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怎样预测未来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社会学怎样预测未来_陆学艺评传_事迹

陆学艺中国社会学体系中，第二个最值得一说的是他的社会预测学。数十年来，他在“三农”的领域，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方面，作了大量研究，提供了许多精准的预测报告。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社会预测学体系以及他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

陆学艺在进入社会学界之前，曾有过辉煌的“前社会学”的研究史。这就是他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问题的研究。之所以称之为“前社会学”，是因为他已经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作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有其实，仅无其名而已。

最早的一次预测，是1978年10月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转移的预测。他在《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一文中写道：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新课题之一却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到农机化基本实现时，农村能腾出1亿以上的劳动力。(www.guayunfan.com)“如何安排好目前农村3亿多劳力，并且为不少地区腾出来的多余劳力找好适当的出路，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力资源，这是我们应该解决的大课题。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农业劳力总要逐渐减少，工业和服务业的职工会越来越多。我们要在城市设法增辟新的领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员……吸收一部分农村劳力到工交服务等部门工作。”[8]

这一预测，即使从现在看来，也不失为精当之论。何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整个国家和学术界，在“左”的政策和思潮轨道上惯性运行时，陆先生的发声，不啻为空谷足音，是相当震憾的。

最值得称道的一次预测，是1986年对当时农业发展形势的预测。

农村体制改革成功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80年代前期一连几年，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都是大幅增产的，农业中的牧业、渔业、林业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形势也很好。但到了1985年，粮食、棉花开始减产，减幅还不小。

对于多年增产后的第一次减产，理论界和主管部门都认为是好事，是从超常规发展转为常规发展的表现，不足为虑。具体原因，他们认为是计划安排和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但陆学艺认为，“1985年粮食大减产，既非是计划安排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灾害等偶然因素造成，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他从11个方面分析，农业生产条件正在变坏，农民生产积极性正在下降，以及不重视农业，投入减少，农业物质基础削弱等，是粮食减产的原因。进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一个信号，我国农业的发展又进入一个关节点，如缺乏有效对策，很可能从此又转入停滞徘徊的局面”。[9]

1986年3月，他把这个看法，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5月19日，在社科院《要报》上发表。幸运的是，这篇文章被邓小平同志看到了。6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12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粮食产量要达到9600亿斤……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低，中国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10]

有了邓小平“值得注意”的这句话，中央很快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也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在一个短时间里，陆学艺担心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出现。尽管言而未中，但从预测学的角度看，陆学艺的这次预测仍属于最值得称道的预测。

最精准的预测，是1995年对俞敬忠同志预测1995年至1996年将增产1000亿斤粮食所作的论证。

当时1994年全国粮食供给出了问题，1995年国家大量进口粮食。这个时候，江苏省农业厅长俞敬忠同志作了一个惊人预测。他认为今后两年内，中国一个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正在孕育，将增产1000亿斤粮食，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指示在京专家作出论证，看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陆学艺受命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作论证。他从建国以来粮食生产周期性增长规律得出认同性结论。他写道：

“建国以来出现过6个粮食增长与高峰。从一个峰顶到下一个峰顶为一个周期，1952年到1990年共38年，每个周期为6.3年。和每跨越1000亿斤一个台阶平均7年的时间基本相吻合。从1990年的8924亿斤（接近9000亿斤），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从1993年的9129亿斤也已两年，增产潜能已经积聚了一些。所以在“九五”期间，实现攀登1万亿斤高峰的目标是有可能的。”

但是，实现这种跨越是有条件的，他继续写道：“关键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也还是几句老话，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问题是认真做还是应付做。真的认认真真做到了，真的把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科技和物质力量作支撑，那么，农业这盘棋就活了，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是能够实现的。”

事后证明，陆学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95年和1996年两年大丰收，一共增产898亿斤粮食。

当然，陆学艺此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判断是周期性的波动。1996年，他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作出总结。他认为：“建国47年来，粮食生产有过7次在2至3年内就增产1000亿斤左右的高峰。以改革18年来计，今年（1996年）是第四次粮食增产高峰。”47年来粮食生产总的特征是“波浪式前进，螺旋状上升。”平均每个周期是6.3年，改革开放后周期缩短，增幅扩大。他还认为，每次粮食增长走出低谷，跃上新的高峰，都是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或作出重要变革和调整，或增加投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中国人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将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

诸如此类的农业预测，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学艺做了不少，其中绝大部分的都十分准确或比较准确。尤其是与农经学界权威和主管领导的判断相左而后又证明他正确，让他一时名动京城，被称之为农经学界的传奇人物。

1992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片部门出版了第一本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受此影响，时任社科院分管政法、社会片的副院长江流同志，认为政法社会学片也应该搞一本这样的书，来为学术界和决策界服务。5月份，他找陆学艺和院科研局同志商议，决定由时任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牵头，组成以社会学所人员为主，法学所、政治学所、民族所、宗教所研究人员参与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课题组，专门来做这件事。

由于此前，陆学艺在农经、社会学领域已做过大量经济预测和社会预测课题，正好有很多预测学方面的想法，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拓展，所以，江院长一提出这个建议，陆学艺就立即答应下来。

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就组建完成。成员分别来自社会、政治学片6个研究所，还有部分政府机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由江流、陆学艺、单天伦任主编，陆学艺、单天伦、李培林、方明、陆建华、黄平等为课题组核心成员。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有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其中，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秋天，中国共产党还召开了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召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客观地记录和深入地思考已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科学地预测即将发生的同样重大的变化，为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成为学界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于是，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以极高的使命感和学术热情，参与到“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创作和研究中。他们于1992年夏季、秋季和1993年初召开了三次形势分析与预测座谈会，就这一课题的内容和写作形式进行讨论，然后分专题调查研究、写作和修改。在1993年初，第一本“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由李培林、陆建华和黄平负责统稿，几位主编最后定稿，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预测》），作为第一本社会蓝皮书，严格来说，是一本论文集。它收录了1993年初课题组“关于1993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座谈会纪要”、课题组就1992-1993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总报告和国家统计局计划社会司熊振南、安新利所作的年度分析预测。还有各相关单位和人员对各阶层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保障、人口治安、社会保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改革、计划生育、民族关系、宗教、职工、收入分配以及农业和农村形势等，进行专题调查分析。由于各专题作者来自各单位，在各自报告中发表的观点，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所属单位；又由于成书仓促，作者间并未有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书中有些观点不尽相同，主编也不强求一致。因此，这本论文集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首创”性。

李培林执笔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是对1993年2月2日课题组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所作的综合纪要。该文对1992年的社会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判断，认为这一年在四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认为还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对1993年社会发展进行了整体预测，预测总体上是乐观的。作者认为：“只要1993年国民经济在保持其高速增长的势头的同时，能够不出现大的波动和较严重的比例失调，那么可以预计，1993年就全国总的社会形势而言，将继续是80年代中期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方明执笔的课题组《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对1992年社会形势的一个“转折性变化”：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他认为这个转折性变化具体表现在6个方面：社会主导价值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也发生了变化。此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外开放、社会改革的程序和社会参与程度，以及社会心态等都发生了变化。对1993年的社会形势的预测，认为总体上“社会将保持基本稳定，”但他“不排除有遇到较大困难的可能”，对未来一年进行预警。

陆学艺先生在2008年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出版新闻发布会上（2008年1月3日）

《预测》一出版，即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反响。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等十几家新闻单位都做了报道。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媒体也予以了关注。决策界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对《预测》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炮打响。

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成员们更加坚定了做下去的信心和决心。从这一年起，他们决定每年出版一本年度的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到2012年，他们已经连续坚持20年，每年出一本报告，一共出了20本。2010年，课题组副主编之一的陈光金研究员，在“社会学所所志”上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对1992—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18年来的历程，作了一个系统性回顾分析。他写道：

回顾课题组18年从事我国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的历程，可以看到，它的成就和价值，与它的若干重要特征分不开。第一，社会蓝皮书的内容有着鲜明的年度特色。它紧扣时代变迁脉搏、对不同年度热点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敏感性，这使得每一本蓝皮书都有其鲜明的主题和年度特色。第二，社会蓝皮书形成了一种较为系统的分析结构。它特别注意从社会结构整体角度反映社会变迁和发展。第三，社会蓝皮书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立场。课题组不追求学术观点上的一致，强调作者在报告中发表的观点，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课题组，也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这样做，为人们了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形势，提供多维度的、超越具体部门利益的分析、预测和启示。第四，社会蓝皮书对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它既是中国社会形势的年度总结，又是对未来一年的展望和预测，而且还给出了政策的建议和设计，使蓝皮书获得了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第五，社会蓝皮书锻炼出了一支稳定而且不断更新的高素质研究队伍。18年中，因各种原因，课题组成员有很大变动，但基本队伍仍保持稳定。这是社会蓝皮书历18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陈光金副主编对社会蓝皮书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反思。他认为，需要不断总结，使之“愈益严谨和规范。”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社会蓝皮书的质量”，“提高其学术性层面的价值”，“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社会发展尤其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热点现象，为政府科学决策、学者研究我国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广大公众认识国情，提供更好的参考资讯。[11]

因写作，我曾到出版这本书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搜集资料。社科文献的谢寿光社长和邓泳红主任很支持，将他们近十来年的存本，一年选了一本送我，尤其是1992年-1993年的第一本，他们是借了私人藏本（因不是他们社出版的）复印了送给我。我很感激他们的支持，使我对这一浩瀚的历史工程的资料，能够尽可能地把握。

粗略翻阅了这些“预测”报告，我就被这学海书山式的学问所震憾。我知道，一个人写篇文章并不难，难的是这文章是否有“学问”；一个人肯花时间，搞点学问也不难，难的是花几十年时间，把学问做成“大气候”；一个人花几十年时间，把学问做成“大气候”也不难，难的是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带领几十人如一人，做成书山学海式的能够影响社会和政府决策的学问。

陆学艺和他的课题组几十年如一日、几十人如一人地坚持做这样一件事：为了让读者早一点知道中国社会形势今年怎么样，明年又会怎么样，他们用愚公移山的勇气和精卫填海的雄心，从13亿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和言谈举止中，观察中国行业的发展、结构的变迁、现代化中的问题，以及历史的走势。在普通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这些现代“愚公”和“精卫”们做到了。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而且一做就是20年——社会蓝皮书，以每年每本数万的销量，同其他“皮书”一道，正在中国学界和出版界，崛起一个著名的图书品牌。有位朋友曾善意地提示我说，在学界和政府里面，你不可以说你不知道社科院的“皮书”。如果你不知道，别人会判断你“孤陋寡闻”。这时的尴尬，有如追星小青年，不知道范冰冰是谁一样。

我孤陋寡闻多年，今年进行了一次系统然而也是不求甚解式的阅读，恶补了我的无知之后，我体会到这套书的著名，首当在学术性上。从学术上看，我敢大胆地讲，这套书是社会学对社会形势观察最系统、最全面、最及时、最客观，也最持续的作品，甚至它也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对社会形势观察最有权威性的连续观察作品之一。

但从社会预测学的角度看，“预测”年度报告在怎样更加增强“预测”的强度和精准度方面，我以为还有一些经验需要总结，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社会预测学，也称未来学，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未来的发展作出预测的一门科学。预测学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天气预报，对人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影响巨大；经济预测，也极具商业价值，如果你能成功地预测股市，那就等于家里开了印钞厂。社会预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理应更具社会和经济价值。美国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案例。如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未来的冲击》；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还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等等，都是未来学名著。因此，从事社会预测学研究，发展社会预测学这门学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陆学艺和他的预测课题组以20年的心力，700多万字的成果，打造了一门什么样的社会预测学？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的。我感到有以下几点很重要：

一是中国社会预测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离开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社会预测学将会变得肤浅和盲目。“预测”课题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中国一流的社会学家，他们精通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做起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来，得心应手。这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基础。

二是陆学艺的社会预测学，总体上是理性的有条件的乐观主义。这是他的预测前提，也是他的预测结果。同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测不同，社会预测的对象是人，它具有多变量和变量随机性的特点，预测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者对对象的总体把握和主观判断。换句话说，它带有“艺术”的成份。陆学艺此前从事农业经济预测的高成功率，得益于他对农业经济的总体把握和对农民行为主观判断的正确性。这门功夫，绝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学来的，而是他数十年经验的结晶。在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中，陆学艺将这门功夫移植过来，在总体把握和综合判断上，体现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现代化理性的有条件的乐观主义思路。这种功夫是一种学术素养，也是他社会学理论的精髓。只要理性的有条件的乐观主义的事实存在，对这种事实进行有条件的乐观主义观察、分析和预测，其结果都不会与实际相差太远。《预测》年度报告，自始至终贯穿了理性的有条件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预测》年度报告成功的奥秘之一。

三是社会预测学目前最高成就的预测，都是中远期预测，短期预测很难取得可以称道的成就。例如，预测一个人会死，肯定是100%的准确，但要想预测一个人会在哪一天死？则很难。而《预测》年度报告，做的都是短期预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本书来写作出版周期长，往往一年中过了大半年，预测结果才在书中发布，无疑降低了预测的时效性。我以为课题组可以改变发布结果的方式，改用新闻和网络形式，可以大大提高预测的时效性。如果一定要出版图书，那预测的期限就应改为3年或5年。课题组用图书来发布年度预测，能达到现在这样一个效果，是非常不容易的。

四是《预测》年度报告，应加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指标体系的研究。横向比较应加强中外和国内各省市区的比较研究，纵向则加强同一指标不同年代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在近年生活质量、小康社会等专题中，已有很好的体现，但还应推广至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