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作诗_郑板桥传

写字、作诗_郑板桥传

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

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

——《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雍正元年（1724），三十一岁的郑板桥来到扬州城卖画。板桥把这段时间自喻是“十载扬州作画师”。虽然其间他曾经耗时两年多，出游过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以及山西和燕京等地；间或返回兴化老家暂伴亲人。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落脚处在扬州；卖画、写字和作诗，已是他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www.guayunfan.com)扬州是中国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唐宋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重心向南偏移，处于优越地理形势、水陆交通发达的扬州，越来越成为江南之地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宋朝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宜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游自笙歌切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

扬州是文人墨客的梦想之地，老死以后都要葬在扬州，可见扬州盛世的吸引力。但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隋唐时代的扬州，到宋时，被金兵的铁蹄踏成一片荒城，直至元、明，扬州这座古老的城池又再度焕发生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正是这一时期的扬州剪影。明末清初，劫难再次重降。扬州的明朝将领史可法面对百万清军的多次劝降无动于衷，清军攻破扬州城后，纵兵烧杀抢掠，犯下了“扬州十日”的滔天罪恶。根据江都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记载，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可查到的户口簿上的人口共减少了八十余万。王家亲身经历了这次浩劫，一家八口，只活下来三人。扬州再度成为一片废墟。但经过数十年休整，扬州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大运河上千帆竞发，瓜洲渡口朝晖夕照，百色人物，川流不息。处于漕运中心的扬州，出现了很多富可敌国的盐商。“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的巨额增长，吸引着这些富商追求奢华的生活享受。建筑、饮食、成衣、车马……无不精益求精，争奇斗艳。甚至扬州附近的百姓都放弃种田，改为种花来满足当地富商的生活时尚。郑板桥曾写下“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诗句记述了当时扬州的繁华奢靡。就连皇帝也十分向往扬州，乾隆六次南巡，往返十二次都驻跸在扬州。

当时扬州的繁华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相传盐商斗富，争相效仿《世说新语》中的王恺和石崇，花费重金买了金箔带到镇江金山宝塔上，随风倾撒，导致沿江两岸的树木上都挂满了金箔。有人则挥洒千金买下苏州产的不倒翁，全数倒入河中，数量多到把整条河道都堵塞了。

官僚富商们在尽情地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不忘记追逐精神生活上的愉悦。他们不惜花费重金购买文人字画，把玩品赏，名人字画，收藏于室，成为当时富商们的又一时尚。“扬州米贵，居却不难”，大批文人画士也蜂拥而至，不同层次的诗词书画都有着自己的消费市场，造成了一种较为宽松自由的艺术创作氛围。而且幸运的是，扬州富商显贵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徒，不少达官显要的文化素质是很高的，他们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方散财，兴修各类文化设施，举办书画诗词盛会。一些慷慨好施的富商常常喜欢直接资助富有才气的穷途书生，如当年郑板桥在焦山遇到的马秋玉。马秋玉和他的弟弟马曰璐同属扬州八大盐商，人称“扬州二马”。他们原是安徽新安人，兄弟二人好诗文，常常以诗文会友，广交天下文豪学士。兄弟二人修建的小玲珑山馆，有丛书楼、觅句廊、藤花书屋等数十处庭楼景观，时人称其为南方园林杰作。丛书楼内藏书十余万，任凭来往文人借阅，《清史列传》中称之为“江北”第一。马氏兄弟还不吝钱财修缮、扩建了崇雅书院，将其改名为梅花书院，花费重金聘请天下名师到此执教、讲学。还在天宁寺旁修建了“行庵”，礼待四方文士，凡过境此地的名士，只要有真才实学，皆敦请流连，解困救难。郑板桥到扬州就寄居在“行庵”旁边的枝上村，成为马氏兄弟的座上客。郑板桥曾在《题画·为马秋玉画竹》中写道：“墙东便是行庵竹，长向君家学化工。”

郑板桥在扬州客居数年，留下了许多佳作，其中以《扬州组诗》七律四首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诗人对这座璀璨之城的独特感受。

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雨过隋堤原不湿，风吹红袖欲登仙。词人久已伤头白，酒暖香温倍悄然。

廿四桥边草径荒，新开小港透雷塘。画楼隐隐烟霞远，铁板铮铮树木凉。文字岂能传太守，风流原不碍隋皇。量今酌古情何限，愿借东风作小狂。

西风又到洗妆楼，衰草连天落日愁。瓦砾数堆樵唱晚，凉云几片燕惊秋。繁华一刻人偏恋，呜咽千年水不流。借问累累荒冢畔，几人耕出玉搔头?

江上澄鲜秋水新，邗沟几日雪迷津。千年战伐百余次，一岁变更何限人。尽把黄金通显要，惟余白眼到清贫。可怜道上饥寒子，昨日华堂卧锦茵。

《扬州》四首描绘了扬州春夏秋冬四季风物，也隐含着诗人对繁华景象背后的思考和隐喻，一气呵成，名扬千里。“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成为咏评扬州的千古名句。

在盐商的推动下，文人墨客璀璨云集于扬州。扬州不仅仅是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也成为文人墨客趋之若鹜的文化艺术中心，古老的扬州城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清初的扬州画坛，属“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四名僧人）和“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最为有名。“四王”全方位继承了传统绘画，走的是摹古的路线。而“四僧”偏重于创新，走的是开拓的新路。“四僧”的活动区域大多在扬州附近，如著名僧人石涛，二十五岁西辞武昌，度金陵而至扬州定居。有趣的是，安徽新安画派的巨匠们也开始在这一时期逐渐东移，最后的落脚点也是扬州。当时正是徽商的崛起时期，贸易活动往江浙发展，涵括东南。新安画派的东移与徽商活动重心的东移不无关系。不少商人来到扬州置办产业，经营商号，也牵引着安徽画师们来此定居。像查士标、程邃等安徽派的名匠甚至在扬州终老不回了。徽州退色，扬州繁兴，也造就了新安画派衰落和“扬州八怪”崛起的历史定局。

当然，具体到历史细节而言，这些变化是曲折而漫长的。郑板桥此时走向的扬州，还笼罩着石涛的身影，“扬州八怪”还未点缀在扬州画坛的夜空之中。虽然郑板桥当时的书画技艺已十分娴熟，但在星光夺目的扬州画坛，还只是一个无名小辈。马氏兄弟赏识他，仅仅因为觉得他是个难得的才俊之士，并不是因为他的字画如何卓群。

扬州的风采并不属于每一个俊杰，群星云集之地自有它挑剔的口味，著名画师黄慎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黄慎自十四五岁便开始学画，后来得到著名人物画家上官周的真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迫于生计，黄慎周游各地卖画为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成为浪迹江湖的艺术家。年近三十时，他已经是名噪一时的著名画师了。雍正元年，黄慎三十六岁，他来到了扬州。按理说，这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是一名画风成熟的画家了，可是他那一套注重写实、注重传统的画风却得不到扬州画坛的待见。聪明的黄慎只好转变画风，寻求变路。他的风格由写实转向写意，由传统转为创新，书法也一变跃为狂草。两年后，黄慎跃身挤入扬州画坛，成为令人瞩目的画师。

扬州给予全国各路英雄一个竞技的舞台，但是这个舞台上的角逐也是尤其激烈的。川流不息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五光十色的杂货铺构成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市奇观。郑板桥首先需要做的是在这个舞台上站住脚跟，但现实却并不如意。论画，他比不上黄慎的画技和名气。书法，扬州还无人举荐，仍然是一文不名，比不上冬心刚入扬州，就有得力人物引荐。而且黄慎、冬心等人在未入扬州之前，便已经声名远扬，小有影响，而郑板桥却不然。

为了生活，郑板桥需要求变，他决定向当时扬州画坛的标尺——石涛学习。他决心研究石涛的各个方面，从技艺到理论。“石涛善画，盖有万种”，郑板桥便从石涛各种风格的画作入手开始临摹，他也根据自身所长，专门把重点放在兰竹石上。根据自己之前偏好写实的传统，他开始刻意学习石涛的写意风格，并且不落一丝一笔，经过无数次地临摹和思索，他悟出了自己与石涛的差距，在《题画·竹》中，他写道：

石涛画竹，好野战，略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燮为江君颖长作此大幅，极力仿之。横涂竖抹，要自笔笔在法中，未能一笔逾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气候，僭差一点不得。鲁男子云:“唯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

石涛和尚客吾扬州数十年，见其兰幅，极多亦极秒。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能万里学云南？

郑板桥意识到，哪怕就是对于石涛这样的大师之作，如果步步为营，恐怕只会是邯郸学步。只有“学七抛三”，学可学之处，才能有所突破，得到真传。同时，郑板桥还将临摹石涛所获的心得，汇入到他最擅长的兰竹石画法之中；他将石涛狂放、淋漓之神髓融入到自己灵修、深润的画笔之下。这也正是郑板桥扬长避短、别出心裁的选择。终于，他以洒脱清劲、飘逸秀润的风格开一家之风，逐渐走出了石涛的光圈，崭露头角。

挚友董伟业在《扬州杂咏》中曾经这样评价道：

湘兰淇竹高人格，写照传神不在奇。

法拟石涛能用活，板桥居士是吾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