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_刘禹锡诗词点评

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_刘禹锡诗词点评

肖瑞峰

继朗州（今湖南常德）十年之后，刘禹锡又在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度过了五年的贬谪生活。这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又一重要发展时期。然而，较之其朗州诗作备承关注的状况，连州诗作则鲜见论者寻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以期弥补前贤语焉未详之缺憾。

把谪守连州时期与贬居朗州时期相比较，可以发现，刘禹锡不断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题材领域：如果说朗州十年，他用力最勤的是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而以《百舌吟》《聚蚊谣》等为代表的话，那么，连州五年，最具特色的则是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而以《平蔡州三首》和《平齐行二首》为代表。

谪守连州期间，刘禹锡很少创作鞭挞邪恶、伸张正义的寓言诗，痛快淋漓地对政敌予以冷嘲热讽，以至于裂眦的嬉笑之怒，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现在可以确认写于连州的诗作中，只有《飞鸢操》一首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寓言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纷至沓来的打击下，刘禹锡已销铄了他的锋芒，而是因为形势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诗人谪守连州的第三年，久未奏克获之功的平藩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裴度、李愬率军一举攻占蔡州，捣毁了淮西叛军的老巢，生擒了盘踞蔡、光、申三州达三十年之久的叛军头目吴元济。这一国家政治生活中值得庆贺的大事，使刘禹锡倍感欢欣鼓舞。时隔一年，又传来了平定淄青的消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割据淄（今山东淄川）、青（今山东益都）十二州之地，骄横跋扈，为所欲为，曾派人刺死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刺伤朝廷重臣裴度。他被剿灭的消息传来后，刘禹锡自称“庆快之诚，倍万群品”[1]。在欢庆胜利之际，刘禹锡对朝廷的宿怨有所消解。为了祝贺淮西和淄青大捷，始终感应时代潮汐的刘禹锡泼墨如注，相继写成《平蔡州三首》《城西行》《平齐行二首》等一系列诗篇。这样，他的创作重点便很自然地由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这种转移既是为他的创造精神所驱使，多少带有开拓新的艺术领域的主观意图，更是由于风起云涌的国家形势的推动。时代给他提供了新的题材、新的驰骋才力的天地，于是他便暂时藏掖起那犀利的锋芒，用充满热情的歌喉，与时代精神取得和谐的共鸣。

刘禹锡自己对《平蔡州三首》等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非常看重的。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坛高手都曾试手这一题材。韩愈写有《平淮西碑》，柳宗元写有《平淮西雅》。刘禹锡认为，“韩碑”“柳雅”“刘诗”可以并传不朽。据王谠《唐语林》载，刘禹锡曾经说过：(www.guayunfan.com)韩碑柳雅，予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诗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2]

唯恐别人不能领略其中的妙谛，竟至不避自诩之嫌，亲自出来指点一番，可知这是他的得意之作。

的确，刘禹锡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是独具匠心、耐人寻味的。诗人准确地把握住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关系，将淮西、淄青大捷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加以表现，巧妙运用以虚衬实、即小见大、化浓为淡等艺术辩证法，以夸张之笔渲染平藩将士的声威，以空灵之笔描绘叛区生民的欢欣，以精警之笔揭示平藩之捷的意义；既讴歌现实的胜利，又展示理想的画图，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史笔与浪漫主义诗笔的高度统一。

《平蔡州三首》其一云：

蔡州城中众心死，祆星夜落照河水。汉家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拜，有若群蛰惊春雷。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浪健儿舞。[3]

这是写收复蔡州的经过，用笔生动、凝练而又略事夸饰。前六句写奇袭蔡州，以“贼徒”的惊惧反衬李愬的勇武。后六句写镇抚蔡州，以“四人”的怡悦烘托裴度的从容。所谓“两两相形，以整见劲”，或许正是指这种笔法。这里，写得最有气势的还是“汉家飞将”以下四句：马鞭挥时，高城崩缺；军旗指处，群贼乞降。这既暗示用兵的神速，又见出平藩将士的赫赫声威和正义力量的势不可挡。我们可将它与《平齐行二首》中的“春来群乌噪且惊，气如坏山堕其庭”[4]“帐中虏血流满地，门外三军舞连臂”[5]加以比照并观。

《平蔡州三首》其二云：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6]

“汝南”二句寓奇崛于平易：雄鸡啼鸣，象征着蔡州生民终于重见天日；鼓角平和，则昭示着蔡州城内的安宁，此为“兴而比”也。一场战事过后，不仅没有给蔡州带来任何破坏，反倒使它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这不能不归功于李愬的指挥得当，所以这两句也是“尽李愬之美”[7]。“路傍老人”以下则是从前一首结尾“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浪健儿舞”的典型场面中推出的一个特写镜头。在欢庆胜利之际，路旁老人痛定思痛，竟情不自禁地哭泣。可见藩镇作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有多深重，百姓要求平定叛乱的愿望有多强烈！吴氏父子割据蔡州期间，除巧取豪夺、敲骨吸髓外，还用各种苛酷法令来戕害百姓。《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六》说：

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8]

蔡州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今，随着叛乱的平定、苛法的废除，苦难的岁月终已过去，饱经沧桑的“路傍老人”怎能不抚今思昔、泪飞如雨？又怎能不深深地感激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官军”？诗人通过这一细节，生动地启示人们：削平藩镇，不仅有利于国家统一，而且能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这正是诗人主张平藩的原因，也正是平藩之捷的意义。

《平蔡州三首》其三云：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闻风失匕箸，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血污城西一抔土。南风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穆陵关。策勋礼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9]

在这里，不仅时间已大大向前推移，地点也由蔡州转换为车水马龙的京城。那献囚阙下和妖童伏诛的盛大场面，虽然同样出于诗人的想象和虚拟，却有声有色，历历如见。但诗人的主要意图还不是表现这些，而在于由此引出淮西之捷的深远影响。“四夷闻风失匕箸”，仅此一笔，便将藩镇们的惊慌失措之态披露无遗；而由他们的惊慌失措，不难看出淮西之捷巨大的威慑力量。“南风无火”以下三句写淮西之捷初步奠定了全国一统、天下归安的局面，各路藩镇再也不敢据险作乱，轻启战衅。这仍然是从侧面揭示淮西之捷的影响，其中不无理想主义的成分。结句笔锋一转，又生发出新的意蕴。常山，即恒山。当时，只有驻兵恒山的承德军节度使王承忠企图负隅顽抗。诗人写平藩将士按剑怒视恒山之敌，期待着新的征伐命令，实际上是劝谏朝廷：应趁眼前的大好时机，一鼓作气，荡平藩镇。这样，全诗就不仅是胜利的颂歌，同时也成为催征的号角了。这正是它不同凡响的地方。所以，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认为“叙淮西事，当以梦得此诗为第一”[10]，并称赞它“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11]。

《平齐行二首》笔调相似，而篇幅略事增广，更见淋漓顿挫。《城西行》则聚焦于被押赴城西行刑的叛军将领，刻意渲染“中使提刀出禁来，九衢车马轰成雷”[12]的狂热场面和“守吏能然董卓脐，饥乌来觇桓玄目”[13]的惨厉细节，与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同样稍嫌血腥。

诸如此类的“颂诗”都创作于平藩告捷、举国欢腾之后。这之前，刘禹锡仍不免写作一些“怨诗”与“愤诗”，而其抱怨和泄愤的对象则是当朝宰相武元衡。

刘禹锡与武元衡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视彼此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有机会下手时绝不留情。但从表面上看，却并不剑拔弩张，并没有撩开温情脉脉的面纱，因为他们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需要保持温良恭俭让的斯文，又是具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历练的官员，讲究斗争策略，擅长虚与周旋的官样文章。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却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至少在抑制藩镇势力、限制宦官权力等问题上，他们其实可以达成共识。然而，就像两颗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宿一样，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营垒、不同的思想体系，因而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各自的沉浮，直接关系两股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所以，阻遏对方的政治前途，乃至剥夺对方的政治生命，就不仅仅是本乎个人之间的竞争，而且是出于对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维护。同时，性格本身的差异，使他们不喜对方的行事风格和话语方式，讨厌与对方共处，但因为彼此都是一举一动都备受公众关注的政治人物，又必须进行礼节性的交往，包括诗歌酬唱。这就不能不克制从生理到心理本能的厌恶。这种厌恶积淀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弹，以一种近于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使不酿成公开的指斥，也会化为含蓄的讥刺。

此外，他们还都是驰骋于文坛的著名写手。元和十年前后，刘禹锡已因实际的创作成就而被视为文坛泰斗，而武元衡也因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被奉为文坛盟主。在文学圈里，都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风云人物。平心而论，武元衡也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因此，晚唐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把他列为“瑰奇美丽主”[14]，刘禹锡反倒屈居为“上入室一人”[15]。这当然反映了张为一叶障目的偏见，却也表明在许多后代诗论家心目中，武元衡的地位也不低，只是政治上的志得意满和权高位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当刘禹锡在沅湘之滨体验“穷愁著书”的创作快感时，他却碌碌于政务的处理，汲汲于权力的追逐，无暇亦无意把诗歌创作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就不可能用亲身经历来验证诗“穷者而后工”[16]的定律了。而且，他很快就遭遇不测，死于非命，过早地结束了政治生命和创作生命，其创作实绩自然就远逊于刘禹锡了。不过，既然都是受追捧的文坛领袖，凭借不同的砝码成为重量级人物（刘是“人以文贵”，武是“文以人贵”），难免濡染“文人相轻”的习气，在主观上不自觉地放大自身的优势，而睥睨对方的创作弱项，这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终于势同水火，互不相容。

作为形式上的僚友与文友，刘禹锡和武元衡共同在朝为官时虽然算不上过从甚密，但也时有往还，维持着表面的热络。刘禹锡有《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一诗，即为当时的酬唱之作。诗中自抒抱负说：“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空愧寿陵步，芳尘何处寻？”[17]贬居朗州期间，两人之间的文字联系依然没有中断。元和九年，刘禹锡写有《上门下武相公启》，自诉“某久罹宪网，兀若枯株。当万类咸说之辰，抱穷途终恸之苦”[18]，希望武元衡能对自己网开一面：“傥重言一发，清议攸同。使圣朝无锢人，大冶无废物。自新之路既广，好生之德远彰。群蛰应南山之雷，穷鳞得西江之水。”[19]再度被贬连州后，明知是武元衡从中作祟，刘禹锡却佯装不察，写下《谢门下武相公启》，先悲悯自身之不幸：“某一坐飞语，废锢十年。昨蒙征还，重罹不幸。诏命始下，周章失图。吞声咋舌，显白无路。”[20]然后感谢对方在关键时刻援手救助：“岂谓乌鸟微志，恻于深仁。恤然动拯溺之怀，煦然存道旧之旨。言念觳觫，慰安苍黄。推以恕心，期于造膝。重言一发，叡听克从。回阳曜于肃杀之辰，沃天波于蹭蹬之际。俾移善地，获奉安舆。”[21]这除了显示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政治人物的多面性以外，还说明刘禹锡固然疾恶如仇，对敌对势力不肯稍屈，却同样长于斗争艺术和斗争策略，必要时也不惜韬光养晦。

刘禹锡在谪守连州期间创作的唯一的讽刺寓言诗《飞鸢操》，其指向便是武元衡：

鸢飞杳杳青云里，鸢鸣萧萧风四起。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长空悠悠霁日悬，六翮不动凝飞烟。游鸭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忽闻饥乌一噪聚，瞥下云中争腐鼠。腾音砺吻相喧呼，仰天大吓疑鸳雏。畏人避犬投高处，俛啄无声犹屡顾。青鸟自爱玉山禾，仙禽徒贵华亭露。朴遫危巢向莫时，毡氇饱腹蹲枯枝。游童挟弹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众禽各有类，威凤文章在仁义。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22]

这首诗由《庄子·秋水》演绎生发而来。《庄子·秋水》中的记载为：

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23]

庄子以“鸱”影射位居梁国相位、唯恐他人取而代之的惠子。应该说，这本身就是一则讽刺寓言。然而，一经采纳到刘禹锡笔下，不仅情节更为生动曲折，“主角”也换成了“飞鸢”。这只“飞鸢”展翅于“杳杳青云里”，“旗尾飘扬势渐高，箭头砉划声相似”，“游鸭翔雁出其下，庆云清景相回旋”，是那样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然而，遗憾的是，“忽闻饥乌一噪聚”，它便全然不顾自己的威仪，“瞥下云中争腐鼠”，不仅欣喜若狂地“腾音砺吻相喧呼”，而且虚张声势地“仰天大吓疑鸳雏”。刘禹锡将手中的诗笔锻炼为犀利的解剖刀，撕破了它的“鹰隼仪形”，使它竭力掩盖的“蝼蚁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显然，诗人正是着眼于飞鸢的“鹰隼仪形”，才选择它来担任自己导演的讽刺剧的主角。诗人所要讽刺的政敌，大多是表里不一、外强中干的伪君子，因而以飞鸢作为托讽材料较鸱鸮更为合适。这首诗写于元和十年武元衡遇刺身亡后，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大致可以确认它是为讽刺武元衡而作。不过，如果将诗中的生动描写与武元衡的实事一一加以比附，却未免忘记了这是艺术创作而非生活实录。

与此诗约写于同时的《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也暗寓对武元衡的讽刺之意：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乐府云。

其一

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

其二

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24]

武元衡是一直反对永贞革新、敌视“二王刘柳”等革新志士的。因而，当“二王刘柳”主导的革新事业如火如荼时，他是受到排斥的。也正因为如此，视革新为洪水猛兽的宪宗对他青眼相加。革新失败后，他很快便入居相位，权倾朝野。此人心胸狭窄，岂能容得刘、柳等“天下奇才”？刘、柳等人再次被贬逐出京，与他挟嫌报复不无关系。现在他死于非命，对刘禹锡来说，未尝不是福音。这两首诗，哀悼是假，嘲讽是真，用笔比《飞鸢操》更为深曲。武元衡生前位极人臣，炙手可热，一旦亡命，却只赢得路人的窃窃私议，除了失去庇托的佳人偶尔一掬伤心之泪外，只有秋萤陪伴他的寂寞。这就揭示了他是如何不得人心。这里，诗人于冷嘲热讽的同时，多少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两首诗的主题的话，那就是“臆碎羽分人不悲”[25]。外绝臧否而内藏锋芒，乃其高妙之处。对此，前人早已觉察。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余考梦得为司马时，朝廷欲澡濯补郡，而元衡执政，乃格不行。梦得作诗伤之而托于靖安佳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与？”[26]意思是说“伤之”为表，而“快之”为里；“伤之”为虚，而“快之”为实。这是搔着了痒处的。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则说：“在风人忠厚之教，总不宜有诗。”[27]这是委婉地批评刘禹锡语含讥刺，有违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却恰好说明胡氏同样认为，此诗的主旨与其说是“伤之”，不如说是“快之”。

刘禹锡另有一首《有感》诗，取材相同，而命意相近：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平生红粉爱，唯解哭黄昏。[28]

事实上，对武元衡遇害这一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的突发事件，刘禹锡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武元衡一直反对姑息养奸、养虎遗患，主张对藩镇采取强硬态度，必要时无妨兴师讨伐。刘禹锡在这一点上深契其意。如今，军阀李师道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刺客进京暗杀对其不利的当朝宰相，表明其气焰已嚣张到了极点。对此，刘禹锡在震惊之余，是切齿痛恨的。只是身在谪籍，动辄得咎，不便像白居易那样在事件发生后迅即“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29]。另一方面，李师道所刺杀的武元衡毕竟又是永贞党人的宿敌，在弹压刘禹锡等革新志士时一向无所不用其极。他的遇刺身亡，在客观上不仅为刚刚在“玄都观诗案”中遭其暗算的刘禹锡报了一箭之仇，而且无异于为刘、柳等人日后的重出江湖扫除了一大政治障碍。从这一意义上说，又是值得庆幸的。处于矛盾中的刘禹锡在诗中没有正面表达自己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甚至没有一字一句涉及这一事件本身，他有意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色彩，而仅仅从侧面渲染武元衡的可悲下场，并对其予以不无辛辣的嘲讽。这是其特殊处境和特定性格使然。

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身居海隅，而心系国事，情牵百姓。他多次聚焦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的生产生活，为其传神写照。就题材领域而言，他所致力描写的农业劳动的场景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几乎未曾涉笔的。也许可以说，在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虽无“躬耕”的体验，却能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如果说当年在朗州创作的《采菱行》尚属沿用乐府旧题，在前人已经拓荒的畛域中驰骋的话，那么，写于连州的《插田歌》则该属于他“开边拓土”的新尝试和新创获了：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佇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幼离帝乡。田夫诘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罢，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30]

诗以花鸟起兴，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色彩绚丽、春意盎然的画面，并逐渐将它由远景推为中景、近景。活动在画面上的是正忙于插田的农家夫妇。他们时而齐声歌唱，时而互相嘲嗤。那动听的旋律和爽朗的笑声，犹如画外音一般缭绕在读者耳际。他们这种不畏困苦的乐观精神，无疑会使诗人受到感染。“水平”两句暗示天色向晚，插田已毕。于是，全诗过渡到诗人所精心设计的另一场面，引出收工之际农夫与计吏的对话。农夫的话中充满对计吏的鄙薄和揶揄，而计吏却全然不觉，依旧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这就更从反面衬出农夫的淳厚和质朴。从结构上看，前后这两个场面是紧相衔接、互为补充的。诗人试图以纳须弥于芥子的笔力，通过这“一斑”来传达连州的风土人情，凸显底层民众的淳朴品质和乐观精神。

把这首《插田歌》放到唐诗发展史上来考察，可以看到，它不是像盛唐的王维、孟浩然那样借描写田园生活和农村风光来抒发闲适情调和隐逸意趣，而是对插秧劳动的场景作近距离的审美观照，生动、活泼地展示了田家的劳动热情和生活态度。其中，农夫与计吏的对话，既缓解了紧张的劳动气氛，也给诗人精心绘就的插田图增添了诙谐、幽默之趣。全诗集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可谓在田园诗的艺术园地里辟一新境。宋代杨万里的《插秧歌》对田家勤劳、艰辛的程度也许表现得更为真切，但就题材而言，却是承袭此诗；而运用人物对话来造成清新灵动、诙谐幽默之趣的笔法，也与刘禹锡此诗有着令人一目了然的渊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诗前有引言说：“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31]“以俟采诗者”，说明刘禹锡希望此诗能够像汉乐府一样得到朝廷采风人员的吸纳，最终上达圣听，对朝政有所匡补。诗中通过计吏与田夫的对话，披露了计吏赴京行贿得逞的事实，而这恰好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吏治的腐败。作者“遂书其事为俚歌”，正是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这样，此诗的写作也就带有某种政治意图，而不仅仅是对眼前的劳动生活场景进行实录了。

刘禹锡还对岭南特有的少数民族莫徭族特别关注，将他们与众不同、此前也鲜为人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再现在字里行间。《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一诗记录了当地莫徭族冬日集体狩猎之盛况：

海天杀气薄，蛮军部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如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麏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余鹄血，鞍傍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32]

“莫徭”，即今天的瑶族。中唐时期，由于国力衰弱、国库空虚，朝廷诛求无度，各级地方官员更是竭泽而渔，乃至民不聊生，纷思揭竿而起。岭南少数民族亦多次群起反抗。据史书记载，广德年间，“溪洞夷”及“西南夷”曾攻陷与连州毗邻的道州。贞元年间，“黄洞蛮”的叛乱不仅延续多年，而且波及多州。元和三年，“溪洞夷”再度因不堪重压而哨聚山林，对抗官府。黔州观察使窦群镇压不力，遭到朝廷贬黜。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成为刘禹锡治郡的重要鉴戒，促使他拟定了对莫徭族关爱有加的治郡方略，而他也受到了莫徭人的真诚拥戴。这首观猎诗以赞赏的笔调对莫徭人的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进行了全程追踪与摄录。虽然诗中也以“蛮军”来称呼莫徭人的狩猎队伍，却不带有任何轻蔑与歧视的意味，而只是采用当时的习惯称谓，反倒透出几分亲切感。诗开篇即着力渲染当地的风物特征和杀气弥漫海天的狩猎氛围，为下文描写莫徭猎民的骁勇彪悍张目。“原黑草如烧”并不是说莫徭人尚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蒙昧状态，而是交代他们正式狩猎前的一个重要步骤——烧掉荒原上高大茂密的野草，使猎物失去遮蔽之所，无从隐身或遁形。这正昭示了莫徭猎民丰富的狩猎经验。在刘禹锡笔下，他们不仅经验丰富，而且技巧娴熟，配合默契。不是吗？当合围完成后，他们便不再鸣金击鼓，改以摇动旌旗的方式来调度部伍，显示出桴鼓相应的协同能力。而他们使用的狩猎工具除了罗网、弓箭外，还有训练有素的猎犬猎鹰。于是，矫捷的飞禽走兽一一喋血猎场，成为莫徭人的囊中之物。整个狩猎过程，策划周密，步伐协调，井然有序，诗人不能不由衷地为之赞叹。

《莫徭歌》则落笔于莫徭人的生活习俗，包括起居、婚姻等：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33]

与汉族相比，莫徭人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生活条件也相对艰苦。长期以来，“不占名籍”的他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过着自生自长、自给自足的半农耕、半渔猎生活。闭塞却不失自由，艰苦却未绝欢乐。诗人用近距离的特写画面，为勤劳、朴素、勇敢的莫徭人作生活实录，每一笔画，都渗透着他对自己管辖下的这群特殊子民的关切之情。

贬居岭南期间，刘禹锡还创作了许多唱和赠答诗。虽本于应酬的目的，却亦有真情实感的抒写和真知灼见的表达，殆非率易之作。

“成谣独酌后，深意片言中。”[34]除了柳宗元外，他唱和赠答的主要对象有时任岭南节度使的马总、时任郴州刺史的杨於陵、时任通州司马的元稹等朝廷命官以及作为方外之交的圆皎、贞璨、圆静、惠荣、明素、文约、浩初、儇师等僧侣。刘禹锡的这类唱和赠答诗往往寓“深意”于“片言”，或慷慨明志，或慰勉友人。如《南海马大夫见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达于国朝采其菁华至简而富钦受嘉贶诗以谢之》：

红旗阅五兵，绛帐领诸生。味道轻鼎食，退公犹笔耕。青箱传学远，金匮纳书成。一瞬见前事，九流当抗行。编蒲曾苦思，垂竹愧无名。今日承芳讯，谁言赠衰荣？[35]

马总，字会元，扶风（今属陕西）人，元和九年任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他雅好诗文，且信奉佛教，曾上疏朝廷请赐六祖慧能谥号，敕谥大鉴禅师。刘禹锡谪守连州后，他不仅亲莅其地看望，还经常互惠诗章，遥相唱和。刘禹锡此诗即是在拜读其所惠“著述”后的酬答之作。诗的前六句对马总的文韬武略表示景仰，而特别强调他志在著书、笔耕不辍，足以垂范后学。这是酬答之作的习惯套路，除了对偶工切、措辞精当外，乏善可陈。但续以“一瞬见前事，九流当抗行”两句，顿使一篇生辉。它既是作者反思“前事”后决意抗衡浊流、我行我素的自誓，也未尝不包含着对马总砥柱中流、不苟流俗的期勉。又如《和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

几年丹霄上，出入金华省。暂别万年枝，看花桂阳岭。南方足奇树，公府成佳境。绿阴交广除，明艳透萧屏。雨余人吏散，燕语帘栊静。懿此含晓芳，翛然忘簿领。紫茸垂组绶，金缕钻锋颖。露溽暗传香，风轻徐就影。苒弱多意思，从容占光景。得地在侯家，移根近仙井。开樽好凝睇，倚瑟仍回颈。游蜂驻彩冠，舞鹤迷烟顶。兴生红药后，爱与甘棠并。不学夭桃姿，浮荣有俄顷。[36]

诗以大半篇幅描写紫薇花的形貌特征以及自己赏花的盎然兴致，发想新奇，属对精工，结构上亦移步换形，因难见巧，略无蹈袭前人创意的陈词滥调，显示出技巧的娴熟与高超。篇末“不学”二句为“一篇之警策”，使诗的立意得到了升华：这既是对紫薇花不慕浮荣、悄然绽放、经久飘香的个性特征的礼赞，也是对自己淡泊荣利、守正不阿、穷且益坚的高尚品质的写照。同时，还隐含了对“浮荣有俄顷”的“夭桃”极度鄙薄。其象征意味是非常明显的。与仅仅以应酬为目的的唱和赠答诗相比，刘禹锡的这类作品显得较有思想深度、情感浓度以及语言力度。类似的警句还有《和南海马大夫闻杨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中的“一咏琼瑶百忧散，何劳更树北堂萱”[37]和《南海马大夫远示著述兼酬拙诗辄著微诚再有长句时蔡戎未弭故见于篇末》中的“闻道楚氛犹未灭，终须旌旆埽云雷”[38]等。刘禹锡以胸中的郁勃之气泄为章句，即便是容易流于俗套的“挽歌”也显得落笔不凡。如《故相国燕国公于司空挽歌二首》中的“一代英豪气，晓散白杨风”[39]“前马悲无主，犹带朔风嘶”[40]，皆悲中有壮，思出常格，令人想见其雄伟气魄和阔大胸襟。与僧侣交往的情形和谪居朗州时相似，慕名从各地来连州拜谒刘禹锡的僧侣络绎不绝，栖心释梵的刘禹锡不仅与他们倾盖论交、促膝谈禅，而且频频赠之以诗、馈之以文。《海阳湖别浩初师》《观棋歌送儇师西游》《赠别约师》《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赠日本僧智藏》《赠眼医婆罗门僧》等诗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其中，《观棋歌送儇师西游》较堪玩味：

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谁能知？今年访予来小桂，方袍袖中贮新势。山城无事愁日长，白昼懵懵眠匡床。因君临局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自从山人遇樵子，直到开元王长史。前身后身付余习，百变千化无穷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陈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自言台阁有知音，悠然远起西游心。商山夏木阴寂寂，好处裴回驻飞锡。忽思争道画平沙，独笑无言心有适。蔼蔼京城在九天，贵游豪士足华筵。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41]

这首诗在《刘禹锡集》中被归类于“送僧二十四首”之一。但正如诗题标示的那样，它实际上是一首“观棋歌”，旨在揄扬儇师的高超棋艺和阐发章句的观棋心得，内容全然不涉佛教。“前身后身”以下八句为宋人胡仔所酷爱，认为它“能摸写弈棋之趣”[42]，并断言“梦得必高于手谈也”[43]。确实如此，刘禹锡本来就精通棋艺，当年赴京应举时曾技惊四座，一战成名。这里，他糅合章句的博弈心得，连用四个奇妙的比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儇师弈棋时的神出鬼没。较之后来苏轼《观棋》一诗中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44]等语，这自然要有韵味、有情趣得多。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1]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56.

[2]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318.

[3]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64.

[4]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68.

[5]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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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11]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5.

[12]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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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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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56.

[20]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62.

[21]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62.

[22]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82.

[23]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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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50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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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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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38.

[31]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38.

[32]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51.

[33]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12.

[34]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6.

[35]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06.

[36]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0.

[37]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11.

[38]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08.

[39]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90.

[40]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91.

[41]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69-970.

[42]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1.

[43]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91.

[44]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