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之子咸允府试事发微_刘禹锡诗词点评

刘禹锡之子咸允府试事发微_刘禹锡诗词点评

徐乐军

刘禹锡一生坎坷，宁折不屈，然在其子咸允科试事上，却也不得不乞求他人，护犊之心，一览无遗。《太平广记》引《续定命录》云：

秘书监刘禹锡，其子咸允，久在举场无成。禹锡愤惋宦途，又爱咸允甚切，比归阙。以情诉于朝贤。大和四年，故吏部崔群与禹锡深于素分，见禹锡蹭蹬如此，尤欲推挽咸允。其秋，群门生张正谟充京兆府试官，群特为禹锡召正谟，面以咸允托之，觊首选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之，戒门人曰：“张正谟来，更不要通。”正谟兄正矩，前河中参军，应书判拔萃。其时群总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讫，群读正矩判，心窃推许。又谓是故工部尚书正甫之弟，断意便与奏。及敕下，正矩与科目人谢主司。独正矩启叙，前致词曰：“某杀身无地以报相公深恩。一门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脔肉，无以上答。”方泣下。语未终，群忽悟是正谟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张正谟之兄，尔贤弟大无良，把群贩名，岂有如此事，与贼何异？公之登科命也，非某本意，更谢何为。”[1]

此段材料，颇堪玩味。一是崔群对门生张正谟的要求，有无过分之处？二是刘咸允排名靠后，意味着什么？三是张正谟违背座主所托，出于何种原因？本文拟于此三方面入手，一探其中因由，同时从一全新角度，管窥刘禹锡当时处境。

刘禹锡有两子，为咸允、同廙。对于二人名字的由来，刘禹锡还专门写有《名子说》：“今余名尔：长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廙，字敬臣。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2]希望儿子们能够诚信做人，拥有良好的品行修养。只是未料长子咸允成年后，于科第之事却一直不顺，足伤其老怀，无奈之下，只好委屈身段，向老友崔群求告。崔群为人如何呢？(www.guayunfan.com)崔群素重清名，洁身自好。《太平广记》之《贡举四》载：

（崔群）元和中自中书舍人知贡举。夫人李氏因暇，尝劝树庄田，以为子孙之业。笑曰：“予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夫人曰：“不闻君有此业。”群曰：“吾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陆贽相门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约其子简礼，不令就试。如君以为良田，即陆氏一庄荒矣。”群惭而退，累日不食。[3]

元和中，崔群正当仕途上升之际，当然注重形象，请托关节等有损声名之事，便刻意避之。所以当其知贡举时，为了避嫌，竟不让座主陆贽之子陆简礼就试，可见他做得多么冠冕堂皇。然多年过去，其仕宦已成，名位已固，便也就不再注重什么个人形象，直接要求门生为老友刘禹锡之子帮忙。其中有无过分之处，座主门生之间微妙关系不可不察。

唐开元以降，座主与门生关系日渐胶固，互相提携报恩之事已是司空见惯。[4]如中唐名臣裴度对座主刘太真极其尊重。刘太真曾因滥举被贬官，裴度、杜羔等门生却并未因此疏远他。刘死后，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云：“公之徽烈，将示于来裔，而高碑未刻，良允继没，于是门生之在朝廷者，谏议大夫杜羔、中书舍人裴度……等，咸怀赏鉴；……如羔辈，被蒙简拔，附丽墙字，树之贞石，贲此元扃，匪报也，永以为泣拜之所焉尔。”[5]其对座主的赏拔之恩，溢于言表。裴度与崔群、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交好，位又最高，俨然众人领袖，他的尊师品德，不可能不对崔群等人产生示范效应。据情理推测，刘禹锡一定是得知京兆府试官张正谟为崔群门生后，才有目的地为子向崔群求援，并推己及人，想来门生无论如何也会卖座主一个大大的面子的。

平心而论，学生对老师表达一定的感激之情，本无可厚非。但座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因为考生的知识，并不是从座主处学来的。然而座主却是最终的验收者。考生一生的富贵荣宠，全在座主的一念之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座主虽是考生一日之师，却又是一生中最为关键之师。门生将来仕宦通显后，回报座主也就成了自然之义，至少在唐代是这样。当其时，人们并未觉得将朝廷授予的公权力化作私人利益有什么不妥，反倒觉得回报座主是天经地义之事。如柳宗元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6]虽是在被贬的背景下有所希求座主时所说，但同样能反映当时情形。

正因为座主对门生有再造之恩，门生与座主的关系便颇多微妙之处。就崔群来说，他对待自己的座主，报恩的前提是不能影响自己的名位和仕途，因此才让座主陆贽之子在其知贡举时避嫌不试，以免落人口实。或许以后他会寻求机会为座主之子谋求科第，但那毕竟要另求他人，哪有自己知贡举来得方便？从夫妻二人对话可见，崔群后来并未报恩，不过好在还有些愧疚。当轮到自己当座主时，他便似乎全然忘记了作为门生的他当年所为，将自己的门生看作可供收割的“庄田”，对他们提出任何要求都变得心安理得，也就有了他为刘咸允向张正谟要求“首选”事。不管别人如何看，至少他自己并无觉得有什么过分之处，也基本符合当时世道人情。

崔群提出的要求，可不是容易办到的，特别是对试官张正谟来说，哪怕他是崔群之门生，存在对崔群有报恩的“义务”，也是有难度的。当然，这一难度大小要看张正谟这个试官手中到底有多大权限。这里我们分两方面来看，一是京兆府解送之重要程度，二是试官手中握有多大权限。

关于京兆府解送事，《唐摭言》卷二有数条材料述及，此处选二。《京兆府解送》：“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抟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7]可见，京兆府解送不同他处在于：名额多，有上百人；特权大，前十名如果没考上，可以向礼部贡院主考官发函，要求给予解释。名额多，当然不仅是给京兆籍的考生，而是面向全国，这样竞争比他州更大，获得解送已属难得，如果还跨入前十名，更为不易。函询特权则在于独占近水楼台之利，他州文书往来耗费时日，当然难以比肩。

再看刘咸允府试问题。崔群希望当了试官的门生张正谟以刘咸允为“首选”，即十等第之首，俗称解头，这可是个竞争最为激烈的名次。据《唐摭言》卷二《府元落》载，自元和元年（806）迄唐亡（907），百年之中，只有九位解头被落下，其他全部登第。所以说，如果刘咸允能够得以“首选”，登第基本已成定局。这样，试官张正谟不仅报了座主崔群的“恩”，崔群也得以安慰刘禹锡这位老友，让其老怀释然。可问题是，张正谟有没有这么大的权限，即便有，他又愿不愿意帮忙？

京兆府试官，人选由京兆府尹决定，既可以是府内属官，如司功参军等人，也可从属下各县属吏中选拔文学品行皆佳者充任。如公乘亿为万年县尉时，就被京兆尹崔淯差遣为府试官。[8]担任试官对官员来说，既是信任，更是荣誉，还是提升个人名望的好机会，所以长官的意志非常重要。配合得好，听话，好处自然会有；配合不好，不听话，不仅权限被剥夺，自己还会倒霉。《云溪友议》卷下《去山泰》：“宋言端公，近十举，而名未播。……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言也。时京兆尹张大夫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宋言为第六十五人。”[9]所以说，试官有多大权限，府尹有最终决策权。刘咸允未能首选，试官张正谟起了多大作用，还真不好说。不过从崔群事后要与其断交来看，张正谟既不能满足“首选”要求，连“十等第”也未放入，同时又未提前与座主讲清难处，最后只把这样一个冷冰冰的结果亮出来，明显是在虚与委蛇，崔群之怒，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正常情况下，门生卖个面子给座主，帮个忙，只要办得到，应该不在话下。否则，社会舆论的谴责也会让门生声名受损。张正谟敢公然违背崔群之托，其直接原因可能难以明了。但据当时情势作一推测，亦可看个大概。

从上文引述可知，刘咸允应京兆府试在大和四年（830）秋。举子只有通过了州府试，方可取得资格参加全国性的尚书礼部省试。刘咸允是刘禹锡长子，在当时科考情形下，他能否登第，其父刘禹锡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可以说起着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刘禹锡是永贞革新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主角之一，政治上一直饱受打压，但朝廷中亦不乏同情和暗中支持者，宰相裴度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早在大和三年（829），李宗闵入相，为夺取首席宰相裴度之权，遂联络宦官势力，排挤忠直之士，并急欲引同党牛僧孺入相。与此同时，裴度亦引李德裕入朝，意欲入相牵制李宗闵权势，但李德裕很快被李宗闵排挤出朝。与裴度交好的崔群亦出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大和四年，牛僧孺入相，裴度失势。

裴度较为赏识刘禹锡。宝历二年（826），久谪在外的刘禹锡终于结束和州任回到洛阳待命，此时他心中对前程还是颇有期待的。但随着时局变迁，第二年，即大和元年（827），他只得到了一个分司东都主客郎中的闲职，心中充满失望和苦楚。好在裴度虽不得掌权宦官所喜，仍于大和二年（828）春冲破阻力调刘禹锡回京实任主客郎中，并有推荐其担任知制诰之意，与权力中心已在咫尺之间。但多年的挫折仍未能折杀刘禹锡半分傲气，继“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句后，又作《游玄都观诗序》，并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句，惹得宰相武元衡、李逢吉不高兴。当其时，“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10]。知制诰的美差自然落空。可见，刘禹锡此时的仕途，一直是与裴度共进退的。

刘禹锡不仅在政治上与裴度保持高度一致，在诗文唱和方面也与裴度有交集。大和二年春一回到京城，他立即加入了以裴度为首的“杏园联句”活动当中，参加者还有崔群、白居易、李绛、杨嗣复等人。这是一群政治上虽暂处高位，但正在遭受当权者排挤之人。《杏园联句》中，如崔群有“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表明大家志同道合之意；刘禹锡有“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11]，表明自己对往事的感慨和对老友们不弃之感激，并有重致青云之意。而这正说明崔群对刘禹锡之子咸允的帮助，纯粹出自友情深重而无任何利益交换掺杂其中，哪怕后来事与愿违，但起码能说明刘禹锡多年的道德文章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大和三年，裴度在宦官和李宗闵等人的排挤下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离开权力中心。这对于功成名就的裴度或许是一种解脱，但对于对仕途尚抱有一丝期待的刘禹锡来说，如果也像裴度一样被再度外放，当然是心有不甘的，何况爱子咸允科场无成之时，更需要慈父的帮助。但何去何从，一时真难决定。特别在当时党同伐异之际，刘禹锡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裴度一派，如果不作追随出京而另谋高枝，那将成为众人眼中的“背叛”者，政治品行一旦授人口实，局面将会彻底难以挽回。因此，万般无奈之际，刘禹锡不得不自请再次分司东都。而咸允府试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可以想见刘禹锡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一生不愿求人的他，也不得不“以情诉于朝贤”，可以看出，他应该不只向崔群一人求告。

大致厘清刘禹锡于爱子咸允府试年稍前的政治处境，当然有利于我们认清咸允府试不利背后的政治因素，但其作用还不仅于此。咸允府试年，正是牛党李宗闵、牛僧孺把持朝政之年，而刘禹锡与牛僧孺不仅政治立场上处于敌对政营，个人关系上亦存有过节。《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云：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砻砺，终为怏怏。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席上赠汝州刘中丞》，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奉和刘尚书》，汝州刺史刘禹锡：“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12]

刘禹锡曾当着还是举子的牛僧孺之面，改其干谒文章，“必先辈未期至矣”，语意不明，似是在说“一定是你意料不到的效果”，有轻视意，自此牛衔恨于心。后来牛飞黄腾达，官位远在刘之上，才有“曾把文章谒后尘”句。刘也很配合地表明自己当年有眼不识泰山，这才嫌意稍解，但这已是刘咸允府试事之后。

再来看大和四年秋刘咸允参加京兆府试时，正是崔群失势之时。据《旧唐书》本传载，“久之，改检校吏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使。逾岁，改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检校左仆射，兼吏部尚书。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赠司空”[13]。检校右仆射兼太常卿，是以虚衔任冷曹，实权大大降低，在见风使舵的官场，自然不大受人待见。中晚唐时，京兆府试历年颇受关注，达官权要操弄其中。试官张正谟哪怕是崔群的门生，但上有府尹的管辖，又需看当权者的眼色，想报座主之恩，估计很难；再加上刘禹锡与其并无交情，还与当权的牛僧孺有过不快，在复杂而又微妙的官场，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甚至都不用当权者特意提醒。刘咸允府试排名靠后也就注定了。

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刘咸允果然落第。张正谟如此选择，既没有完全违逆座主之意，又没有与当权者意志相左，自以为得计。不料官场老手崔群一眼看穿其心思，这才有与其断交之怒。但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他未想到崔群又实授吏部尚书，主持吏部科目选试，其兄张正矩正好落入其手。好在封建科场也有底线存在之时，试卷糊名的做法使得崔群未能逞其心中怒火。随着崔群一年后的离世，这一场由刘禹锡之子咸允府试事引起的小风波，也就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120.

[2]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311.

[3]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46.

[4]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211.

[5]董诰，等.全唐文：卷五三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5468.

[6]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9：804.

[7]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85.

[8]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86.

[9]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302.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2.

[11]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442.

[1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96-1297.

[1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