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_陆学艺评传_事迹

“补课”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据学术界考证，20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是很好很快的。不仅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硕果累累，而且还在中国社会调查和理论总结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步，甚至还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命题。当时的社会学家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还立说立行，参与中国政治民主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政坛上和社会运动中重要的第三力量。

解放后，由于左倾思想对学术发展形势的错误估计，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粗暴地取消了社会学的学科存在，致使社会学在中国大陆50年代至70年代末，完全停顿。除了在解放前生活过的老一辈学人可能还知道有社会学这一门学问之外，象我们这一代人，在1978年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社会学为何物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国一切都有了“从头再来”的可能。最早提出恢复社会学学科的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杜任之教授。他在1978年6月，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重建社会学、政治学的主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79年春节，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约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商讨恢复社会学的有关事宜。

3月15日，中国社科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邀请部分老社会学家，以及相关部门的同志座谈，讨论如何恢复和重建社会学问题。胡乔木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为社会学恢复名誉，支持社会学恢复与重建。这次座谈会，成为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起点。(www.guayunfan.com)3月19日，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理事会，选举费孝通为会长、雷洁琼、杜任之、林耀华、李正文等为副会长。从此，中国社会学正式进入恢复重建的筹备期。

3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对社会学恢复重建表示支持。他说：

“政治、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已，力戒空谈。”

费孝通被邀请出山，承命恢复和重建久违了的社会学。按照他的构想，建立一个学科必须有“五脏六腑”。所谓“五脏”，即是要有学会、研究所、图书馆、教学机构和刊物；所谓“六腑”，即是大学社会学系，必须能开设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等6门主干课程，有了这“五脏六腑”，社会学的“戏台”便算是搭起来了，社会学便可以“唱戏”了。

由于有了邓小平同志的支持，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进展顺利而迅速。

1980年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式成立。4月份，被后誉为社会学的“黄埔军校”的首个社会学讲习班开班，聘请了美国、香港的社会学家讲课，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于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培训。之后，1981年和1982年又继续办了两期，共有120多人参加听讲和学习。这个讲习班的学员，后来均成为各地社会学的骨干，是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1980年，上海大学（复旦分校）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学系，随之南开大学也成立了社会学系。到1985年，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社会学会，有20个省市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研究室；有10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经过6年的努力，社会学“五脏六腑”基本齐备。

“戏台”已经搭就，大幕已经拉开。社会学这出“戏”怎么个唱法？社会学人都在考虑。

1987年，陆学艺调入社会学所，正式进入社会学界。1990年，他当选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开始全面了解和介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随着对社会学理解的不断深入，他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补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戏台”搭建起来之后，社会学这出戏怎么个唱法？他认为，还是一个“补课”的唱法。不过阶段不同，“补课”的内容不同，“补法”也不相同。

他将1979年3月重建至1985年的社会学发展，称为社会学的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以费孝通教授为首，还有雷洁琼教授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社会学重建做了大量的开创、搭台和奠基工作，尤其是他们身体力行做社会调查课题，为后来的社会学者做出了榜样。

1986年以后，社会学“补课”，步入全面建设阶段。以社会学所为例，除了加强队伍建设，大力引进人才之外，在研究领域和课题上，“都比前一阶段向前迈进了一步”。从1987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每年还资助7至10个社会学学科课题，此外，还有一批国家教委和各地地方政府资助课题，以及国外资助的合作课题。

这一期间，陆学艺除了做好社会学所管理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之外，还在自己承担的课题研究上，加强社会学的“补课”，把研究视角逐步从“三农”的农业视角转向农民和农村视角；研究重点从“三农”转向社会结构转型上来。

1989年，他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社会学要重视研究当今农民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讲当今农民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也提到了社会学必须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对社会学的课题研究提出要求。他坦率地批评说：

“我们有将近百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能长期坚持下乡，认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为数不多。近几年，社会学的几个刊物上，很少有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文章发表，出版社也很少出版农村社会学方面的书。几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开不出或不开农村社会的课。所有这些，同我们国家农村正在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是很不相称的。”

他还提出倡议：“社会学工作者应该重视研究当今的农村问题。”他还具体地列举了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方向趋势和规律、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民分层、农村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等等。他希望，“有志于农村事业的社会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社会学工作者，要义不容辞地深入到农村改革的实际中去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完成这些课题而努力”。[2]

这话，既是对社会学同仁的呼吁，也是自己的心声，说给自己听的。从此之后，陆学艺的“三农”研究重点，集中在农民问题上，他的研究重点领域也转向了社会学。

1990年8月，中国社会学第三届理事会在北京召开，陆学艺在会上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作为学会的实际“掌门人”，他在会上重申了社会学要继续遵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重申了“要继续重视应用研究，加强理论研究”的方针，提出了社会学发展要规范化、科学化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社会学的“补课”进入了“重点提高，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补课”的重点，除了继续坚持前两届领导人尤其是费孝通教授确定的社会学建设和发展的方针，发扬社会学长久以来坚持的面向现实生活，重视社会调查的老传统之外，还有重视重大课题，强调学科规范化科学化和国际学术交流等新内容。

1992年3月，陆学艺参加日中社会学学术年会，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的讲话，就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点提高、全面发展，讲了自己的看法。

他虽然高度肯定了社会学重建12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承认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弱点”。认为中国社会学“理论还不够成熟，方法还不够完善，队伍还不够健全”。

为此，他提出5点主张。其中有3点，很值得注意：一是重视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一点是他的一贯主张，也是他的研究特征。他认为，“实践要求社会学能发挥学科的优势，对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做出解释，描绘和预测”，“社会学一定要参与社会改革，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大事”，而不能只盯着个人的、细枝末节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做。

二是再次强调了社会学学科建设规范化和科学化。他要求社会学要有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强调社会学理论、方法，甚至在研究程式和表述上，都要讲求规范、科学性。这一点在社会学“补课”期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否则，我们的社会学就无法与国际同行交流，就不能走出去，就长不大。

三是继续扩大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社会学“补课”这个问题上，引进国外理论与方法同国外社会学家进行学术交流，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正是这些关系和友谊、交流和合作，吸引了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发展的真诚帮助，对中国社会学重建和发展有着重大作用。他表示，今后，我们要扩大和增进社会学的国际交流，使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也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

“中国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陆学艺先生主持会议（1991年7月）

“补课”命题，毫无疑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学界都是把它看作为“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的代名词。这在社会学重建的前几个阶段，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的确，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本来先天不足，而后又完全中断20多年，重建必须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但是“补课”命题隐含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我们且不说它应包括中国化、时代化和应用化等，单就国际化而言，也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化的。西化只是西方人或西方化人的一种理解，而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在这方面，陆学艺也在作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探索。

1998年，他在为《新时期社会科学的回顾与前瞻》一书所写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专论中，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学”这样一个课题，把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看作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彼此相关，交互影响的历史现象。

在对社会学发展史以及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的研究中，他发现，中国社会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同时，它又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此可以说，“社会学是关于现代化及其变迁的理论”。进而，他从社会学与现代化进程的双向互动中，得出结论，那就是“社会学既是对这种变迁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这种变迁的产物和结晶”。他认为，社会学具有“来自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实践的建构中去的品质”；它对社会实践的理解，是双向的：社会学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去理解社会，而社会也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去理解社会学。

陆学艺用阐释学的方法论重新认识了社会学。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具有革命性意义，在理论和学术上也极具创新价值。它告诉我们，社会学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阐释和回应，它不可能来自于外在复制。“补课”所强调的引进和学习，只是社会学外在的、表面的、形式的东西，而不是其内在的实质内容。这样，真正需要“补课”的，是深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挖掘中国社会学需要的东西。

根据这一思路和认识，陆学艺在文中再一次强调了费孝通教授在重建时确定的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方针，同时还提出更具体的两大方针：一是两手抓：既重视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又加强应用研究；二是洋为中用，以我为主。[3]

陆学艺先生在国外考察

在社会学“补课“的课程表中，对外交流是重点科目之一。中国社会学要想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尽快起步，要想一起步就能同国外同行交流，就必须走出去，请进来，向别人学习，也让国外同行了解自己，了解中国的社会学。

陆学艺来社会学所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10月份，根据院里同英国签订的合作交流协议，陆学艺和戴万景两人，应邀访问英国。这是陆学艺第一次访问欧洲。

根据陆学艺日记记载，他们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两点，从北京出发的。经过大约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到达伦敦。出站很顺利，学校雇请一位出租车司机来接。这位司机很负责任，接到后，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预订的宾馆。

第二天，按照行程，他们先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院方很热情，安排了著名社会学家伊莎贝尔和王斯福来接待并座谈。

伊莎贝尔代表院方对陆学艺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她还简要介绍了亚非学院的教学、研究和其他情况。陆学艺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对方介绍了社科院社会学所简况以及这次访问的目的。双方还就今后的合作交流谈了很好的意见。但总的说来，大多数内容，都是礼节性的和意向性的。

座谈中，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要见陆学艺。他说他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叫黄平，是通过王宽诚奖学金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读博士，他的导师是社会学家斯光累尔。

在异国他乡，见到一位中国学生，而且还是学社会学的，陆学艺非常高兴。伊莎贝尔见黄平来这里，也很高兴。于是，他也参加座谈，作他们的翻译，气氛自然比此前热烈得多。

座谈结束，黄平陪同陆学艺一起活动。在黄平的陪同下，访问非常顺畅。他们先后访问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在剑桥大学，他们还见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在当年马克思阅览过图书的桌子前坐了一坐，还到马克思墓地看了看。他们还游览了著名的伊顿中学。虽是走马观花，但陆学艺对英国的景色和古老建筑的保护，印象深刻。

“毕竟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啊！”陆学艺感叹道。

第5天，他们到曼彻斯特大学访问，社会学系主任同他们座谈交流。这位主任很热情，为人也很直爽，临近中午，他执意要请几位中国客人吃饭。

他问陆学艺，喜欢吃什么？

陆学艺见他很有诚意，笑着说：“来英国嘛，当然是想吃一顿英国大餐啰！”

不料，这位主任连连摇头，说：“英国菜太难吃，你们会不习惯的。”

再商量，结果去了一家意大利饭店。

在去饭店的路上，陆学艺看到街上很脏很乱。翻译告诉陆，这都是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弄成的。

他们还考察了加的夫。在加的夫，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一个民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由一个老房子改造而成，内面陈列着一个工人家庭6代人生活变迁的一些实物和图片。第一代“工人”生活在17至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家庭陈设同中国农户差不多，平房，有一个院落，还养了一头猪，家具中还有一条长凳子。到第二代，生活和家庭陈设开始好转。到第五代第六代，他们的生活就很现代化了。这个民俗展览，本意是想留下近代生活的点滴，让现代人猎奇，然而，在一位东方社会学家眼中，这不就是西方经由工业化向现代化的缩影么！

他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访问苏赛克斯大学。这所大学在英国很另类，是一所左派色彩很浓的“红色”大学。这个学校有不少教授在研究苏联和中国。因为时间紧，在这个学校停留了不到半天，就离开了。

10月下旬，他们结束英国的访问，从伦敦途径荷兰回国。在阿姆斯特丹，他们顺道访问了默顿大学，参观了市容。

接待他们的是范汉夫妇，一对儿对中国十分友好的老朋友。范汉太太虽然年过七旬，但身体不错，精神更好。听说中国朋友来访，她专门开车来机场接。

车走到半路上，坏了。范汉太太在公路旁的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半小时后，保险公司的维修车就到了，换了个零件，就又上路了。

他们就住在范汉夫妇家里。老两口的家是一栋别墅，3层小楼，接近400平方米。前面有一个草坪，后面有一个花园，别致、宁静，而富有生活情趣。范汉夫妇热爱旅游，他们经常到国外旅行，来过中国多次，也喜欢收藏文物古董。

陆学艺和戴研究员各住一层。在这个荷兰教授家里，——其实也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普通市民之家，两个中国客人感慨良多。

这次英国之行，给了陆学艺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虽然日程很紧，行色匆匆，所到之处，都是走马观花，但单耳闻目染就给了他们强烈的冲击。古人云：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而英国之行千里路，可能远比在家里读万卷书值得。

1989年4月初，日本日中社会学会访华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这次访华团以日本著名学者福武直为顾问，青井和夫为团长，柿崎宫一教授为秘书长，成员有20人。访华第一站，就是社会学所。

这是陆学艺出任所长以来，首次接待日本社会学家访问团到访。为了做好接待工作，陆学艺和全所人员都在精心准备。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成立了福武直文库。把前几年福武直先生赠送给社会学所的所有藏书、刊物集中起来，做了登记、编目和上架，并在图书资料室专辟一室陈列，还制作了“福武直文库”的牌匾，准备让福武直先生参观时揭牌。

第二天，日中社会学会访华团到访。社会学所举行欢迎仪式。在会上，陆学艺向客人介绍中国社会发展形势，介绍社会学所成立以来的发展。团长青井和夫发表了讲话，表示了日本社会学界与中国同行合作交流的盛意。

会前，陆学艺邀客人参观了社会学所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在图书室举行了福武直文库的揭牌仪式。会上，陆学艺又代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向福武直先生颁发了兼职教授的聘书。

福武直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聘书。他最后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他说，“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进步，了解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对于这次盛情接待，十分满意。”他表示，“要做好日中社会学界中青年学者交流的桥梁，让日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还说，“刚才参加了文库的揭牌仪式，又接受了聘书，甚为感动”。未曾想一语成谶，第二年，福武直在东京病逝。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教授率日中社会学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89年3月）

代表团在京访问了四天。第五天，他们去上海。陆学艺亲自陪同他们一起访问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社会学所。第三站，他们到苏州。福武直年轻时，曾在苏州枫桥镇考察访问了几个月。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这次，他想故地重游。

本来陆学艺是想陪同到底的。不料老家来电话，说他哥哥出车祸了，在医院治疗，要他回去看望。所以，陆学艺只好同日本友人在苏州站告别。福武直先生一直站在月台上，目送陆坐的火车西行离去。

这一别，竟成永别，所以，陆学艺特别伤感。福武直先生仙逝时，陆学艺专致唁电，以表深切哀悼之意。

自此，社会学所和陆学艺与日本社会学界的交往交流不断。

1990年7月，应日中社会学会秘书长的邀请，陆学艺到日本参加他们的年会。

社会学会学术年会是这个学会的重大学术活动，每年都举办一次。这次年会，是他们学会举办的第5次年会。会议安排在早稻田大学。

在会上，陆学艺被安排做了一次大会演讲，他讲的题目是“关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状况”。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庆应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十时严周请陆学艺到他们学校作报告。

陆学艺答应了。他报告题目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形势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当时正处于“六四”事件后的一年，西方和日本学界对中国“六四”事件后的社会经济形势看法很悲观，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也拿不准。所以，陆学艺讲这个题目，吸引了庆应大学很多人前来听讲。

陆学艺对满堂的听众讲：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农民首先得到实惠。“六四”时，农村是稳定的，农民没有人上街参加游行。今年农业又将大丰收，农村的乡镇企业大发展，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农村已经有了第一个亿元户，就是一个村企业的老板。我是主要搞农村研究的，了解农村发展正方兴未艾，农村定则天下安。而且，城市改革也开始了，国有企业正在改制，将来发展也会很好的。

整个报告，陆学艺讲得比较乐观，也比较有说服力。

报告完后，很多听众提问。第一个发问的是系主任、会议主持人十时严周。他问，“像陆教授您对中国形势看得这样乐观的人有多少”？

十时严周对中国很友好，他也是陆学艺的老朋友。“六四”之后，由于西方的宣传和制裁，十时严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很迷茫。听了陆先生的报告，他很振奋，但也有一丝疑虑，于是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陆学艺回答道：“像我这样乐观的人，在中国一定会超过90%！”

陆先生的自信和乐观，感染了在场的大部分听众，也坚定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讲课后，十时严周专门请陆先生吃饭。

在饭桌上，他们继续交谈这类问题。陆学艺一一作答。他用很多实例，来证明他的观点，说得有根有据，进一步消除了十时严周先生的疑虑。

以后中国发展证实了陆学艺的判断和观点，这使十时先生非常佩服。自那以后，十时严周对陆学艺十分敬重，把他作为自己的好朋友。访华时，他一定会到社会学所来拜访陆先生。陆先生访日，他总是要请陆老到他那儿去。后来，他还把他的博士生派到社会学所来，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他退休时，把他所有的书刊都赠送给了社会学所，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和友好。陆学艺则指示社会学所，专门建立了一个“十时严周文库”，让十时先生的善举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后，陆学艺又有两次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一次是1993年9月下旬，他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经柄泽行雄教授安排，到常磐大学作学术交流和考察。

这一次时间较长，45天。11月初回国。

另一次是1994年7月，应日本青山学院大学邀请，赴日参加该院120周年校庆，同时参加“21世纪的中国”学术会议。

这次活动规格较高。中方团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代表团成员还有刘国光、江平、吴敬琏、黄朝翰等。

代表团除了参加120周年校庆主题活动及“21世纪的中国”学术开幕式外，还分别参加各专题活动。陆学艺是社会学家，被安排在社会学专题会场。该校教授石川子教授希望陆先生为该校师生作一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演讲。

陆学艺欣然应允，在会上，陆学艺就“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全面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报告，引起与会师生的极大兴趣。

由于陆学艺的学识、真诚与友好，每一个国际学术交流的来访者，都深受感动，深受教益；每一次出访的受访者，也都感受到了中国客人的魅力，每一次学术交流都成了双方进一步交流合作的起点。这样的“补课”，对于中国社会学来说，也许应该重新定义：它是双向的，是“教学相长”。中国社会学在这样的“补课”中，学习别人，展示自己。

1993年陆学艺访日时，在东京会见了十时严周。老友又一次见面，分外高兴。谈话间，十时严周向陆学艺建议，中国可举办下一届亚洲社会学家大会。这对于让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社会学了解亚洲其他国家社会学情况的一次机会。他表示，“如果中国愿意承办，日方一定大力支持”。

“这是好事啊！”陆学艺心想，“如果能办成，可以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

“我们愿意！”陆学艺当即同意。“不过，还得请十时先生多帮忙啊！”陆先生真诚地请求。

“一定，一定尽力。”十时严周先生用他那日本式的态度，郑重承诺。

回国后，陆学艺向院领导作了汇报。院领导表示大力支持。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会议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到会议议题、联络、会务、后勤保障，还有令人头疼的经费问题。

1995年11月2日至5日，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家大会，经过1年多的精心准备，在北京开幕。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社会学家参加了会议，其中以日本、韩国和以色列三国的代表最多。大会主题是“21世纪的亚洲社会和社会学”，分6个专题讨论：

一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是亚洲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三是亚洲的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

四是21世纪的社会保障；

五是21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

六是21世纪亚洲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时任国务委员的彭佩芸出席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开幕式（1995年11月，北京）

在开幕式上，陆学艺和十时严周先生都分别发表讲话。

在分组专题讨论中，与会代表积极发言，宣读自己的论文，评论代表们的观点。

大会开得很成功。这是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首次主办的大规模、高规格的国际性社会学学术会议。

会议的成功召开，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001年3月，经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介绍，陆学艺在北京认识到日本社会学家佐佐木正道教授。其时他是国际社会学会主席。会面后，佐佐木教授提出，建议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由北京举办，时间定在明年。

因为有了上一次亚洲社会学家大会成功举办的经验，陆学艺当即表示赞成，愿意作为东道主，全力以赴办好这次大会。

第二天，陆学艺请佐佐木正道教授，来到社会学所，同所里的几位领导正式会谈。所党委书记、所长景天魁、副所长李培林等人同佐佐木教授，认真讨论，达成了2003年在中国举办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共识。

2001年7月，时任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研究员，前往波兰，参加第35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并向国际社会学会申办下一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国际社会学执行局认真考虑了北京的申请，同意中国承办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中国社会学会和社会学所申办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和外交部的支持。温家宝、钱其琛、丁关根等领导同志均做了重要批示。中国社科院十分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批示：“这是社会学界的一件大事、盛事，要努力办好”。为保证大会圆满成功，中国社科院专门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王洛林副院长任组长，江蓝生副院长、朱锦昌秘书长任副组长，直接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

具体筹备工作，则由社会学所和中国社会学会组成组委会负责。除社会学所一大半工作人员投入日常工作外，院内院外有关单位和招募的志愿者都参与了服务工作。

2003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肆虐北京。给大会的召开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这种非常时刻，召开国际性会议，显然已经不可能。7月份，会议筹备组经过郑重协商，决定将世界社会学大会，推迟到明年即2004年召开。筹备工作不停，会期推迟。

2004年，“非典”开始消除，大会的准备工作也早已就绪。7月7日，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

当时，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江蓝生、秘书长朱锦昌等出席了开幕式。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1164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在开幕式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杜铭那克、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本·拉斐尔（E.Ben—Rafael）、前会长佐佐木正道、国际社会学协会原会长欧门（T.K.Oommen）、福特基金会代表沙琳（SarchCook）、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以及广东省政府代表李子彪出席会议并讲话。

因病未能参加大会的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给大会发来了良好的祝辞。他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走向真正国际化的历史性一步。……中国是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在世界的知识领域，中国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代表，中国对世界知识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愿这次在北京召开的大会，能结束这种学术隔绝。”

这次大会，既是历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社科院建院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大会共组织了4场由21位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领衔做的主题演讲，另外还有特别论坛3个，专题论坛89个，独立论坛2个。各国学者围绕“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交流，所涉及到发展战略、城市化、就业、人口、收入分配、医疗保健、贫困救助、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大部分社会学论题。在热烈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会议取得了诸多共识。会议结束前，发表了《世界社会学家北京宣言》。《宣言》呼吁所有国家、国际组织、企业、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起责任，为建立21世纪和平、公正、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大会高水平的讨论和交流，让与会代表受益匪浅。一方面，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学；另一方面，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社会学的最新动向和水平。它的成功举办，对中国社会学24年恢复重建成果是一个检验，不仅对大会的筹备工作，而且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和学术工作，都是一次考验和检验。值得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学会同行们给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所打了一个满分。用本·拉斐尔主席的话说：

“我们将不会忘记这次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也会永远感念你们的贡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