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社会学_陆学艺评传_事迹

发现中国社会学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社会学重建与发展，自1979年至今，已33年了。陆学艺在1992年时，曾对社会学重建与发展12年作过历史的阶段性分析，认为1990年下半年开始，社会学就进入重点提高、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90年之后，又过去了20多年，陆先生对这20年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2005年，他在和王处辉共同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一书“总序”中，对此有一个说法：

陆学艺先生在写作研究2011年11月(www.guayunfan.com)“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队伍迅速扩大，学科建设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其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进，已从初期浮光掠影式的介绍或翻译，发展到较为系统的深入研究。表现之二，是在中国社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中，照搬西方概念或理论，与中国现实社会生硬比附的现象已大为减少，社会学家大都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时，也已逐渐从依附于西方社会理论的阶段走出来，在借鉴各种外国相关理论的同时，注重采用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系统解读中国社会，从而增强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能力。表现之三，是中国社会学家已有了‘文化自觉’意识，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科的发展如不能与中国自身的实际及传统相结合，以形成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则不能对中国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求，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国度。”[5]

这一段话体现了陆学艺对33年的中国社会学重建与发展的一个新的分期，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是社会学重建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是社会学发展期。前期更多的是“补课”，是学习和引进；后期，也可以叫做“补课”，但这个“补课”，则是重新发现和自我认识，是“文化自觉”和“社会学中国化”。

重新发现中国社会思想的社会学价值，并不是一个现在命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西方教授就认为2500多年前的荀子，是社会学的始祖；20世纪40年代，孙本文和吴文藻等人都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问题。[6]与此同时，中国化命题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思潮。而在此前很久，外来佛学也进行过中国化改造。

社会学重建不久，20世纪80年代港台学者，以及大陆的少数社会学家，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讨论。我在1988年也主张社会学中国化，我的观点是：“当历史的棘轮戏剧性地从工业时代转向后工业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合理因素，将会日益广泛地影响世界文明的未来。……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经济重心将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太平洋时代的来临，与后工业社会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有一定关系。……因此，追寻这种现实进程，通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积累表现中国社会结构、运动与发展特殊性的材料，从中归纳出较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丰富和发展世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是社会学中国化。”

我之所谓“社会学中国化”，实际上是希望多做中国特色的经验研究。而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张琢和费孝通等，则更多地强调了社会思想和文化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性。张琢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世界社会学如果没有中国这‘半个世界’的社会史和社会思想史，就是最大的缺憾。继往开来，认真下功夫挖掘、整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蕴涵丰富的社会思想的历史遗产，予以科学的阐释，并奉献于世界，使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逐步趋向完备，是中国社会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费孝通先生在他晚年认为，当今时代需要“新的孔子”，强调社会学关注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问题。2003年，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两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他写道：

“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在诸如处理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而这些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

如果用上述两大标准定义社会学中国化，我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就是陆学艺。他不仅在实践上，几十年如一日地追寻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进程，用大量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积累了足够表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的特殊性材料，并从中归纳和抽象出“三农”、“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理论来，而且还准备在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上，走出重大而关键的一步。

1998年，陆学艺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他在课题申报书上这样写道：

“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由西方率先创立的，但人类对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思考与构想，即‘社会思想’则由来已久，绝不是从有了社会学之后才开始的。具有几千年无间断的思想文化积淀的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思想，其中有诸多精华至今仍有世界性意义。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就不能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果我们要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就不能忽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如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就不能不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申请，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批准，并被列为当年的重点项目之一。

为了做好这一课题的研究，陆学艺决定先了解学界的研究现状。他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2000年，中国大陆已有数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出版，为社会思想史这个学科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但这些著作在什么是“社会思想史”等基本概念上，并未形成一致性意见，而且，社会思想史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限于个人精力和视角，还不全面、深入和系统。因此，这项课题研究的第一步，就是从基础做起，探讨最基本的概念和做资料搜集整理工作。

从定义上，他们比较了各家的表述，基本采用了王处辉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的定义，王教授也是这一课题的合作者。他认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和观念、构想或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或斗争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在这个定义的规定下，他们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作了具体的界定。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是从社会学视角对人类关于社会的思想之发展历程的考察”。考察的是“以群民、家国、治乱为主题内容的思想”。“侧重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及社会模式方面的观念、构想或理论”。

他们还列举了社会思想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如“社会生活”思想，是人们关于维系群体共同生活并如何使之更好的思想，包括人的修养与社会化、人性与欲望、人际关系、处世社交及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的思想，还有社会组织与结构、生活方式、社会起源与变迁、社会控制、整合及协调发展的思想等；“社会问题”思想，是指人们在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对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问题的思想，包括问题原因的认知、问题本身的认知、解决方案设计等；“社会管理”思想，是人们对于社会秩序如何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思想；“社会模式”的思想，是人们对于社会结构体系方面的思想，包括对现实社会及其结构“应然”状态的认知，对理想社会的构想，社会改良、改造的思想等。

这一定义，对象和范围，是中国社会学界在21世纪初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取得的积极、初步的成果。虽然，从现代的社会学视野看来，有点老虎撒尿自设疆界的意味，我以为还不如宽广了说，社会思想是人类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和自然环境思想等五大思想之一，是关于社会及其运行的认知，——来得直白和准确，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一初步界定，讨论便有了共识，研究便有了深入下去的可能。

另一项基础工作，便是“翻家底”，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资料。陆学艺深知，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又是一项坐冷板凳，并且吃力不讨好的工程，当然也是一项为社会思想史，为社会学中国化发展“铺路架桥”的工程，难度大，价值也大，值得去做。所以，他决定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基地，组织全国专门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形成一个庞大的课题组，共同来做。从1998年起到2004年，前后花了6年多的时间，搜集和整理了400多万字的资料，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资料整理工作。2006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六卷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之先秦卷和秦汉-隋唐卷出版；2007年，宋元明清卷、晚清卷、民国卷（上、下）出版。这6卷本“选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完成。

对这本书，我有三个认知。

第一，《选辑》是一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资料书，也是一本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参考书。编辑这本资料书需要独具一格的社会学历史学的学识和眼光。它所选辑范围除了上述社会思想史研究范围所限定外，主要选取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作家的著述，而不是全部著述。选编者目的是通过此书，来引导读者以此为线索，深入探索其他文献中的社会思想。“选辑”之选经典，既不能与传统和公认的经典相背左，例如说，你不能否定《论语》的经典性，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史、文化史其他思想史意义上的经典，不能雷同，不能照抄，而需要根据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的需要来选择。因此，这是很需要一些社会学、历史学的学识和眼光的。选编者们大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学学识，又具有独到的历史学眼光。所以，他们才能在数千万字的文献中，“发现”经典的社会思想资料。

第二，《选辑》在编辑和评论上，体现了选编者的“统治”历史学和“管理”社会学的学术倾向。他们在作者和作者的思想取舍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学社会学观念，而把“统治”和“管理”的理论很自然地植入了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献之中。在改革开放前，乃至20世纪80年代，选编的历史文献中，充斥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料，现在则基本上看不到了。这样的编辑思想，如果不是有意，那么，无形之中倾向于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社会学服务，则是很能体现选编者们高度的学术自觉性的。

在古代部分，选编者对每个被选作者，都有一段评述，对其生平、时代背景、主要学术成就和社会思想的特点，作概要性评介，虽字数不多，但很精到。有了这一段话，读者可先了解其人，然后再深入了解其文，可得其序助之便。这些评介，也体现了选编者们的学术倾向性。

第三，这本书史料的辑佚、考证、校勘和整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这项工作是历史学的基础性工作，好比建筑一座房子，要烧砖和制造水泥、钢筋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和“原料”性工作，历史学将只能是一座海市蜃楼。而且，史料学也是历史学中的一门硬功夫。中国历史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史料考证，中国历史学家最擅长的就是抉隐发微，在虚无之处说实有，在实有里面证虚无。社会学探究自己的前生今世，必须有这一身功夫。

2000年秋，一批在社会学界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研究的社会学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讨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提议成立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

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陆学艺的大力支持。在陆学艺看来，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从未中断。数千年来无数思想家对社会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社会思想体系，这是我国宝贵的思想财富。系统整理和研究这一社会学思想宝库，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对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他很支持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的想法。

经过多年的努力，2007年11月13日，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终于在山东青岛大学成立。陆学艺亲自出任这个专委会的会长，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为副会长兼任秘书长。

社会思想史专委会虽然规模很小，但他们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专委会成立之前，即举办了5次学术研讨会。专委会成立后，一年一度的学术讨论被延续下来。现在每次会议，都有来自全国各高校数十名学者参加。每一次会议，学术讨论气氛都很浓郁，大家都为探讨、发现、交流而来。

从2003年起，研讨会即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思想史论文集”。第一本论文集《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于2004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专委会成立前数次中国社会思想史座谈会的成果结集。2010年，专委会又将此前历次讨论会的优秀论文和2009年“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学术研讨会”论文结集为两本书：《思想、价值与实践》（以下简称“实践”）和《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以下简称“现代性”）正式出版。

“实践”和“现代性”是由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研究近年来的最新成果。其中，既有对中国社会思想总体性评论，也是断代专题研究。绝大多数文章，都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思想进行剖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学术价值。

例如，王处辉教授《论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特性》，将社会价值分为根干价值与枝叶价值；制度化、知识化和生活化形态。提出中国价值系统具有一家主导多元并存的特性。他认为，当代中国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发扬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一主多元体现的和合精神。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桂胜等人《中国社会结构：基于“缘”的视野解读》，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型作了更广的推广，提出了“缘”是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模式的观点。他们还对“缘”的历史演变及其构造作了深入分析：“缘”现象的传统关系格局主要以时间长短并辅之以距离远近为情感交易纽带，是回忆与现实的对立与融合。血缘关系以子孙的延续和家庭近距离生活为情感交易而居于中心，姻缘关系以人生的大半时间和家庭近距离生活为情感交易而居于血缘关系外围，乡缘关系以生活时间的长短和近距离生活为情感交易而居于姻缘关系外围。这种分析具有区位学意义。

卞国凤《儒家宗族福利思想的尝试——范氏义庄救助体系分析》，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族福利思想作了研究。作者通过对范氏义庄救助体系的分析，认为这种宗族互助模式完善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功能，使社会保障和教化功能成为宗族功能的主角。对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宗族的社会意义有较大帮助。

田毅鹏、陈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30年》，对近30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了系统的整理评价和思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与西方主流社会学展开对话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写法”即观念思路和方法论单调，与“社会学中国化”的高远目标“存在明显的差距”。他们主张用一种“文化自觉”，来反思社会思想史的研究。[7]

总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学界已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自不待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怎样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需要怎样从数千年积累的传统文化中，获取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来为社会学中国化服务，进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应该做，不是问题；怎样做和做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我以为，答案还不在社会思想文化典籍和民俗生活样本之中，而在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需求。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已经推进了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是朝着“中美国”的方向走，成为受人控制任人宰割的边缘化国家？还是科学发展，富民强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是后者，科学发展富民强国的实践，需要我们科学地、正面地和建设性地理解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从老祖宗那里获取思想营养和有益启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粗暴地否定传统的价值，批判地对待中国社会思想中的一切。

另外，对中国社会思想多一些整体的理论的和系统的研究，而不是过去那样，碎片式的、割裂的和形而上学式的研究，可能更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我在问学陆学艺时，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问：“以您的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总体特征和精神内核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一切为了国泰民安，长治久安。”

这是一个简明而又精彩的答案。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终极性命题。

中国社会思想史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多精彩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