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业不再“扭秧歌”_陆学艺评传_事迹

让农业不再“扭秧歌”_陆学艺评传_事迹

1989年10月24日，江泽民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邀约了几位农业和农村经济专家，在中南海谈当前的农业问题。陆学艺应约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在会上，专就解决农业徘徊问题，谈了几点意见。

他说，农业已经徘徊了5年，其根本原因，是前几年宏观决策失误引起的。他当着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面，批评当时的领导不按邓小平同志的批示办，应“对这次农业徘徊负一定的责任”，说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理论，主张减产有理、徘徊有理，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

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后，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建言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下一着活棋。“要下个狠心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从各方面支援农业，把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调动起来，率先振兴农业。”

江泽民同志在座谈会总结讲话中，对陆学艺的率直发言，高度评价，说他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么尖锐的批评了。他感谢发言的专家学者，长期以来从事基层调查研究，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他表示，中央会认真研究各位的建议，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再上新台阶。(www.guayunfan.com)这次会议之后，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再次强调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党、全国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决定》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如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贷款，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高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一年冬和第二年春，在中央的领导下，各地组织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又动员大批干部到农村基层去调查研究，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几项措施一下来，农业徘徊的局面立马有了好转。1990年粮食产量，在徘徊5年之后，首次转增，其他主要农产品和农业经济指标，也大多触底回升。

这充分证明，陆学艺的观点，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完全正确的。

1985年以来，陆学艺长期关注包产到户后的农业发展，一直呼吁国家重视农业，提出当前农业和粮食生产面临严峻形势，被反对他的人斥之为“农业悲观论”的代表。

实际上，他只是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中的管理部门过分乐观的认识和轻农政策，表示担忧，而对于整个农业和农村形势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在1988年12月写的《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分析说：

“这几年（1985-1988），林业、牧业、副业、渔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特别是副业中包括村以下的工业，这些年增长幅度很大……，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还是很好的，大农业发展也还可以……”[1]

1990年5月，他在《当前中国农村形势和前景》一文中，更进一步地把改革以来的农村形势概括为三句话：

农村经济社会形势很好；农业生产形势严峻；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2]

《陆学艺文集》封面

由此可见，对农村经济社会整体而言，他不是一个悲观论者。不但不悲观，他还经常驳斥悲观论，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潜力很大。1989年9月29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道路与我国农业的发展》一文，就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说：

“怎样看待这几年出现的农业徘徊呢？有的同志认为，近几年的农业徘徊，主要是联产承包制不灵了，农业要有新突破，只有采取新的经营形式，这种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有的同志认为，我国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趋减少，而小农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供给有限，提出今后要长期进口粮食的看法，这也是不正确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资源少，这是事实。在现阶段，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用工业还不够，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足，因此，盲目乐观，认为农业已过关，不抓紧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但也不应该因此得出悲观的结论。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还很大，农业发展的前景是有希望的。”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认为我国农业还有潜力，如耕地面积及增产潜力还很大，农业科技潜力大，农用工业大有文章可做，以及我们有一支勤劳俭朴、有精耕细作传统的农业劳动力队伍等，再加上政策的得当，把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一定可以创造农业发展的奇迹。“总之，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是可观的，悲观的、眼睛向外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3]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陆学艺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发展的乐观态度，是有条件的谨慎乐观。这个条件就是，只要“政策得当”，“只要真正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持；调整国民经济格局，改变工业过热，农业过冷的状况，按照价值规律，调整价格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发挥联产承包制的作用，把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4]我们才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否则，农业难免重陷徘徊之境。

陆学艺有条件、谨慎乐观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农业发展进程中，再次得到事实的支持。

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政策得当，粮食产量在1988年触底回升之后，1989年至1990年连续增长，不再徘徊。但1991年之后各地工业和城市开发过热和轻农的老毛病复发。1992年12月，他写了《农业要警惕再走扭秧歌的老路》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社科院《要报》上，向中央预警；粮食棉花明年可能再度减产，农业有可能再走扭秧歌的老路。[5]文章发表不到一年，粮食减产涨价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

在治理通胀过程中，他向中央提出的建议，仍是加强农业，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调控粮食市场。

1995年，国家大量进口粮食，以平抑粮价。这一年，江苏省农业厅长俞敬忠同志写了《一个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正在孕育》一文，预测1995、1996两年，中国农业将增产1000亿斤粮食。这一观点让决策层震惊，指示在京专家论证。

陆学艺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写了《要为形成新的粮食增长高峰准备条件》的文章。指出“这种增长高峰在近几年再现是有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为这个增长高峰的出现创造必要的条件。”他列了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继续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二是继续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改变长期困扰农民卖难买难的状况；三是要下决心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他最后说“农业发展，还是那几句老话：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问题是认真做还是应付做。真的认认真真做到了，真的把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科技和物质力量作支撑，那么，农业这盘棋就活了，新的粮食增长高峰是能够实现的。”[6]

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陆学艺的判断。1995年和1996年，两年粮食大丰收，增产800亿斤，接近9800亿斤的规模。

在中央决策层和全国上下为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陆学艺的态度仍是有限的和谨慎乐观的。一方面他指出，我国增产粮食的潜力很大，再继续增产粮食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今年粮食大丰收，明年会不会又要掉下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越是农业丰收的时候，越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免‘卖粮难’、‘打白条’之类的情况再现，损害农民利益。丰产后不能丰收，也会给农民一个错误的信号，以为粮食太多了，国家不需要粮食了，这就会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转而从事别的挣钱的行当，粮食产量就会掉下来。……我们已经有了一而再的教训，可不能再而三地重蹈覆辙了。”[7]

但很不幸的是，陆学艺担心的事，总是在眼前变为现实。1997年粮食产量开始减少，当时还觉得减得少，掉一点没关系。及至1999年以后，粮食连减5年。2003年粮食总量8614亿斤，比1998年减少16%，市场价格暴涨，粮食再次成为问题。而且农民收入自1996年后增幅连降7年。以至于有人惊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991年2月，陆学艺对中国近40年来的农业发展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经历过农业蓬勃发展（1949-1958）、农业衰退倒退（1959-1961）、农业恢复发展（1962-1966）、农业长期停滞（1967-1977）、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78-1984）、农业再度出现徘徊（1985-1989）六个阶段，三起三落波浪式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值得谨记的教训。其中，除了坚持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稳步发展的基本保证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外，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按价值规律办事，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系，以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别治理，最为重要。

在这里，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农业问题不但是一个粮食和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农民问题，是一个得罪了农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导致的问题。

2005年2月，他对农业周期性地徘徊反复，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认为，不能走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的老路。

“1996年农业获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丰收后，政界和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实现了由长期供给不足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当时，我对于‘三农’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实践又教训了我们，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改革开放26年来，农业经历了四次周期性反复，说明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可是过去我们总是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第一位，粮食、农产品供给有问题了，才想到要调整农村政策，给农民以优惠政策，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旦供给好转了，政策就变了。农业的周期性反复，说到底是中国农民问题的反应，是国家农民政策反复的表现。我们应该总结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再走就农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的老路，而应该执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8]

把农业问题同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并非自2005年始，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注意到农民问题与农业的关联。在他研究写作的大部分农业课题和文章中，都把农民作为农业问题的重要因素考虑，但正如他自己反省时说的那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问题只是作为农业问题的一个因素和组成部分，农业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才开始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把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来思考。

在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在农业和三农问题中的地位的同时，他对农业问题与农村问题的关系，也早有思考。1993年，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思农业问题与农村问题的关系，一口气提出12个疑问，与读者共同探讨。这12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要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强调了30多年，而至今农业这个基础仍然比较脆弱？

——为什么农业发展老是扭秧歌？

——为什么我们一贯强调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而农民的利益总是保护不住？

——为什么老喊要减轻农民负担，而实际上却年年在加重农民负担？

——为什么会产生超经济剥夺农民生产成果的“白条”现象，近几年中央多次明令禁止而越打越多？

——为什么农民呼吁了多年的买难、卖难，总是解决不好或解决不了？

——为什么会发生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经营权，为什么如此容易地被剥夺？

——为什么我们人均耕地很少，而近年来却有不少农民抛荒撂荒耕地？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潮现象，而且越涌越多？

——为什么农民要用几千元及至上万元买一个农转非户口？

——为什么扶贫工作进展缓慢？

——为什么我们强调要共同富裕，而实际上东西部地区差距和同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他还认真反省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学者提出来的一些认识。

——是对农业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吗？不是。我们很早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现在又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专门做出决定，提出“农民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的基础，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认识的高度达到了不可能更高的高度了。而且这个问题，在中央和各级领导口中，也是年年讲、月月讲。这还能说我们对农业问题认识不够吗？

——是投入不足吗？有这个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业决定中提出，对农业投入占基建投资的比例，从10%提高到18%，这一比例，加上社会和农民的投入，还远不止这个数。不仅我们过去没有这么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高。说投入不足，对吗？

——农业问题是价格问题，是农产品价格低，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吗？也不完全是。现在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农产品价格很多都接近国际市场价格，过低的问题不存在。

——农业问题是人多地少，资源不足吗？主要不是。台湾地区人均耕地和资源比大陆还少，但它的农产品还出口，因此，还不能说资源不足是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是农民素质问题吗？肯定不是。中国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小城镇等伟大的改革成就，把农业徘徊问题，归到农民素质差问题上，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农业徘徊反复的症结在哪里呢？他认为：“一是结构性的矛盾，城乡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体制性的矛盾，目前城乡管理体制和政策，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他认为要采取迂回战术，形象地说，就是“反弹琵琶”。他认为，解决农业问题，主要不在农业本身，不在农业内部，而在于乡镇工业和城市化。反弹琵琶，发展乡镇工业和城市化，是他最终提出来的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新方针。[9]

陆学艺从80年代中期包产到户以后，即开始从事农业问题的研究，在棉花和粮食问题及农业发展问题上，下过大工夫，作过长时间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每一项课题，都针对着当时亟待解决而学术界和决策层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展示他作为一个专家应有的政治素质和学术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摆脱困境，走出徘徊反复，跃上新台阶，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坚持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现在回过头来看陆学艺关于包产到户以后农业问题的研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首先，他关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作为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主战场和作为三农问题之首的观点，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关于农业战略地位的认识，是目前中国最系统、最深刻的农业问题见解之一。

其次，他关于中国农业波浪式发展，对发展前景有条件、谨慎乐观的看法，科学地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性，以及前景预测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统一的现实，也为我们看待中国农业发展前景提供了正确的和有用的方法。

最后，他关于解决农业问题的思路，由把农业本身摆在第一位，转变为把农民问题摆在第一位；由依靠农业本身解决，转变为依靠发展工业和城市化来解决。其世界观、视角和方法论的转变，是他农业问题研究最根本的转变。这一转变为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三农问题，找到了新思路、新战略和新方针。这是让农业不再“扭秧歌”的治本之策，对农业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学术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