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朱与尊经

第三节　讲学之宗旨：尊朱与尊经

钱穆先生曾对明代学术有过一段高论：“王学末流，惟盛唱人皆可以为圣之高论，而治平大道，多不顾及。道释两家，乘机暗滋，而三教同归之说遂成时代之潮流。东林、蕺山起而矫之，而明祚已不永。”^[123]自明代中期王阳明传播心学以来，王学与朱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而至晚明，心学似乎取得了对朱学的压倒性胜利^[124]，然而盛极必衰、灿极而烂，似是事物的一贯规律。晚明心学于最盛之时，衍生出几种不同的趋向。何心隐、李贽一流，可视为蔑视伦常的放诞派；管志道、周海门一流，可视为主张三教合一的“圆融”派；江右王门，固守邹守益以来的思想传统，以王门正统自居，其间虽不无羼杂，如耿定向对江右名儒刘元卿、邹守益之孙邹德涵的影响^[125]，而于大旨无涉，可称为正统派；东林学派，则源出于心学，转以程朱学为宗。东林学派中的成员，其师承多出于王门^[126]。东林的讲会仪式中规定要童子们所歌先儒之诗，二十四首中有阳明的《咏良知》及《夜半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二诗^[127]。钱穆先生亦说：“盖东林学脉本自阳明来，泾阳师薛方山，亦南中王门。而东林讲学颇欲挽救王学末流之弊，乃不期而有自王反朱之倾向。”^[128]但是，东林学派虽源出于心学，却号召向程朱学回归，乃折中于朱王之间而偏重于朱学。柳诒徵先生说：“其知本识性一则，尤与阳明学派不同。故东林诸贤，在明儒中别为一系。”^[129]在东林学派身上，多少体现着晚明心学流转已极、盛极而衰后形成的和会朱王的倾向。东林学者吴桂森自述：

悟门既辟，一切穷理居敬之学视为尘垢秕糠而流弊且中于人心。于是东林君子起而维之，言体则必合之于用，言悟则必征之于修。程朱之说，复揭于中天。而于文成之书，则研析精微，为之剖其异、表其同，而脉之分者复合矣。^[130]

晚明人即认为，东林学派“辨山阴无善无恶之讹证（误？）而不废其妙悟，驳紫阳未发已发之分注而深信其穷理”^[131]。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直称东林学派为“经由王学而产生的朱子学”^[132]。

正是因为东林之学与王学颇多纠葛，在清初的“醇儒”看来，还是大有可议之处。张履祥曾批评顾宪成《学蔀通辨序》中“学者不患支离，不患其禅，患其有我而已”，“辨朱陆者，不须辨其孰为支离，不须辨其孰为禅，辨其孰为有我而已”的论点，认为此“依违两间，阳尊朱子而阴为象山地”之说^[133]，故云：“窃谓姚江之教，如吴楚称王，蛮夷猾夏，僭食上国。东林之教，如齐晋之称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掩。”^[134]

东林之思想，以顾宪成为代表。从个人讲学到书院会讲，再到书院网络的形成这一过程，既是东林学派的形成与影响扩大的过程，也是顾宪成的思想由一种个人治学手段向集体思维方式的转移泛化过程。以东林书院网络为依托的东林学派的讲学，于心学最盛之时重提程朱理学，号召回归正统儒学。这既是东林学派的思想主张，也是东林书院网络的宗旨。方学渐说：“东林之学，以朱为宗。”^[135]高攀龙在为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所作序中尝说：“先生之学，性学也……语本体只性善二字，语工夫只小心二字。”本体与工夫也就是一个上学下达的问题，并引申出一个悟和修的问题，所以吴觐华说：“东林学脉，言体必于用，离体无用，离用无体；言悟必于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136]由这种学术宗旨出发，东林学派在本体论上主张性善，反对“无善无恶”之旨，在修行方法上反对纯粹讲求“悟”的那种直探本源的做法。对于东林学派的学者来说，来自王学末流的压力，并未随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的逝去而减轻^[137]。张夏说：“嘉隆以来，伪徒周流，异言塞耳。缙绅则若大洲、东溟，匹夫则为山农、心隐，降而旁门至有为三教林子之书者。”^[138]张履祥（1611—1674年）在《言行见闻录》中感叹说：“万历以来，李贽、袁黄之说盛行于世。”^[139]况且作为王学末流代表的还有管志道、周海门、陶石篑等人。张履祥又说：

本朝至嘉隆以后，阳明之学滋敝，而人心陷溺极矣。卑者冥冥于富贵利达，既惟流俗之归；而其高者率蛊于李贽、袁黄猖狂无忌之说，学术于是乎大裂。东林诸君子救之以紫阳之学，卒不能大正于天下，则以胥溺之久，未可以岁月变。^[140]

所以说，反对放诞派以维护纲常、挽回世风为东林第一要义，而反对儒释调和亦是一重要目的。推原其哲学依据，则道德行为上的放肆与败坏由“无善无恶”的本体论而引出，轻视经典与读书的倾向则由过分强调“悟”的修行方法所引出。这是王学末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东林却希望能通过学风的端正改变世风。

在反对无善无恶论上，前文已述及顾宪成、高攀龙对管志道思想的批驳。其实，东林学派中论及无善无恶的颇多。如吴达可（安节）虽颇笃信阳明良知二字，以为是千圣滴髓，但是却认为以“无善无恶”说心体，不若以“无声无臭”说心体：“阳明无善无恶之说，正恐落一善字，便觉涉于形象，故提出心体，令人知本。心善也着不得，第宗其说者，致有流弊，不若无声无臭字义直截稳当。”^[141]清人胡慎亦说：“万历之季，始有端文顾公、忠宪高子振兴东林，收复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规为讲学会，力阐性善之旨，以辟无善无恶之说，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统复昌明于世。”^[142]所以，沟口雄三先生说东林的最核心的宗旨，乃在反对无善无恶^[143]。钱穆先生也说：“‘无善无恶’一辨，实当时东林讲学宗要所在。”^[144]

东林学派对于程朱理学的提倡是否在清初起了很大的作用？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尽管清初的著名程朱学者如张履祥、陆陇其等人坚持对东林学派持批判的态度，但是，熊赐履、张伯行等理学名儒却对东林学术倍加推崇。他们既认为自己的学术渊源于东林学派，而且还亲身去东林书院讲学。

我们来看一看东林是如何号召回归程朱之学的。钱谦益论顾宪成曰：“公之学，程朱之学也。”^[145]据说，高攀龙曾向朝廷上《崇正学以辟异说疏》，希望朝廷一意崇尚程朱正学，黜落程朱以外的学术，并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得旨允行^[146]。高攀龙在其《崇文会语序》中说：

崇文者，崇文公朱子也。自良知之教兴，世之弁髦朱学也久矣。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学得其宗，传之万世无弊。即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姚江妙悟良知，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147]

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自然是基于良知之学的教法只适应部分上根人的原因，以上根人可得之学教于下根之人，恐怕就会出现很大的流弊。这正是东林学派的忧世之心。东林学派之所以推崇朱子，是因为朱子之学对于钝根之人，仍能使其言行举止合乎礼教而不逾规矩，其论朱陆之学时说：“朱子大而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148]

清初之朱子学名儒，多与东林有关。《先正事略·高汇旃先生事略》言：

晚年以东林先绪为己任，葺道南祠、丽泽堂于梁溪，与高子超讲习其中。祁州刁包往返讲学，尤莫逆。孝感熊文端（赐履）出先生门下，仪封张清恪（伯行）、平湖陆清献（陇其）亦常与东林讲会。歙人汪若圣所学近禅，既至东林，乃大悟前失，其同乡吴（曰）慎、施璜、汪燧、汪知默、陈二典、胡、江佑、朱宏辈方讲朱子之学，因学圣以问业东林，志相得。^[149]

熊赐履、陆陇清、张伯行、吴曰慎、施璜等人，都是清初著名的朱子学学者。所以，柳诒徵先生慨叹道：“盖清初之讲理学者，犹多有关于东林，惜乎雍乾以降，讲学之风衰，东林之名虽存，无巨儒硕德领袖其间。”^[150]

王学末流不事修习的风气是有所本的。《潜邱札记》卷二中说：“三百年来学术文章，上不能追汉唐，下不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三坏于王守仁等讲致良知之学，至于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凌克贞说：“阳明本以文人余习，好异立新，彼于仁义礼智而外，独提‘良知’两字，别立门庭，为根据孟氏而不顾博学、详说、明庶物、察人伦之旨。”^[151]王畿在谈“致良知”时，即已专重一个“悟”字，所谓“吾人本心，自证自悟，自有天则”^[152]。泰州学派正是沿着这一路子走入狂禅一流。明人治经，已多不关注六经注疏。邹元标曾记述一位宋氏官员新刻六经之事：

山东民部宋某氏笃志正学，曾订学予乡李子某。李子告之曰：“圣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简，为注疏所晦。惟刻六经正文诵之，其义自见。今缙绅崇信异学，至委吾道草莽，反经谓何？”……贯六经流行千古，惟此性尔。吾党欲六经常明乎？惟自明其性。^[153]

看得出，无论是邹氏所言的乡人李氏，还是他本人，对于经典的重视都是只看重经典的正文，而不顾其注疏的，且是附庸于其心性修行的。饶宗颐先生曾从积极的意义来评估明代的经学：“明人所殉的道，确实是从经学孕育出来，是经学和理学熏陶下放射出的人格光辉。……明代经学的伟大地方，不在表面的道问学层次。”^[154]但是，讲学者各立宗旨，使得人们对于经文的理解出现很多不同见解。于是，到了晚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从经典原文中去寻找正解。例如刘元卿在讨论王阳明的“良知”和李见罗的“止修”时即说：

王主良知，李主至善。……然鄙意谓此自二先生之学，各借《大学》发之。其实《大学》所谓致知，所谓至善，恐别有说，在《大学》自注矣。《大学》之注格致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格物之本而知所先，斯物格而知至矣，非致良知之谓也。《大学》之注至善也，曰：切磋琢磨，瑟僴赫喧，斯为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以至善为本体而存之也。

时讲学主持者庄大敕回答道：“近来解书者，往往舍本文而求注，舍注而求新说，故说愈多，而经愈不明，正坐不玩本文耳！”^[155]从钱一本、王时槐、刘元卿等人至迷信丰坊之石经《大学》，亦“可知理学家渴求于经典之心切矣”^[156]。

东林学派则更强调尊重经典，要求学者重新审视博与约的关系。虞山书院有一联，即是针对王学末流重悟而不事读书的修行方法。上联曰“六经皆圣贤心精，讵云糟粕”，下联曰“一贯即学者忠恕，亦非神奇”^[157]。钱一本说：“学不在践履处求，悉空谈也。”^[158]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提出的“饬四要”，即为“知本、立志、尊经、审己”^[159]。在明代重四书而不重经的背景下，顾宪成还很有意思地通过一个梦来表达他尊经的思想。在梦中，宋儒杨时告诉他：还《大学》、《中庸》于《礼记》，以使五经完备，复以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及朱子《小学》，羽翼《论语》、《孟子》，配为四书^[160]。东林后学金铉也以为，要倡明正学，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学问，一在究六经之本末^[161]。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吴桂森则常以为“五经不可不讲，约为经会，参酌于明经诸友”^[162]。东林诸君子中，精通《易》学的人很多，钱一本、高攀龙、吴桂森等人都是擅长《周易》学的著名学者。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顾宪成课士于东林书院之丽泽堂，适言及《易》，听说武昌刘筠桥深明《易》道，马上写信嘱门人丁元甫邀请其到东林讲学^[163]。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高攀龙请钱一本讲《易》于东林，“多士云集，匝月乃竟”^[164]。虽说“讲学家喜谈《易》”^[165]，毕竟亦是通经之一途。东林之尊经，自然还是一种道学派的经学。如高攀龙就说：“四书五经皆圣贤之言，苟会得，则一言一字皆可入门，会不得，虽诵读终身，汗牛充栋，无益。”^[166]可见，东林读经之要，还是在“会”得、“会”不得，与后来之考据之经学迥异。至于这种“道学派的经学”，如何转为清代的“考据派经学”^[167]，本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然而，“重视经典”这种思想的复兴，可说是清代汉学尊经在晚明所呈现出的苗头，即余英时所说的智识主义，也可说是“实学”——通经、修德、用世——的一种表现形态^[168]。重视朱子学，而逐渐走入经学考证，是很自然的事情。清初就有人注意到这一倾向：“语溪何求老人以崇正辟邪为己任，尊信朱子之学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里洞彻，使学者因朱子之遗言，以寻孔孟之坠绪，如披云雾而见青天，厥功不细。然学其学者，未免为语言文字之习，讲论愈繁而知德者鲜”^[169]，遂使清初学风，“以通经学古相戒”^[170]。林庆彰说：“明末清初的‘回归原典’运动，在整个经学演变的过程中，应该是历次回归原典要求中规模最为庞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171]对于此次运动的渊源，学者作过许多的清理，然东林至少不失为其源头之一。

东林学派在清初的受尊崇，无疑还有政府对程朱学的崇尚的因素在内。但是，为什么清朝统治者会选择朱子学而不是王学为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我想，也许是晚明朱子学复兴的势头太盛，以至于成为学术之大势。就这一点而言，一位韩国学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说道：

中州道术陵迟，天下之学不出于一，而朱、陆之分皆将数百年，互相訾謷，疾如仇敌。至皇明季世，天下学者莫不宗朱，而为陆者鲜矣。及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

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172]

东林学派，在推动着晚明学术由王学向程朱之学转变的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学派所倡导的讲学宗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呼应，即是显证。

【注释】

[1]刘元卿：《答贺天衢》，《刘聘君全集》卷二。

[2]王畿：《东游会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四；《竹堂会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五。

[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

[4]管志道：《答俞宪副定所丈书》，《问辨牍》元集。

[5]Charles　O．Hucker，“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132－163．

[6]例如，美国学者艾尔曼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回顾晚明的东林讲学的时候说：“无锡东林书院与武进、宜兴等地邻近的书院相呼应”，“私人书院同宗族一样，形成了一种可以在文化、政治事件中将个人与地方统一起来的组织”，并认为以书院为组织形式的“党社关系网络”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页20—21）

[7]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と复社》，页250—270。

[8]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尚书余懋衡”条。

[9]耿橘，字庭怀，一字兰阳（或作蓝阳），献县人。

[10]耿定力：《虞山书院记》，《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11]康熙《常熟县志》卷四，书院。

[12]顾宪成：《虞山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

[13]申时行：《虞山书院学道堂记》，《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14]张以诚：《虞山书院志序》，《虞山书院志》。

[15]黄家谋：《虞山书院月讲义约序》，《虞山书院志》卷十，艺文。

[16]参见薛敷教：《虞山书院有本室会艺序》，《虞山书院志》卷十，艺文；复可参见同卷钱时俊：《虞山书院有本室会艺序》。

[17]耿橘：《宾簿引》，《虞山书院志》卷四，院规。

[18]申时行：《虞山书院学道堂记》，《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19]耿橘：《会簿引》，《虞山书院志》卷四，院规。

[20]顾宪成：《虞山书院言子祠记》，《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21]张鼐：《会语志》，《虞山书院志》卷七，会语。

[22]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七，会语。

[23]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

[24]康熙《常州府志》卷十五，书院。

[25]关于钱一本之字，李雄飞先生指出有“国瑞”、“国端”两种说法，而以不同的材料之间相互参证及名与字之间的关联性看来，钱一本的表字应该是“国端”，而不是“国瑞”。参见李雄飞：《东林党人钱一本表字辨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6]王时槐：《刻时雨楼讲义序》（癸未，1583年），《友庆堂存稿》卷一。

[27]王时槐：《刻大学古本跋》，《友庆堂存稿》卷十。

[28]吴桂森：《真儒一脉》，东林三先生赞·启新先生赞。

[29]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钱启新先生传》。钱一本之号，亦有写法上的不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八会语志作“起莘”，管志道《问辨牍》元集《答吴侍御安节书》作“启莘”。

[30]陈嘉猷：《东游纪序》，《东游纪》。

[31]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书院。

[32]邹元标：《明道书院记》，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

[33]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书院。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と复社》中作“史道隆”，疑误。

[34]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

[35]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书院。

[36]顾宪成：《南岳商语》，《顾端文公遗集》。

[37]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名胜。

[38]岳和声有《仁文书院志》，据《千顷堂书目》，岳和声还著有《天心书院志》。

[39]崇祯《嘉兴县志》卷二十二，艺文。

[40]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二，乡达。

[41]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三》，《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三。

[42]李培：《讲学》卷上，溯源委。

[43]顾宪成：《南岳商语》，《顾端文公遗集》。

[44]此邹元标语，见顾宪成《仁文商语》，《顾端文公遗集》。

[45]顾宪成：《志矩堂商语》，《顾端文公遗集》。

[46]顾宪成：《日新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一。

[47]据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五年条，是年二月，顾宪成游松江，见钱渐庵所著《性学编》主无善无恶之说，略辨之。钱深服其教，命子龙锡执贽为弟子。龙锡在东林为“三钱”之一。

[48]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

[49]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一二流寓二：“陈继儒，字仲醇……时锡山顾宪成讲学东林，招之，谢弗往。”

[50]钱肃润：《邹经畬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十一；《锡金识小录》卷七，邑中名师。按，康熙《东林书院志》二卷本作邹期祯，字经畬；雍正《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本作邹期桢，字经畬。

[51]华贞元有《息斋年谱》，载崇祯刻本《息斋笔记》卷首。

[52]邹期桢：《吴觐华先生墓志铭》，《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

[53]华贞元：《吴觐华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

[54]华允谊：《华认庵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九；《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邹经畬先生。

[55]华允诚，字汝立，高攀龙弟子。

[56]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三。

[57]夫马进：《善会、善堂的开端》，《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页420。

[58]严瑴：《叶园适先生传》，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先贤。按，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载：“丁彦超、堵濂生二先生复为除夕一会，亦本此意（同善会）行之。”

[59]高攀龙：《同善会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60]此据乔安娜·汉德琳的观点。《东林书院志》卷十一高世泰所撰《施旷如先生传》：“宪副施公字元征，别号旷如，世为无锡人……邑中同善会倡自启新钱先生暨忠宪高先生……岁久不无停废，得公踵行之余幸，从公共事按籍给散，计已举八十一会。”同卷熊赐履所撰《高汇旃先生传》：“先生姓高氏，讳世泰，字汇旃，晚号石屋遗民，无锡人，明倡道东林忠宪公讳攀龙从子。先生主东林书院三十余年……踵行忠宪同善会八十六次。”据此，则无锡同善会由高汇旃举行的次数即有八十六次。

[61]高攀龙：《同善会讲语》，《高子遗书》卷十二。

[62]乔安娜·汉德琳：《同善会：明末清初时期慈善活动的重建》，《亚洲研究杂志》第46卷第2号，页309—337。

[63]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

[64]顾宪成：《题闇予诸友会规》，《泾皋藏稿》卷十三。

[65]严瑴：《东林或问》，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

[66]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综考·惜阴社》。

[67]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页123。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九人物：“瞿纯仁，字元初……筑室拂水岩下，与一时名士瞿汝说、顾云鸿、钱谦益、邵濂辈读书其中，拂水文社遂甲天下。”

[68]《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四年、六年、七年、八年条。

[69]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二年。

[70]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

[71]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五年。

[72]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十四，古迹·小心斋。

[73]据《高子遗书》所附华允诚《高忠宪公年谱》，高攀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建言被谪揭阳典史，寻遭亲丧，遂归居不复出。据《顾端文公遗书》所附顾枢的《顾端文公年谱》，顾宪成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因会推阁臣中力推王家屏忤旨，降杂职，寻革职为民，九月抵家，始作《小心斋札记》。《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记载：“（顾）允成……三王并封诏下，偕同官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合疏谏。……未几，吏部尚书孙等以拾遗被责。允成谓阁臣张位实为之，上疏力诋位，因及锡爵。纳陛亦抗章极论，并侵附执政者。帝怒，谪允成光州判官，纳陛邓州判官。皆乞假归，不复出”，“钱一本……时廷臣相继争国本，惟一本言最戆直。帝衔之。无何，杖给事中孟养浩。中旨以养浩所逞之词根托一本，造言诬君，摇乱大典，遂斥为民”，“于孔兼……无何，考功郎中赵南星坐京察削籍。（于）孔兼、（陈）泰来各疏救。帝积前恨，谪孔兼安吉判官，泰来饶平典史。孔兼投牒归，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史孟麟……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实佐之。南星以谗言斥，孟麟亦引疾归。召拜太仆卿，复以疾去”，“薛敷教……寻以救南星，谪光州学正。省母归，遂不复出”，“安希范……二十一年，攀龙谪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复争，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疏入，帝怒，斥为民。”据《明史》卷二百三十三《李献可传》载：“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诸臣疏请豫教。……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御史邹德泳……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养浩，除其名。”则养浩之遭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钱一本当亦在是年被斥为民。

[74]赵南星：《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

[75]顾宪成：《柬高景逸》，《泾皋藏稿》卷五。

[76]管志道：《答顾选部泾阳太书暨示正牍质疑二十二款（来书全录）》，《问辨牍》利集；《续答顾泾阳丈书并质疑续编一十八款（来书全录）》，《问辨续牍》卷三。相关研究，可参见曾阳晴《无善无恶的理想道德主义》（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2年版）、刘宝村之《晚明东林学派与无善无恶说之争》（《唐都学刊》2001年第3期）、陈立胜《王阳明“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及其诠释学义蕴》（《台大历史学报》第29期，2002年6月）、吴震先生《无善无恶——从阳明学到阳明后学》（《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当然，顾宪成对“无善无恶”的问难，卒难让人心服。曾阳晴认为顾宪成在使用资料聚焦于“心之体无善无恶”的同时，却硬要谈性，转换了问题的坐标系，有“语言暴力”之倾向（页163）。吴震先生则指出，将无善无恶论视为道德虚无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另外的理解”而不是“正解”（页198）。

[77]陈立胜：《王阳明“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及其诠释学义蕴》，《台大历史学报》第29期，页3—26。

[78]管志道：《答唐少卿凝庵年兄书》，《续问辨牍》卷一；《答张仪部文石丈书》，《续问辨牍》卷四。

[79]安希范：《答于元时仪部》，《天全堂集》卷三。龙山，即无锡城西惠山，其山有泉，号称“天下第二泉”，故又常以惠泉、二泉指代此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于孔兼尝读书于此，参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页21）。

[80]民国《金坛县志》卷九，人物之二。

[81]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一，序。

[8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页447。

[83]秦家懿：《王阳明》，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页153。

[84]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页23。按高攀龙与管志道的辩论，似乎较顾、管之辩论更显委婉。《问辨牍》卷四贞集《续答景逸书》：“来书云：‘说者曰：先生一生命脉，只在统合三教，其种种开阖，不过成就此局。故推心置腹重元公，则欲就道理上和合；表章高皇，则欲就时事上和合；拈出群龙无首，则欲暗夺素王道统而使佛氏篡飞龙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则欲单显毗卢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过就局面上调停。引儒者之言，不过就疑似上附合。故无极太极，近于虚空法界则宗之，朝闻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则言之。至于尊程朱、贬狂禅，非不凛然，而究竟则以程朱之中庸与五宗之佛性并斥，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耳。龙谓不然，先生实见得毗卢性海，本共一家，三教圣人，原无二性，分吾儒，分二氏，总是妄生分别，反使大道自限藩篱。故使学者溯太极于无极，以窥敦化之原，了一贯之义，则三教本来无分，安得有合。说者曰：此正先生误认圣学处，盖人之于道，犹足之于路，只分歧处一步左右，以后便各成路径。……龙谓，自先生之书一出，而若此数条者，盖千古必至之疑，一明决之。乞逐一剖示。’”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子遗书》卷八《答顾泾阳论管东溟》与此段文字颇为相近，只是改“说者曰”为“盖此翁一生命脉”，且书信内与顾宪成有“前蒙此翁惠书，近拟答一柬，又要觉孺子唐突长者，且有环辙之宣尼，且作闭户之颜子”之语，则显见高攀龙在与管志道的辩论中采取了后辈尊敬长者的态度，将自己的观点以“说者曰”三字委婉地表达出来。然而，“龙谓”如何如何，又似在赞附管志道，其间不无矛盾。此间曲折，谨书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85]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一，建置。

[86]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条，《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附年谱四卷。

[87]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会约仪式。

[88]宋犖：《重修东林书院碑记》，《东林书院志》卷十五。

[89]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一，建置。

[90]高攀龙：《虞山会语序》，《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91]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八，会语·大会一。

[92]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八，会语·大会一。

[93]同上。

[94]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四年”条。

[95]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八，会语·大会二。

[96]张鼐：《絃歌楼纪会》，《虞山书院志》卷十，艺文。

[97]顾宪成：《读絃歌楼纪会》，《虞山书院志》卷十，艺文。

[98]耿定力：《虞山书院记》，《虞山书院志》卷九，艺文。

[99]顾枢：《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七年”条。

[100]《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张纳陛传》亦载：“东林书院之会，纳陛与焉。又与同邑史孟麟、吴正志为丽泽大会，东南人士争赴之。”

[101]邹期桢：《吴觐华先生墓志铭》，《东林书院志》卷九。

[102]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四。

[103]朱彝尊：《史馆上总裁第六书》，《曝书亭集》卷三十二。

[104]Charles　O．Hucker，“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p．132．

[105]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页48。

[106]严瑴：《安我素先生传》，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先贤。

[107]郭绍虞：《明代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531。

[108]吴桂森：《申订东林会约》，《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

[109]高攀龙：《顾允成行状》，《东林书院志》卷七；顾宪成：《小心斋札记》，《顾端文公遗书》卷十。

[110]此为史孟麟语，参见顾宪成：《小心斋札记》，《顾端文公遗书》卷十。

[111]据《东林书院志》卷九高世泰《周怀鲁先生传》，周孔教巡抚江南，与顾宪成、高攀龙结为石交，每事咨询，疏稿多属两先生鉴定。申时行归田二十年后，尚写信给顾宪成：“公今岁正当周甲……不肖归田二十年矣，追忆曩时当事九年，颇竭心力。……公负当世之望，众正所归，论议一出，足为狂澜之砥柱，试评仆以为何如哉？”参见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十八《贺顾泾阳少卿》。

[112]陈继儒：《寿顾泾阳先生六十序》，《白石樵真稿》卷七，寿言。

[113]缪昌期：《与顾泾阳》，《从野堂存稿》卷六。

[114]严瑴：《东林书院志序》，康熙《东林书院志》。

[115]钱谦益：《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

[116]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页26。

[117]缪昌期：《与高景逸》，《从野堂存稿》卷六。

[118]许献：《〈刘本孺先生传〉按语》，《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

[119]张履祥：《愿学记三》，《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页764。

[120]张履祥：《备忘三》，《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一，页1136。

[121]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1。

[122]高攀龙：《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四首》，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

[12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七）·序》，《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

[124]曾异《弗人送刘汉中教授广信序》（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页6）：“自宏正以前，则朱胜；隆庆以后，则陆胜；嘉隆之间，朱陆争而胜负半。”

[12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六江右学案：“德涵，字汝海，号聚所……受学于耿天台……以悟为入门，于家学又一转手矣。”

[126]顾宪成二十岁时学于张淇门下，二十一岁时，又师从薛应旂（方山）。张淇，字子期，号原雒，晚号损斋，无锡人，“少游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其授书不拘传注，直发其中之所自得”，纯以心学的方法治学。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人，师承邵宝、欧阳德等，其学以心学为宗。复如钱一本师从王时槐，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九《东林学案·御史钱启新先生一本》：“先生之学，得之塘南者居多，惩一时学者喜谈本体，故以工夫为主。”《东林书院志》卷八《钱启新先生传》也说：“先生初官江西，与王时槐善。”可知与王时槐殆在师友之间。王时槐，字子植，号塘南，江西安福人，其为学从静坐入手，于“致良知”颇有自得之旨。钱启新与顾宪成同列为东林八君子，另六人中，顾允成为宪成之弟，薛敷教为薛应旂子，而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和叶茂才，皆可谓顾宪成的弟子。因此说东林学派乃源出于王学并不为过。东林讲学中有许多阳明学学者，如吴达可“其学端本程朱，更宗阳明，谓良知一脉，诚千圣滴髓”（嘉庆《增修宜兴旧志》卷八，忠义），张大受“案头惟存彭泽、香山、明道、康节、白沙、阳明数编”（《东林书院志》卷八《张弦所先生传》）。张纳陛曾从王畿游（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忠义）。著名的阳明学学者邹元标和方学渐都是东林学派的讲友。

[127]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

[12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5—16。

[129]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页25。

[130]吴桂森：《真儒一脉序》，《真儒一脉》。

[131]陈嘉猷：《东游纪序》，方学渐：《东游纪》。

[132]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页357。

[133]张履祥：《答张佩蔥质疑》二十八，《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二。

[134]张履祥：《答沈德孚》（戊戌，1658年），《杨园先生全集》卷四。

[135]方学渐：《东游纪小引》，《东游纪》。

[136]华允元：《吴觐华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九。

[137]东林学者中如高攀龙弟子张云鸾，曾著《经正录》以辟李贽，参见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二十一，儒林。

[138]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一，序。

[139]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页888。袁黄（了凡）的功过格体系的最热情的支持者是阳明学派的成员，特别是泰州学派。而东林对功过格体系思想是持批评态度的，并努力发展儒家的感应理论以应战，参见包筠雅：《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页117—145。晚明刘宗周《人谱》，即针对功过格思想有所修正。张履祥在清初说：“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故欲假《人谱》之论以药石之。”（《杨园先生全集》卷五《与何心隐》）

[140]张履祥：《告先师文》，《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141]王时槐：《答吴安节公》，《友庆堂存稿》卷十。

[142]胡慎：《东林书院志序》，雍正《东林书院志》。

[143]沟口雄三著，龚颖译：《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页345。

[14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12。

[145]钱谦益：《顾端文公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十。

[146]张艺曦：《明中期地方官员与王学学者的紧张——以白鹭洲书院的兴废为例》，页281。

[147]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148]高攀龙：《东林论学语上》，《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

[149]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页33。

[150]同上书，页34。

[151]凌克贞：《杨园先生全集序》，《杨园先生全集》。

[152]王畿：《赵麟阳赠言》，《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八。

[153]邹元标：《清江公署新刻六经正义记》，《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五。

[154]饶宗颐：《明代经学的发展路向及其渊源》，《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22。

[155]刘元卿：《明新纪会》，《刘聘君全集》卷九。

[156]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页22。

[157]张鼐：《虞山书院志》卷一，建置。

[15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九。

[159]顾宪成：《东林会约》，《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

[160]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

[161]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三。

[162]华贞元：《吴觐华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

[163]朱文杰：《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页50。

[164]叶茂才：《跋点朱余咏》，《东林书院志》卷十六。

[165]路德：《周易本义爻征序》，吴曰慎：《周易本义爻征》。

[166]高攀龙：《东林论学语上》，《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

[167]林庆彰：《导言》，林庆彰、蒋秋华：《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68]关于“实学”的含义，可参见姜广辉：《“实学”考辨》，《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9]凌克贞：《杨园先生全集序》，《杨园先生全集》。

[170]张履祥：《与徐敬可》，《杨园先生全集》卷八。

[171]林庆彰：《明代经学研究论集》，页20。

[172]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页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