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研究回顾与展望_刘禹锡诗词点评

刘禹锡研究回顾与展望_刘禹锡诗词点评

吴夏平

刘禹锡研究的相关成果，初步统计已有专著近40部，论文近1 000篇，涌现出卞孝萱、屈守元、吴汝煜、瞿蜕园、蒋维崧、陶敏、高志忠、吴在庆、肖瑞峰等研究大家。刘禹锡的研究史，已为学界所关注，如傅明善《十年来刘禹锡研究综述》[1]，对20世纪90年代刘禹锡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洪迎华、尚永亮《20世纪以来刘禹锡研究综述——以生平、作品及文集的文献学考索为中心》[2]和《20世纪以来刘禹锡思想、文学研究述论》[3]，对刘禹锡生平、文集、思想、文学等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本文拟从刘禹锡生平、年谱及传记，文集整理与诗文选注，文学研究，哲学思想研究等层面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今后研究的一些设想。

两《唐书》载刘禹锡本传、刘禹锡自作《子刘子自传》、唐宋人笔记以及刘氏文集等，是研究刘禹锡生平的重要资料。但刘禹锡并未如韩愈、柳宗元等人，宋元明清人不曾为他编年谱。直至20世纪30年代，学界才开始对刘禹锡生平进行研究。1931年子葵发表《刘禹锡》（《南风》1931.1）一文，首次对刘氏生平进行系年。1960年敬堂发表《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4），不久又有《刘禹锡年谱（简编）》（《扬州师院学报》1963.17）问世，开始进行对史传中一些遗留问题的关注及年谱的整理工作。对刘禹锡生平研究用功最深的是卞孝萱。卞先生曾出版《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以下简称卞《谱》），发表《刘禹锡年谱（增订本）》（《扬州师院学报》1978.2）。后又将所发表对刘氏父系、母系、交游考证的论文结集为《刘禹锡丛考》出版（巴蜀书社，1988）。先后与吴汝煜合作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刘禹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之“刘禹锡”一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与卞敏合作出版《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卞氏之外的其他传记，主要有张达人《唐刘梦得先生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卢荻、朱帆《刘禹锡及其作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朱炯远《刘禹锡传》（辽海出版社，1998、2009），张家鹏《刘禹锡》（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唐代大诗人故事集》编委会《诗豪·刘禹锡》（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卞敏、卞宁《刘禹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肖瑞峰《刘禹锡诗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等著作。

由于史料记载的相互抵牾，以及对史料理解的互异，研究者对刘禹锡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主要集中于生卒年、出生地、氏族、亲故、交游等方面。(www.guayunfan.com)刘禹锡的卒年，两《唐书》记载互歧。《新唐书》本传：“卒年七十二。”《旧唐书》本传：“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这成为后来学者争论的源头。刘禹锡年龄，据其自说与白居易、崔群同岁。白居易、崔群都生于代宗大历七年壬子（772），这点成为学者共识。刘禹锡卒年，《子刘子自传》云“行年七十有一”，与《旧唐书》合。有些学者根据此记载，推算其卒于会昌三年（843），如子葵的《刘禹锡》。后来传记则普遍采用“会昌二年”说。

对于刘禹锡的出生地，卞《谱》认为是苏州嘉兴。但郭广伟《刘禹锡生地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4）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应是徐州埇桥（今安徽宿县）。卞孝萱《〈刘禹锡生地考辨〉质疑》（《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4）对此回应，认为刘禹锡籍贯是洛阳，出生并生长于苏州。卞说在当时得到学界支持，但此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讨论。韩愈《柳宗元墓志铭》及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均称“中山刘禹锡”，同时代权德舆、白居易则称“彭城刘禹锡”，《旧唐书》本传亦称彭城。中山固然是就郡望而言。而彭城，卞《谱》据刘知几《史通》内篇卷五“自重高门，人轻寒族，……姓卯金者咸曰彭城”，解释为权、白二人误记。何以权、白不径称“中山刘禹锡”？似可深入考证。刘禹锡出生于大历七年是确定的，如能考出其父刘绪本年确切所在地点，或许能解决出生地问题。

刘禹锡的氏族，卞《谱》认为是出自匈奴后裔，而非其自说汉中山王刘胜之后。郭广伟《刘禹锡氏族考辨》（《郑州大学学报》1983.2）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刘禹锡并未伪造冒充自己的出身。但卞说似更可信，相关传记亦多采此说。郭广伟又撰《刘禹锡“亲故”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4）对卞《谱》及相关论文中提出的刘禹锡“无兄弟”“十岁见器于权德舆”“湖南幕中亲故是指卢璠”“刘禹锡的儿子刘承雍是杨发的女婿”“李元淳是刘禹锡的父执”等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对于刘禹锡的交游，卞《谱》、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附录《刘禹锡交游录》等，都有深入研究。学界争论的焦点，一是刘禹锡与白居易初次会面的时间。卞孝萱、吴汝煜根据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认为，刘、白初次相逢是在宝历二年两人同回洛阳途经扬州时。[4]有学者认为二人初次会面时间应更早，如顾学颉[5]、高志忠[6]、熊飞[7]、孟二冬[8]等人经过考辨，虽然具体时间不一，但皆认为宝历二年冬刘禹锡诗中所说“初逢”不是第一次。争论之二是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的关系。前人多认为韩愈阳山之贬与刘、柳泄密有关。卞孝萱[9]、陈克明[10]、刘国盈[11]等人通过细致梳理，认为刘、柳、韩三人既有分歧也有友谊共存，较符合史实。争论之三是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的关系。前人多认为刘、柳于武元衡有宿怨，并于武死后作诗泄愤。卢苇菁[12]、蒋凡[13]、余才林[14]等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刘、柳、武之间的争斗，主要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政治立场和施政主张的分歧，这种看法较为客观。争论之四是刘禹锡与令狐楚的交往。卞孝萱认为两人有四次会面[15]，尹楚彬对此提出商榷和补正[16]。

刘禹锡生平中的其他方面，如妻室、任职主客郎中分司东都的时间、南贬行经路线、洛阳住宅具体位置等，也有学者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细致考辨，这些均有助于加深对刘禹锡生平的认识。

刘禹锡比较注意保存个人文集，生前曾将自己的文集整理为四十卷，又于唐大和七年（833）删取为《刘氏集略》十卷。这两种今已不传。《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著录“《刘禹锡集》四十卷”，已非刘氏自编原集。[17]大概北宋时期刘集散佚十卷，存三十卷。宋敏求据《刘白唱和集》等书裒辑诗歌407首，杂文22篇，编为十卷，是为《外集》，与所存三十卷仍合为四十卷。但宋敏求搜集的篇数要比散佚的多出数十篇，并非刘集原貌。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于浙江严州刊刻，是为浙刻本第一种。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在严州以董刻本为底本重新刊刻，是为浙刻本第二种。南宋光宗前后，蜀地以董刻本为底本重刻，是为蜀刻本。[18]董弅刻本版式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23年徐森玉（鸿宝）曾借出影印。陆游刻本版式为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该书发现于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1913年董康以珂罗版影印100部回国，《四部丛刊》据以影印。蜀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仅存一至四卷，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以上三种为宋本，属于四十卷本系统。明清刻本和抄本较多，主要有明万历二年（1574）黎民表刊刻《中山集》三十卷，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丛书集成》本即此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朱澂结一庐剩余丛书据明抄本刊刻《刘宾客文集》正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四部备要》即据此排印，刘承干《嘉业堂丛书》亦收此本。

刘集版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曾比较日本崇兰馆本、结一庐本、绍兴董刊本之优劣，指出绍兴本最佳。[19]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指出日本崇兰馆本当为陆游守严州时重刻。[20]70年代后期，屈守元连续发表三篇讨论刘集版本的论文。《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7.3）对“董影本”（日本崇兰馆本）及“徐影本”（南宋绍兴本）的校勘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记残宋本〈刘梦得文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7.4）对残宋本的收藏经过、刊刻时间、校勘价值进行了论述。《记明范氏卧云山房抄本刘禹锡诗文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3）对明代范大澈所抄《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刘梦得外集》十卷的渊源进行了梳理，认为“范抄本”所据底本当为南宋董弅浙刻本。陶敏《〈全唐诗〉刘禹锡集误收宋人诗》（《文学遗产》1990.3）指出《全唐诗》中刘禹锡《楼上》一诗系北宋人所作，因刘宾客、刘宾相混而误入刘集。孙琴安《〈刘禹锡集〉的版刻和流传》（《古典文学知识》2004.3）梳理了刘集版本源流和流传经过。李明霞《〈刘禹锡集〉宋本三种刊刻地及版本源流关系考》（《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8）以文献校勘为基础，结合历代目录题跋文献著录，考证三种宋本的刊刻地点，并对其源流关系进行论证。

刘禹锡文集的整理，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明刻本《刘宾客文集》。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禹锡集》，以结一庐本为底本，参照宋绍兴本及《全唐文》《全唐诗》《文苑英华》等选本，作了个别文字校改。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瞿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事笺证工作，至1965年已完成全稿和四个附录。是书亦以结一庐本为底本，特点是对名物典章的诠解与史实人事的考订较为详备。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由卞孝萱校订的《刘禹锡集》。该集以徐森玉影印南宋浙刻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崇兰馆本、宋刻残本、明刻本、赵骏烈序刻本、结一庐本五种，参校其他本子二十种，是一部较全面可靠的整理本。1999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蒋维崧、赵蔚芝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2003年岳麓书社出版陶敏、陶红雨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以徐森玉影宋本为底本，校以明刻本、《四部丛刊》本（即日本崇兰馆本）、《嘉业堂丛书》本（即朱氏结一庐本）等本子，以《四部丛刊》本补足徐本原缺第十三卷三、六两页；又以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文史》第四辑，中华书局，1965）、罗联添《〈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幼狮学志》1963.1、2）为基础，对《刘宾客嘉话录》进行全面整理；并以冯汉镛《传信方集释》（上海科技出版社，1959）为基础，对《传信方》重加辑录考订。是故谓之“全集”不谬。附录的历代评论、传记资料、著录序跋等方便学者利用。200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高志忠《刘禹锡诗编年校注》，亦以徐森玉影宋本为底本，全书4册，180多万字。

刘集整理成绩不少，但也要客观看待其中的问题。卞孝萱曾撰文对上海人民出版社《刘禹锡集》、瞿笺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进行总结和反思，指出文集整理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佚诗应考，二是伪文应辨，三是校本应广，四是笺证应全，五是序跋应辑。[21]其中提出的文集整理规范，值得后人借鉴。

刘禹锡诗文的编年和注释，在上述瞿氏、蒋氏、陶氏、高氏著作之外，还有不少。70年代中期，刘禹锡诗文的选编注释之风盛行。1975年湖南省刘禹锡诗文选注组选编《刘禹锡诗文选注（送审本）》，该选本197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还有陕西省《刘禹锡诗文选注》编辑组《刘禹锡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刘禹锡诗选》（1975），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刘禹锡诗选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黄雨《刘禹锡诗选评注》（上海书局，1979）等。80年代选本主要有江苏省刘禹锡诗文选注组《刘禹锡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陕西省《刘禹锡诗文选注》编辑组《刘禹锡诗文选注（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高志忠《刘禹锡诗词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卢荻、朱帆《刘禹锡及其作品》（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刘逸生《刘禹锡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吴钢《刘禹锡诗文选注（增订本）》（三秦出版社，1987），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吴汝煜《刘禹锡选集》（齐鲁书社，1989），王元明《刘禹锡诗文赏析集》（巴蜀书社，1989）等。90年代选本主要有梁守中译注、倪其心审阅《刘禹锡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0）。21世纪选本主要有迟乃鹏《李贺刘禹锡诗选》（巴蜀书社，2001），肖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赵娟、姜剑云《刘禹锡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姜晓东《中国古典诗词精品赏读：刘禹锡》（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吴在庆《刘禹锡集》（凤凰出版社，2007）等。

从数量上来说，刘禹锡诗文选本不可谓不多，这对其作品普及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注释水平的参差不齐也是事实。由于特殊原因，70年代各种注本问题较多。1981至1982年，陶敏连续发表《读刘禹锡诗杂记》（《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1.3、4，1982.1、2、3），对刘禹锡29首诗歌中涉及的名物、典故、作年等进行考辨，纠正了70年代选本注释的一些偏失。毛西旁《刘禹锡诗注释中的一些年代错误》（《四川师院学报》1980.1）指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唐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78）所选《再游玄都观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以及刘开扬《诗词若干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所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系年错误。80年代以后选注本中的问题应该也不少，需要学界持续不断地予以纠谬救失。

刘禹锡今存诗歌800余首，文200多篇。以下从诗歌、散文、辞赋等方面评述刘禹锡文学研究史。

刘禹锡的诗歌，从题材上来说，有咏史、咏物、写景、政治、讽刺、贬谪等不同类型；从体裁上来说，又可分为近体、古体、乐府、民歌、词等不同种类。刘诗的专门研究始于60年代。萧学鹏《诗人刘禹锡》（《中山大学学报》1963.1）采用历史叙述方式对刘禹锡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进行述评，特别强调刘学习民歌的价值和意义。由于历史原因，刘禹锡研究曾一度中断，又由于特殊原因，70年代中期研究突然爆发，关注刘禹锡的政治诗及其历史作用。萧涤非《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文史哲》1975.1）从刘禹锡作为一个法家诗人出发，通过对其思想和诗歌的辨释，指出其以儒家面目行尊法反儒的事实。宁秀育认为《西塞山怀古》含有深刻内容：“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经过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于最后谆谆告诫人们，‘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就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其实，这正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总结。”[22]常文《略论刘禹锡的革新文艺观》（《湖南师院学报》1975.4）指出：“刘禹锡的革新文艺观，是他的革新的政治观的反映，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但是他的文艺观也同他的政治观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剥削阶级的立场和唯心史观的束缚。”[23]王向东《刘禹锡〈竹枝词〉与民歌》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是在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刘禹锡毕竟是封建文人，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认为民歌‘词多鄙陋’，就是地主阶级偏见的反映之一”[24]。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摆脱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刘禹锡诗歌研究也逐渐走上理性化道路。

1.《竹枝词》

刘集卷二七载《竹枝词九首》和《竹枝词二首》，共11首。对《竹枝词》的研究，集中于作年、作地之考辨，以及情感内容、艺术特征之分析等方面。瞿蜕园指出《新唐书》刘禹锡本传、郭茂倩《乐府诗集》、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将《竹枝词九首》系于朗州之误，认为当作于长庆二年（822）刘始到夔州时。对于《竹枝词二首》，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云：“此二首不在前九首之内者，盖与下《纥那曲》词同时所作，《乐府诗集》则并作十一首矣。”[25]《纥那曲词二首》原注：“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伏缘播在乐章，今附于卷末。”[26]瞿校：“似此数语为唐人编集时所记，而宋时刊本以语气不类而删之。”[27]据此，《竹枝词九首》与《竹枝词二首》原非同时所作，宋人编《刘禹锡文集》并作11首。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将《竹枝词九首》系于长庆二年夔州时。《竹枝词二首》置于《竹枝词九首》之后，虽无作年考证，但从本卷（卷五）系年为长庆来看，《竹枝词二首》亦当作于长庆年间。由于受《乐府诗集》影响，研究者多将11首合论。如陈建中《刘禹锡竹枝词写作地点考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3）利用方言和地望等资料，论证《竹枝词》作于夔州而非朗州。卢燕平《论刘禹锡〈竹枝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6）亦从整体上考证其创作时间在穆宗长庆二年以后。张效民《刘禹锡〈竹枝词〉创作时地研究综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6）梳理从宋至今朗州说、夔州说之源流，结论是夔州说较可信据。郄普《刘禹锡〈竹枝词〉及其政治品格》（重庆师范大学，2010）将《竹枝词二首》与《竹枝词九首》分开论述，从地理、音律、情感内容等方面考证《竹枝词二首》作于朗州，而《竹枝词九首》则作于夔州。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应较符合事实。

《竹枝词》的情感内容和艺术特色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思和《试论刘禹锡的〈竹枝词〉》（《复旦学报》1981.2）。该文指出刘禹锡《竹枝词》的特点：一是唱巴人之声，二是咏巴人之事。邓小军《刘禹锡〈竹枝词〉〈踏歌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3.4）从角色化、意象结构、情意结构、“蒙太奇”手法等方面揭示《竹枝词》的艺术特点。其他论《竹枝词》起源和发展、骚怨特征、与三峡文化之关系、艺术特色等的文章，数量虽不少，但相因成分较多，原创性不足。

2.风俗诗

刘禹锡一生多次遭贬，历任地方官员，对各地民情风俗多有体察，写作了大量民风民俗诗歌。风俗诗研究，多从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学等角度展开。赵家旺《古代瑶族风情画——浅谈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瑶猎西山〉》（《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3）指出全诗描绘了一幅壮观的古代瑶族围猎图，诗歌紧扣“观”字，把莫瑶人的围猎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刘欢《论刘禹锡的民风民俗诗》（《西北大学学报》1997.2）把风俗诗分成歌行体和律绝体两大类，认为前者以“以俟采诗者”为创作目的，拘泥于现实，诗歌意境缺少一点灵空高妙的韵致，后者则为传唱、表演而写，不拘于现实，富有清雅婉丽的艺术品位。吴在庆《略谈刘禹锡笔下的土风民俗》（《东北师大学报》1997.3）指出刘禹锡擅长于描述土风民俗，乃在于他注重土风民俗与采风传统，以之察世讽时，同时又与他长期贬谪，多得江山之助有关。李彤等《刘禹锡诗的风物民俗钩沉》（《重庆大学学报》2005.1）、韦燕宁《略论刘禹锡的经济生产民俗诗》（《怀化学院学报》2007.7）等，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民风民俗诗进行了论述。

3.咏史怀古诗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数量较多，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此类诗歌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意涵、艺术创新、类型特点、前后比较、文学影响等方面展开。肖瑞峰《论刘禹锡的咏史诗》（《贵州文史丛刊》1984.1）指出咏史诗包含针砭时疾、仰慕前哲等四方面内容，艺术上呈现出笔力雄健、移情入景等特点。袁宗一《论刘禹锡的咏史诗》（《宁夏大学学报》1986.2）主要分析诗歌蕴含的思想内容。尚永亮《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东南大学学报》2000.3）将咏史和怀古合论，认为其诗可分侧重表现主观情感与侧重观照历史兴衰两种类型。江枰《论刘禹锡咏史诗前后期内容上的差异及成因》（《兰州学刊》2004.4）把咏史诗分为前后两期，并指出两个阶段的内容有明显不同，认为这与刘氏本人前后期境遇和心态的变化有关，也是前后时政局势不同在其咏史诗中的反映。沈文凡等《重估刘禹锡咏史诗的新拓意义》（《西华大学学报》2009.6）指出刘禹锡的咏史诗可视为“情”与“理”之间的一道分水岭，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诗歌史的演进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已开宋诗之先河。王丽芳《刘禹锡咏史诗的生成及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6）从金陵怀古系列、评论体式、七言绝句形式等方面分析咏史诗的文学影响。

4.贬谪诗

贬谪生活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一个巨大动力。肖瑞峰《论刘禹锡的讽刺诗》（《杭州大学学报》1985.4）对刘禹锡贬谪期间所作两首《玄都观》诗作了细致分析。他此后发表一系列论文，对刘在朗州、连州、和州不同谪居地的作品作了具体考察，如《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论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的诗作》（《扬州师院学报》1987.1），指出朗州时期诗歌特点是“切”和“悲”矛盾统一；《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3.5）认为连州阶段创作重点由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论刘禹锡谪守和州期间的诗歌创作》（《浙江社会科学》2013.10）指出和州期间的诗歌以咏史怀古、抒情言志、唱和赠答为重点。尚永亮《雄直劲健：刘禹锡贬谪诗文的风格主调》（《中州学刊》1991.4），认为雄直劲健风格明显地表现在诗人对待忧患的态度，以及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后其出版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对元和贬谪文学进行综合研究。董正宇《论刘禹锡的贬谪诗》（《衡阳师专学报》1997.2）分析刘禹锡贬谪诗中的自我超越精神。其实，人生难免有困境，如何面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直面困境，善于自我调适，通过阅读历史、思考哲学、走近民众，从狭小空间走向广阔世界。他的两首《玄都观》诗既讽人也自讽，两首《秋词》则透露出一股豪气，成就其“诗豪”品格，这些都成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刘梦初《论刘禹锡贬谪中的“诗豪”品格》（《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1）、来梅《豪迈、昂扬赞南荒——论刘禹锡贬谪四州时的诗歌创作》（《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1）等文章，都探讨刘禹锡贬谪时期超迈可爱的一面。若将刘禹锡与柳宗元进行比较，这一面就更加突出。孙妮妮《柳宗元刘禹锡贬谪作品的对比研究》（安徽大学，2001）、王建梅《旷达与抑郁——刘禹锡、柳宗元贬谪心态比较》（贵阳学院学报2009.1）即采用比较法来研究。但是，在长达二十余年的贬谪过程中，刘禹锡心灵道路是曲折变化的，豪迈与哀怨并行。屈原、贾谊等历史上的南贬文人曾对他产生触动，引其共鸣，巴山楚水的凄凉，也曾使其无限伤感。所以，刘禹锡贬谪时期的“骚怨”心理、政治讽刺诗、咏史怀古诗、与楚文化的关系、对“骚怨”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等也进入研究视阈，出现刘铁峰《论刘禹锡贬谪诗中的“骚怨”表达》（《船山学刊》2001.2），白俊奎《刘禹锡贬谪时期的咏史怀古诗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7），白俊奎、张雪梅《刘禹锡贬谪生涯中的政治讽刺诗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9），于伟《刘禹锡贬谪诗与楚文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1），王建梅《刘禹锡贬谪诗对屈骚的继承和超越》（《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09.3）等论文。吴迪华、戴伟华《强弱势文化视野观照下刘禹锡的连州文学创作》（《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4），则从强弱文化圈的角度切入，分析刘禹锡为突破弱势文化圈限制所做的各种尝试，进一步揭示其在连州时期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心理动因，并分析弱势文化圈给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在题材和语汇等方面所带来的改变。这种研究视角极为新颖。

刘禹锡朗州谪居生活与文学创作，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谷茨《刘禹锡在朗州所写的诗歌》（《湖南师院学报》1975.4），强调此期诗歌的阶级斗争和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同年，湖南省法研班刘禹锡诗文选注小组选编《刘禹锡在朗州的诗歌选注》（《湖南师院学报》1975.4）。阳自润《“十见蛮江白芷生”——刘禹锡在朗州》（《湖南师院学报》1980.2），论述刘禹锡在朗州期间搜集民歌等的文学活动。此外，戴志传《刘禹锡谪居武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和刘梦初《刘禹锡朗州诗文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两部研究专著，对刘禹锡在朗州的活动作了全方位考察。

5.唱和诗

刘禹锡曾将自己与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等人的唱和诗编为《刘白唱和集》《洛中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此外，他与其他文人也多有酬酢之作，因此这也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湖北大学学报》1990.2），采用“以诗证史”方法，以刘白唱和诗为基本材料，考证二人定交时间，论述唱和诗与永贞革新及牛李党争之关系等问题。王玫《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2）从二人交情、诗作内容、艺术特征等不同角度考察刘白唱和诗。马来西亚学者林水檺《从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看两人的交谊》（《东方丛刊》1995.2），付瑶、刘小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唱和诗论列》（《黑龙江史志》2008.16）等则对刘柳唱和诗作了较细致的论述。孙思旺《刘禹锡元稹枕鞭唱和诗系年纪事辨正》（《文学遗产》2012.5）指出刘、元曾围绕文石枕、壁州鞭的酬赠之什，当作于元和十三年，而非元和五六年间。肖瑞峰《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浙江社会科学》2015.1）指出刘、牛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此外，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付瑶《刘禹锡唱和诗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05），付瑶、刘小年《刘禹锡唱和诗的体制述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1）等。

6.诗歌理论

刘禹锡不仅是诗人，也是诗论家。其诗歌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之上，同时也受到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主要表征于创作实践、与朋友的书信交流，以及所作诗序和文序等，因此，其诗歌理论也成为学界探讨的对象。综合性论述，主要见于《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选》等教材。研究论文则有常文《略论刘禹锡的革新文艺观》（《湖南师院学报》1975.4），它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立场出发，认为刘禹锡革新的文艺观是他革新的政治观的反映，是当时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刘国盈《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天津师院学报》1982.3）对刘禹锡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刘所认知的文学与时代关系问题进行了论述。孙琴安《刘禹锡的诗歌理论》（《镇江师专学报》1986.2），就刘禹锡诗歌理论的哲学源头、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重视辞采、注意诗歌风格与性情及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肖瑞峰《刘禹锡诗论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7.2），从艺术构思、诗歌语言、创造性三方面对其诗歌理论进行探究。陈绪万《刘禹锡文学观初探》（《人文杂志》1990.5），指出刘禹锡重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同时也注重辞采，强调内容与形式密切结合。王运熙《刘禹锡的文学批评》（《殷都学刊》1992.2），揭示刘禹锡注重诗歌写作工巧与识达，重视诗歌意境。同时，还对刘禹锡散文理论进行辨析。赵晓岚《刘禹锡诗论新探》（《求索》1994.2），将刘禹锡诗歌理论概括为三点：一是强调诗歌“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审美特质；二是提出因定得境、虚静成诗的创作论；三是提倡天然邃美、静而味长的诗风。刘欢《刘禹锡意境理论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94.4）指出刘禹锡所言“境生于象外”，“境”是指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旨意，“象”则是由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马现诚《刘禹锡与佛教及其诗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1）、高林广《佛禅美学与刘禹锡的诗学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5）、龚玉兰《刘禹锡的文学理论与禅之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01.5），讨论刘氏“虚静说”、意境论与禅宗的禅定和妙悟等思维方式的关系。彭书麟等《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选录了刘禹锡部分文论作品，但其注释漏误不少，针对这个问题，胡晓军撰文逐一指正。[28]此外，陈允锋《论刘禹锡的地理意识及其诗学思想特点》（《宁夏社会科学》2004.3）、《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5.2）、《论刘禹锡的诗道观》（《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4），对刘禹锡文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颇具新意。

7.诗歌体裁

刘禹锡诗歌创作诸体兼擅，七绝、五律、乐府尤有特色。孙琴安等人专就其诗歌体裁进行研究。其《刘禹锡的七绝贡献及其地位》（《铁道师院学报》1993.2）指出七绝四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内容题材非常广泛；二是大胆地伸向了恋情这一领域；三是随物感兴，有水到渠成之妙；四是汲取民歌营养、仿民歌音调。其七绝在中国诗歌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孙琴安《论刘禹锡的五律》（《铁道师院学报》1999.3），认为其怀古五律独占鳌头，五律妙句横见侧出，晚年五律精切老成。但总的来看，刘禹锡的五律大致只是继承了杜甫的路数，代表了元和向晚唐过渡那一时代的五律风格。孙琴安《简论刘禹锡的五七言古诗》（《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4），指出刘禹锡的五古带有魏晋五言之遗韵，其七古得王维、李颀、高适、岑参的真传，犹有盛唐之气象和笔力，这在中唐时期是颇为难得的。孙琴安《刘禹锡诗歌中特殊形式的诗体》（《古典文学知识》2001.5），讨论刘禹锡的“一字至七字”诗、六言绝句以及其他一些特殊诗体。刘禹锡乐府诗的研究，主要有金振华《别开生面的民歌创作——论刘禹锡的新乐府诗》（《苏州大学学报》1997.3），讨论刘禹锡新乐府诗的内容和艺术，及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韩国金银雅《刘禹锡对乐府古题的体认与运用》（《唐代文学研究》2002.0），先从古题仿制的目的入手，讨论古题乐府创作的背景，再从形式和主题两方面分析刘禹锡模拟中如何承袭传统以及如何发挥创新力的问题。王琳《刘禹锡乐府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孙明慧《论刘禹锡的乐府诗》（中央民族大学，2006）从整理刘禹锡乐府作品入手，讨论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等问题。张煜《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山西大学学报》2007.1），指出刘禹锡不仅创作了52题66首新乐府作品，而且有鲜明的新乐府理论。

8.诗歌与政治

唐代政治风云变幻，对文学家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对此有较全面的论述。中唐永贞革新、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事件，对刘禹锡造成极大影响，政治与诗歌创作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几方面展开。北京师范学院五七干校理论组《简论刘禹锡和他的政治诗》（《人民教育》1975.1），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对刘禹锡政治生涯及其诗歌创作进行论述。李庆发《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衡阳师专学报》1990.5），对其政治诗内容进行概括：一是讽刺宦官、藩镇、新贵以及他们的走狗；二是对当时腐败的朝政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邵之茜《试论中唐政治革新对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影响》（《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1）指出，刘禹锡大量诗歌作品既是其坚持革新思想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唐错综复杂政治斗争的缩影。赵荣蔚《甘露之变与刘禹锡后期诗歌创作》（《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3）指出，甘露之变后，刘禹锡始终保持儒家政教型品格，这使其后期诗歌取得了高于白居易的成就。此外，喻亮《中晚唐朝政纷争与刘禹锡的诗文创作》（武汉大学，2004）、白茹《永贞革新与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内蒙古大学，2004）等硕士学位论文也以此为论题进行讨论。

9.诗歌与佛教

刘禹锡诗歌与佛教禅宗关系密切。肖瑞峰《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贵州文史丛刊》1986.3），分析刘禹锡信奉佛教的原因。佛教在其诗中表现为祈灵台之清静，绝是非之臧否；厌现实之烦忧，羡僧侣之逍遥；赞佛禅之法力，赏禅理之妙趣。而从艺术上看，其谈禅语佛的诗作，大多味同嚼蜡，令人不能卒读。刘宝才《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读刘禹锡送僧诗》（《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3），多方面阐述刘禹锡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一是学习佛学方法，丰富发展儒家学说；二是在政治上失意时，事佛信佛，寻求精神寄托；三是与僧人特别是诗僧交往，多出于科学的求知精神。而龚玉兰则认为，刘禹锡是受到了历史和时代风气的熏染，才产生了精研佛理、结交禅僧等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活动的，他的这种态度是出于对当时流行的禅宗的社会作用的思考和研究，而不是仕途受挫才产生的。[29]王树海《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社会科学战线》2002.6），指出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使其诗逐渐增加议论因素，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贺秀明《刘禹锡白居易晚年老病奉佛诗之同异》（《福建论坛》2006.6），指出刘禹锡晚年不甘老暮，对生活、老病的态度比白居易积极达观。白居易奉佛的程度比刘深，刘好佛重在佛学的方法论，白则重视佛教的修行实践。普慧《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对惠能禅的总结与推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指出惠能卒后，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所作碑铭，扩大了惠能在盛、中唐整个知识界上层的影响。同时，三人的文学创作又深受惠能禅的深刻影响，构成了禅与文学密切联系的重要一维。

10.接受史

刘禹锡诗歌对后世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早为研究者所关注。卞孝萱《刘禹锡与晚唐诗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3），对刘禹锡与姚合、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人的文学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1），阐述刘禹锡对晚唐诗人、两宋诗家及元明清诗人的影响。《刘禹锡研究》一书，收录卞孝萱《刘禹锡与晚唐诗人》《刘禹锡与苏轼》《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刘诗历代评述选辑》等文章[30]，特别是《选辑》，有助深入认识刘禹锡接受史。肖瑞峰《略论刘禹锡对中日诗坛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1995.5），从《和汉朗咏集》中所录刘禹锡诗歌，以及日本文人的模仿之作出发，论述刘诗东传及其对日本汉诗写作的影响。李亮《刘禹锡诗歌两宋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从诗歌精神、语词、意象等方面梳理了宋代刘禹锡接受史。

除了上述论著之外，对于刘禹锡诗歌的研究还涉及山水诗、寓言诗等，这里我们略举数例以见其概。山水诗研究如徐扬尚等《山水画 神话 抒情诗——读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盐城师专学报》1991.1）、张佳音《心境与家世：柳宗元与刘禹锡山水诗文比较》（《北方论丛》2006.2）等。寓言诗研究则有刘欢《刘禹锡寓言诗创作特点探析》（《西北大学学报》1995.3）、江云《铮铮铁骨，宁折不弯——浅议刘禹锡的讽刺诗》（《康定学刊》1996.1）、邵之茜《刘禹锡寓言诗思想内容初探》（《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4）、彭飞《柳宗元、刘禹锡寓言文学创作论稿》（吉林大学，2008）等。

相对来讲，刘禹锡散文和辞赋研究属后起之事，研究成果也比较薄弱。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虽专设一章论述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陋室铭》的作者归属、渊源与影响等问题，但该书主体并不在此。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也同样如此，虽对刘禹锡散文成就和影响都有所涉及，但并未全面展开。唐骥《刘禹锡散文略论》（《宁夏大学学报》1995.4），认为刘禹锡散文多作于被贬时期，表现了他被贬后的痛苦愤懑，其艺术性主要表现为富有激情，借古讽今，婉妙幽远，骈句占了相当的比重，对秦汉散文语言有所借鉴。马来西亚林水檺《刘禹锡的散文成就》（《唐代文学研究》1998.0），从思想深刻与说理生动的论说文、造语精妙的描写文两方面展开评述。崔桂萍《刘禹锡论说文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7）、赵金《刘禹锡论说文综论》（华中师范大学，2007）、汪政《刘禹锡柳宗元散文比较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2008）、苏文根《刘禹锡散文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0）、马也《刘禹锡散文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5）等硕士学位论文，也以刘禹锡散文为论题。

刘禹锡辞赋研究，主要集中于特色分析及对屈原的继承和接受讨论上。张汉清、缪长盈《浅论刘禹锡咏秋诗赋的特色》（《青海师专学报》1991.4），指出其咏秋诗赋特点：一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调描绘秋色，赞美秋天；二是以含蓄尽致的笔触借秋寄志，体现抱负；三是以内蕴丰富的笔墨写秋抒愤，指斥丑类；四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刘梦初《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1），指出刘、柳赋的共同特征主要是鲜明的贬谪主题、强烈的骚怨精神、深邃的哲理阐释，刘、柳对赋体文学接受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柳多固守而刘多超越。刘梦初《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求索》2004.6），认为贬谪朗州是刘接受屈原的契机，相同的环境遭遇是外因，相似的禀赋才能是内因。何念龙《萧条异代 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江汉论坛》1991.7），指出刘禹锡的内在精神与辞章文采，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李少花《试论刘禹锡对宋玉辞赋的接受》（《中国楚辞学》2009.3），从悲秋伤春主题、巫山云雨事象、伤高怀远情结等方面展开论述。此外，周哲涵《刘禹锡辞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2）、孙荆辉《刘禹锡赋作研究》（延边大学，2009）对刘禹锡辞赋作了综合研究。

刘禹锡自谓“长于论”，善于思考论辩。他在少年时期体弱多病，因此开始对医学产生兴趣，思考天、人关系，此为其哲学思想萌芽。贞元十二三年及后数年间，刘禹锡作《因论》七篇[31]，包括《鉴药》《讯甿》《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七个寓言小品。“永贞革新”失败，其谪居朗州期间创作《天论》三篇，贬居夔州又作《因论》。刘禹锡的这些论述，体现出其哲学思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刘与柳宗元、韩愈曾有一段哲学论辩，过程是这样的：韩愈在“王叔文党”贬谪四年之后，持其有神论的世界观对柳宗元进行说教。柳宗元特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刘禹锡以柳宗元的终点为起点，续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最后作《答刘禹锡天论书》，声明《天论》乃《天说》的传疏，二者原则上“无异道焉”，论争至此结束。[32]这是《天论》的写作背景。在《因论》《天论》之外，刘禹锡的哲学思考还体现在其他诗文中，如《辨迹》《机汲》《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答饶州元使君论政书》《高陵令刘君遗爱碑》等。

对于刘禹锡哲学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前所编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教材均无涉及。50年代中期，洪潜等编《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7）才开始刘禹锡哲学的研究。赵纪斌《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哲学研究》1957.5），系统阐述了刘、柳哲学体系，指出二人无神论思想的三个特点：第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对当时宗教迷信观念进行了批判；第二，将无神论思想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认识历史发展、解释社会现象，形成独特的历史观；第三，将这一理论贯彻到实践领域，发动了进步的政治斗争。萧萐父《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江汉学报》1962.7）指出刘禹锡综合前人的思想成果和当时的科学成就，在哲学路线上直接和庄子的“天与人不相胜”的观点对立起来，创立了“天与人交相胜”的系统学说，把对真理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上述研究，可称为刘禹锡哲学思想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70年代中期，刘禹锡哲学思想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以《天论》为研究中心，二是以阶级斗争为论述立场。袁德金《评刘禹锡的〈天论〉》（《中山大学学报》1974.5），对《天论》核心要义、《天论》的历史局限等展开论述。武汉大学中文系组织一批教师注释翻译《天论》，成果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74.2）。敬堂《刘禹锡的崇法思想和革新精神——介绍〈刘宾客文集〉中的几篇文章》（《文物》1974.9），重点研究《天论》《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子刘子自传》。萧涤非《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文史哲》1975.1），认为刘禹锡在尊法反儒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他继承了荀子《天论》中的“天人相分”和“人定胜天”思想，对孔孟之徒鼓吹的“知天命”“畏天命”“死生有命”“听天由命”等反动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广东师院中文系学员也发表《中唐时期政治革新的思想武器——评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说》（《广东师院学报》1975.2），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同韩愈在哲学思想上的论战，是“永贞革新”运动中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和继续，“天与人交相胜”说是革新派的战斗思想武器。赵山《“非礼”和“有礼”——评刘禹锡和韩愈的两首诗》（《思想战线》1976.1），通过比较刘禹锡《始闻秋风》与韩愈《左迁至兰关示侄孙湘》，指出两首诗之所以呈现出差异，其原因就在于刘禹锡是主张革新的进步诗人，韩愈则是坚持复古的道学文人。归根结底，这是他们所执行的不同政治路线所决定的。

80年代初至今，是刘禹锡哲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此阶段还存在延续70年代研究思路的现象，如黄钊《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湘潭大学学报》1984.3）、汪益民《浅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论》（《浙江大学学报》1993.1）、罗炽《刘禹锡、柳宗元唯物主义自然观探胜》（《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3.6）等。但此期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刘禹锡哲学思想展开全面研究。

1.时空观、世界观、宇宙观

谭家健《略谈刘禹锡的时空观》（《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79.5）提出“时空观”概念，他认为在刘禹锡看来，离开具体的事物（“相”）去理解“空”的观念，或者死死抓住“空”而不承认“有”都是不对的。刘禹锡把时间和事物运动密切联系起来，从而肯定了时间的客观性和物质性。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时空观，是唐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尤其和当时的天文学、宇宙理论、光学、声学有密切联系，既受到它们的积极影响，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纪作亮《试论刘禹锡的宇宙观》（《学术界》1989.5），认为刘禹锡“宇宙观”主要表现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等学说，主张战斗的无神论。张铁夫《论柳宗元和刘禹锡的世界观》（《零陵学院学报》2003.4），从有神论和唯心论、无神论和唯物论、佛教唯心主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2.自然观、天人关系

刘鄂培、竺士敏《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2），认为刘禹锡哲学思想对现代社会极具启发价值，对于解决人类当下的困境有重要意义。刘真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天人关系理论的现代诠释》（《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1），指出三人根本观念是一致的：天与人是两个对应的独立存在。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韩强调其相悖相仇，柳强调其相分相对，刘强调其相胜相用。刘春霞《刘禹锡自然观研究》（东华大学，2007）认为刘禹锡的自然观体现在自然物质学说及医学研究上。牛艳娇《论刘禹锡的天人观》（郑州大学，2010）对刘禹锡“天人观”的现代价值作出揭示。黄岩《试论刘禹锡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4）注意到刘禹锡的“生态伦理观”，认为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理论观点，蕴涵着颇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3.佛学思想

蔡惠明《刘禹锡的佛教因缘》（《香港佛教》1985.36），对刘禹锡与佛教的关系作了梳理。叶瑜《刘禹锡与佛教》（《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2），分析刘禹锡的佛学修养，指出在刘禹锡看来，佛教并非全是消极的，佛教于无形中协助了道德教化，有利于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起到了刑罚和政令起不到的巨大作用。何剑平《刘禹锡与佛教》（《唐都学刊》2003.3），认为《维摩诘经》是对刘禹锡影响较大的一部经典。杨鸿雁《刘禹锡与佛教》（《贵州大学学报》1992.2）论述刘禹锡的佛教因缘及佛学观念、佛教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张碧波《论刘禹锡和佛教禅宗》（《学术交流》1988.6），对刘禹锡佛教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具体分析：一是笃信“空”，二是想往“隐”，三是追求“醉”。李志强《刘禹锡与佛教关系原论》（复旦大学，2005）从刘禹锡著作出发，指出其与佛教之关系的特点是“不拘宗派，尤重禅宗”“以儒为本，援佛入儒”，并对其与诗僧关系、作品的佛经渊源、哲学思想所受佛教的影响等方面作出论述。

4.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

谭青《论刘禹锡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一、二）（《成都大学学报》1986.2、4），指出刘禹锡的社会政治观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际”学说指导下的“法制”理想中。同时，他重视儒家教化，致力复兴儒学，从民本思想出发，在民生和吏治等主要政治问题上坚持进步立场。

5.哲学思想变迁

肖瑞峰《〈天论〉与唐代元和年间的哲学论战》（《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3.3）、《从〈天论〉到〈因论〉：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4.1）两篇论文，对刘禹锡《天论》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作出具体分析。

此外，刘禹锡医学哲学、中道观等思想也得到关注。吴兆华《试谈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山大学学报》1990.2），以刘禹锡的《鉴药》等篇为例，从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论述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的变化思想与“过当则伤和”的“度”的思想。陈允锋《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5.2），指出从哲学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看，儒家与佛教的中道观之所以能够获得统一性，关键在于二者都强调主体思维的不偏不倚、不落两边、不执一端。刘禹锡的不少作品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点。

回顾和反思已有研究成果，今后刘禹锡研究似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展开。

其一，刘禹锡经学（学术）与文学之关系。经学与文学的关联性非常密切。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宋、清诸代的文学研究领域。唐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同样很紧密。但传统经学史认为唐代属于经学统一时代，经学研究除《五经正义》外，似乎可言及者不多。受此影响，论唐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者较少。其实并非如此。唐人经学研究成果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经学家的专门著述，一是文人的经学研习。受科举考试制度影响，唐代文人多熟习经书，因为无论是进士试还是明经试，三场试制的第一场都是帖经，中唐贞元、元和时期，更是加强了考试中经史的成分。刘禹锡“家本儒素”，其父刘绪以儒学立身，有较好的家学渊源，在科举风气影响之下，刘禹锡青少年时期用功于经书，其谪居期间较为闲暇，对经典有专门研究。在朗州曾与董侹、柳宗元讨论《周易》，著《辩易九六论》，为吕温文集写序，称其“微而富艳”，认为与其“始学《左氏》书”[33]有关。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刘禹锡讲论《毛诗》多条，可见其对《毛诗》有专门研究。此外，刘禹锡所撰《国学新修五经壁记》《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等文章，也是研究其经学的史料。刘禹锡对经典的研究，当属文人研习一类。刘禹锡经学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但此方面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职此之故，亟可加强。

其二，刘禹锡域外传播史和研究史。刘禹锡诗文的域外传播和接受研究，主要见于肖瑞峰等人所述刘诗对日本汉文学的影响。刘禹锡在董晋幕，曾与新罗使者有交往。据其所作《代淮南杜司徒奏新罗请广利方状》及《谢赐广利方表》，可知新罗贺正使欲将《广利方》医书携归新罗，并得到德宗的许可。[34]从这些史料来看，刘禹锡诗文传入新罗，并对新罗汉文学产生影响，也是有可能的。刘禹锡海外研究史，本文仅列举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学者部分研究成果，日本、欧美等地学者也有相关论著，需要系统研究。

其三，刘禹锡研究资料汇编。唐代李、杜、韩、柳等人均有相关研究资料汇编，刘禹锡则无。1975年徐州钢铁厂和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编过一本《刘禹锡研究资料选编》，受时代局限，内容较为陈旧。刘禹锡研究资料汇编工作应得到重视。以序跋为例，卞孝萱曾在《刘禹锡集整理工作综论》一文中，指出以往刘禹锡文集整理本（包括他自己校订的中华书局本）漏收序跋，应补充。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收录了部分序跋，尚需补录。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刘禹锡文集善本为例，可补题跋即有三种：一，清光绪三十一年仁和朱氏刻结一庐剩余丛书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五册，章钰跋；二，清抄本《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四册，冯浩跋；三，清抄本《刘宾客外集十卷》一册，翁同龢跋。

其四，刘禹锡学术研究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刘禹锡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地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刘禹锡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往并未得到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不过，近年来在学界的积极推动下，这种情况逐渐好转。1992年，湖南常德成立诗墙修建委员会，刘梦初负责刘禹锡在朗州期间诗文搜集工作。2012年，常德成立刘禹锡研究会。刘禹锡死后葬于河南荥阳檀山（今荥阳豫龙镇檀山）。在当地学者的推动下，2005年底荥阳市政府开始兴建“刘禹锡公园”，荥阳老年诗社着手笺注刘禹锡诗文。次年《檀山诗豪刘禹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出版，该书收录当地文人咏刘禹锡的诗歌30余首。2005年，广东连州成立“刘禹锡学术研究会”，2010年建造“刘禹锡纪念馆”，2011年举办第一届全国刘禹锡学术研讨会。这些事例说明，刘禹锡学术研究在当今地方文化建设中具有积极作用。但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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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因论》写作时间，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系于贞元十二三年及其后数年间。与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略同。肖瑞峰则将《因论》系于刘禹锡谪居夔州时期。参见肖瑞峰.从《天论》到《因论》：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

[32]参见赵纪斌.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J].哲学研究，1957（5）.

[3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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