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春天”里期待春天_陆学艺评传_事迹

在“社会学春天”里期待春天_陆学艺评传_事迹

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两位社会学家李培林和景天魁同志第一次坐在主讲席上，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讲解社会学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

社会学家讲课完毕，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学习结束时，胡锦涛同志还对李、景两位说：“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的这个“社会学春天”的讲话，是继1979年3月31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之后，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又一次对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明确具体地表示支持与重视。宛如一阵春风，吹绿了社会学人的心田，振奋、鼓舞和希望，写在社会学家们心中和脸上。

这一年11月，第六届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会在安徽合肥换届选举，陆学艺因年龄和届数的关系，已不再担任会长，改任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也因年龄关系不再担任，办理了离退休手续。从制度上，陆学艺到了颐养天年的人生阶段，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www.guayunfan.com)但赶在社会学“春天”到来的当口，满脑子计划、梦想和期望，并且身体机器马力十足，工作惯性仍在加速的他，怎么可以刹车歇脚呢？他不能！他不但不能在社科院的轨道上刹车，而且还于两年前在北京工业大学人文院开辟了第二“战场”，出任这个学院的院长；不仅不能中止他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要思考，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怎样回应社会学“春天”的到来？

2006年1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南海召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座谈会。会议约请陆学艺和林毅夫、翟虎渠（时任农科院院长）等7人参加，时任副总理回良玉和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还有陈锡文等人也一同与会。大家就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开展讨论，陆学艺在会上，也就新农村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了发言。

会后，胡锦涛同志留大家一起吃中饭。席间，胡锦涛同志问：“学艺同志，象我们这样一个GDP中一产还占15%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发展到多少比较合适?”

陆学艺想了想，说：“不同地区和国家城市化不同，拉美国家高，多数国家在60%以上，东南亚国家低一些，泰国接近50%，印度还不如我们。按我们现在的工业化水平，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发展到50%，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为好。”

坐在旁边的林毅夫（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也同意这一看法。

胡锦涛同志听了两位的回答，点头表示满意。

参加这次会议，使陆学艺感觉到中央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高度重视，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充满期待。这一年他一直在思考社会学下一步应该怎样发展。

为此，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专门作了一次调查。他对比国外的社会学，对比了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对比了社会学的现状及构建和谐社会对社会学提出的要求。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他发现，中国社会学同国外比，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2004年美国有651个社会学系，271个硕士点，138个博士点。这一年，一共有26939人本科毕业，2009人硕士毕业，558人博士毕业。2004年，美国的社会工作者有56.2万人，平均每千人有1.9个社会工作者。全美国有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有2万人。而同期中国社会学专业和系只有70多个，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工作系186个，在校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约4万人，专任教师约4000人，加上研究机构50多个，研究人员近千人，一共约5000人，2005年社会学学科硕士点115个，博士点25个。与美国相比，社会学系只有美国的10%，硕博士点只有美国的34%，专业教研人员只有美国的25%。如果以每千人来计算，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社会学同经济学相比，学科规模和质量也不在一个水平上。2005年，经济学硕博士点是社会学的13倍多。经济学硕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是社会学的14.7倍和16.6倍。

通过比较调查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队伍偏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如果按工业化国家每千人口有1.5～2个社会工作者计算，中国需要195～260万社会工作者，缺口巨大。二是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样的科学状况，是不能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的。面对国家建设和谐社会这个伟大战略任务同中国社会学学科处于弱势状况这一矛盾，他心里很忧虑，想写一封信，向胡锦涛同志报告，希望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能够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予以支持和关怀。

2007年春节过后，3月25日，他经过酝酿准备，并数易其稿，写成了《关于加强中国社会学建设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信》。

他在信中，除了摘录了他所作的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材料之后，还郑重地提出了几点请求和建议：

第一，建议中央、国务院或委托中央宣传部召开一次社会学工作会议，讨论研究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的有关指示，就社会学面临的形势、社会学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应采取的步骤和措施，作出决定，形成文件。

第二，建议教育部、国家学位委员会，讨论批准社会学学科与经济学、法学学科相并列，为一级学科。

第三，建议国家学位委员会仿照2005年采取的特别方式，使社会学的博士点在2007年和今后几年增加到50个左右，并增加100个左右的硕士点，使每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一个博士点。

第四，建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特别批准增加5-10个社会学专业学术期刊。希望近期每个大区能有一个社会学的专业学术期刊。

第五，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增设社会心理研究所、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研究所、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研究所、社会体制改革研究所。

第六，建议把社会心理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建设起来。[12]

4月份，陆学艺参加一年一度的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评审会。在会上，他把这封信，给社会学组的郑杭生、李培林、王思斌等人看了。他们都很赞成，并在信后签名表示同意。李培林看了之后，还说：“这封信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光有我们社会学界的同仁签字还不够。老陆，你在学界老朋友多，需要这些朋友的支持。这样，声势大一些，可能上级会关注。”

陆学艺觉得李培林说得有理。会后，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分别找了哲学家胡福明、刑贲思、汝信、黄枬森、社会学家宋林飞、丁伟志、李强、景天魁、经济学家吴敬琏、高尚全、法学家江平等，一共16个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求支持。这些人都是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界的名家，也是陆先生的老朋友。大家一听陆学艺来主持办这件事，好事，都签名支持。

2008年5月，陆学艺将这封凝集着中国学界名家共识，承载着社会学界期盼的信件送出。

胡锦涛同志7月19日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等同志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的来信上批示：长春、云山、延东同志：专家们来信中提出的问题需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李长春同志7月19日批示：云山、延东并周济同志：请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按锦涛同志批示要求进行论证，提出落实意见。

刘云山同志7月20日批示：树刚同志：请商周济同志，就落实锦涛同志和长春同志批示提出具体意见。

刘延东同志7月20日批示：周济同志并教育部：要认真落实锦涛、长春同志批示精神，研究加强社会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方法。

但这一批示的消息，直到10月份，才传到陆学艺耳朵里。

中国社科院的院领导，这时也得知胡锦涛同志的批示内容。分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落实措施。会议决定，责成社会学所李培林、李汉林等同志，先替院起草一个如何贯彻落实这个批示的文件。

社会学所领导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不几天，落实报告起草好了。报告提出了3条具体建议：

一是召开一次社会学工作会议，建议最好由中宣部主持为好，或者由中国社会学会召集开，由中央领导同志讲话。

二是关于增设社会学博士点的问题，建议国务院学位办能按照中央领导批示精神，酌情增加，中国社会学会可以提供增设单位的建议名单。

三是关于在中国社科院增设有关社会学的研究所的问题，建议先增设一个社会政策研究所，待以后条件成熟再增设几个所，形成社会学研究院。

10月中旬，社科院院长办公会议讨论并同意了这一报告草案。由中国社科院党组的名义，上报时任中宣部刘云山部长、李长春常委批示后，再报胡锦涛同志。锦涛同志又一次批示同意。

中央领导同志再次批示后，社科院又专门开过几次会议，对具体事项的落实，又专报中央各主管委办单位。这样几反几复，几经周折，直到2009年才得到正式批复。而具体落实的只有一项，即增设了一个所。原报告希望增设的社会政策所，不知怎么后来改成为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011年成立。

陆学艺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遗憾和无奈。他奔走数年的心血，到头来不过是在社会学所之外，成立了一个社会发展研究所。他搞不懂，社会学所和社会发展研究所在研究业务上有什么不同？这与他的设想，与当前所需要加强的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研究，相去太远。

更遗憾的是关于增设社会学博士点的建议，最后也没有了下文。

对于这一件好事，未能办实，陆学艺至今提起，都不能释怀。他不能理解，这么一件连胡锦涛同志都数次批示的天大的大事，怎么就在上上下下“认真贯彻落实”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呢？

我也是闹不明白，几次采访，都提起这件事，想弄清个中缘由。

这是社会学界不愿干的事情吗？

这是一个个人执行力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体制和文化问题吗？

他不愿明说。

我也不便细写。

有一句俗语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而在这里我要说，冬天过去了，春风吹来了，但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来！

这里没有逻辑和常识的错误。

我们还要在春天里，期待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