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不相信书本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社会学不相信书本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社会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最大的学科特点是社会调查。这不仅仅是由于研究资料的获取方式，——通常历史学或经济学，研究资料均主要依赖于文献或统计资料，而社会学则主要从实地调查中得到资料，而且也包括研究课题本身，必须来自于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了的事项。

在中国，正宗的社会调查的历史同社会学一样长久，可能甚至更为长久。在中国，社会学家都必须具有从事社会调查，甚至社会学调查的能力和经历。因为这个学科的基石，都是那些一辈子都在做社会调查的人奠定的。他们的名字可以说出一长串，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有李景汉、陈翰笙、费孝通等，我认为还应该包括毛泽东。

陆学艺在进入社会学界之前，可能已经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数量很多，质量很高，影响很大的调查研究。进入社会学界之后，他在这方面的优势更好更大程度地得以发挥。

1988年初，中央宣传领导小组在这一年的宣传工作要点中提出，为了拓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要进行一次国情调查。这项任务交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组织实施。(www.guayunfan.com)3月份，社科院科研局局长王焕宇找陆学艺商量，如何落实这项工作。

陆学艺一听，这是一件好事情。社会学要发展，必须从了解国情开始，必须进行全国性的大型社会调查。但他也深知，这是一件难事情。经费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组织实施。关键看领导的想法和决心。于是，他说“有两种办法：一是组织一些人，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列出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写出国情报告。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组织科研人员，对全国上百个各种类型的县和市，进行一个一个县和市的综合调查，把农村和城市的基本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写出中国国情的研究报告。”

王局长权衡了一下，倾向于第二种办法。

“但是，怎么样来开展调查研究呢？”王局长又问。

陆学艺建议道：“可以分两块。农村一块，城市一块。由院里指定一个所负责农村县的调查；一个所负责城市调查。先起草调查提纲，然后再组织人下去调查。”

王焕宇一听，清楚了。他最后说：“农村这一块你熟，你们负责，起草调查提纲，并组织调查；城市这一块，我们考虑可以让财贸所负责。经费问题，由院里来筹措。”

不久，王局长向时任分管副院长的丁伟志作了汇报。取得了院领导的同意后，就把这个任务正式下达给了陆学艺。

院领导的决心和支持，鼓舞了陆学艺和社会学所的同仁。他决定组织社会学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山东陵县，做这个课题的试点县调查，为制定全国性的百县调查做调查方案的准备。

3月下旬，第一批研究人员张雨林、杨雅彬、樊平、于晓、李国庆、张其仔等人来到陵县。其时，陆学艺在陵县的调查基地已经撤消，但老关系还在。县领导听说是陆学艺单位来作调查，很支持，让县委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来介绍情况，提供资料，并让他们直接下到边临镇，开展镇、村、户的系统调查。

由于得到了陵县各级领导和部门的支持和热情接待，调查研究人员信心很足，劲头很高。不到一周时间，就初步做了改革以来农村分化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县调查提纲和调查方案。

4月初，陆学艺向王焕宇作了汇报。王又看了他们起草的调查提纲和方案，很高兴。他告诉陆学艺，院里已将这个调查作为国家“七五”哲学社科基金重点资助课题（后来又列为“八五”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决定由社科基金拨款100万元来支持。并要求，立即开始物色若干县市做调查试点。

同月，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向全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县情市情调查”的倡议。陆学艺被会议指定，在大会上介绍这次县情调查的意义、方法和实验方案，提出调查试点的建议。倡议和陆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和政策研究机构的响应和支持。会后，各地大多数社科院都请求加入，在他们那里作调查。

经过协商和审查，第一批试点在31个县市开展调查，每个省市一个点，但山东是两个，一个是社会学所的老点陵县，另一个是省社科院选的点诸城。

试点调查实施几个月后，各点提出了不少问题。为了保证各地调查工作的科学性，通过相互交流实现调查的统一协调，1988年8月，总课题组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次国情调查工作会议。

会议开了两天。与会者对此项目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作了进一步讨论。上海的李君如、湖北的辜胜阻、河北的赵池、河南的张宏、毋青松等同志，都在会上对如何组建专业调查队伍、选点、怎样调查，以及调查内容和方法等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也提出了建议。陆学艺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和大家认真讨论和交流。最后，他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强调了调查一定是科学的和全面的，必须求真务实，事实求是。每个县市点都必须做一定数量的问卷调查。他提出，要分期分批扩大调查试点的范围，最终要做100个左右的县市点，即每个省市要做3到5个县市点。然后做出省情、国情的分析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讨论了统一的县市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的修订问题。

1989年5月24日至25日，总课题组在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协调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确立国情调查成果的编写方针。中国社科院领导十分重视，副院长郑必坚同志到会主持会议。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这个课题成果以丛书形式出版，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其编写方针是：以描述县（市）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为主的学术资料性专著。要求以描述为主，同时要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各试点县调查研究工作进展很快。有的点，在1989年5月前便拿出了初稿，如河北省定州卷，在第二次协调会上，便拿出初稿，让与会代表讨论交流。再过一年，又有一批搞件，完成或接近完成初稿。

为了对初稿提出定稿原则与标准，1990年8月，课题组在北京西郊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召开了第三次协调会议。会前，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总编委会，主编丁伟志，副主编陆学艺、石磊、何秉孟、李兰亭。何秉孟和谢寿光为正副秘书长。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总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和各地分课题组的负责人，一共80余人。会议研究了丛书定稿事宜。总编委会提出了该丛书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同时，业务上一定要高标准：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从实地调查到写作、定稿，都要贯彻“真实、准确、全面、深刻”的方针。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会议还要求，各地书稿定稿后，要先送总编委会，由总编委会指定专家进行审阅，然后才能交出版社编辑出版。经协商，该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对此很重视，专门成立了中国国情丛书编辑部，谢寿光同志担任部主任。

会后，各地分课题组按要求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1991年4月，第一本《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定州卷》正式出版。另有4本也进入编辑程序，下半年也会陆续出版。

与此同时，第二批调查点已在各地21个县市分别展开。总课题组对第二批调查点的调查和写作，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化的要求，特别提出要从这一批起，每个点规定要作500-700户城乡居民的问卷调查。

1991年9月，另外4卷兴山卷、诸城卷、海林卷和常熟卷正式出版。总编委会在中国社科院报告厅举行成果发布会。丛书总顾问邓力群、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著名学者陈翰笙等以及上述5卷的主编和调查点的党政负责同志共百余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对国情调查的首批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

四年之后，国情调查终于有了第一批收获，这让总编委会高兴。他们已经积累了做大型调查组织管理的丰富经验，也更加有了信心。1993年7月，他们布置了第四批调查点调查工作，并且在京成立了“国情调查研究中心”。由陆学艺任主任，何秉孟、谢寿光任副主任，准备在此基础上，对国情作深入研究。

到1994年年底，有近一半的调查点完成了调查和写作，正式出版的有30卷。为了使调查点有较强的代表性，总编委会在布点上力求做到选取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类型（山区、丘陵、平原等）和各种不同代表性的县市，1995年以后，又做了一些填平补齐的工作，最终使调查点达到108个。

从1988年2月中国社科院开始酝酿组织，到1998年10月最后一卷出版，前后历时10年8个月。一共选点108个，出版105卷，总字数达4000万字。为了保证丛书的总体水平，经过总编委会和国情丛书编辑部的评议协商，从中减去了5本，最终成果100本。这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之一，也是社会学组织的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

《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百卷出版新闻发布会（1999年，北京）

总课题组为丛书设定的丛书目标：从多角度、各个层面、全面记述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成就与问题，以便进一步摸准摸清中国的基本国情，拓宽和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

这套丛书100卷，具体记述了100个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既可以作为学术性研究的资料，又可以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依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国情丛书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读者们普遍认为，这是社会科学界一项很重要也很基础的学术资料建设。1997年，中国社科院建院20周年时，《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被评为建院以来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

这项调查，先后组织动员了全国社科院高校、党校和党政机关的科研、教学部门的专家和实际工作者3000余人。他们按照实事求是摸情国情的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发生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真实、最鲜活、最有价值的事实和过程，系统准确地记录下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国情第一手的资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一块奠基石。而且在调查和写作过程中，一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受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熏陶和社会学方法的训练。因此，这项调查也是一所大学校，是培养中国化社会学家的摇篮。

1996年，当百县市调查处于尾声时候，有人提出，还应该做一个更微观层次的调查。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是一项对县域的几千平方公里、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中观层次调查。这种调查，对于认识国情有其很重要的价值，但从社会学角度看，许多资料还不完全来自最基层，尤其是对农村基层的情况，记载得比较少。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在农村。这20多年，农民变化最大，农村社会变化最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一块的变化，是很难说了解了中国国情的。因此，有必要在百县市情调查的基础上，再做100个村的调查。从微观层次上对村和农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状况加以调查，形成村户调查的专著，可能更有意义。而且，与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可以结合起来研究，有中观，也有微观，相得益彰，对加深国情认识，可能更加完整。

经过研究，总编委觉得这个建议很好，而且很及时。但要上这个项目，陆学艺觉得，还是要作一次试调查。于是，他委托农村社会学研究室的张厚义主任，牛凤瑞研究员和陈斗仁研究员等人，到距离北京约30公里的河北省三河市选择试点村。经三河市副书记陈柱同志、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振友同志的推荐，先后考察了5个村子，最后将调查地点确定为新集镇的行仁庄。

行仁庄人口多达3000余人，是中国北方一个典型的村落。这个村历史悠久，经济发展属于城市远郊型经济，在北方有一定代表性。更可贵的是这个村的组织体系完整，党支部坚强有力，管理制度健全，自1951年土地改革到90年代的各种档案资料，都保存无损，是做历史和现况调查最理想的“实验室”。

张主任一行这次到行仁庄，是一次试调查，其目的是了解基本情况，形成调查提纲、问卷和写作方案，以便为今后具体调查作准备。

1997年7月，陆学艺和他的团队，向国家社科基金会提交了《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课题报告，申请立项。基金会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个创意很好，很有价值。但因为此时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在1996年已评审结束，立项时间已过，不好再单独立项。经过总编委会同国家社科基金会反复协商，基金会考虑到百县市调查做得不错，而这次续查又很有必要，所以在1998年度里特别批准了这个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研讨会

“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立项后，受到全国各地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参与了百县市调查的单位和专家们欢迎。到2000年，已有30多个单位组织了课题组，并陆续选点、进点、开展调查。

在陆学艺看来，“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目的，与百县市调查一样，是为了加深对全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特别是要对全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状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但这个项目，也有一个侧重点，即要通过这次调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程度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来描述和反映中国50年来农村、农业、农民发生的变化。

这又是一项巨大的集体工程。因为有“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的管理经验，本次调查在管理方面，相对要顺手得多。在调查点确定之后，调查与写作等一切事务，都由调查点分课题组自行处理，总课题组只是协调、检查和指导。

除了总课题组的协调、检查和指导工作之外，陆学艺还具体承担了一个调查点，即河北省三河市行仁庄的调查任务。

1996年10月11日至13日，陆学艺和课题组第一次到行仁庄做试调查，得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德印同志的大力支持。之后四年半时间中，课题组有20多位研究人员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又再次来到行仁庄，进行问卷、访谈和蹲点调查，收集资料。但蹲点时间最长，工作最辛苦的，还是张厚义主任、牛凤瑞研究员和陈斗仁研究员等几位老师。到调查研究后期，李国庆研究员从全书主题的构思和写作框架设计，到多次补充调查，着力最多，在行仁庄蹲点的时间也最长。

1997年，我在陆先生手下作研究生，11月30日至12月7日，我随老师们也来到行仁庄做调查，搜集了不少资料。这个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村支书张德印同志以及所有村干部和村民对我们的热心帮助、坦诚与友好。

“在长达4年的时间中，以行仁庄张德印书记为首的村干部和广大村民，始终给予我们耐心支持和热心帮助，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释和介绍村里各种情况，允许我们自由查阅村里全部档案资料。在与村民深入交往中，我们与村干部和不少村民成了知心朋友，听到了村民对村里和国家农村政策的真实想法，使我们获得了对行仁庄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1]

由于行仁庄干部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所以这次调查质量非常的高。2000年，调查成果以《内发的村庄》之名出版。这是百村调查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调查成果。

《内发的村庄》是一本严格按社会学要求写作的社会学调查作品。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社会学调查与社会调查不同，社会学调查“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而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闻见的搜集”。[2]这本书研究的主题和目的是“认识中国村落的社会结构，分析村落社会结构与内发发展的关系，研究促进农村发展的社会结构形态以及阻碍农村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因素。”由此看来，隐藏在这本质朴装帧风格里面的是作者在学术和理论上的雄心：他们要借行仁庄这个个案，来阐发中国农村“内发发展”的独特道路。

所谓“内发发展”是一个发展社会学的概念。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将“社会变迁由一个社会内部的发明创造引发”，定义为“内发发展”。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德·H·卡多佐说得更明白：“所谓内发性发展，就是‘对外国’的依附较少，在本国内积累资本并酝酿发展工业的动力，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推进经济增长的状态。”

本书作者“将内发发展评价为中国农村发展的理想形态。”他认为这种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内部的主体力量，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能动地适应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是一种自主的发展。”他还认为，这种发展“将避免农村经济完全依附于城市经济体系，避免产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给城市带来的混乱；同时，它还将避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引发的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老龄化所导致的村落社会解体，保障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3]

《内发的村庄》，全局分七章。第一章描述村落经济结构的整体特征及其宏观背景。第二章分析农民阶层与群体分仕的历史演化。第三章分析村落中的共同体因素。第四章分析行仁庄的政治结构。第五章从内发发展的主体角度分析了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第六章对该村1949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医疗卫生状况进行了分析。第七章是对1996年农户访谈问卷所做的分析。最后，作者在“结语”中认为，行仁庄的经济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政治上，村党支部的组织力量较强，村落政治局面保持相对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具有内发发展的性质；村组织对村民的影响力趋于弱化，家庭逐步成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社区内文化整合机制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一句话，行仁庄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村集体性较强，在我看来，主要是以张德印书记为首的党支部领导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比较好。

这一结论是对20世纪90年代行仁庄特定的时代和结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发展状态的理论概括。它的内发发展性，能否为更长时段的试验所论实，还有待今后的后续调查。事实上，一个村子决不能成为一个发展的独立单元。在全球化、西方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国宏观发展战略强调融入全球化、西方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我国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能否内发发展？甚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内发发展？都是一个问题。一国一个地区尚且如此，我们当然不能期望行仁庄能鹤立鸡群，超然物外。但作者选取一个特定时段，验证一个特定的观点，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