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_郑板桥传

　平_郑板桥传

向　楚[1]

本篇悉依据《六译丛书》及其子姓门人等所述。时贤论列，亦取以入录。

篇中主要：一、传略；二、思想与著述；三、对于教育之贡献及影响。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初名登廷，号四益，继改六译，盖自述所学也。生清咸丰壬子（1852年），卒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年八十一。幼贫困，家故有茗肆，平挈壶误涴客衣，客怒诃之，耻，欲从塾师读，力不能脩脯，乃从溪涧捕鱼以为贽，师悦而教之。读于寺，寺僧馈黍饼，媵以糖，且读且蘸食之，误蘸墨沈，既乃知之。暮归，恒立檐前就灯下读。以同治甲戌（1874年）补诸生，食廪饩。光绪己丑（1889年）成进士，以知县用，改教职，历龙安，绥定教授，襄校尊经书院，长嘉定、资州、安岳诸书院及国学专门学校。平性纯孝，事母愉色婉容，而御子姓极严。与人固和易，讲说时杂诙谐，于及门弟子则庄词厉色以责之。自奉极薄，而周恤宗族不少吝。生平著述百四十余种，未刻者十六种，其毕生精力尽瘁于说经，一意于尊孔。其为学避剿袭，明系统，喜分析，辨真伪，富于假设，善变而不离其宗，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亦不免强群书以就我，穿凿附会，武断是已。平自称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平年二十五］从事训诂考订之学，博览考据诸书。庚辰［光绪六年（1880年），平年二十九］以后，厌弃破碎，专求大义［见廖氏《经学初程》］。综其生平，治学凡六变。(www.guayunfan.com)癸未今古，一变。［光绪九年（1883年）年，平年三十二］此期约五年。所著以《今古学考》为纲要。

戊子尊今抑古，二变。［光绪十四年（1888年），平年三十七］此期约十年。所著以《辟刘篇》、《知圣篇》为纲要。

戊戌小大，三变。［光绪二十四年（1988年），平年四十七］此期沈思八年，而其说始定，曾拟作《小大学考》，未果。成书中当以《地球新义》、《王制集说》、《周礼皇帝疆域图》为纲要。

壬寅天人，四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平年五十一］此期当以《孔经哲学发微》为纲要。此后专就天人之说演进，不废其名。

戊午（1918年）专就六经分天人小大，谓六经皆孔子所作，象形文字亦古所无，为始自孔氏。五变。［民国七年（1918年），平年六十七］

晚年中风痹，喜医术，以《素问》所言五运六气为孔门《诗》、《易》师说。六变。［民国十年（1921年），平年七十以后］

平晚年自述其为学之所甘苦云：“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沈思，废寝忘食，（平晚年，弟子胡孝廉冀前往请益，与之共榻，中夜自动，平呼问：‘醒否？醒则不宜再睡；凡白昼不能解决之疑案，一思多能省悟。平生平著书，实得力于此。）动以数年，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云。

时南皮张之洞督学四川，以纪、阮之学为号召，见平文大喜，以高材生调入尊经书院。盖平以“猘犬”义释《论语》“狂狷”之文。蜀士旧无知许氏《说文》者，独平偶得之败簏中而好之，故为之洞所嗟异。此平《六书旧义》所由作也。（据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及既沈浸经术，识其大者，随不乐为名物训诂之学。谓小学为经学梯航，自来治经家未有不通小学者，但声音训诂亦非旦夕所能毕功，若沈浸于中，则终身以小道自域，殊嫌狭隘。故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也。又谓如段氏《说文》，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即使全通其说，不过资谈柄，绣槃帨，故决然舍去，别求所以安身立命之术。适湘潭王闿运来主尊经讲席，闿运言《春秋》以《公羊》，平治《谷梁》之说，悟《王制》为鲁学之宗，析礼制文句为二事。复论《王制》为十四博士之宗，与古学以《周官》为宗者异趣。著《今古学考》，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清代常州学者治公羊学，初庄存与兼治《周官》，其徒刘逢禄、宋翔凤乃大张今学之帜，然与今古两派立说异同，其中心所在，实未知之，徒以三世诸义，滥及群经；又以立学官与否为断，以视前世区区欲以文字辩古今学者成殊，要其浮丽不根，知表而不知里，则一也。平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以《王制》、《谷梁》鲁学为今学正宗，平分江河，如示指掌。其由《春秋》而得悟于礼制者，皮锡瑞、康有为、章炳麟胥循此规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平固亦屡变其说而莫可定，然终以《王制》、《周礼》为之主则未有异。刘师培于《西汉周官师说考》以古学为西周之制，而《王制》为东周之制；于《明堂考》又隐说为丰、镐、洛邑之殊。康、章以降，虽于今古各有是非，所论不同，而言今古之所以同异，则终莫能外。盖平发明经制，告颜子用四代，与子张论百世，斯文在兹，著于《论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明载《中庸》；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亦《春秋》家师说。孙卿所谓“圣者尽伦，王者尽制”，《解蔽篇》征之六经，无不符合。虽专守古文学者，亦未敢断言孔子无创制之事也。故其书初出，论者比之亭林顾氏之于古音，潜邱阎氏之于古文《尚书》，为三大发明焉。乾嘉以来，世儒竞守《说文》、《礼》注，曰许郑学。平本《五经异义》所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以考两汉学说，今古家法，厘然不乱。谓自郑康成遍注群经，兼取古今，而家法始淆，则廖氏之取于许郑学，与乾嘉以来所谓许郑之学，于是辨也。廖、刘两家立说不同，廖氏过重视孔子，以为皆一家之言，以今为改制，古为从周，古为孔子壮年之学，今为晚年素王之制。（《论语谶》仲尼弟子子夏等六十四人篡孔子微言，以事素王。）刘氏过重视周室，以为皆一王之法，故说为丰、镐、洛邑之宜有别。其言今古两学立异之故不同，其所以辨今古两学则一。故廖氏之学，其弟子蒙文通谓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惟皮锡瑞，能寻其义以言古文者惟刘师培，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此廖氏说经之第一变也。

自丙戌（光绪十二年）刊《今古学考》，自谓历经通人指摘，不能自坚前说，乃以尊今者做《知圣篇》，辟古者为《辟刘篇》，又复有《古学考》。自己丑（1889年）试礼部后，谒之洞于广州。康有为与黄季度同访平于广雅书局，谈竟夕，并以《辟刘篇》、《知圣篇》示之。未几，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告成，盖《伪经考》本之《辟刘》，《改制考》本之《知圣》也。梁启超谓其师之学说原转变于蜀人廖氏，尽弃其旧说者指此。（平弟子胡翼挽平诗称康氏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不言其所自来。其实康有为初从沈子丰得《今古学考》，于平倾倒甚至。及会于羊城安徽会馆，平列举始皇未焚六经确证，康大悟，二书成，名满一时，张之洞有书责平，指康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其再传弟子，近人钱穆谓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亲见之。）平初因宜宾陈锡昌疑《周礼》专条古皆无征，疑《周官》为新莽以后之书，为刘歆等颂莽功德云“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可知《周礼》出于居摄之后。平初考刘歆文集，初年全用博士说，晚乃立异。欲知其年限，因考王莽传上言《周礼》者只二事，在居摄后，中下以后，则言《周礼》者十之七。如天子十二女，博士说也；百二十女，《周礼》说也。莽传上用十二女说“莽纳女事”，传下用《周礼》说“莽自娶一百二十人”，使《周礼》早出，抑刘歆早改《周礼》，则当时必本之为说，何以全无引用？是“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时，《周礼》始出，中多迎合莽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学，古学《周礼》为刘歆羼乱之学。以《周礼》与《王制》不两立，归狱歆、莽，用西汉法。此廖说经之第二变也。

继以今学囿于《王制》，则六艺虽博，中国一域之书耳。戊戌以后，乃言大同，盖寻诸《大戴》、《管子》，与所谓删刘之条皆符证，则斥《周官》为伪之论不可安，于是以今古为孔学大统与小统之殊。盖初据《王制》典章说之，以至龃龉不合，因诗之小球大球与小共大共对文（共作贡九州之贡，《顾命》之天球河图，纬说以河图为九州地图），纬书及古微书。《汉艺文志》春秋诸微，及纬为微书之证。平以纬书、微书即孔子之微言，因纬书有天球河图，即地球大九州之义。据诗书大小连文者，小字即在大字之上，定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后大，即由内推外，乃用小球大球以说《周礼》。乃知《大行人》九服以内之九州即大九州，九州得方千里者八十一，即邹衍海外九州之所祖。内史三皇五帝之书而不及王伯，地官由四夷及四海。郑注以地中为万五千里，地三万里，四游浮沉。祀帝有二；一昆仑地中之神，一中国赤县神州之神。由是据《大行人》、《职方》两九州之神为帝小皇大。一书中兼二统，所谓小司马以小名官者，即《商颂》之小共小球，主五帝分方之小九州。所谓大司马以大名官者，即《商颂》之大共大球，主大司徒大行人之千里一服大九州，与《诗》、《易》礼制相同。邹衍方三千里之古九州，乃五帝分司五极之事，大于《王制》八倍，而小于皇者五倍者也。于是乃知今古之分，一为王伯，一为皇帝，一为禹方千里之九州，一为方二千里，方三千里，方四千里，方五千里，方六千里之大九州。凡《周礼》与《王制》不合者皆海外大九州之大统之制，求之经而《诗》、《易》合，而《戴记》、《左》、《国》合，求之子而《庄》、《列》是其专家，求之博士说而所谓五极五神四海皇帝之说，未尝不足以相证，由是削去今古名目，以帝王分之，以今古并不立，分属帝王，则不相妨而相济。（以上见《家学树坊》）于是刊《地球新义》，取《周礼》疆域别编为《皇帝疆域考》，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五典者，全以属之《周礼》取经，去其师说谬误，故改今古之名为小大，谓即此而群经传记各得依归，此廖氏说经之第三变也。

三变之说虽殊，皆以《王制》、《周官》为统归，而今古之中心终不可移。三变而后，于《中庸》言诚言道之文，别起中庸天学、大学、人学之论。人学为六合以内，天学为六合以外。《春秋》言伯而包王，《尚书》言帝而包皇。《周礼》三皇五帝之说专言《尚书》，《王制》王伯之说专言《春秋》。言皇帝王伯，制度在《周礼》、《王制》，经在《尚书》、《春秋》，一小一大，此人学之二经也。至于《诗》、《易》，以上征下浮为大例，《中庸》所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为上下察之止境。此天学也。而以《灵枢》、《素问》、道家之学辅之。平自序《四变记》（刘师培摘本）曰：“壬寅后因梵宗有感悟，终知《书》尽人学，《诗》、《易》则遨游六合外，因据以改《诗》、《易》旧稿，盖至此而上天下地无不通，即道、释之学亦为经学博士之大宗矣。”（按刘师培与廖季平书，驳此说极其深入，详后）其《孔经哲学发微》云：《内经》旧以为医书，不知其中有天学，详六合以外；有人学，详六合以内。故《病能篇》末有曰上经下经，（义与此篇不相属）《易》纬文也。（按平《文学处士严君家传》有云“《素问》上经下经之明文，不啻十余见，经文别无以上下名篇者，惟《易纬乾凿度》上下经两相符合，六相僦贷，季鬼、臾区、岐伯、少师、少俞、伯高教授黄帝、电公受命黄帝以传世，教者演六相之文，受者惟一雷公而已。雷公七篇每于上下经三致意焉。凡阴阳、雌雄、先天、后天、太过、不及、损益，皆易说也。而揆度奇恒，此类从容，尤于上经三朋，下经五中，提纲挈领，此新发于硎，百变不易者也。”）上经者言气之通天，为天学；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为人学。区别界限，不容溷杂。此《内经》所以为天人合发之书也。其全元起本所无，而为王启玄所补者，如《天元记大论》、《至真要大论》、《六微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记大论》、《至真要大论》，共七篇，发明五运六气六甲五要子之说。较《诗》纬尤为精确不可移易，当为《诗经》师说。其中惟论疾诸篇，乃为医学专书。上古天真论真人至人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读《内经》而后《楚辞》之本旨明，上二节为《尚书》、《春秋》师说，下二节为《诗》、《易》神游之学，为六经之纲要。知此而后孔圣天人之学乃得而明也。此廖氏说经之第四变也。

四变以后，专就六经分天人小大，历十余年，复进而融小大于天人之内，以《礼》（修身齐家是为治平根本），《春秋》（治国学，《王制》为之传，儒、墨、名、法家主之）、《尚书》（平天下学，《周礼》谓之传，道家、阴阳主之），为入学三经，《王制》、《周礼》为之传；《诗》、《易》、《乐》为天学三经，《灵》、《素》、《山经》、《列》、《庄》、《楚辞》为之传，各有皇帝王伯之四等。当初变时，以今古两家所根据同出孔子，创为法古改制之说。兹更近而以六经皆孔作（以六艺皆由孔子译古书而成），且因《史记》入引孔氏古文，谓六书文字皆出孔氏（刘师培与廖季平书有数条为孔制六书之助，详后），盖必以六经曾皆归孔氏，而后小大天人之说乃有其系统可寻也。据《列子》引孔子之言曰：“吾修《诗》、《书》，将以治天下，遗来世。”《知圣篇摄要》云：“赞修六经，实参用四代，下俟百世，有损益于其间，非但抄袭旧文而已。”《荀子》曰：“《诗》、《书》故而不切”（原注：《班志》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是以《书》为孔子所作）《庄子》：“孔子翻十二经以说。”（六经六纬）《知圣篇》云：“《春秋》未修之先，有鲁之《春秋》，《诗》、《书》、《礼》、《乐》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诗》、《书》、《礼》、《乐》。其曰述而不作，言不作即作也，言述即非述也，与其文则史，其义则窃取同意。而作述之事即兼总六经不独说《春秋》。《戴记》总言孔子事，则云翻定六经，制作六艺，其并称之文，则多以作修属《春秋》，于《诗》、《书》、《礼》、《乐》言删正，文变而义同，无所分别。因作多属《春秋》，故同称则六经皆得云作修，而并举则惟《春秋》所独。此为异名同实。”又云：“孔子为素王，受命制作，翻定六经，皆微言也。”《知圣篇提要》云：“平客广州时，欲刊此本，或以发难为嫌，东南士大夫转相抄录，视为枕中鸿宝，时风气为之改变。湘中论述以为素王之学倡于井研者此也。”又云“《列》、《庄》言六经非陈迹刍狗，全为特创百世以下新法新理，作而非述”，力反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其弟子黄熔述《五变记》云：“唐虞之事实狉獉蛮野，无可为讳，正如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驯者也。文不雅驯，此真古史之言也。史公择言尤雅，以为本纪书首，明明谓孔子所传不离古文。史记八引古文，皆指孔经之文是古史之世本谱牒，史公犹及见之，以为荐绅所鄙弃，故协厥经传，待人深思。”又云：“诚知《尚书》之尧舜非唐虞之真尧舜”，平《孔子作六艺考·提要》云：“尧舜时洪水初平，兽蹄鸟迹交于中国，与《尧典》、《禹贡》典章美备，事出两岐。”黄熔申其师说云：“若谓中国唐虞而已四表光被，九州攸同，其可信乎？须知经之文明乃为后世立法，不为往古记事，则经史分途，孔圣之作以显”，则表里贯彻，可以说经（六经曾非旧史），可以论史，可以博古，可以通今。并征之诸子，其宗旨不同，则所举尧舜亦异；兵家之尧舜战争，法家之尧舜明察，墨家之尧舜俭质，道家之尧舜无为，儒家之尧舜德隆，农家之尧舜耕稼，借古帝以明学说，皆自以为真尧舜。（《韩非子·显学篇》说）其实尧舜未必然也。子家皆出孔后，立标建帜，各发为一种学说。其所以推美尧舜者，盖以《尚书》独载孔圣大统之规，托始尧舜，故诸子亦祖述二帝也。《班志》谓九家皆六经之支裔，岂不然乎？《尚书》托古垂法，以尧舜为傀儡。宰我曰夫子远贤尧舜，正谓《书》之尧舜政治文明，非若龙蛇同居之景象也。《论语》夏礼、殷礼杞、宋不足征，则唐虞之文献必更无可据也。纬说圣人不空生，生必有制，由心作则，创起鸿谟，经异于史（经为雅言，史不雅驯），尚何疑义之有？”又云，“凡属经中之典制，莫非圣心所独断。”盖深知经意与史迥别雅俗也。又据《史记》八引孔氏古文以为孔子作六经先制文字（史公称‘孔氏古文’、‘诗书古文’‘春秋古文’，以为孔经初造古文之证），新城王树楠谓必有实据，乃足征信。黄熔为文搜证，伸其师说，谓人之称仓颉古文者，大氐根源许氏耳。然云仓颉初作书，并无仓颉古文之明文也。其曰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即谓孔子肇造古文。又曰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不言籀文）又马头人等说，皆不合孔氏古文，则明明以古文专归孔子。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此与《史记》所举《诗》、《书》古文、《春秋》古文、《尚书》古文、孔氏古文之说，造车合辙。许氏引孔子曰，即孔子初造古文解说字义之证。李尧勋（平门人）《中国文字问题》谓当草昧之初，所有语言假音，亦必同用字母。《易·大传》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湘潭王氏以结绳象字母盘曲之形，太史公称字母为百家言，六经为孔氏古文，所称后世圣人，必为孔子无疑。平《伦理约编》引《三藏记》（梁僧佑）：“昔造字之祖凡三人：长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蒙古所本），其书左行；少者仓颉，其书下行。梵及佉卢在天竺，仓颉在华也”。夫梵及佉卢皆字母，则仓颉亦字母可知。（若谓书契为仓颉古文，当云古之圣人，不当云后世圣人也。）读《庄子·天下篇》与《史记》本纪表传，当时尚有两种文字（即百家语言与古文六艺），书籍并行于世。是以孔子以前，但有语言假音，孔子翻经正名，乃特创六书雅言。（说详《中国文字问题二十论题解》，文多不录。）刘师培与平书云：“《说文》伊从人尹，是阿衡以前并无伊字。《夏书》有伊洛，《礼》有伊耆氏，均出阿衡之前，当阿衡未尹天下之前，果为何字，引而伸之，足为尊说孔著六书之验，又如偰字及偓佺二字，均以人名为正诂，然必有取名之义，字无正形；字有正形，因人而制。推之许书女部诸字（姬姜皆水名，何字不从水而从女），厥例均同，亦足资尊说之助。”章炳麟为平墓志，则谓“君之言绝恢怪者，以六经皆孔子所做，虽文字亦孔子造之，与旧说尤相左，人亦不敢言。”此廖氏说经第五变也。

五变以后，《诗》、《易》为天学，非人间世所知，故辞涉玄远，义皆窃冥，与旧说极异。何邵公谓《公羊》多非常意义可怪之论。平说《诗》、《易》亦然。且持之甚坚，谓确有可据。凡有非毁，略不为动。惟《易》道化发微，穷理尽性，显天地之奥，通神鬼之情，谓为天学，语非不根。《诗》主言志，可通于政，兴观群怨，与《易》殊科。而平必谓天学者，以《诗》首《关雎》、《韩诗外传》论此篇即窈渺神奥，靡测端倪。《外传》卷五：“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乎？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钟鼓乐之。”《汉书·儒林传》：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诗》、《易》相通，师说有自。《论语》孔子以“诗无邪”蔽《诗》三百篇。平以《鲁颂》之“思无邪”与思无疆、思无期，思无一例。无邪者犹言无涯也，不取《毛诗》发情止义之说。谓《小序》非子夏作，乃卫宏、谢曼卿伪造。黄熔述《五变记》引《齐诗翼氏传》云：《诗》之为学，情性而已（《集传》误解情性，以为男女之情），五性不害（张晏注：五性谓五行也），六情更兴废（六情：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狠也），观性以历（历谓日也，即十日十干），观情以律（律，十二律也，见《月令》），律历迭相治（《内经》下加上临），与天地稽。（天干地支）《匡衡传》引《传》曰：（《诗经传说》）审好恶（《翼氏传》：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恶也），理情性（好行贪狠，甲子主之，恶行廉贞，寅午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己酉主之。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此以十二支为六情，可知五行十干为五性），而王（读作皇）道毕矣。（人学既终，方可进求天学。）下引《中庸·尽性参化》一章解之。据此所谓性情，乃指天地干支而言。班氏《律历志》引《传》曰：（《诗经传说》）“天六地五（以干支之升降气交言），数之常也。天有六气（《内经》六气，子午少阴，丑未太阴，寅申少阳，卯酉阳明，辰戌太阳，巳亥厥阴。）降（言降即有升）生（性者生也）五味。（五味通於五行、五音、五色）夫五六者，天地中合（干支合和于地中）而民所受以生也。（人受之以为性）”。《内经》五运六气之说，盈千累万，言之甚悉，即解此性情之义，莫非齐诗传说也。《论语》性不可得闻，即谓《诗》学深邃。（性非性理之谓）纬说有四始五际，五际即五运、五性，四始在寅、巳、申、亥月，为四时之始（如春秋首诗），得六情之二，加上下辰、戌、丑、未、子、午、卯、酉，即六气六情也。《翼氏传》云：“五行在人为性，六律在人为情。性者仁、义、礼、智、信也；情者喜、怒、哀、乐、好、恶也。”五常分五方，《诗》纬以邶、鄘、卫、王、郑五国处州之中为五音，《民劳》五篇为五民五极，《邶》四风，谷风东，终西风，凯风南，北风北。《崧高》四篇分应四方，加中央为五。《诗》之言六情者，《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已举上下矣。其他中心喜之，中心好之，逢彼之路，在彼无恶。《内经》言人身五藏六府，契合于性情者（分配干支），其文连篇累牍，皆所以发明《诗》旨也。《白虎通》：“人禀阴阳而生，内怀五性六情。”《钩命诀》：“性所以五，情所以六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气而生，故内有五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据此可见人之性情，本具天地干支之运气，修养在一己，即感动在天地。《论语》性不可得闻，言性不言情，性属天，举天以包地。《中庸》尽己之性，推之尽人物之性，可参天地化育，即兼括六情在内。《孟子》尽心者知性，知性则知天。《中庸》喜怒哀乐未发为中，发皆中节为和，致中和天地位焉。学者涵养一己之性情得其冲和，阴阳无愆，疵疠不作，穆然与天地合德，久而道成，则神游之境自不虑从之莫由也。其与门人说《诗》之旨，可约举者，有数义焉。一义以《周南》、《召南》为二伯，与《书》之羲和，《礼》之礼乐，《易》之两仪，《论语》之文质，《国语》之司天司地，泰古之天皇地皇，为二伯平分天下之事。凡各篇中有左右二字者亦指为二伯，与《吕览》、《淮南》等书言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义同。二义以三颂为三统循环，《周颂》、《鲁颂》、《商颂》，《鲁颂》在中，即王鲁之意。谓《春秋》实不王鲁，《春秋》王鲁乃何氏误说。故以旧说新周、王鲁、故宋、绌杞为三颂说。三颂中有鲁无杞，故绌杞为本义。《春秋》以宋首，以杞殿，亦得为绌杞。三义据《诗纬》列宿斗极以配十五国风四诗，《诗》之四始即《诗》篇名，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仍以《诗纬泛历枢》“《大明》在亥，水始也。《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之说。五义以《易》为形游，《诗》为神游之书。神游之境，即《诗·周南》“辗转反侧”之义，大人占梦之说也。与《易》之“周流六虚”。《楚辞·远游》之“周流六漠”，《列子》之“御风而行”，《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中庸》引《诗》之“鸢飞戾天”，其旨正同。（谓《诗》本灵魂之学，人以性情以进修，则卷之在身心，放之弥天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矣）六义以《诗》、《易》二经为大同以后，民物雍熙，相与合力精进，研究上述之学术。顾《诗》无方体，变动不拘。《论语》“小子学《诗》”，所以立初学之根柢，切磋素绚，警喻又极玄微，浅者极浅，深者极深，《孟子》意逆之教，最得说《诗》之三昧。尝谓《诗》为劝惩之书，其效不如《感应篇》、《戒淫文》远甚，而于朱子说《诗》，攻之尤力。据班氏《艺文志》言，《诗故训传》取《春秋》，采杂记，咸非其本义，而独以鲁为近。《鲁诗》传自申公，后鲜述者，惟《齐诗》四始五际，屏去人事，专主纬候之说。性情律历，发明于翼氏者，博大精深，浅见寡闻者所畏避。盖《诗》天学，翼氏斯为得之。犹《书》主大统，惟邹子为能言之也。《诗》非述往，乃百世以下之书，又为六合以外，《楚辞》是其师说，《中庸》为之大传。盖先人后天，由小推大，《齐诗》谶纬者此也。（其《论诗序》、《续论时序》剖驳诸家，其言甚辩。）暮岁于术数方技之言，无不明晓，堪舆家言成书五种，医家言成书二十余种。驳难经文乱古法，创新诊（斥存失尺之谬，主复古诊法，详申三部九候），自谓志在医医，不在医病。宜黄邱希明叹为绝学。笃老中风痹，益喜医术，以治医之故而移此说经。读王冰《素问》八篇，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举凡《鄘》、《卫》、《王》、《秦》、《陈》五十篇，《邶》、《郑》、《齐》、《唐》、《魏》、《邠》七十二篇，大小雅，大小颂，及《易》之上下经、十首、六首诸义，皆能贯通融合，专以五运六气明性与天道。此廖氏说经之第六变也。

综其平生经说，余杭章氏谓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其第三变最可观，以为《周礼》、《王制》大小异制，而康氏所受于君者，其第二变也。《职方氏》表中国疆域，面相距为万里。君以清世版图，外及蒙古、伊犁，南北财距六千里，故推《周礼》以为治地球之书，且未考古今尺度有异邪？（《太炎文录·封建考》论此极详）语曰：“圣人不考，时变是守。”自《周官》之行，逮春秋之末，阅岁五六百，中更霸制，朝章不能无变异。《春秋》所记地望，南不及洞庭，西不及蜀，虽圣人焉能张大之？谓《春秋》无太平制，足以破董、何，其大小何足言？《王制》者，特后为儒掇拾残缺所为，愈不可为典要。其言东不尽东海，地反狭于《春秋》，海尽弃，小亦不得矣。顾君或未之思也。初君受学王翁，其后说渐异，王翁颇非之。清大学士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统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而有为之徒，见君前后异说，谓君受之洞贿，著书自驳，此岂足以污君者哉？君学有根柢，于古近经说无不窥，非若康氏之剽窃者。顾其智虑流于谲奇，以是与朴学异趣。（以上见章氏所撰《廖君墓志铭》。）其分别古今，洞明两汉之家法，自二陈以来，可谓集古今学派之大成。章炳麟称其：“确然不易，为惠、戴、凌、刘所不能上。”（《程师》）“寻廖氏之学，则能推知后郑之殊乎贾、马，而贾、马之别乎刘歆，刘歆之别乎董、伏、二戴，而汉儒说经分合之故，可得而言。”其谓《王制》为孔氏删经自订一家之制，一王之法。俞樾、皮锡瑞同主所说。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云：“《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传中明言之。当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周尺东田，明是汉人常语。”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郑以为在孟子之后。按《史记·封禅书》云：“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猎封禅事”，《汉书·郊祀志》同。皆其明证，康氏《驳皮锡瑞王制笺》尤详。是孔子删订《王制》，诚不可为典要也。而康氏六经皆非史旧之说，谓《尚书》之尧舜非唐虞真尧舜，诸子各借古帝以明学说，皆自以为真尧舜。挽近托古疑古诸学说，横被其风，而加厉矣。近人金天羽敷说中国学术，亦引廖氏之言，谓前人功夫是割碎书之本文，散为类书；近人工夫是钩取类书插入本书。一二十年来，聚敛獭祭，剪裁比辑，窜句游心于有无异同之间，勇于著述者皆是也。夫记住篡类之不得为著作，正即功力之不得为学问，章学诚尝箴之矣。六译出分今古，终究天学，尝自署其楹曰：“推到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游六虚。”盖自赞也。刘师培谓其“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复推尊之曰：“贯彻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有之也。”至天学诸论，比同孔释，“使飞鸢之喻有征，迓龙之灵弗爽。然巫咸升降，终属寰中，穆满神游，非超系表。盖无免之外，方属化城，非想之中，犹称火宅。内典以道超天，故借以天为道，玄家所云方外（六合之外亦然），仍内典所谓域中耳。内典要归惟诠出世，部居既别，内外有归，引为同法，无资崇孔，括囊空寂，转蠧道真。”《与廖季平书》此诚善善而审其非者也。又章氏论廖氏学云：“归命素王，以为其言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一字之近于译文，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说林下》）其门人有李生源澄者，谓其师之于六变，其分今古乃对清儒言汉学而发。今古者汉学之事也，言汉代经学而不明今古，是汉人本异而治汉学者强同也。其分今古虽未密，较清儒言汉学，则更进一步矣。然此乃经学史上之一发现，与经学仍无关系。其于经学歧异之故不能得，故心累变不止。又见孔学式微，欲化腐朽为神奇，而言益远矣。故初则分平今古，而于今古无所轩轾；继之归狱歆，莽。亦是为经学去其不同，故终不得不尽弃前说。其致康有为书欲与南海互相呼应者，亦无非出于扶掖微学之意，后复以其书著之杂著。而公之世，无不可与人见者。梁氏以六译受张之洞利诱而变气宗旨，今人又以廖致康书为文人标榜之故智，一则厚诬六译，一则轻议前修，皆非心知其意者也。源澄又谓其师才实天纵，惟为时代所限，囿于旧闻，不免尊孔过甚，千流百壑皆纳之孔子。又时海禁初弛，外来学术，移译无多，不足以供其采获，虽乐资之为说，不能于其学大有所裨。使其迟生二十年，得时代之助，其精卓宏深，谁能测其学之所至？章氏所谓学者其师，义有未安，弹射纠发，亦无所避，此直谅不阿之论，岂俭闻肤受之徒所能妄诋其违牾哉？钱穆平议晚清学术，谓廖与康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如考证学中之陆、王焉。康则并不说经，廖氏讥其《伪经考》外貌虽极炳烺，而内无底蕴，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者（《致康长素书》）皆此弊也。自平三传同出子夏说出（谓左丘明实无其人，即启予商无变文，明与商、羊、梁同音，左丘明启予，左丘失明，则子夏丧明事，复推本罗氏卜、谷叠韵，公、谷双声，商、羊、梁叠韵之说，断为《左》、《公》、《谷》皆子夏所传）为提学者所辱，斥为穿凿附会，读章氏《程师》之作，至今有余叹焉。

【注释】

[1]向楚（1877～1961），字仙乔（亦作仙樵），号觙公，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孙中山先生曾誉其为“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