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的“主义”与问题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结构转型的“主义”与问题_陆学艺评传_事迹

2004年9月，也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出版后3个月，陆学艺就召集他的课题组成员开会，商定第三本的选题。他们准备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这个领域，乘胜追击，做深入拓展的工作。

因为有《报告》和《流动》两本书成功的基础，所以，第三本书选题很自然地便想到了“阶层关系”。这个题目，在陆学艺脑海里盘桓多年，在10多年前的“三农问题”研究和目前“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研究中，涉及颇多。现在要接着做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2005年5月，陆学艺应邀到四川省成都做统筹城乡方面的课题。他向成都市领导提出想在成都找一个县做“阶层关系”的调查。时任成都大邑县委书记的曾万明同志当场答应，并给予大力支持。

可是这个课题调查完了，初步资料分析出来后，陆学艺觉得这是个重大课题，许多阶层还在发展变化，各种关系都在重建，此时要作出概括总结，难度很大，为时过早。于是断然决定下马，[33]改做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www.guayunfan.com)在他看来，“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和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和关系格局”。正如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说，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从认识上把握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就可以从根本上认清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变迁的原因和趋向”。其重要性和难度，不言而喻。

这里所说的社会结构研究，是指包括阶层结构在内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组织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的系统整体的结构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陆学艺刚进入社会学界不久，便敏锐地抓住社会结构这个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他熟悉的“三农”问题研究领域，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34]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表面上看，它只是当时的一个政策现象，是对当时政策的一个概括；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便会发现，把社会分割成几大阶层的意识，在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中，是根深蒂固的。例如，古有“士农工商”、“中国”与“四夷”、“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四分人等，现有“差序格局”、“敌、友、我”和“现代——传统”等，都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35]因此，可以说，社会结构的二元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虽只是涉及了城乡关系这一个局部，但我们可以从这一局部窥见中国社会的整体。至少，它为我们分析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打下了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学艺就逐步把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研究。1989年，他领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课题组，开始对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层研究。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化（转型）时期，并对这一大的转型有了明确、初步的认识：“所谓社会转型表现为五个方面，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化，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36]这一认识，应是陆学艺对社会转型初早、最全面的认识，这也可能是社会学界对此问题最早、最全面的认识之一。

1995年1月，他在《社会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对社会结构转型认识作了进一步深化。他首次提出“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各种矛盾‘交织’的观点”。他写道：

“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社会转型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目前我们在实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同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使得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体制摩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冲突、价值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变革的困难、复杂、艰巨程度是可以想像的。”[37]

他在这一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体制改革和发展“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无论是社会体制的改革，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已经调整改变了，但社会结构却还没有相应的改变。”[38]

接下来，他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未来15年的发展作了预测。

这一篇文章，后来作为“导言”，收录在他主编，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一书中。这本书，从九个方面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组织结构、文化价值观念等，分析和展望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问题和趋势。这是一本社会预测学方面的著作，同时也是分析社会结构转型的著作。反映了陆学艺和他的团队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认识和观点，对当时社会学界和后来他自己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有重要影响。

除了此前的大量研究奠定了系统整体研究基础之外，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新阶段新形势也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这个新阶段新形势的基本特征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正如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与学者们的研究相呼应，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2005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39]

所以，为了适应我国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不少经济社会难题，陆学艺提出运用社会结构理论，作为观察新阶段新形势的新视角，并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构想。“通过这项研究，来剖析当代中国各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解释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深层原因，提出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政策，调整社会结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和策略，以期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写作的背景和初衷。[40]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从2006年1月定题，到2010年出版，前后经历了4年时间，比前两本书研究出版时间要长。这是由于社会结构理论研究国外有很多新的成果，需要消化和吸收，还有中国社会变迁速度快，影响大、曲折复杂、总结归纳需要时间。另外，课题组增加了一半新成员，新成员加入，在思想认识和写作风格方面，都需要时间与老成员磨合衔接等。更主要的是，这项研究关系到对国计民生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表述评价，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陆学艺十分重视，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全力以赴。仅总报告，从酝酿到写作，先后开了9次研讨会，执笔者十易其稿，反复修改，才得以完成。

《结构》由一个“总报告”和九章分报告构成。

“总报告”执笔人为陆学艺、宋国恺、胡建国。

在“总报告”中，作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这就是作为社会建设核心任务的“调整社会结构”的理论。其具体内容，有如下4个方面：

第一，中国总体性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结构性矛盾突出。在作者看来，改革30年，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建设投入不足，还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不仅如此，社会结构内部也存在着结构性偏差。

“在社会系统中，一方面是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导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脱节，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是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开始出现了梗阻，导致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而且这种滞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结构偏差突出的另外一个表现是社会结构内部各个结构之间的不协调。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多个子结构，这些结构系统之间也存在结构性偏差问题。”

第二，导致社会结构滞后和偏差的原因，有客观方面的，如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主观方面的，如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不足，没有适时地对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后者应该是主要的。

作者认为，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进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特色。虽然为中国现代化缩短了时间，但也加大了难度，激化了矛盾。另外，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西方的压力和干扰，为中国发展增添了难度，增加了复杂性，这些都是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主观方面，对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不足。

“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没有适时调整阶段性发展目标和任务，没有适时调整社会政策，调整社会结构的结果。户籍制度、财政制度等改革难点问题长期积累，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权宜之计的制度机制长期固化，对失地农民、农民工、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环境等社会欠账太多等，都是对社会发展‘阶段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主观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适时地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很快，也很彻底，而社会体制，“基本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改变过来”。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的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就业、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等，还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运行。这种不合理、不协调、不平衡的体制的存在，是产生种种矛盾与问题的根源。

第三，当前是进行社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在作者看来，这里所说的关键时期，既是社会结构调整的最紧迫的时期，也是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口。

他们认为，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性偏差与不协调，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种危险，具有十分紧迫性。因此，必须抓紧这个关键时机，在社会“断裂”之前，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大力调整社会结构，使之朝着合理的社会结构方向发展。

同时，中央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高度关注社会建设，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提出“着力保障与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建设思路，为社会结构调整指出了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全面深入影响，也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提供了动力。但当前中国缺乏对调整社会结构以应付危机的整体性认识。作者指出，“不能单纯就市场来应对经济危机，调整社会结构，重构社会结构对于化解危机，实现社会发展的自我修复的功能，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所以，作者们认为，当前是调整社会结构最关键最紧迫的时期。我们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广大群众要求深化改革的愿望，有中央高度重视和上下广泛的共识，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与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补好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调整社会结构这一课”。

第四，社会结构调整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近期目标是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20年，初步扭转社会结构显著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城市化率提高到55%以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下降到30%以下；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社会中产阶层比重达到35%左右。长期目标，即2050年左右，争取形成现代社会结构。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降到10%以下；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为此，他们提出了社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其重点有四：

一是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城乡结构；

二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三是规范劳动力市场、治理劳资关系，调整就业结构；

四是加快中产阶层的培育，促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形成。

他们还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政策建议：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不断加大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有序；

——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等等。[41]

《结构》还收录了9个分报告。它们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各自独立成章。并且在“调整”的总框架下，别具慧眼，对所论有细致独到的观察。

在第一章“人口结构”中，执笔人颜烨教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了深刻的论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所谓中国人口问题，就是“人多”的问题。大约从70年代开始，中国就实行计划生育，用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来解决人口问题。但颜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结构性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有合理的一面，如年龄结构正值成年型；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人口城市化等等；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如生育率过低，衍生出“人口安全风险”：老龄化、出生性别比持续畸高，将成为“大国的忧虑”。

作者特别强调老龄化“具有一定的社会负功能”。“目前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机制（发展）跟不上老龄化速度，……家庭内部的养老问题突出，独生子女的家庭的养老负担更重；随着‘空巢家庭’增加和收入减低，庞大的老年人群在贫困化、边缘化。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约1亿多人”，至今没有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42]

在作者看来，虽然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当前的人口问题，仍然是结构不合理，结构问题大于增长问题。他甚至怀疑单纯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是否正确，指出那种片面追求“提高人均GDP”，而控制生育的思维“不合时宜”；认为“人多且素质高、结构合理能够创造出更高倍数的社会生产力。”最后，他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从今以后……人口将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未来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提醒决策当局：中国“人口结构安全风险很可能转化为社会结构安全问题，需要……预见到中国人口的结构矛盾将是未来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调整结构、应对危机，应该成为未来人口政策的重心。”[43]

将调整人口结构看作与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升同等重要，并作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政策重心，这是社会学对人口问题发表的最具现实意义的学术观点之一，值得人口管理部门认真对待。

在第二章“家庭结构”中，杨桂宏、范雷、王颉等执笔人，对家庭这个社会学最基本分析单位，进行了社会结构分析。

总的来讲，在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背景之下，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核心化、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家庭关系的平等化、网络化等，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初“感应区”和“缩影”，具有“社会正功能”，也有“不利影响”。例如，婚外性行为，作者们都认为不对，“不仅仅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也还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但到底如何处理，作者似乎也没有提出更好的方案来。[44]

看得出来，对家庭结构的变迁，作者们作了客观深入的分析，下了一番功夫。对家庭发展趋势和问题，看得也很透彻，但态度似乎不够鲜明。这反映了作者把握现代化本质的矛盾心理：趋势是现代化的，但问题却不是现代化的。

第三章，“就业结构”，出自石秀印研究员的手笔。

作者在这一章中，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视角，演绎了就业的生产和结构的变动。他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抽检出就业的“鱼塘困境”：在一个有限的鱼塘中，有大鱼、小鱼，还有虾米。过度的市场竞争，就像这口鱼塘中的食物链，弱肉强食，最不安全的是小鱼和虾米。

“鱼塘困境”之困，在于“在中国的某些条件下，劳动关系紧张与就业岗位生产的不同走向之间，存在必然性的关联。这一关联的简化表述是：只要放开市场，容许自由，就会出现‘鱼塘’；只要关闭市场，行政控制，就会在长期内出现低效，不仅就业岗位生产不足，而且民众的福利水平不高。”[45]

对此，作者给出的诊断是：“社会缺位”。在影响就业结构的三个变量中，他认为，“社会”是影响就业结构的关键变量，如同燃烧中干柴、火种之外的氧气一样。他批判市场经济的设计者认为“无形之手”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天真和认识的局限性”。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包括奴隶和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以至现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之所以就业存在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缺位”。

他在这里所说的“社会”，指“非官方、非经济组织的‘民’的自组织和以此为载体的互助合作，以及这些组织与政府组织、经济组织之间的以制衡、沟通、协商、合作为主题的社会联系机制。”[46]通俗地说，就是类似于国外工会一类的组织。

他强调，必须分清“所设计的社会”和“所实现的社会”。他指出，在现今国家对劳动关系的“社会”设计，不但有，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是最为全面系统、最为完善的”，有组织形式，有法律，也有制度机制，但是“所设计的社会”都未在实际中得到建设和落实。“停留在蓝图上”，“多偏重于表面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有比没有好，有与没有相差不大”。

“所设计的社会”之所以未能成为“所实现的社会”，他认为是因为实现的主体，“未包括社会中的行动者，即由劳动者实施社会行动，进行社会建设”。“当雇佣劳动者未能成为‘社会’主体，未能主动、自觉行动来建立社会的时候，‘被成为会员’、‘被职代会代表’、‘被维权’、‘被涨工资’，是‘社会’缺位的根源”。

作者意思很明显，认为社会缺位，首先是社会主体的缺位，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一个被动的角色，所以难以有所作为、走出“鱼塘困境”。但现实之道，绝不是要离开党和政府，搞“团结工会”，而且在现行政治法律框架下，进行“改进性设计”，走“政府、雇主、劳动者的社会共建”道路。

第四章，“收入分配结构”，执笔人颜烨教授从基尼系数变化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结构变迁作了深入的阐述。

他认为1978年到2007年收入差距，有一个“相对平均→相对合理→差距过大”的发展趋势。“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少数人占据了多数财富，多数人只享有小部分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比重过低，低收入者群体规模过大，分配结构严重失调，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显著特征。”[47]

对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成因，作者从制度变迁、要素参与、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体制内和体制外途径、以及影响收入的差距的主体、行业和空间因素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认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看是随着市场化发展不断加速而扩大的；……但是在市场化程度相同的条件下，制度性或行政性因素起重要作用，可以发挥政策制度、公共权力对资源和机会配置的核心作用。”[48]作者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多要素参与分配，市场化和非市场化“双轨”交叉并行，权力、管理和资本在市场化交易中，必然超越劳动、知识技能，形成“垄断”格局，这是“造成同一群体内部、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空间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原因。

关于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作者也作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他认为，当前公众对收入分配不公平感在增加，其原因不主要在于收入本身，而是收入机制和途径，即收入获得的机会及其合法性、合理性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的结构风险日益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正在不断加深其他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他警告说，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紊乱或失序，社会可能中断或断裂”。[49]

为此，他为决策层所提供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是：着眼于下层收入的提高。“国家、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强而有力的‘手’，在收入分配方面，除了宏观制度设置外，最主要的是要出台措施，规范收入分配。”第一，是加强收入分配立法，确保一次分配公平合理；第二，进一步完善民生制度，使得二次分配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第三，实施调节性行动，确保底层收入增加；第四，要遏制和消除收入分配中的垄断因素。这些建议全面、重要而又具可操作性，为我们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解决当前最亟待解决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第五章，“消费结构”，执笔人赵卫华教授为消费结构提供了与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学分析模式。他把社会学意义的消费结构定义为“不同消费主体的消费关系和消费比例结构”，并且对消费结构的变迁，作了社会学解读。他在充分肯定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高，逐步从温饱走向小康和富裕的同时，也对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作了系统分析。

在他看来，我国的消费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结构不协调”。从宏观上看，消费结构问题表现为消费率低、内需不足；在微观上则表现为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压力大。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是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社会建设和阶层结构演变滞后，还有政策调控目标与需求错位等。他对政府刺激消费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那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居民有钱不花，消费保守。应采用各种政策和杠杆，把人们的钱从口袋中挤出来，让人们把钱花掉。这种“挤海绵”的措施，不是一种好的措施。提升居民消费率目标没有达到，而且还带来较大的负面问题，“是一种舍本求末、竭泽而渔的做法”。实际上，中国消费不足，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消费主义诱导下，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条件下，可能真正的保守的消费者、有钱不花的消费者，只是少数人；而广大人民群众真的没有钱消费。因此，孤立地通过“挤海绵”撬动经济增长，是一个短视的经济学命题，社会学家必须对此说“不”。

赵教授最后提出了解决我国消费问题的政策建议。总体来说，就是要从“挤海绵”逻辑，转变为“补木桶”逻辑。采用“补短”的做法来拉动消费。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很多条，其中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尤其要补上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这一块，补上农村低收入者这一块，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此处最让我感动和欣赏。

第六章，“城乡结构调整”，是陆学艺“三农问题”研究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在本书第三章对此有较多的介绍。这里由执笔人王春光研究员，从结构转型调整的角度来审视城乡关系和结构。不仅拓宽了城乡结构论题的视野，而且也有大量创新观点，让人读来如沐春光，神清气爽。

同其他章节作者一样，王春光研究员也对城乡结构在过去近60年的变迁做了历史审视，对前30年城乡关系中“产值的工业化快于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劳动力的非农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滞后现象及其后果，和后30年城乡关系中的错位、不平等和更加失衡状况及其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对近期“半城市化”和“非农非城”的结构性格局，极表担忧，认为这是一个“炸弹”。[50]

作者非常赞同陆学艺的观点，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城乡结构不合理导致了我国家庭结构失调出现许多问题，如留守儿童、老人问题、漂泊家庭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等；也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对其他结构的变迁和整体结构的转型，也有重大影响。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调整城乡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

在调整城乡结构的迫切性认识上，作者从民主法治的角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从城市的角度，从全国整体经济发展和长远战略的角度，看待和理解问题，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例如，他指出，“没有建立农村与城市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机制和平台。从公平、正义层面看，……非常不公平，更缺乏正义性。”“改变城乡结构失衡，不仅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保持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51]为他下面提出构建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思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作者一连用4个疑问展开他的政策思路。他尖锐地质问有关方面：

为什么农民不能从土地的非农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为什么农民不能用自己的住宅做抵押物以获得银行的贷款？（而城市市民可以抵押房屋贷款）？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那样享有“同工同酬、同工同权、同工同时”？（农民工不是人吗）？

为什么农村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教育，农村孩子进城为什么不能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

鉴于城乡结构在体制机制上的复杂性，作者主张，应发动新一轮城乡体制综合性改革，来促进城乡体制一体化。

第一步，是调整目标的确定。在以后的5年规划中，“应该设立调整城乡结构的阶段性、目标性指标体系。……需要确立城乡收入差别缩小目标、城市化目标、财政投入目标、公共服务目标、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社会保障目标等”。

第二步，是政府的行动。要改革城乡制度，重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一是城乡体制；二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体制。中央层面要着眼于户籍制度、社会管理、社会保障、财政行政管理、公共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政治体制等。其目的是使农村人口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基本权利。

第三步，要解决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化问题。

第四步，是解决其他体制问题。[52]这个“其他”中，我认为一定要包括农民流动自由、土地产权和农民政治待遇问题。工人有工会，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农会呢？城市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价值由市场决定，为什么农村土地不可以进入市场，价值不能由市场体现呢？还有，为什么只能允许农民进城，而不允许市民下乡居住呢？须知具有双向流动，才能使城乡一体化，才能让农村资源市场化，让农民富裕起来。

第七章，“区域结构”，执笔人谢振中教授和樊平研究员，从区域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区域结构的社会学表征、历史变迁、基本特征、问题及其对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作者首先探讨了社会学意义的作为社会结构空间表征的区域结构。他们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一国的区域结构是其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就业结构等社会结构的空间分布表征”。虽然在具体研究范围上同区域经济学有所不同，但由于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结构，区域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域“如果不是同一的，也是高度重合的”，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他们认为，不仅没有必要脱离经济维度的划分（区域），而且还要高度依赖它们，“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上，寻找区域社会发展和区域社会结构问题的原因”。[53]

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当前，社会学依赖经济学的学术资源和话语，表现自己的存在，是必须的，也是无奈的。这是社会学学术发展现处于“青少年期”，甘为经济学“儿子”的状况决定的。从这一点看，作者的分析视角一定没有错。但毕竟这是两个学科，毕竟社会学是一门心高气傲的学科，毕竟社会学确有成长为成年人的可能和当经济学“爸爸”的资格，因此，社会学应该逐步地很正常地“去经济学化”，用自己的话语讲话，讲自己的话。区域，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空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文化和宗教，都有自己对空间的认识和表述。各个学科话语描绘的空间形象、结构和变动，既是相互採借、相互影响，又是特色鲜明、功能各异。社会空间（社区）当然与文化空间（文明圈），政治空间（行政区）、经济空间（市场）关系密切，但一定会有所区分，界限理应明确。至于如何具体区分，我做不了，还待作者们费心。

其次，对新中国区域结构的历史变迁，作了系统梳理。作者用一个表，将“七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中的宏观区域划分，描述得一清二楚。从“七五”时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到“十一五”的四大区域（加上一个东北地区），理论话语是：“区域梯度转移理论”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老实说，这种东西，既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也不是中国现实需要的。但它确实是在中国经济学课堂上讲授的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实行的。历史证明，区域梯度格局中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据作者提供的资料，1980年，中西部和东部经济总量之比为47∶53；1997年这一比例变为42∶58；2006年更变为38∶62。东部沿海一直在上升，中西部一直在下降，[54]说明这种理论行不通。

最后，提出了调整区域结构和协调区域发展的对策。作者认为，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区域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结构性问题之一。调整区域结构的关键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统筹兼顾，科学发展，共同富裕。[55]

在作者看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要用“动态的、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问题，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是客观存在，也是必须的。“机械地追求各个地区的均衡增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但经济社会对这种差距的承受能力有一定限度，太大，就承受不了。因此，必须重视差距，采取抑制措施。

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作者认为是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旧制度的残存，新体制、新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是我们重点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要强调中央政府的责任。

作者的分析和政策主张，兼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科之优，具有比经济学分析更加全面和比社会学主张更加现实的特点，读后让人振奋，但也似乎有专业性和特色性不够的嫌疑。我是外行看热闹，不当之言，请别在意。

第八章，“组织结构”，陈光金研究员从“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视角，考察了中国近60年来组织结构的演进和在构建现代组织结构体系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一种“制衡的社团主义”理论，作为组织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

第一，作者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组织结构变迁做了总体上的描述，将改革开放前的组织结构定义为总体性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后，这种总体性组织结构发生了分化，初步形成了国家、市场经济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的三元结构的组织格局。

第二，作者又分别系统地分析了国家组织、经济组织的转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艰难历程。尤其是他对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四大困境，即注册困境、筹资困境、人力资源困境、社会资本困境，有非常精到的论述。并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组织“认识存在偏差”，找准了问题的痛点。

第三，对当前组织结构发展现状作了客观的科学的估计。在作者看来，“国家组织的自我现代化取得了成就，市场组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组织也形成了相当规模。”但是三种组织关系格局，用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来评价，还只是“发展的初期”。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大体上还处于所谓的“婴幼期”，“不仅自身很不成熟，而且还处于国家权力的笼罩之下，其与市场（资本）的力量对比也相当失衡”。的确，作者的这种估计，是实事求是的。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组织体系和结构，有如一个倒金字塔，国家和市场组织分居上层和中层，最强最大；而社会组织居底层，最弱最小。现在关键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规模，增加权能，成为中国组织体系的正金字塔的底部。

第四，提出了“制衡的法团主义”这一重要理论，作为未来现代组织体系和结构的构建框架。作者解释道：“制衡的法团主义关系模式包含四个要素，即相对独立性、相互制衡性、互补性与合作性。”这一模式并不排斥多元主义，也不排除竞争性。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制衡的社会法团主义模式的建构”。

第五，针对前述四大困境，提出了破解之法。一是尽快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双重管理制度，分组管理制度，逐步摒弃非竞争性原则，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注册困境”。二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社分开，同时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分配制度，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筹资困境”。三是规范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行为，建立能够满足社会组织人才需求和稳定人才队伍的相关制度，消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人才资源困境”。四是强化对社会组织运行过程的管理，帮助社会组织建立社会信任，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资本困境”。

最后，他还特别提到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我们亟须制定一部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法”。否则，中国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就无法保证，缺乏合法性，与它良性发展的相关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56]

作者用6万多字的篇幅，详述了关于中国组织结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制衡的社会法团主义组织结构目标和消解社会组织建设中的四大困境的应对之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政策性，是具体结构调整的样本之作。

当然，组织体系与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问题。而政党又是组织体系与结构的核心问题。作者将这一核心的核心问题忽略，也许是出自于回避敏感话题的考虑，但忽略这么重大的一块不论，犹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还是为之惋惜，深感遗憾。希望能在今后该书的再版中，看到作者对此问题的补论。

第九章，“社会阶层结构”，由胡建国、李春玲研究员和李炜研究员执笔。作者运用社会阶层分析方法，在《报告》和《流动》的基础上，对60年来的阶级阶层结构的演变及其问题，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至2007年的新进展，做了简要分析。有不少新的表述和新的观点发表，如《报告》中提到中间阶层，在这里作者提出“中产阶层”的概念等等。但总体来讲，仍未超出《报告》和《流动》中提出的观点。前讨论已较详尽，此处从略。

《结构》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2010年1月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讨会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发布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社会学界的“大腕”和《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京华时报》等10多家媒体的记者。

与会者对《结构》的出版，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界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社会政策的应用”的重大转变。

另一位重量级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也高度评价了陆学艺及其课题组的工作，认为这本书出版“对于中国社会学及至世界社会学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还称赞陆学艺“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是一个优良传统，可称之为“陆学艺传统”。[57]

社会学界关于《结构》中提出的课题，展开持续而又严肃的讨论，新的视角、新的论题、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同时，关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在《结构》的影响之下和破题之后，又有不少新作问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结构》的出版问世，催生了中国社会学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潮。

但是在陆学艺及其团队看来，这本书只是对中央领导期待“社会学的春天”的一次积极而有力的回应。据团队成员宋国恺博士的看法，这项研究还只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同经济结构研究相对比，社会结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延长社会结构的解释链条，通过社会结构解读社会现实问题，是对社会学家们的一项巨大的挑战，也是摆在他们面前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内外媒体更加敏感，在《结构》刚面世不久，各大媒体纷纷开设专题，予以充分报道并力求从其中寻找出炒作的新闻热点。

陆学艺这时，又一次地成为新闻人物，成为各大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为了解答记者们的疑问和好奇心，陆先生不得不牺牲大量时间，接受记者们的采访。

面对这么多的“主义”与问题，陆学艺总是虚席以对。他认为，只要不是政治上的恶意攻击，任何学术上的探讨和批评，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对学术上的来自任何一方的“主义”，都高度重视，只要言之成理，都奉之为师；对任何一方指出的问题，都真诚欢迎，因为，它会促进这一课题研究的完善与深入。

对社会结构及其转型，我在十多年前有一些接触。那是在1997年至2000年时，我在陆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也是关于中国社会结构性质的一个实证研究。因此，对陆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了解些皮毛，但仅此而已。此次系统地拜读了他当时及后来出版的一些相关作品，才有较为详细具体的了解。下面，我要谈些我的读后感觉。

第一，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是陆学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从他受命进入社会学界以来，20多年，他的大部分研究和成果都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有关。如果要将他对改革开放和“三农”问题研究也算进去的话，那他关注和涉足这一领域的时间还要更长。其实，从一个人学术历程来看，20多年也许还不能算很长的时间，但他的学术生涯的黄金时间和收获期，也在这一段。他抓住了人生难得的机遇，创造了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奇迹。

陆学艺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高度，对近60年来的社会发展变迁作了深刻地总结和归纳，对其中的问题及其原因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地预测和科学结论。这一理论中心思想是用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转型，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主题重大，立意高远，内容丰富，论证充分，结论科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学术价值，是陆先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拳头产品，也是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重大成果。

第二，陆学艺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具有实践性，不仅是一个理论成果，而且也是一个方法论成果。

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大潮同时，与体制转轨和时代转变并行，时空压缩，矛盾交织，史无前例。陆学艺和他的团队既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又勇于突破前人洋人的教条，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提出了“调整社会结构”的理论，具有创新性。同时，研究的过程，形成理论的过程，也就是成果推广和宣传的过程，是政策实施的过程。每一本书出来，其主要观点迅速见报，形成政策文件，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发展。从这一点上说，陆先生的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而且，我还要特别说明，这一成果的产生过程，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陆先生自己也认为，社会结构分析，不仅是理论的，而且也是一种方法，也是方法论的。关于方法论，我在后面还要专章论及。

第三，陆学艺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具有发展的品格。

常言道，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一个伟大的创新性理论，也一定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陆学艺这一理论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城乡二元结构”论，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阶层分化”论和“转型转轨并行”及矛盾“交织”论，以及社会结构发展“滞后”论的长期探索思考，最后才形成“调整”的社会结构理论。另外，他的研究范围也是一步步地从局部，逐步拓展到社会结构整体上来的。他先研究农村社会结构，研究社会阶层，再研究社会流动，然后才是社会结构。我相信，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的现有成果，仍只是他的现阶段成果。这一理论今后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也应该进一步发展。

第四，基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的发展品格，我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性质及转型方向的研究，应该成为下一步考虑的重点。定义这一结构性质，不能以自我为参照系而应该站在全球和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当今全球化已是一个现实，中国正在向全球性大国迈进也是一个现实。在未来30年中，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全球性国家，就需要在理论上和学术上说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应朝着哪一个方向走。如果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视野放宽至全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不管中国如何定义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现在仍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但正在向世界体系的中心迅速迈进。如果我们处理得好的话，30年后，我们将进入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叫什么现代化都不要紧，中国只要瞄准富民强国、科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方向朝前走，它都会回归“中国”——世界体系的中心之国。所以我们必须用中国造的“北斗”定位系统，而不是用美国人的“GPS”，给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定位定向，然后才可以说，“准备好了，我们出发！”。

我期待着社会学家们制造一个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北斗”定位系统，为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定位导航。

【注释】

[1]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66-368页。

[2]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97页。

[3]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37-453页；《“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92-434页。

[4]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40页。

[5]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06页。

[6]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16页。

[7]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23页。

[8]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31-432页。

[9]该书版权页上写的是2002年1月第1版，但据作者介绍，用的是2002年书号，书实际出版是2001年12月10号。

[10]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3-60页。

[1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97-99页。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6页。

[1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07页。

[1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28-129页。

[1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7-158页。

[1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38页。

[17]樊平：《陆学艺：他曾使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2月25日，第9版。

[18]樊平：《陆学艺：他曾使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12月25日，第9版。

[19]见陆学艺在2004年10月25日在广州宣传部主办的一次讲坛上的报告。

[20]关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其实早在20世纪末在提出阶层研究时，他就涉及到了。1996年，他主编的《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一书中，甚至列有专章（作者：张继焦）论述社会分层与流动。见该书第130-17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导言”第6页。

[2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导言”第7-8页。

[2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4-27页。

[2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9-31页。

[2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1-97页。

[2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06-108页。

[2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38-179页。

[2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8-55页。

[2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82-211页。

[30]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37页。

[3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65页。

[3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351-353页。

[33]关于当代中国阶层关系研究课题的选题、调研，以及后来决定下马的前因后果，我将在第七章专题介绍，这里从略。

[34]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87页。

[35]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自汉以来至清的整个封建社会，都是社会阶层最基本的分类。“中国”与“四夷”，是指中国中心区位与边缘区位关系的一种说法。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国之中心；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中国，“四夷”是中国文化对边缘地带少数民族“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统称。四分人等，指的是元朝时期，将中国人口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北方人）、“南人”（长江以南地区人口）四大等级，进行区别对待。“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结构区位性的一种概括，参见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敌、友、我”，是指我党在革命时期以及阶级斗争时期，对社会阶级结构的一种划分方法。大致上，工人阶级是我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是敌方，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统战对象是友方。“现代——传统”，也是一种结构方法，将产业、人群、文化和地域分为“现代的”和“传统的”两大部分。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就是这样的二元结构社会。无独有偶，日本学界也认为日本是一个现代传统二元结构社会。日本的情况可参见中根千枝《日本社会》一书。

[36]陆学艺著《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38页。

[37]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84页。

[38]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86页。

[39]转引自《人民日报》，2005年2月23日，第1版。

[40]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424页。

[4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50页。

[4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71页。

[4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84页。

[4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87-122页。

[4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65页。

[4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67页。

[4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80页。

[4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04页。

[49]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04-211页。

[50]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77页。

[51]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80-282页。

[5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83-285页。

[5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90页。

[54]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00页。

[5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13页。

[56]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372-380页。

[57]见“会议纪要”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