纪，并欲废倡此学术之孔子”，认为是“忘本逐末”，是“驱举国之民沦于禽兽之域”，鼓吹“尊奉孔教”，以“保存国粹”，“维系人心”^[33]。一些封建守旧分子也恋栈旧制，随声附和。尊孔读经的叫嚷，当然适合北洋军阀政府的脾胃，除批准孔教会立案外，1916年初，教育部又通令恢复中小学“读经科目”。国会对康有为等以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的主张，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封建专制妄图死灰复燃，山穷水尽的经学也想绝处逢生。

由上可知，《不忍》杂志的刊发和《大同书》甲、乙两部的出版，是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社会动荡、“割据日争”的情况下露节的，是在康有为回国、尊孔崇儒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刊发的，《大同书》甲、乙部是在和《孔教会杂志》差不多同时创刊的《不忍》杂志上刊发的，那么，在评论《大同书》的同时，就不能不考虑它发表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