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_刘禹锡诗词点评

新出土刘禹锡书《崔迢墓志》考论_刘禹锡诗词点评

胡可先

《崔迢墓志》是近年出土的重要墓志之一，不仅可以补充郭行馀的佚文，而且可以考察刘禹锡与郭行馀作为地方官吏兼文学家的交谊，更为珍贵的是留下了刘禹锡的书法珍品。刘禹锡为唐书法名家，宋时郑樵《通志·金石略》即有记载。从新出土的《崔迢墓志》看，刘禹锡书法的特点近于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这篇墓志题署郭行馀撰，然行文语气却完全是崔迢之子的口吻，这对我们研究唐代墓志由志主亲属到墓志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墓志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本文所探讨的议题中，有关刘禹锡事迹部分，笔者曾在以往的论文中因论证需要提出过，因考虑到本文构架的完整和连贯，也重新对其加以修订录入，特予以说明。

大唐故朝议郎试和州司马飞骑尉崔府君墓志铭并序 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　和州刺史刘禹锡书

府君讳迢，字涧，博陵安平人也。府君九代祖座右彰闻，清德流庆，则备详于史谍，以至于六代哉！北齐散骑常侍、魏鸿胪光禄等卿、度支尚书，兼左右仆射、华阳公、食济北郡、赠太尉昂。昂学行忠信，垂裕后昆，为仕林之领袖、山东之仪表，齐朝盛德，首出当时，今古共仕，十载称美也。太尉生五代祖君洽，为随水部、司门二侍郎，左散骑常侍，聘陈仕，弈世光赫，家声克著，齐随令誉，具史官纪德于本传焉。常侍生高祖昙首，随朝文异词科，授莱州掖县令。掖县生曾王父绍，唐初进士擢第，授冀州武邑县令。武邑生王公迁，授同州白水县尉。白水生王考讅，授苏州司马参军。自掖县至司法，官乐大安乎卑位，人物礼乐，萃于一门。司马娶荥阳郑夫人，有子五人，府君居其长。亲承严训，不坠箕裘，伏膺坟典，留意翰墨，尤精草隶，深得右军之妙。神游不杂，容止可观。不毁方以兀合，不求名以干进。贞元初，为东都留守哥舒公知遇，辟为从事，后又为郑滑节度使相国贾公耽邀署节度巡官，佐理有谋，语言道合，累陈章表，请酬官秩，属府君伯仲安平穆公践履台衡，出纳喉舌，止绝止外，推荐是私。当此之时，无所成名，岂非命欤？遂退居休闲，安亲色养，常勖仲季以诚孝，诫妻拏以食贫，躯俭节用，以供甘膳。府君其性刚毅，慈爱自然，不陨获于乐穷，不充诎于富贵，逍遥乐道，不朽沽名。虽爵禄不及中庸，行谓齐于颜闵。贞元岁次，府君再罹内忧，哀毁过礼，殆将灭性。扶羸瘠营奉，仁孝因心，追远慎终，然尝无阙。春秋祭祀，非手不经则不荐，见慈父尽孝，道之至也。不幸府君寝疾弥留，以丙午岁秋七月十有二日，弃背于履信里，寿享七十八。呜呼！小子不孝，安祷无感，天降殃祸，不自灭身，孤心失怙，哀号罔极。小子先妣陇西李夫人，朗陵郡王玮之曾孙，杭州临安县令荣宗之季女。贤淑正室，著事姑之劳；玉挈兰薰，有孟光之节。元和三祀四月二日因暴疾即世，仪范贞列，具前志云，此不复佢书。以旧域中梁，今择合祔，龟筮卜吉，日月有时。卜其年冬十月三日也归葬于龙门山先茔，从西礼也。长男恭伯，言诚行修，信近于义，宰邑畿甸，表正家风。季曰正伯，孑然孤立，居惕俟命。有女一人，早适河间刑楚。次曰小子，尪痊残形，人理顿尽，尽王未泯，岂保余生。是以泣血推心，叙述先志。铭曰：

南山之寿兮，如松柏之贞。严霜肃杀兮，枝叶凋零。府君福寿兮，与松柏齐平。生贵有道兮，没而无恨。光音彷彿兮，杳杳冥冥。孤嗣号叫兮苍旻，泣血莫展兮哀情。长夜兮茫茫，向日兮茕茕。卜兆兮故里，合祔兮旧茔。陵谷兮迁变，不朽兮斯铭。(www.guayunfan.com)刘禹锡书《崔迢墓志》[2]

《崔迢墓志》题署：“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和州刺史刘禹锡书。”志云：“府君寝疾弥留，以丙午岁秋七月十有二日，弃背于履信里，寿享七十八。……卜其年冬十月三日也归葬于龙门山先茔，从西礼也。”“丙午岁”是宝历二年（826），这篇墓志书于宝历二年七月十二日崔迢卒后，十月三日归葬之前，其时刘禹锡尚在和州刺史任。有关刘禹锡为和州刺史，诸书记载不同。《旧唐书·刘禹锡传》：“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3]陈振孙《白氏文公年谱·宝历二年》：“梦得时在和州。岁暮，罢归洛，与公遇于扬楚间。……公（指白居易）之去苏盖在秋冬之交。”[4]汪立名《白香山年谱·宝历二年》：“梦得时在和州，岁暮罢归洛，与公相遇于杨梦间。”[5]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皆因之。吴汝煜为《唐才子传·刘禹锡传》作笺证云：“禹锡《罢和州游建康》诗：‘秋水清无力，寒山暮多思。’知在秋天。白居易《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是岁白居易罢苏州刺史任，‘尘缨忽解’即指此。刘白曾在扬州相逢。刘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时间约在宝历二年九月。”[6]吴汝煜先生考证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的时间在宝历二年秋天，是正确的，但由此墓志证之，刘白在扬州相逢，应该已进入冬季。考刘禹锡有《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诗，白居易有《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诗，是知刘禹锡与白居易离开楚州是宝历二年除夕，逆推其在扬州一定也是在冬日。《崔迢墓志》是宝历二年秋天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所书，而志中言“十月三日”是预定归葬的日期，不是撰书墓志的确切日期。又《旧唐书·郭行馀传》：“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7]而据《崔迢墓志》题署，郭行馀宝历二年十月前已在楚州刺史任，可以订正《旧唐书》的错误。

唐代有些大诗人也是书法家，不少书法家也是著名诗人，如贺知章、张旭等，他们的书法论及颇多，不繁详述。而诸如刘禹锡，典籍记载其亦擅书法，而传世书迹未见，近年出土《崔迢墓志》为刘禹锡书丹，此乃难得之珍宝。唐代诗人亦有不少擅书法者，但有真迹传世者仅李白、韦应物、白居易、杜牧等寥寥数人而已，刘禹锡则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刘禹锡为唐书法名家，宋时郑樵《通志》卷七三《金石略·唐名家·刘禹锡》记载其撰书碑志云：“《宣歙观察使王质碑》（西京）、《唐塔记》（西京）、《东都留守令狐楚先庙记》（西京）、《邠州节度使赠右仆射史公碑》（西京）、《丞相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赠司空崔群碑》（西京）、《乘广禅师碑》（袁州）、《何文悊碑》（未详）、《阳山祠神二碑》（鼎州）。”[8]又《宝刻类编》卷五“刘禹锡”条记载了九项刘禹锡所书的石刻：

《杨岐山乘广禅师碑》，撰并书。刘申锡篆额。元和二年五月立。

《修阳山神祠碑》，董挺撰，刘申锡篆额。元和四年十月立。鼎。

《令狐楚先庙碑》，撰并书。太和三年立。京兆。

《赠太子少保何文悊碑》，王源中撰，陈修古篆额。太和四年八月立。同上。

《游元都观诗》，撰并书。太和十年。同上。

《宣歙观察使王质碑》，撰并书。郑模篆额。开成四年十一月立。洛。

《照公塔铭》，白居易撰。开成五年立。同上。

《邠州节度使赠右仆射史公碑》，撰并书。开成五年立。同上。

《检校左仆射崔群碑》，裴休文，丁居晦篆额。同上。[9]

对于书法，刘禹锡专门有《论书》一文，将其作为六艺之一加以提倡：

《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语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所谓中道而言书者何？处之文学之下，六博之上。[10]

刘禹锡书《乘广禅师碑》局部

他将书法的地位置于“文学之下，六博之上”，作为“六艺之一”加以对待，说明对其重视的程度，也表现出他心目中文学与书法的联系和区别。他和柳宗元更常常有书法往来，柳宗元《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诗云：“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庾安西为晋代安西将军庾翼，精通文墨，擅长书法，家藏有王羲之书帖。柳宗元诗自注：“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二月三十日尝观。’”柳集旧注引孙曰：“王僧虔论书云：‘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曰：小儿辈贱家鸡，皆学右军书，须吾还叱之。’”[11]此即“家鸡”之由来。此用庾翼典故以称赞刘禹锡的书法。刘禹锡不久就以诗答复柳宗元，其《酬柳柳州家鸡之赠》云：“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牙敛手徒。”[12]“官奴”指书圣王羲之女儿玉润。王羲之所书《乐毅论》注有“付官奴收执”语，刘禹锡即以王羲之称誉柳宗元，以玉润比喻柳宗元的女儿。随后柳宗元又写下《重赠二首》：“闻道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13]刘禹锡也回赠两首，其《答前篇》言：“小儿弄笔不能嗔，涴壁书窗且当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答后篇》言：“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14]柳宗元再答以二诗，其《叠前》云：“小学新翻墨沼波，羡君琼树散枝柯。左家弄玉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叠后》云：“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15]这样有关书法的诗歌唱和来往反复，说明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对于书法的热衷，二人相互激励，使得二人的家庭也洋溢着浓厚的书法气氛。

但是，刘禹锡的书法作品很多在流传中散佚，我们阅读刘禹锡的《书论》以及他与柳宗元的往还诗，却很少见到刘禹锡的书法作品，非常遗憾。新出土《崔迢墓志》题署“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和州刺史刘禹锡书”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从《崔迢墓志》可以看出，刘禹锡书法的特点近于欧阳询和虞世南，在当时亦有一定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崔迢墓志》还称道崔迢：“伏膺坟典，留意翰墨，尤精草隶，深得右军之妙。神游不杂，容止可观。”刘禹锡能为这位擅长书法的崔迢撰写墓志，也算是书法上的一种缘分吧。

刘禹锡另一件传世的书法作品是《乘广禅师碑》，为唐元和二年（807）五月二十七日刻。碑在江西萍乡县杨岐山，拓片藏国家图书馆。拓片高179厘米，宽88厘米。刘禹锡撰并正书，刘申锡篆额。傅增湘刘集校本录黄丕烈校语云：“赵氏《金石录》云：《唐乘广禅师碑》，刘禹锡撰并正书，元和二年五月。右《唐乘广禅师碑》，刘禹锡撰，余为《金石录》，颇采唐贤所为碑版正文集之误。禹锡之文，所录才数篇，最后得此碑，以板是正者凡数十字。以此知典籍藏久，转写脱误，可胜数哉！乾隆癸丑十二月，得此碑拓本校之甚有益。刘宾客书法从欧、虞两家得来，体密而神和，想在当时亦一书家，《金石录》中载有数碑也。”[16]与《崔迢墓志》比照，《乘广禅师碑》的书法与之风神一致，只是更加瘦劲一些。黄丕烈称刘禹锡书法从欧、虞两家得来，确为知言。

《崔迢墓志》是一篇非常特别的墓志，墓志题署郭行馀撰，然行文语气却完全是崔迢之子的口吻，这对我们研究唐代墓志的撰写和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个案实例。

《崔迢墓志》题署：“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但墓志行文及叙述语气与撰者郭行馀殊为不合。志云：“呜呼！小子不孝，安祷无感，天降殃祸，不自灭身，孤心失怙，哀号罔极。小子先妣陇西李夫人，朗陵郡王玮之曾孙，杭州临安县令荣宗之季女。贤淑正室，著事姑之劳；玉挈兰薰，有孟光之节。”又云：“次曰小子，尪痊残形，人理顿尽，尽王未泯，岂保余生。是以泣血推心，叙述先志。”据墓志所述，崔迢之子长曰恭伯，季曰正伯，次称小子。是墓志实为崔迢第二子所作，而署郭行馀为撰者。

这里涉及唐代墓志的来源问题。唐代墓志很多为墓主家人提供行状等材料，再请当时文士撰著，这篇墓志，则是由崔迢次子撰写好墓志的初稿，然后请郭行馀撰文，刘禹锡书丹。但对于崔迢次子已经提供的初稿，郭行馀并没有加以改动，就署上撰著者姓名和官职，致使出现墓志行文语气与撰文者身份完全不相合的现象。而刘禹锡又完全按照原文书写，随后由主家上石。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篇墓志的题署“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考《旧唐书·郭行馀传》：“郭行馀者，亦登进士第。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为大理卿。”[17]郭行馀登进士第距其为楚州刺史已有很长的时间距离，这样的题署并不符合唐代墓志撰写的常例。因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皆称“新进士”，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或“前进士”。故“前乡贡进士”应为进士及第后未入官时之称，而郭行馀已为楚州刺史，又署“前乡贡进士”，殊为不类。

此外，新出土郭行馀所撰的墓志还有一通，即《唐故宋州刺史汤府君夫人荥阳郡君河南侯莫陈氏（约）归祔志》，题署：“朝散大夫守京兆尹少尹骁骑尉郭行馀纂。”墓志对于郭行馀的出处及撰写墓志缘由叙述得很清楚：“女为范阳县君，即朝散大夫京兆少尹郭行馀之妻也。呜呼！咸建名秩，奉修志养，俱怀风树，仰报劬劳，奉礼以小生为至亲，县君于鄙夫为齐体，衔哀茹毒，有意无言，敢因将葬之时，辄叙合神之日。其汤氏族系，中丞出处，俱详吏部奚侍郎陟神道碑云。”[18]墓志又有“戊寅岁，以元女归于不肖”，“以小生贰尹京邑，爱女幼孙在焉。夫人不远千里，抱疾省视”等语，则以女婿身份为岳母撰写墓志，故将行藏出处交代清楚，这与其所撰《崔迢墓志》颇不相同。

崔迢属于山东士族，具有显耀的家世，故墓志对此具有详细记载，可以与典籍相互参证。墓志云：“府君九代祖座右彰闻，清德流庆，则备详于史谍，以至于六代哉！北齐散骑常侍、魏鸿胪光禄等卿、度支尚书，兼左右仆射、华阳公、食济北郡、赠太尉昂。昂学行忠信，垂裕后昆，为仕林之领袖、山东之仪表，齐朝盛德，首出当时，今古共仕，十载称美也。太尉生五代祖君洽，为随水部、司门二侍郎，左散骑常侍，聘陈仕，弈世光赫，家声克著，齐随令誉，具史官纪德于本传焉。常侍生高祖昙首，随朝文异词科，授莱州掖县令。掖县生曾王父绍，唐初进士擢第，授冀州武邑县令。武邑生王公迁，授同州白水县尉。白水生王考讅，授苏州司马参军。自掖县至司法，官乐大安乎卑位，人物礼乐，萃于一门。司马娶荥阳郑夫人，有子五人，府君居其长。”

崔迢家族新出土墓志多方，为了便于对其族系进行梳理，我们先将搜集到的新出土墓志列表展示如下：

新出土墓志列表

根据上表所列新出土墓志[19]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文献参证，我们将崔迢世系列成如下示意图：

根据世系线索，我们参证史籍，钩稽出诸人事迹如下：

崔昂，崔迢六代祖。《北史》《北齐书》均有传。新出土《崔昂墓志》：“君讳昂，字怀远，博陵安平人也。”“太宰元天穆闻而嘉尚，辟为行参军，后加伏波将军，仍除给事中，加中坚之号，授奉车都尉。”“转司徒右长史，拜尚书右丞。”“皇齐纳禅，除散骑常侍兼大司农卿，以参禅代典礼，封华阳县开国男，食二百户。……入为度支尚书，转都官，迁七兵，仍摄都官。迁中书令。犹摄都官，带广武太守，徙食济北郡干，兼尚书右仆射，仍便即正。俄还兼焉，未几转光禄勋，寻徙太常卿假仪同三司，复除仪同三司，又兼御史中丞，以公事除名。迳年，授五兵尚书，复转祠部。”《北齐书》本传称：“昂有风调才识，旧立坚正刚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时主或列阴私罪失，深为显祖所知赏，发言奖护，人莫之能毁。议曹律令，京畿密狱，及朝廷之大事多委之。尚严猛，好行鞭挞，虽苦楚万端，对之自若。”[20]可以与墓志相参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昂字怀远，北齐祠部尚书。”[21]《崔杲之墓志》：“自元魏列第氏姓，崇其名家。则公五代祖，时为大鸿胪，雅多公望。历仕北齐，七为尚书，更左右仆射，爵华阳公。”《崔讅墓志》：“五代祖昂，北齐尚书左仆射、华阳国公。”《崔逢墓志》：“六代祖昂，以直方博大，于礼乐刑政无不达，为北齐右仆射。”《崔恭伯墓志》：“七代祖昂，仕北齐为尚书左仆射，封华□□□。”

崔君洽，崔迢五代祖，为著名文士。《崔昂墓志》：“第三子液字君洽。”《崔杲之墓志》：“华阳生旧德传家，令名在躬，仕隋朝，再为侍郎，终散骑常侍。”《崔讅墓志》：“高祖君洽，隋水部司门二侍郎、聘陈使。”《崔逢墓志》：“仆射生洽，器度弘远，为隋水产司门二侍郎。”《崔恭伯墓志》：“华阳公生君洽，仕隋为水部、司门二侍郎及散骑常侍。”《北史·崔挺传》：子昂，昂“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颇习文藻，有学涉，风仪器乙为时论所许。以奉朝请待诏文林馆。隋开皇中，为中书侍郎”[22]。《北齐书·卢潜传》载：“正山子公顺，早以文学见知，武平中符玺郎，待诏文林馆，与博陵崔君洽、陇西李君上同志友善，从驾晋阳，寓居僧寺，朝士谓‘康寺三少’，为物论推许。”《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液字君洽，隋中书侍郎。”[23]

崔昙首，崔迢四代祖。《崔杲之墓志》：“常侍首随朝，初由文行升，终莱州掖县令。”《崔讅墓志》：“曾祖昙首，以学究天人举登甲科，终莱州掖县令。……嘻！自掖县君以及于君四世矣，咸以才显行彰，取重士林。清风素操，弗替其旧。而名位之列，莫济于高显。”《崔恭伯墓志》：“常侍府君生昙首，任莱州掖县令。”

崔绍，崔迢曾祖。《崔杲之墓志》：“掖县生国朝冀放上武邑县令。”《崔讅墓志》：“祖绍，终冀州武邑令。”《崔遂墓志》：“曾祖绍，冀州武邑令。”《崔逢墓志》：“至公曾祖绍，冀州武邑令。”《崔恭伯墓志》：“掖县府君生绍，任朝议大夫、冀州武邑县令。”《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绍睿，武邑令。”[24]与崔迢、崔遂墓志均不合，盖误。

崔顶，崔迢祖父。《崔杲之墓志》：“武邑生同州白水令。”《崔讅墓志》：“父顶，终同州白水尉。”《崔遂墓志》：“祖顶，同州白水令。”《崔逢墓志》：“祖顶，同州白水令。”《崔恭伯墓志》：“武邑府君生顶，任同州白水县尉。”《崔迢墓志》其祖可补之为“崔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顶，白水尉。”[25]

崔讅，崔迢之父。《崔讅墓志》：“君讳讅，字子尚，博陵人也。……君解褐琅耶郡沂水县尉，次授幽州苏（按，应为蓟）县、魏州昌乐主簿。以避凶寇，两任不之。皇家克复，调选亳州司法参军。秩满，改光禄寺主簿，终于苏州司法。……有子五人：曰迢、曰道、曰远、曰遂、曰逊。”《崔遂墓志》：“父讅，苏州司法参军。”《崔逢墓志》：“父讅，苏州司法参军。”《崔恭伯墓志》：“白水府君生讅，任苏州司法。”

崔恭伯，崔迢之子。《崔恭伯墓志》：“□□□伯，字敬本博陵安平人也。……司法府君生和州司马讳迢，公则司马府君之长子也。始以门荫补弘文生，解褐为门下省典仪。由典仪为河南府参军。由参军为河南县尉，由尉为丞，由丞为士曹。……由士曹又为河阴令。未及任，丁和州府君丧。丧既侃，诏拜京兆府咸阳令。考满，迁昭令。……诏以公为泉州刺史。开成三年夏四月始至于郡。……秋八月二十日遘疾，后月十六日，葬于正寝，享年六十七。……公实生十子四女，其存者曰球、珂、璟、通、会。”按，《崔恭伯墓志》缺右上角，志文首行始“伯字敬本”。据志文云“公则司马府君之长子也”，参之《崔迢墓志》所载“长男恭伯，言诚行修，信近于义，宰邑畿甸，表正家风”，可证此即为崔迢长子崔恭伯墓志。

博陵崔氏是自汉到唐的著名士族，唐代属于山东士族中“五姓七家”之一。然而因为身世的因缘际会，崔迢的身世和他的家世还是具有较大反差的。墓志所载其个人经历也可以看出他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这与当时的时事、所入仕的途径以及其家族变迁密切相关。根据墓志，我们对其一生经历的四个节度加以考察。

1.东都留守哥舒曜从事

《崔迢墓志》：“贞元初，为东都留守哥舒公知遇，辟为从事。”按，“哥舒公”为哥舒曜，《资治通鉴·建中四年正月》：“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26]《新唐书·哥舒曜传》：“李希烈陷汝州……诏拜曜东都、汝州行营节度使……京师乱，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阳。会母丧，夺为东都畿、汝节度使。迁河南尹。……贞元元年，部将叛。”[27]是知崔迢建中四年（783）至贞元元年（785）虽然受到哥舒曜知遇，然身逢乱世，颇难得志。

2.郑滑节度使贾耽判官

《崔迢墓志》：“后又为郑滑节度使相国贾公耽邀署节度巡官，佐理有谋，语言道合，累陈章表，请酬官秩，属府君伯仲安平穆公践履台衡，出纳喉舌，止绝止外，推荐是私。”按，贾耽为郑滑节度使在贞元二年（786）至九年（793）。《旧唐书·德宗纪上》：贞元二年九月丁酉，“以东都畿唐邓汝等防御观察使贾耽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使”[28]。同书《德宗纪下》：贞元九年五月，“甲辰，以义成军节度、检校右仆射贾耽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29]。崔迢为贾耽节度巡官在贞元二年，不久其伯仲崔造入相，崔迢则退居安养。

3.因伯兄崔造入相而退居安养

《崔迢墓志》：“属府君伯仲安平穆公践履台衡，出纳喉舌，止绝止外，推荐是私。当时之时，无所成名，岂非命欤？”这里的“伯仲安平穆公”为崔造，据《旧唐书·崔造传》记载，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当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拜吏部郎中、给事中，贞元二年正月，守本官同平章事。德宗以崔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后因元琇事罢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贞元三年（787）卒。墓志所谓“出纳喉舌”是指崔造“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30]等事。崔造为相，崔迢因避嫌而闲居，崔造罢免及卒，崔迢仍然仕途不顺。自贞元三年至宝历二年（826），由于四十年无所成名，遂成人生悲剧。

4.试和州司马

《崔迢墓志》题为“大唐故朝议郎试和州司马飞骑尉崔府君墓志铭并序”，然墓志的序文和铭文中都没有直接涉及其为和州司马事，当是崔迢所任为“试”官，并非和州司马的实职。中唐时陆贽称“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31]。其特点是“授无费禄，受不占员”，但也起到激励作用。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试官非常冗滥，已是徒有虚名了。有关这方面，历史学者已经做了较为深透的研究[32]，可以参考。因此，崔迢的卒葬，与和州似乎没有关系，因为他卒于洛阳的履信里，葬于龙门山的崔氏先茔，而且按照西礼的习俗营葬，这还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然而，他虽然是没有实职的试官，但毕竟有“和州司马”之名义，因而作为和州刺史的刘禹锡为其墓志书丹，大概也就是二人的和州渊源了。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 B065）。

[2]《崔迢墓志》拓片，53厘米×52.5厘米。墓志近年出土于洛阳龙门西山，载于张乃翥《龙门区系石刻文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又载于《中原文物》2008年第5期第89页张乃翥《洛阳新辑石刻所见唐代中原之佛教》一文。参考2002年出土的崔迢之弟崔遂之《崔遂墓志》，称葬于“河南县伊汭乡中梁村告都里”，与《崔迢墓志》称“以旧域中梁，今择合祔，龟筮卜吉，日月有时。卜其年冬十月三日也归葬于龙门山先茔”，应出土于同一茔域。

[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4]陈振孙.白氏文公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09.

[5]汪立名.白香山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01.

[6]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495.

[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09.

[8]郑樵.通志：卷七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7：848.

[9]佚名.宝刻类编：卷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2册：651.

[10]刘禹锡.刘禹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75.

[12]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三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2.

[13]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77-1178.

[14]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三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3.

[15]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79-1180.

[16]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2.

[1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09.

[18]郭茂育，赵水森.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49.

[19]按，《崔讅墓志》载其子有迢、道、远、遂、逊五人，而《崔逢墓志》称其父为讅，《崔讅墓志》中不载“崔逢”。今考崔迢卒于宝历二年，享年七十八岁，是其生于天宝八年（749）；崔逢卒于长庆三年（823），享年七十四岁，是其生于天宝九年（750）；崔遂卒于元和六年（811），享年应是五十七岁，是其生于天宝十四年（755）。综上推测，崔逢应为崔讅第二子，或为“崔道”之改名，或《崔讅墓志》误刻为“道”。

[20]李百药.北齐书：卷三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2：412.

[21]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二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8.

[22]李延寿.北史：卷三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82.

[23]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二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9.

[2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二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9.

[2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七二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9.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41.

[2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75-4576.

[2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4.

[2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6.

[3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26.

[31]陆贽.陆贽集：卷一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6：450-451.

[32]如杜文玉有《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李锦绣有《唐代“散试官”考》，载《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志坚有《唐代散试官再探》，《北大史学》2001年第0号。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