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陆”_陆学艺评传_事迹

“老陆”_陆学艺评传_事迹

1987年，是陆学艺幸运的一年。

年初，他被农村所和社科院上报，被评为1986年“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这是国家科委组织的第二批评选，第一批是1984年。当时中国社科院有邢贲思、汝信、孙尚清等人。

陆学艺对此感到意外和荣幸。因为这几年在山东陵县蹲点调查，大多数时间都不在院里。对农村发展所的工作，坦白地说，实在是了解介入不多。但所领导很关心他的成长，主动上报了材料，院里也从培养未来领军人物的角度，给出了最积极的评审意见。入选消息传来，朋友们都打来电话祝贺，陆先生在高兴之余，也自觉不能辜负领导的盛意和期望，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1月20日，院秘书长刘启林同志，打电话让陆学艺到他办公室谈话。(www.guayunfan.com)陆学艺一到，刘秘书长便起身迎接。他握住陆学艺的手说：

“祝贺你，老陆！”

刘秘书长告诉他，院里已经决定调他到社会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

刘秘书长还介绍说，社会学所成立时间不长，领导班子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所长何建章，最近，邓力群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借调何去他那里一年。另一个人是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庆基。王不管业务，何走后，业务没有人管。于是院领导决定，让陆学艺去社会学所主持日常工作，加强业务上的领导。

听了刘秘书长的介绍，陆学艺感到很突然。这一调动，意味着他又要从农村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从农业经济学转入社会学领域。对这样重大的变化，他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是祸是福，是喜是忧。个人名利是小，能否担负起领导一个新的领域研究的责任，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啊！

“刘秘书长，谢谢领导的关怀。但此事重大，请容我考虑一下，你看，我十年前从哲学研究转入农村经济研究，已经转过一次行了；现年过50，再转行很困难。”陆学艺恳切地说。

刘秘书长对此表示理解，说：“你考虑一下是可以的。但院里已经决定了，你还是得去。”

春节过后，刘秘书长见陆迟迟没有动静，又找陆去谈话，劝他早点动身，并再次强调说：

“你去社会学所的事，胡绳院长已签字了，改不了了，早晚得去。现在社会学所那里，老何走了，业务没有人管，此事拖不得。反正社会学所的事，我是交给你了。晚去不如早去。我看你还是早去的好。至于你自己的研究，改不改行，你自己定。你搞农村研究，院里都知道，你还是可以接着搞，不变。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不也是搞农村研究的吗？”

这次谈话，让陆学艺感到，院领导的决定，看来是调动没商量，不可改变的了。这时院科研局的几位朋友也来劝，说社会学大有可为，而且说只有陆去最合适。

2月份，陆学艺正式到社会学所报到。

到社会学所上班的第一天，陆学艺走访了设在社科院10楼1027号房间的科研处。当时办公室只有3个人在上班。陈婴婴、张福海和胡秀春。负责人雷镇阊未在。陆学艺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发现这3个人中有两个人都在为出国进修作准备。陈婴婴已被批准赴日学习一年，她正在等签证，签证一到手她就出国。张福海也被批准去进修外语，不久就要去上课。只有胡秀春没有外出计划。她年龄大，大学里学的是生物，去年才从青少年所集体转过来，对社会学专业的业务不大熟悉。

接着，他又到其他科室转了转。当时，社会学研究所有5个研究室：青少年研究室、社会心理研究室、社会学理论室、城乡发展室、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室，还有2个编辑部和3个职能部门。总的来看，一个研究所的构架是齐全了。人员将近90人，也不少。但经了解，专业人员不足，尤其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人，只有3到5人，而且，虽说学过社会学，但已荒疏多年，重建时归队，需要重新学习。

上班接手的第一项工作，是主持年度的职称评定工作。一查档案，社会学所只有研究员1人（何建章），副研究员5人。当年申报晋升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的有张雨林等十几人。

陆学艺本人是1983年评的副研，1987年又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完全有资格申请破格晋升研究员。科研处和一些同志都建议他申报，但被他拒绝。陆学艺考虑到自己主持职称评定工作，为了避嫌，决定把这个名额让出来，明年到期再报不迟。

领导在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定问题上，高风亮节，不与群众争名夺利，着实让大家感动了一回；同时又严格按有关规定和制度，公平公正地处理。工作做得细，入情入理，让大家感到满意，服气，无话可说。这一年的职称评聘工作，虽时间紧任务重，但进行得比较顺利。

经过一段时间熟悉，尤其是通过这次职称评定，陆学艺对社会学所每一个人都有初步地了解。他感到社会学所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人才、缺乏业务骨干。

1987年7月间，分管社会学所的副院长赵复三同志，找陆学艺谈社会学的发展问题。趁此机会，他向赵院长全面汇报了这半年来他来社会学所的工作，以及对一下步发展的看法。他说：

“我在来社会学所上班前，领导交代我要处理好社会学所内部，以及所与院的关系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情况正在逐步好转，再给些时间，这方面的问题会很快解决的。同费孝通先生的关系，也已有些接触，效果不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专业人才，缺乏社会学业务骨干。近百人的一个所，没有几个真正能做社会学研究的，能写能讲的人太少。”

赵院长很同意陆学艺的判断。他说：

“你是社科院的老人，发现有本事的人，你可以引进。”

“但是，不行呀！”陆学艺说，“社会学所的编制是满的，不好办”。

赵院长听了之后，立即打电话把人事局长朱成顺请来。他当着陆学艺的面，对朱局长说：“老陆到社会学所了，缺业务骨干，需要引进些人。现在社会学所编制是满的。老朱，你通融一下，先借给社会学所一些编制，让他们把想引进的人先引进来，待将来离退休人员办了手续，再把编制名额还给你，你看如何？”

朱局长点头同意，表示“具体的事，我和老陆商量着办吧。”

这一年，陆学艺以伯乐的眼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的千里马。在他当时看来，社会学所现在中国社科院这个大家庭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弟弟，势单力薄。要想出人头地，大展身手，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作出一流的成果。他虽然很看重专业和学历，对象李培林这样的“海归”，的确是高看一格，但从他内心和本意上讲，他不是一个专业学历主义者，而是一个唯才主义者。他看学历，但不唯学历，他看专业，但不唯专业。甚至他认为，只要有真本事，非专业转行过来，也很欢迎。相反只有文凭，没有水平的人，是不能入他的法眼的。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88年，他一口气引进了16个人才。其中有海归如李培林、苏国勋等，也有国内学者如沈原、魏章玲、徐逢贤等；还有的是从其它学科改行调入的和刚从学校毕业的。之后几年，他继续按这种原则，积极引进人才。投奔到他门下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有：

张厚义，1989年调入社会学所。在农村社会学和私营经济研究中，有卓越成就。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任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在陆学艺的直接指导下，张厚义研究员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结构转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他1989——2000年所作8次私营企业调查，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专题社会调查成果之一。

黄平，1992年，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博士毕业，被陆学艺延揽至社会学所。黄平同陆学艺相识于英国。1988年，陆学艺到英国作学术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校方接待会议上，茶歇时，一位个头不高，身材有点单薄的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找到陆学艺，自我介绍说：

“我叫黄平，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现在伦敦经济学院跟社会学家斯光累尔教授读社会学博士。”

陆学艺在异乡遇见学社会学的中国学生，自然有一种亲近感。见黄平才华横溢、口齿灵俐、思维活跃、热情自信，一开始就有了几分好感。他请黄平方便时，可随他一起参加在英国伦敦的一些活动。

黄平早闻陆学艺大名，又听说他调入社会学所，有心回国投奔其门下。于是很高兴答应为陆学艺访问做向导，访问牛津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

伦敦之行，陆学艺对黄平的印象深刻。当时就表示，希望他学成回国，到社会学所工作。

1992年，黄平毕业回国，到社会学所工作。从事知识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199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7年晋升为研究员。曾任社会学所副所长，社科院外事合作局局长，现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景天魁，1992年从哲学所调入社会学所。

陆学艺同景天魁相识较早。1978年6—7月，中国社科院在全国公开招收硕士研究生，陆先生参加评卷和录取工作。景天魁在山西太原参加考试，成绩很好，陆先生想录取他。但景所在单位《山西日报》不愿放行。陆先生找《山西日报》的领导了解情况，得知景当时是《山西日报》的业务骨干，写作能力强，工作表现突出。经过做工作，《山西日报》最终同意放行，景天魁如愿到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学习。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景天魁到哲学所工作。虽然与陆先生相识相熟，但他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业务上联系不多。陆学艺调入社会学所后，他们两人在业务上的联系逐渐增多。1992年，陆学艺将景天魁调入社会学所，同年晋升他为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保障。1995年担任社会学副所长，1998年为所党委书记，2001—2006年为社会学所所长。1996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5年与李培林一起，为中共中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讲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专题，获胡锦涛总书记和其他领导好评。

陆学艺在社会学副所长、所长任上11年。11年中，经他延揽引进的人才达74人，几乎占去了社会学所人才的大半。据统计，1987—2004年正高级研究员46人，其中28人占61%，是陆学艺主政时评聘的，后来评聘为正高级研究员18人中有10人占56%是在陆学艺主政时引进的人才。现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名，首批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2人，全部为陆主政时引进。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28人中有10人，现任博士生导师15人，其中12人，为陆主政时引进的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学所的人才和学术队伍基础，是由陆学艺主政时最终奠定的。

陆学艺识才，用才，也养才。

在中国社科院，领导识才，用才者，不乏其人，也不乏其事。但要说到养才，那可是陆学艺的独门绝技。我在这是要特别一说。

所谓养才，当然首先是培养人才。他从1992年开始，就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带博士研究生，到2006年，每年2到3人，十多年下来，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弟子，也有30来人。后来在北京工业大学带的博士生还不算在内。

陆先生培养人才的方法，也别具一格。很多时候，有似于牧人对羊群的“牧养”。管大方问，给于学生充分的“饲草”空间。这一方法，我有亲身体验，觉得很不错。我是1996年师从先生读“应用社会学”专业博士生的。先生的专业课程，很多时候都是在会议上，旅途中和调查中“上”的。有些名言警句，我至今都铭记在心，终身受用。

当然，即使最好的训练，研究生学习也只有3年，短暂而匆忙，不可能立马成才。人才之养，还在于工作实践中的“牧养”。

陆学艺对于工作中的职工，不管是年轻的博士，还是资深的研究员，都采用“牧养”的手段，让他们在实践中尽快出成果，成长起来。在工作上，陆学艺奉行“成果主义”，或者叫做“一本书主义”。在业务上有本事，有成果，一切都好说；否则，一切都不好说。

因此，在社会学所，你一定看不到社会上司空见惯的某些现象：为工作调动，为职称晋升，为住房分配，为课程申报，为出国进修等事，而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搬弄是非、上访告状、造谣生事、拉帮结派，以至于势不两立等等；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打电话不超过两分钟，上厕所也有人看外语，开口是“主义”闭嘴是“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充斥每一间办公室，中午吃快餐最常见的场面。这就是特有的“社会学所现象”，虽然说与老一代传承下来的学风有关，但最重要的是陆学艺主政时规矩订得好。虽然有可能导致“过劳死”，不大符合西方人的乐活（LOHAS）主义，但大家还是认可，并且服气。

更让职工服气的是在物性化目标之外的人性化管理。陆学艺的管理学，首先是“一视同仁”。他对待职工，不管你来自何方，哪门哪派，他都一视同仁，给任务，压担子，扶上马，送一程。

其次是因才施政。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水平和不同能力的人，因才施政，让每一个都能人尽其职，职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尽其能。

第三是待人厚道，不摆官架子。这一点让职工特别感觉放松。在社会学所，工作氛围是紧张的，但人际关系却是轻松的。比如说，大家称呼陆学艺，不喊他“陆所长”，或“学艺书记”，也不叫他“陆老师”，而直呼其“老陆”。不仅是比陆学艺官大、年龄大的人喊他“老陆”，而且同事下级甚至他的学生也喊他“老陆”。我刚入学时，听到师兄弟们都喊陆先生为“老陆”，很不适应，觉得不礼貌。不叫他“陆老”、“陆先生”或“陆所长”，也就罢了，至少应当喊一声“陆老师”吧。可这帮小子们不知天高地厚，一个个喊陆先生为“老陆”，让我无语。有一次我还专门请教过陆先生，我说：

“大家都喊您‘老陆’，您不介意？”

他一笑而过，显得轻松而自得。

这并非小事。

我记得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延安时，同事们喊他“老毛”，毛泽东一点也不恼，同事关系甚乐融融。但到了后来尤其是文革后，又有谁敢喊毛泽东为“老毛”呢？大家喊“毛主席”喊惯了，连“泽东”两字都叫得不自然了。一直到现在，中共党内和政府内，甚至在别的学术场所，用职称或职位加上姓氏称呼其人，称某某“书记”、某某“局长”、某某“老”、“老板”等，都成了通行惯例。

而在社会学所，在陆学艺那里，却保持了西方文化的率真和延安时期的轻松，特别亲切，也特别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