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选集》导读_刘禹锡诗词点评

《刘禹锡选集》导读_刘禹锡诗词点评

阎琦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中唐著名诗人、文学家。诗文初与柳宗元齐名，并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唱和，并称“刘白”。新、旧《唐书》有传。其文集今传者有《刘宾客文集》三十卷，为刘禹锡自编订者。又有外集十卷，应是刘禹锡去世后由其后人补入者。其中诗约八百题，文（包括赋）约二百二十余篇。

刘禹锡的生平及仕宦经历，其线索大体清晰，斑斑可考。研究界对刘禹锡的籍贯（或族望）、民族、出生地等有些争议，可参看大陆已出版的相关传记、评传等，此处不赘。

刘禹锡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其年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改元永贞）刘禹锡三十四岁以前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刘禹锡成长、读书、习为诗文及进入科场、初入官场阶段。第二阶段自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三十五岁至五十五岁，因结交王韦（王叔文、韦执谊）而长期被贬在外。第三阶段自文宗大和元年（827）至会昌二年（842），刘禹锡五十六岁至七十一岁病逝于洛阳。晚年的刘禹锡仕途虽不尽如其意，但不再流离坎坷，虽曾短期外放为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但皆是上州，且职衔显赫。其余时间多在两京间任职：虽然多是分司闲散之职，然职位不可谓不高。与白居易一样，刘禹锡也享高寿。

刘禹锡进入科场非常顺利：贞元八年（792），二十一岁的刘禹锡赴京应进士举，次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科，其年再登吏部博学宏词科，授太子校书。他后来颇为得意地说自己“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子刘子自传》）。相对于唐代久困科场的多数举子，相对于“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上宰相书》）的韩愈，初入科场的刘禹锡堪称一路顺风。贞元末，即德宗薨、顺宗即位、王韦执掌朝政的短短半年之间，初入官场的刘禹锡更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春风得意”期，他的职位攀升得很快。贞元十九年（803）登朝为御史台监察御史，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擢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唐代文武散官品阶分二十九等，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中间越过了从七品上、下，正七品上、下，从六品下，共五级。一般官员可能要经过十数年的攀登才能达到的高度，刘禹锡一日之间就达到了，故称得上是“越级超拔”（与刘禹锡待遇相同的还有柳宗元）。然而，福祸伏倚，贞元末刘柳与时为吏部郎中的韦执谊、翰林院以棋待诏侍奉太子的王叔文的相善，埋下了此后数十年坎坷际遇的种子，这颗种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刘禹锡长达二十三年的被“弃置”在外（柳宗元因病早卒）。贞元末仕途的骤升、再远窜，严重挫伤了刘禹锡的政治锐气，不但阻碍了刘禹锡入仕道路攀升的步伐，而且使他长期积郁于胸，直到晚年即使看起来似乎已居于高位，但仍然不能化解。(www.guayunfan.com)本篇“导读”，欲谈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王韦集团及“王韦新政”与刘禹锡（还有柳宗元）的关系；二是关于刘禹锡的诗文。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论及王韦新政的著作、论文及相关哲学史、文学史教科书，可谓“汗牛充栋”，众口一词，誉为“革新”。偶尔有不同的声音，称为空谷足音亦不为过。故此，对刘禹锡作品的解读，极有必要反观发生在贞元末德、顺、宪三帝“接替”之际的王韦集团及王韦新政。王韦集团，旧史学家有称他们为“党人”的，当代史学家及相关教科书多将他们六个月的执政美化为“永贞革新”，并因“革新”的失败将他们当成中国历史上带有“悲剧”色彩的改革家。近年才有学者略觉“革新”不妥，改称“王韦新政”。“革新”也罢，“新政”也罢，说法略有不同，实质一样。我们将要花较多的笔墨，回顾发生在德宗贞元末的这一场“革新”或“新政”，看一看影响刘柳大半生的王韦集团如何形成及执政的本事究竟怎样，以及刘柳与王韦的关系究竟怎样。只有明晰了这些，我们才可以大致了解久久郁结在刘禹锡胸中的心结是如何形成的，也就会对他一生的心态、诗文创作增进了解，从而在对他抱一腔同情之心的同时，又对他充满无限痛惜惋慨之情。

德宗在位合计二十七年。当其晚年，弊政迭出（如五坊小儿、宫市等），不任宰相而亲信佞臣。两《唐书·德宗纪》史臣的“赞曰”都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晚年的执政，句句皆是诛心之论。如《新唐书》史臣“赞曰”：“德宗（晚年）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萧复、姜公辅皆德宗时有名的直臣，官至平章事，被罢后不复起用；卢杞、赵赞皆受德宗宠信的奸谀之臣。如果加上《旧唐书·德宗纪》、韩愈《顺宗实录》中所列出的忠臣，则还要补入李晟、陆贽等，奸佞之臣还要补入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韦执谊、李实二位也可以补入奸佞之臣之列。“韦执谊，京兆旧族也……年踰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新唐书·韦执谊传》）；李实为唐宗室，“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司农）卿……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旧唐书·李实传》）。德宗晚年的这些弊政，被立为太子已近二十年、“每以天下为忧”（《顺宗实录》卷一）的李诵（即位后为顺宗）看在眼里，有时也规劝父皇一二。《顺宗实录》卷一载：

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权，而左右得因缘用事。外则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以奸佞相次进用。延龄尤狡险，判度支，务刻剥聚敛以自为功，天下皆怨怒。上（按指顺宗）每进见，候颜色，辄言其不可。至陆贽张滂李充等以毁谴，朝臣慡惧，谏议大夫阳城等伏阁极论，德宗怒甚，将加城等罪，内外无敢救者，上独开解之，城等赖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龄渠牟，上有力焉。

至贞元十九年，即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进入御史台为监察御史时，德宗六十二岁，年寿已高，病入膏肓，朝夕不能保，于是在太子周围很自然形成了一个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王叔文、王伾俱待诏翰林，王伾以书侍太子，王叔文以棋侍太子，颇有宠。翰林待诏或称翰林供奉，延文章之士入翰林院，随时听候皇帝传唤。技艺之士（如书、画、琴、棋、术数、医官、占星），入翰林院待诏，与可以参与国家机密、处分朝廷大政的翰林学士不同。王叔文的实际职事为苏州司功参军，因围棋技艺被召至宫中为翰林待诏，并借此接近太子，有时也与太子议论时政。《顺宗实录》同卷有一段文字，最能说明以棋待诏的王叔文的“深沉多计”：

上在东宫，尝与诸侍读并叔文论政。至宫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上独留叔文，谓曰：“向者君奚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时有寒隽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叔文北海人，自言（王）猛之后，有远祖风”。北海王猛为东晋时人，博学，识度深远，秦苻坚尝引为股肱，秦赖以强大。刘禹锡说叔文“自言猛之后”，语气上多少有些保留，但又说他“有远祖风”，则仍旧肯定他有政治家遗传并确实具政治家作风。柳宗元有为王叔文母写的《河间刘氏志文》（《柳河东集》卷一三），称王叔文“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君，凡十有八载”。柳文作于贞元二十一年，依此上推十八年，则王叔文入东宫与太子相伴在贞元四年（788）。最初自然是商量棋艺，相处一长，渐渐地由棋而转入政治，“以道（朝政）合于储君”。但是，当贞元四五年之际，德宗尚富于春秋，王叔文没有条件萌生将来执掌朝廷大权的幻想。王叔文后来萌生了执政的幻想，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一是太子对自己的信任，二是与王伾、韦执谊的结识、合流。王伾与王叔文同为翰林待诏，不消说结识很早，而王叔文与韦执谊的结识则是“因缘凑巧”。《旧唐书·韦执谊传》：

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宫郎（吏部郎中）。

韦执谊入翰林为学士在贞元二年（786），“年逾冠，召入翰林学士”（《旧唐书》本传）；如此年轻即入为翰林学士，这在唐代士人中少见。所说德宗“载诞日”，指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德宗御麟德殿召官员与道士、沙门讲论儒、道、释三教（见《旧唐书·韦渠牟传》），此时韦执谊在东宫与王叔文初逢；韦“丁母忧”在贞元十六七年，服阕后为吏部郎中，应在贞元十九年，王韦的“交甚密”应该在此一段时间。王韦集团最后形成的基础是王韦与刘柳等新锐之士的密结。《顺宗实录》卷五：

叔文说中上意，遂有宠，因为上言：“某可为将，某可为相，幸异日用之。”密结韦执谊，并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而进。交游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

王叔文确有鉴识眼光。刘柳才高当世不必说，即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李景俭等，皆当世之才。韩晔、陈谏、凌准、韩泰《旧唐书》有传附王叔文传后，称：晔“有俊才”，谏“警敏”，准“有史学”，泰“有筹划，能决大事”。程异、陆质、李景俭、吕温《旧唐书》各有传，称：异“精吏治”，质“明《春秋》”，俭“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温“天才俊拔，文才赡逸”。其中，王韦最器重者，一为李景俭，“待以管、葛之才”，一为刘禹锡，“每称有宰相器”。王韦败时，刘柳韩陈等皆连坐，而陆质先已死，李景俭居母丧，吕温奉使入吐蕃未归，此三人不及从坐。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惟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东宫与台、省官员十数人“密交”往来，“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这是很反常的。唐代官员休沐日诗酒聚会酬答，原很平常；然以上诸人，除刘、柳、吕外，其他诸人可以说皆不具备“诗人面目”（《全唐诗》今存李景俭参与的联句诗一首，存韩泰残句二。陈谏、陆质、二王、韦等俱无诗），从贞元十九年王韦集团形成到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一年有余，他们频繁的诡秘交游都议论些什么？当然就是有朝一日太子即位应实行的所谓“新政”。奇怪的是韩愈倡古文，亦有名于时，贞元十九年自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与刘柳为同僚，却不在王韦罗致的范围之内。韩与刘柳既为同僚，且为文章密友，很可能觉察到了刘柳私下的一些活动，而二王及韦最顾忌的就是有人议论他们交密的事，于是有贞元十九年王韦联手打击张正买之事。《顺宗实录》卷五：

贞元十九年，左补阙张正买（《资治通鉴》卷二三六作张正一）疏谏他事，得召见。正买与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相善，数游止。正买得召见，诸往来者皆往贺之。有与之不善者，告叔文、执谊云：“正买疏似论君朋党事，宜少诫！”执谊、叔文信之。执谊……因言成季等朋燕聚游无度，皆谴斥之，人莫知其由。

“朋党”是王韦等忌讳的词语，此时先用来诬陷、打击并非政敌的对手。这可以视作王叔文、韦执谊在正式执掌政权之前的一次“预演”，一次“牛刀小试”。贞元十九年冬，京师大旱，韩愈与御史台同僚张署上疏请缓征今年赋税，疏上，韩贬阳山令，张贬临武令。鉴于张正买无故被贬，韩愈颇疑心是刘柳“语言泄”而致使王韦出手打击了他。韩愈的推论是：他对王韦们的结党有所议论，但没有回避刘柳，于是刘柳泄其“语言”予王韦，王韦借上疏远贬韩愈。韩愈的阳山之贬造成了韩与刘柳之间长期的误会，直到元和十四年（819）柳宗元去世，长庆四年（824）韩愈去世，韩愈与刘、柳之间的误会似乎也未彻底消除。关于韩与刘柳之间的这一桩“公案”，学术界至今未能有结论。这多少有些题外话。读者可参看本选集刘禹锡贞元末五言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题解及相关评析。总之，当贞元末，已经形成了以东宫二王、尚书省韦执谊为首，王韦罗致的一批急于进取的年轻新锐结合成的朝廷以外的政治小集团，或太子身边的私党。这个政治小集团甚至还在朝廷内外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其时在长安的白居易后来回忆说：“臣观贞元之末，时政严急，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憀，以为不可。”（《白居易集》卷六〇《论左降独孤朗等状》）当王韦实际掌握了朝政大权的时候，志得意满的王叔文动辄就要取某人的性命。《顺宗实录》卷四：

（贞元二十一年）六月乙亥，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

羊士谔为贞元、元和间著名诗人，元和十四年仕至户部郎中。若依王叔文脾气，贞元末羊士谔就成刀下之鬼了。所谓“性倾躁”，就是心直口快，敢说敢道。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顺宗即位，即以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不久改中书侍郎、平章事），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待诏翰林（不久为翰林学士），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不久改盐铁副使，再改户部侍郎，仍兼盐铁副使，但去学士之职）。凡王韦集团中人，职位皆有大幅度升迁。并大力实施他们所谓的“改革”或“新政”。据《顺宗实录》《旧唐书·顺宗纪》《通鉴》，可以统计出自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至八月退位为太上皇，所施行的新政，约有六事：

一是二月六日，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三十二人（一说四十二人）。二是二月二十一日，谴责京兆尹李实“残暴掊敛之罪”，远贬为通州长史。三是二月二十四日，罢宫市、罢五坊小儿。四是二月二十五日，罢盐铁使额外进献。五是三月一日，出宫女三百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召其亲属归之。六是三月二日，下诏追还德宗时被贬的名臣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道州刺史阳城等，然陆贽、阳城未及闻诏已卒于贬所。

以上，除第一项是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己侪类相乱，罢之”（《顺宗实录》卷一）外，其他各项还是大得人心的，故《顺宗实录》在如实记载这些措施后数用“人情大悦”称赞之。京兆尹李实强征暴敛，贬通州长史时，《顺宗实录》曰：“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真正称得上是王韦“新政”的，是王叔文尝欲夺宦者兵权，即神策军权力，而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兼之，以韩泰为行军司马。王叔文的计划被宦者俱文珍识破，未能得志。宦官执掌神策军，为中唐以后军政大弊端，王叔文谋夺宦者兵，为力主王叔文永贞实行“革新”的史学家们最欣赏的证据。但也另有识见卓异的史学家指出：“神策军则系中央拥有的强大野战部队，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轻易交付职业军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来统率。”笔者甚表同意。可详参黄永年先生《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有关篇章。德宗朝，节镇兵数次哗变，闹得天翻地覆，唐室几乎崩溃：建中四年，泾原兵哗变，拥立原幽州节度使朱泚叛唐、称帝，德宗弃宗庙，亡奉天；次年（兴元元年），河中尹李怀光又叛，德宗走梁州。职业军人之不可靠，可见一斑。范希朝将军或可称忠心，范之后的继任者呢？宦者掌兵权，在宫中甚至可以随意拥、废皇帝，但宦者无论怎样绝对不可以自立为帝。这一点，中唐以后的皇帝都是明白的。神策军大权，宁可付与家奴，也不可交付军人。

封建社会，新皇帝初即位，大率都有几项新措施以安天下。姑以德宗即位之初颁行的命令为例：一是，罢山南枇杷、江南柑橘岁贡，罢剑南岁贡春酒十斛；二是，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三是，五坊鹰犬皆放之；四是，出宫女百余人；五是，兵部侍郎黎干害若豺狼，特进刘忠翼掩义隐贼，并除名长流，俱赐死；六是，天下进献并停。乙未，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幽州贡麝香，皆罢之。以上，皆发生在德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即位至六月间，可也算得“新政”或“革新”？前所称黄永年先生《文史探微》中一篇《所谓“永贞革新”》中有一段云：“放宫女的事情，除众所周知的唐太宗曾把‘怨女三千放出宫’外，打开《册府元龟》可看到‘帝王部·仁慈’里还记载了不少。在唐朝高宗、睿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都放出过，其中收拾王叔文集团的宪宗在元和八年就‘出宫人二百车，许人得娶以为妻’，这在人数上也未必少于顺宗。至于赋税，在封建社会里本是经常减免的，查一下《册府元龟》‘邦计部·蠲复’，就知道在唐代几乎所有的皇帝都下诏减免过，光宪宗一朝就有二十二次之多。如果这都算‘革新’，那历史上的革新人物也就未免太多了。”读罢这一段文字，曾经喧嚣一时，至今仍不时出现在刊物、教科书上的所谓“永贞革新”，不就像肥皂泡一样轻轻一戳就破碎了吗？

施行“新政”的几个头面人物，包括他们罗致的几个新锐，人品上也多有可指责之处。《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永贞元年（805）”：

伾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楼下……伾尤阘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币，夫妇寝其上。

《顺宗实录》卷二还记载了王叔文初得志骄横跋扈的一段“细事”：

（三月）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僚无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餐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

杜佑、高郢、郑珣瑜与韦执谊同为宰相，而王叔文并不将他们放在眼里。以上两段记载或有夸大之处，但绝不至完全失实。按，韩愈《顺宗实录》每被袒护王韦的学者指为“褊私”“偏见”。其见未必公正。韩愈为国史馆修撰在元和八年（813），距王韦执政不过八九年，韩不但是当事人，其所据者为国史馆文献资料，并非出于个人私见。两《唐书》相关纪、传与《资治通鉴》多采用《顺宗实录》的材料，说明《顺宗实录》足以作为信史。指责《顺宗实录》材料不实，或韩愈态度“褊私”“偏见”，那就得列举另外的文献来加以证明。动辄说《顺宗实录》不实，又无新文献佐证，往往就夹杂了个人的好恶，甚至为时代的政治思潮所左右[2]。宪宗即位，贬王叔文及八司马等，其《贬韦执谊崖州司马制》曰：“韦执谊……早居禁署，谬列鼎台，直谅无闻，奸回有素，负恩弃德，毁信废忠，言必矫诬，动皆蒙蔽，官由党进，政以贿成……”《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曰：“王伾……王叔文等……骤居左掖之秩，超赞中邦之赋，曾不自厉，以效其诚，而乃漏泄密令，张惶威福，畜奸冒进，黩货彰闻，迹其败类，载深惊叹……”“制书”既是皇帝的旨意，也代表了宪宗朝对王韦等的公论，作为国史馆修撰的韩愈不可能超越朝廷公论而另立他论。何况韩愈《顺宗实录》对王韦执政期间一切善政非但毫无隐瞒，还大书特书，《顺宗实录》卷二还全文录用了顺宗极尽褒美之辞的《授王叔文盐铁副使制》[3]。韩愈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史官身份，一个是（刘柳）朋友身份。当他撰写《顺宗实录》时，是第一个身份，只能据史直书；当他为柳宗元撰写《墓志》《祭文》以及《柳州罗池庙碑》时，则是第二个身份，感情充沛，激荡低回，义形于色。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说到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很谨慎地用“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数语来为柳宗元掩饰，不失为友人之道。元和十四年，韩愈自潮州量移袁州，举王韦党人、时为漳州刺史的韩泰自代，《自代状》云：“前件官（按指韩泰）词学优长，才器端实；早登科第，亦更台省；往因过犯，贬黜至今，十五余年。自领漳州，悉心为治，官吏惩惧，不敢为非；百姓安泰，并得其所。”从中看到的只是韩愈的一片公心，并无“褊私”“偏见”可言。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册广陵王纯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监国）；八月丁酉，顺宗内禅，宪宗即皇帝位；壬寅，下诏贬王伾开州司马，贬王叔文渝州司户（明年赐叔文死）；九月己卯，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为远州刺史，柳得邵州，刘得连州；十一月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王叔文之党贬之太轻，韩泰、韩晔及刘柳再贬为远州司马，当时不在朝中的陈谏、凌准、程异亦贬远州司马。其中，柳得永州，刘得朗州，时号为“八司马”。对八司马，“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旧唐书·刘禹锡传》）。王叔文赐死贬所，王伾、韦执谊不久病死。总之，以二王、韦执谊为首的顺宗东宫一党，无论在政治上、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算是彻底垮了。

王韦一党，如果从王叔文因母丧归家算起，掌朝政不过六个月；从宪宗八月即位开始清算王韦党人算起，亦不过八个月。仔细考察王韦一党之作为，其迅速垮掉原不在意料之外：第一，将执政寄托在一位病入膏肓的皇帝身上即大错。顺宗即位前（贞元二十年九月）即“风病，不能言”（《旧唐书·顺宗纪》），亦即通常说的脑意外、中风不语。《实录》卷四：“上自初即位，则患疾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王韦集团决事的方式是：“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顺宗的失言表示封建国家的中枢停滞，也使王叔文、韦执谊企图长期执行“新政”失去依赖的可能性。第二，反对立太子、太子监国，将自己置于与新帝对立面地位，更是大错特错。因为顺宗病风不能语，立太子、使太子监国即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也是维持封建国家基本秩序的必然之举。不能因为首先上表请皇太子监国的是几个方镇[4]，不能因为最先提出立广陵王纯为太子的是几个宦官[5]，就否定在当时情况下立太子、太子监国的重要性。广陵王纯（即位后为宪宗）为嫡为长，立为太子既符合舆情，亦合封建伦常。纯当时二十八岁，政治上业已成熟，有作为，即位后以“刚明果断”称，在位十五年，“慨然发奋，能用忠谋，不惑群议”（《新唐书·宪宗纪》），号为“元和中兴”。宪宗的英明有为是让后来的刘柳感到难堪的事，让他们晓得自己当年合力拥戴病体沉绵的顺宗是多么的不值得；而王韦在立太子、太子监国等重大举措中，皆另有别图，站在宪宗的对立面。后来铸成王叔文杀身之祸，刘柳等“八司马”远贬、纵逢恩赦亦不得复用的原因，皆缘于此。《唐会要》卷八〇《朝臣复谥》载李巽（时任兵部侍郎）之言曰：“当先朝之日，上体不平，奸臣王叔文擅权作朋，将害于国。”李肇（贞元进士，长庆时为左司郎中）《唐国史补》卷中云：“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朝政安危，到了千钧一发之际。《新唐书·郑絪传》：“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自是唐王室始获安定。所以宪宗一即位，即着手处分王韦等：“八司马”相继被贬，且制书有“逢恩不原”之令；王叔文被贬并被赐死。他们的获罪应皆与反对宪宗有关。在唐代律令中，这是可以以“谋逆”论处的。第三，王韦集团势单力薄，在朝廷远没有形成坚实力量，亦缺乏舆论支持，与多数朝官形成脱离、对立局面。据《新唐书·宰相年表》，顺宗时期的宰相有杜佑、高郢、郑珣瑜、郑余庆、韦执谊、袁滋等，在同列中，韦执谊不但孤立无援，且树敌甚多。韦执谊为杜黄裳子婿，翁婿同朝，但杜黄裳在立太子、太子监国的立场上，即与韦执谊不同[6]。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亦不与王韦等同心。朝官中，除宰相、翰林学士外，尚书省六部尚书、侍郎，御史台御史大夫、中丞，以及卿监百司的长官，皆是大员，而未闻何人与王韦为政治同盟。王韦此前罗致了一批新锐，但当王韦掌朝政时，李景俭在洛阳居丧，陆质已卒，吕温使吐蕃未归，陈谏为河中少尹，不在京，程异为盐铁扬子院留后，不在京。在京者，唯柳宗元、刘禹锡、韩泰与韩晔。其位仅为郎中、员外郎，属中下层官员，虽皆称干才，骤参国事，却易引起百僚非议，适得其反。第四，王韦由合而分，最后彻底决裂。王叔文一意孤行，迫公议，韦执谊或已预见到一切顺从王叔文，自己将陷于覆亡之路，故在诸多施政问题上与王叔文有意异同，表示与王叔文切割，保持距离，终成仇怨。王叔文母死，“伾日诣中人并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即神策军）。既不得，请以威远军（亦禁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顺宗实录》卷四）。至山穷水尽地步，王叔文还欲总揽军、财、政大权以自保，其自不量力与权力欲望，都达到顶点。事终不成，王叔文归第，王伾无所作为，遂佯狂称中风，舆归，不出。王韦党人自王叔文居丧（贞元二十一年六月），可以说已经垮了。第五，如上所说，王韦党核心人物（二王、韦）的个人品行都谈不上高尚，甚至可以说相当低下。王伾、韦执谊不必说了，即如刘柳特加赞赏的王叔文，时有深谋，亦时有跋扈之气，然一旦临小利害，即卑卑无足道。两《唐书·王叔文传》俱载其母死前一日，王叔文以五十人担酒馔入翰林宴宦官李忠言、刘光琦、俱文珍及诸学士等请谅解；母已死，王叔文匿而不报，托王伾代谋起复。这在封建社会皆属为人不齿、大逆不道之事。如此“革新派”，如此“新政”集团，焉有不败之理？

《新唐书》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传后有史臣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沾沾小人”即小人得志貌；阳虎即《论语》中的阳货，名虎，字货，春秋时鲁国大夫季氏家臣。季氏掌鲁国朝政，而阳货又掌季氏家政。“大弓”喻国之重宝。史臣以阳虎拟叔文，还是很恰当的。

至此乃可以论刘禹锡（也包括柳宗元）与王韦集团及王韦“新政”的关系。

王韦，尤其是王叔文，对刘柳特别赏识，刘柳对王叔文的才能也有很高评价。这是双方关系的第一层。《旧唐书·刘禹锡传》：“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柳宗元传》：“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御史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叔文欲大用之。”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对叔文有赞誉之词，前已引过[7]；柳宗元《河间刘氏志文》：“叔文坚明直谅，有文武之用……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吁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王叔文对刘柳的才干极表欣赏，执政之初，即“超拔”刘柳，引入枢密重用，刘柳因对王叔文的超拔心存感激而奋力前行，竭其所能协助王韦执政，并表现得相当强势，这是双方关系的第二层。《旧唐书·刘禹锡传》：“（禹锡）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参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当王韦执政之初，刘柳的奋力而行，原因在于自信是忠君为国的正义事业，个人事功寄托于此，自然也兼有报答王韦“知遇”之恩的意思。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小人受性颛蒙，涉道未至，末学见浅，少年气粗，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诉，谓慎独防微为近隘，谓艰贞用晦为废忠。”与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所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柳河东集》卷三〇）同义。但当是时，刘柳难免有少年得志、浮躁轻狂之处，得罪同列甚至引起他人嫉恨亦在所难免。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说自己“素贫贱，暴起领事”，在《与萧翰林俛书》（《柳河东集》卷三〇）中说“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即是此意，都可以见出柳（也包括刘）在王韦执政之初年少气盛、踔厉风发情状。刘禹锡贬后有致昔日上司杜佑书，倾诉委曲，求杜佑施援，然刘禹锡似乎一直未得到杜佑谅解。刘柳在贬远州司马之后，对待与王韦的关系有所不同：柳宗元对自己贞元末的政治作为有较为深刻的反省，而刘禹锡则坚持立场到底。这是刘柳与王韦双方关系的第三层。柳宗元初抵贬地永州，有《寄许京兆》《与萧翰林》二书，在《寄许京兆》书中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不识几微，不知当否”，其意就是未能及时判断出顺、宪二帝朝代换易之际政治暗流的方向，也未能就朝廷官员的舆论倒向大势做出判断，从而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做出正确抉择，只是一味地跟随王韦一路走下去。柳宗元同时还有《答问》（《柳河东集》卷一五）一篇，借答客人问对自己贞元末的作为有类似表白：“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柳宗元又有《惩咎赋》，云：“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新唐书》本传录此赋，评云：“宗元不得召，内悯悼，悔念往昔，作赋自儆。”大凡人对自己昔日的立场、行为总有一个最合适的理由。被贬永州后，柳宗元于冷静中乃有深刻反省，从早年的立场退后一步，负疚、自责，每以“负罪人”自居，这对他来说极不容易。刘禹锡则与柳宗元不同。《子刘子自传》作于会昌二年（842）刘禹锡七十一岁时，几乎是绝笔，刘禹锡仍旧固守早年的立场，毫不退让，这符合他的性格。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他元和、大和间两为玄都观看花诗讥刺朝廷权贵。元和十年（815）刘禹锡初返长安，是裴度等为其“争取”来的一个机会，当时朝廷重要大臣如韦贯之、裴度、李绛、权德舆、崔群等皆杰出人才，且都与刘禹锡保持良好关系。刘禹锡写玄都观看花诗，不过在情绪上完成了泄愤的需要而已，书生意气太重而政治家涵养不足，结果不但丧失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从政机会，且连累了柳宗元、韩晔、韩泰等挚友。十三年之后，即大和二年（828），刘禹锡入长安为主客郎中，再赋玄都观看花诗。今之人对刘禹锡两赋玄都观看花诗，如桴鼓之相应，甚为津津乐道，其实就刘禹锡政治前途讲，实无此必要。《旧唐书·刘禹锡传》：“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裴度为刘禹锡安排的知制诰距中书舍人一步之遥，是天下文士最向往的职位；至中书舍人，再进一步至侍郎、尚书甚至更高，也就不远了。故再赋看花诗，又断送了刘禹锡难得的仕进机会。

《旧传》云：“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自开成元年（836）刘禹锡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他除与白居易、元稹诗歌酬唱不止外，与裴度、令狐楚、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诗歌唱和亦甚多。其他诗歌往还者，几乎遍及朝廷大僚。其中裴度为三朝元老，牛僧孺、李德裕为“牛李党”双方的核心人物，令狐楚、白居易也属牛党，而刘禹锡与他们皆能保持“等距离”交往，说明晚年的刘禹锡已与昔日“书生意气”甚浓的自己大有不同。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玄都观看花诗已经成为过去，刘禹锡与朝中大僚业已普遍建立了密切关系，所谓“终以恃才褊心”，使刘禹锡“不得久处朝列”的“执政者”是谁呢？难道裴度、牛僧孺、令狐楚、李德裕还算不得朝廷首辅吗？很令人费解。不外乎一种解释：尽管裴、牛、李、令狐辈与刘禹锡诗歌酬唱的态度皆很诚恳，但他们未始不怀着对刘禹锡昔日两赋玄都观看花诗的忌惮，而不能倾力向皇帝推举。宪宗已故去，宪宗子穆宗继为皇帝，嗣后的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子。当顺宗疾病、禁中议立太子时，宦官李忠言、牛昭容与王叔文等另有他图。所谓“另有他图”，就是不立宪宗而另立宪宗异母弟如郯王经、宋王结、郇王综、衡王绚等，他们的年龄与宪宗相差无几。储君之争非常激烈。最终李忠言的对立面俱文珍、刘光琦等与朝官郑絪等连手，挫败了李忠言与王叔文的联合，立宪宗为太子并最终即位为皇帝。宪宗及穆宗之后的几任皇帝自然不会忘记昔日曾反对过宪宗的王韦集团及其余党。

贞元末，二王、韦政治集团迅速集结，又转瞬败亡，原不足惜，可惜的是集团中如刘柳那样的才干杰出的新锐之士，因陷于王韦一党而酿成终生之恨。刘柳等一辈人俱成长于动乱中，有抱负，有志向，有才学，因急于追求个人事功、不识几微而导致个人仕途严重受挫。《新唐书》史臣在讥讽王叔文为“沾沾小人”后，继而针对刘柳发感叹道：“宗元等桡节从之，侥幸一时，……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北宋王安石《读柳宗元传》（《唐宋八大家文钞·临川集》卷九）亦云：“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入于不义。”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有云：“唐刘禹锡、柳宗元，使不陷于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文钞·东坡文钞》卷一六）与《新传》史臣的言论同。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最后婉曲地对柳宗元遭遇的不幸，以及不幸中的大幸，即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巨大成就，表示了他一贯的“文穷而后工”的看法：“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拿来概括刘禹锡的一生，大体亦是如此。所不同者，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即健康急剧恶化，终于没能熬出头，元和十四年卒，年仅四十七岁。刘禹锡不但熬过了宪宗，还熬过了穆宗、敬宗、文宗，一直熬到武宗会昌。会昌元年（841），刘禹锡七十岁，有《岁夜咏怀》诗，云：“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将寿补蹉跎”是刘禹锡面对现实极无奈又自我慰藉的话。大和七年（833），刘禹锡六十二岁，在苏州刺史任，朝廷赐紫金鱼带。这是对州刺史一级官员极高的待遇。开成五年（840），刘禹锡六十九岁，任秘书监，从三品，虽然分司东都，职位却不低；次年，即会昌元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刘禹锡的职衔不可谓不显赫，但他的生命也走到尽头了。他终于没能在自己年富力强时建大功业，没能抵达王叔文“以宰相待之”的预期。大和以后，刘禹锡与令狐楚、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大僚们诗歌往还很多，几乎每一首诗里都潜藏着他殷殷的期盼。如他写给裴度的诗：“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庙庭偃松诗》）写给令狐楚的诗：“边庭自此无烽火，拥节还来坐紫微。”（《送令狐相公镇太原》）写给牛僧孺的诗：“犹有登朝旧冠冕，待公三入拂尘埃。”（《酬淮南牛相公》）写给李德裕的诗：“自古相门还出相，如今人望在岩廊。”（《送李尚书镇滑州》）句句都有个人的诉求。文学与事功，是古代士人人生追求的两个方面，然有时这两方面不可兼得。孰为轻，孰为重，韩愈说“必有能辨之者”，后世读者或者能辨，而对刘柳来说，则未必能辨。尤其刘禹锡，在他人生价值的衡器上，事功或者占的分量要更重一些。会昌元年，刘禹锡七十岁，朝廷在秘书监头衔之上再加检校礼部尚书。检校礼部尚书是虚衔，与死后赠官无异，对刘禹锡来说恐怕连心理安慰也谈不上。读其诗文，原其情怀，良可哀也矣！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1]编者按：本文是阎琦先生《刘禹锡选集》的导读，全文32 000余字，本书节选其中一部分。

[2]韩愈《顺宗实录》至文宗朝，的确有指责其不实的舆论。《旧唐书·路随传》：“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路随时以宰相兼修国史，上奏称不宜修改，若要修改，请文宗明确“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文宗后来果然“条示”了《顺宗实录》几处“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着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可见，指责《顺宗实录》“不实”者是内官，所谓“不实”处，是指令宦者不悦的“说禁中事颇切直”者。后世史家随宦者之后指责《顺宗实录》“不实”或存“褊私”“偏见”，识见何其陋哉。

[3]《授王叔文盐铁副使制》：“朕新委元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瑰材，寡徒少欲，质言无隐，沉深有谋。其忠也，尽致君之大方；其言也，达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伫光新命。”见《顺宗实录》卷二。制书的文辞或者就是王韦党中人起草的，但也大体符合王叔文初执政时情况。

[4]《顺宗实录》卷四：“癸丑，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裴均、严绶表继至，悉与皋同。”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均为荆南节度使，严绶为河东节度使。

[5]《顺宗实录》卷四：“乙未，诏：‘军国政事，宜权令皇太子某勾当。百辟群后，中外庶僚，悉心辅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闻。’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叔文等）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笺表，而中官刘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演、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

[6]《旧唐书·杜黄裳传》：“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十年不迁。贞元末，为太常卿。黄裳终不造其门。尝语其子婿韦执谊，令率百官请皇太子监国，执谊遽曰：‘丈人才得一官，可复开口议禁中事耶？’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可以一官见买！’即拂衣而出。”

[7]《旧唐书·刘禹锡传》又称禹锡为监察御史时“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柳文中未尝提及执谊，刘仅在《子刘子自传》中说到叔文“后命终死”后补了一句“宰相贬崖州”。究其原因，或与执谊在执政后期有意与叔文“异同”、以示切割，引起宗元与禹锡的不满。然禹锡长庆间为夔州刺史时，执谊子韦绚以故人之子的身份由襄阳往夔州访禹锡，问前朝故事，成《刘公嘉话录》一书。刘禹锡与韦执谊关系，颇堪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