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集纪文的史料价值_刘禹锡诗词点评

刘禹锡集纪文的史料价值_刘禹锡诗词点评

吴夏平

集纪实际上就是集序，刘禹锡父名绪，以避讳故名。刘禹锡所著以“集纪”为题的文章共八篇，分别为李绛、韦处厚、令狐楚、卢象、吕温、柳宗元、董侹、僧灵澈诸人所作。写作时间、地点和年龄分别为：董侹，元和三年（808）或四年（809）[1]在朗州（今湖南常德）作，三十七或三十八岁；吕温，长庆元年（821）在洛阳作，五十岁；柳宗元，长庆元年在洛阳作，五十岁；李绛，大和七年（833）[2]在苏州作，六十二岁；僧灵澈，大和七年在苏州作，六十二岁；韦处厚，开成二年（837）在洛阳作[3]，六十六岁；卢象，开成三年（838）在洛阳作，六十七岁；令狐楚，开成五年（840）在洛阳作，六十九岁。集纪文多为刘氏中晚年所作，集中反映了他的中晚期思想。对刘氏序文价值的发掘，多散见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之中。[4]另外，曹之的《刘禹锡与图书编撰》主要从图书编撰角度讨论其编撰学成就。[5]刘所作序文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序文文体学、文学史观、文学批评、版本学、目录学等。

刘禹锡集纪文具有序文文体学价值。讨论此种价值，首当梳理唐代序文文体的演变过程。不妨先分析一下初唐序文的文体特征。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主要叙述文学史，对当代文学家如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王珪、魏徵、来济、褚亮等人，围绕“以文章进”“以材术显”，逐一评点。其行文方式采用骈体。与后来序文相较，卢氏未涉及文集作者生平传记，对文集编撰过程也没有过多叙述，仅交代“凡所著述，千有余篇，今之刊写，成三十卷”[6]数语。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大致同此。杨炯《王勃集序》加入关于王勃生平的叙述，初步形成了唐人序文模式。其结构大致可分三部分，首叙文学源流，次叙作者生平，末记文集编撰过程。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亦采用此结构。不过，卢叙陈子昂生平比较简略，以评述其作品为主，他将陈文分为谏诤之辞、昭夷之碣、国殇之文、徐君之议、《感遇》之篇诸种。卢藏用特意交代不详叙生平之缘由：“王霸之才，卓荦之行，则存之别传，以继于终篇。”[7]从这段叙述可以知道，卢藏用对集序文这种文体有清晰的认识，如果序文中过多叙述作者事迹，恐与该文体不合。这反映了初唐时期序文的文体观念。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也特意交代作者生平“详诸别传，可略言焉”[8]。颜真卿《孙逖文集序》于文末云：“至若世系阀阅，盖存之别传，此不复云。”[9]韩休《苏颋文集序》亦称其传“已勒于丰碑，纪在良史，此则略而不言”[10]。据此可知，初唐文集序不详叙作者生平的原因，主要还是基于对集序文文体的认识。当时情况应该是序文与别传并行。此点为中唐文集序作者所继承，如梁肃《独孤及集后序》：“若立身行道，始终出处，皆载易名之状，故不备之此篇。”[11]所谓别传，正如韩休和梁肃所言，应是碑志行状之类。

盛唐时期集序文写作模式基本成型，以“序头（文学源流）+序腹（作者评议）+序尾（文集编撰过程）”为基本结构。这种结构属于集序文的正体，发端于卢藏用的《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卢序的示范意义，可举两例以证。颜真卿序孙逖文集：“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12]李阳冰《草堂集序》：“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13]颜真卿、孙逖、李白、李阳冰诸人，在当时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他们的文集和序文对后世均产生重要影响。

中唐以后，正体之外出现多种变体。一种省略序头，直接叙述作者事迹及文集编撰过程，如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崔沔集序》《萧颖士文集序》《杨骑曹集序》等。还有一种序腹部分对作者的评议发生了新变，将原本属于别传的内容加入到序文中来详叙作者生平。如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集序》详述崔日用仕历，杜确《岑嘉州集序》详叙岑参生平。权德舆序陆贽《翰苑集》《杨凝集》《吴筠集》等均大篇幅详述作者经历。但权德舆在叙事中也夹杂对作品的评议。因此，中唐集序文出现三种模式：①序头（文学源流）+序腹（作品评议）+序尾（文集编撰过程）；②序腹+序尾；③序头（文学源流）+序腹（作者事迹+作品评价）+序尾。主要变化是序腹部分，或评作品，或序履历，或两者相兼。第三种已然取替第一种而成为主流模式。此为唐代集序文文体演变之大略。(www.guayunfan.com)综观今存刘禹锡八篇集纪文，个别篇章采用第一种模式，如《柳宗元集纪》不叙柳氏生平，文末云“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14]。主要采用上述第三种模式。刘禹锡在序文中详述作者生平，序文可以当做作者小传来看。但将刘序与作者本传相比较，不难发现其隐约其辞的叙事特点。隐约其辞的叙述手法早在初唐已出现，如杨炯《王勃集序》叙述王勃生平，与正传相较，已肇隐约其辞之传统。两《唐书》本传记载，王勃被逐出沛王府的原因是作《檄英王鸡》而为高宗所怒。杨炯序隐去此段史实，仅以“临秀不容，寻反初服”[15]一语概之。刘禹锡撰集纪文所用的隐约其辞笔法，见于以下诸例。

《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记李绛元和六年（811）出为户部侍郎一事，云：“（宪宗）一旦召至浴堂门，与语半日，曰：将移用于大位，宜稔熟民隐。遂出为户部侍郎。”[16]李绛由翰林学士知制诰出为户部侍郎的真实原因，《旧唐书》本传载：“六年，犹以中人之故，罢学士，守户部侍郎。”[17]“中人之故”，是指元和五年（810）李绛在浴堂北廊与宪宗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此事触怒宪宗：“宪宗怒，厉声曰：‘卿所论奏，何太过耶？’”[18]刘禹锡应该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但他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不用直笔，而改称“将移用于大位，宜稔熟民隐”，可见这种隐约其辞的良苦用心。

又李绛的死因，《唐故相国李公集纪》说：“大和三年，以司空镇南郑，居二岁，坐气刚玉折，海内冤惜之。”[19]以“气刚玉折”的委婉语气来叙述。李绛死亡的真实原因，据本传所载，是因“募卒赏薄”为兵卒所害。原来大和二年（828）李绛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南郑（今汉中）。大和三年（829），西蜀有战事。李绛受诏驰援，于道中募兵千人，然未至西蜀而蛮军已退。兴元府兵向有定额，所募兵卒不得不解散。李绛虽分发募卒以粮食，但受监军杨叔元蛊惑，募卒趁府中不备群起攻入，李绛遂遇害。由此可见，集序文不等同于正史，有时不必直叙其事。

隐约其辞手法的另一种形式是对作者事迹有所择取，有时根据需要隐而不叙。如《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对韦处厚与李绅、李逢吉之关系（《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新唐书》卷一四二均详载），以及韦处厚上疏敬宗言裴度一事（《资治通鉴》卷二四三载），因事关党争，且此文作于开成二年党争方炽之时，故略而不书。前一种隐约其辞，可视为为尊者讳；后一种隐而不书，乃不得已也。但这两种方式都能反映出刘禹锡集纪文撰作的特点。从序文文体演进的角度看，刘氏集纪文不仅增入作者传记，而且呈现出两种隐约其辞的写作方式，这无疑是对序文文体的一种发展。

文学史观是指对文学史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既属于文学范畴也属于历史范畴。简言之，就是对文学史如何演进，以及何以如此演进的一种思考。刘禹锡所撰集纪文充分体现出他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学史发展具有时代性，由时代性进而形成周期性。支配周期性的动力主要来自“天道”（自然之道）。同时，他也重视个人的力量，体现出一种英雄史观。当然，他所指的个人主要是帝王，而帝王是与“天”相配的。因此，刘禹锡的英雄史观实质上还是“天道”观的另一种表达，可被纳入“天道”观体系之内。

中唐之前文学史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刘勰总结出来的“时序”观念，另一种是唐初史官总结出来的文学地理观念。这两种观念对后世文人文学史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时序”文学史观源于汉代《诗》学观念。《诗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总结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史发展具有时代性，文学演进是“与世推移”的。文学演变的原因，主要包括政治教化的作用、学术风气的影响、文学作品的继承和发展、君主的提倡、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天才的杰出成就等。这对唐人文学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唐人在肯定文学史不断运动变化的同时，对变化趋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每况愈下。如杨炯认为：“历年兹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20]又说自孔子屈原之后，“斯文天丧”，“此道不还”，[21]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叹。其后陈子昂、卢藏用、李白、杜甫诸人相沿此说。至中唐颜真卿、元结等人亦持此观点。颜真卿认为“历代相因，莫能适中”，特别是“汉魏以还，雅道微缺，梁陈斯降，宫体聿兴，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22]。元结称“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23]。另一种观点认为质文代变，文学史发展具有周期性。如卢照邻说：“文质再而复，殷周之损益足征；骊翰三而改，虞夏之兴亡可及。”[24]又说：“贞观年中，太宗外厌兵革，垂衣裳于万国，舞干戚于两阶，留思政途，内兴文事。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材术显。”[25]贾至一方面说“骚人怨靡”，“扬、马诡丽”，“宋齐梁隋荡而不返”；另一方面又说“皇唐绍周继汉，颂声大作，神龙中兴，朝称多士”。[26]独孤及一方面说“世道陵夷，文亦下衰”[27]，同时又认为“帝唐以文德旉祐于下，民被王风，俗稍丕变”[28]。梁肃说：“文之兴废，视世之治乱；文之高下，视才之厚薄。”[29]他又详细地分析了唐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是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一是张说“以宏茂广波澜”；一是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诸人的文学革新。[30]

文学地理观念的主要代表是初唐史官。如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31]该文对南北文风异同作出辨析。其后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中亦分南北：“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32]但此后从地域来探讨文学演进者不多见。刘禹锡所撰集纪文对此略有涉及，其论僧灵澈诗文，称“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33]，从江左诗僧传统来评灵澈诗风，稍微提到地域与诗歌的关系，但并未展开深入论述，据此可略而不论。

刘禹锡文学史观的形成，有四点需注意。第一，刘氏对文学的认识。刘氏认为文学作品应包括“文士之词”与“经纶之词”两大类。如论韦处厚：“公文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34]论令狐楚文学成就：“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而又余力工于篇什，古文士所难兼焉。”[35]章奏训诰亦即“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所谓篇什亦即“文士之词”。两类作品的性质和风格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庄重典雅，后者则需讲求境象，刘禹锡对此有清晰的认识。

第二，刘禹锡受传统“时序”观念影响，认为文学与时代环境具有密切关联。《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36]此处“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传统“时序”观一脉相承。

第三，提出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并解释此现象的成因。他将文学发展分成三代之文、战国之文、秦汉之文、列国（南北朝）之文、唐代之文五个阶段。由五个阶段形成两个周期，一是三代至秦汉，一是秦汉至唐代，组成两个循环圈。他在对文学周期现象的解释中提出“气”的概念，认为政务繁杂、土地分裂，“气”遭到破坏，“气”坏则文病，“气”完则文兴。向来以“气”论文者不少见。孟子首倡“气”说，提出要“养浩然之气”。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齐气”诸说，主要论文章风格，以及地域风习与文风形成之关系。中唐以“气”论文者主要有柳冕、梁肃、韩愈等人。柳冕论“气”：“夫善为文章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真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彩并用，而气行于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腾光，气也；日月之文，丽而成章，精也。精与气，天地感而变化生焉，圣人感而仁义生焉。”[37]梁肃论“气”：“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38]韩愈论“气”：“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毕宜。”[39]不难看出，柳、梁、韩三人对“气”的理解，主要着眼于文学创作。“气”的内涵，大致包括作者的才性、气质、器识、阅历等内容。显然，这与刘禹锡所言之“气”是不同的。“三光五岳之气”，是指天“气”、自然之“气”，用刘禹锡本人的话来说，是指“天律”[40]，这与刘氏的“天道”思想是相合的。刘禹锡认为天地运行自有其规律，亦即天道运周、否极泰来。“人道”和“文道”“天道”一样，也有其运行规律。“天道”与“人道”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作用的。“人道”受“天道”支配，但“人道”也作用于“天道”。所以，刘禹锡说“人道”（政治、土地）破坏，“天道”（三光五岳、太音）也跟着遭受破坏，“天道”坏致使“文道”病；而三光五岳之气恢复完整时，“文道”也跟着兴盛。“文道”兴衰是“天道”否极泰来的表征。“文道”兴衰的周而复始，体现出文学史发展的周期性。

刘禹锡文学史观的另一个表现是重视个人的作用，它体现为一种英雄史观，认为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帝王对文学的喜好。他将汉代文学之兴归功于汉武帝以对策选人，又把唐代文学之发达归因于唐太宗、武后、玄宗、德宗、宪宗的右文政策及其个人对文学的喜好。故其赞汉武帝：“汉庭以贤良文学征有道之士，公孙宏条对第一，席其势鼓行人间，取丞相且侯。使汉有得人之声，伊宏发也。”[41]唐汉同风，唐代文学兴盛的原因首推太宗：“唐以神武定天下，群慝既詟，骤示以文。韶英之音与钲鼓相袭。”[42]其时以文章跃居重臣之位者有魏徵、马周、岑文本等人。刘禹锡感叹这些文人无汗马之劳，而位置反在功臣之上，可见“唐之贵文至矣哉”[43]。武则天和唐玄宗颇能继承和发扬右文之风，先后以对策得张说和张九龄。[44]宪宗自诩为中兴之主，亦能用文，元稹、韦淳、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先后以对策第一而为宰相。[45]刘禹锡对德宗最为推崇，认为其与中唐文学之盛有直接关系。他说安史之乱后文学不振，原因是朝廷右武不尚文。[46]但这种现象到德宗时发生改变：“贞元中，天子之文章焕乎垂光，庆霄在上，万物五色。天下文人，为气所召，其生乃蕃。”[47]又说：“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48]其时以文跻身大位者有姜公辅、韦执谊、裴垍等人。[49]

以帝王喜好与否来论文学兴衰，是一个传统论调。刘勰《文心雕龙》论汉代文学，说汉惠帝、文帝、景帝以经书取人，辞人勿用，故贾谊、邹阳、枚乘等人沉沦不得志。又说汉武帝“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开一代文学之盛。唐初史官因沿此说。李百药论齐梁“变风”“变雅”，并为亡国之音，“盖随君上之情欲也”[50]。李延寿亦云：“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51]可见刘禹锡所论渊源有自。但要注意，刘禹锡将唐文之兴归于诸帝，与刘勰、李百药、李延寿等人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刘禹锡文学演进的英雄史观，与其“天道”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而统贯二者的还是“气”的概念。如论德宗朝文学之盛说“天下文人，为气所召，其生乃蕃”，又说“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其序李绛文集：“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52]序吕温文集：“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53]在刘禹锡看来，“天”乃自然万物之主宰，帝王乃社会人类之主宰。帝王是“天”之子，两者是统一的。所以，帝王之“气”能蕃生感召万物。这当然不无颂圣之嫌，但与其论文学周期性发展的理论也是统一的。

第四，刘禹锡文学史观的形成，固然受传统“时序”观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其哲学思想的支配，体现出他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理性思考。相较而言，初唐文人的文学史观多为感性的价值判断，较少理性的规律探索和逻辑推演。刘禹锡的理性推演，一方面是站在哲学家的高度来思考文学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其有不得已之苦衷。刘禹锡之前的文人对文学史的叙述，多做价值判断，以是否符合“雅正”作为“好”“坏”的评判标准。但自权德舆开始文学史叙述较少感性的价值判断，而纯然从“学理”角度来评述。权德舆的文论但议高下，不说是非，表现出文坛领袖的雍容智慧。与刘禹锡同时代的韩、柳诸人，也撰写了不少集序文，对文人作品少作是非判断。这种细微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学风的新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迁客”远祸心理。贞元、元和时期贬谪力度加大，文人动辄得咎，韩、柳、刘诸人均遭贬谪，畏言避祸乃不得已也。其心理形成的机制，柳冕说得很清楚：“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54]可见文学实是政治的一种表征，评价文学就是间接评价政治。研究刘禹锡心态史者当留心于此。

刘禹锡所撰集纪文具有丰富的文献学价值，可从目录学和书籍编纂等方面来认识。

其一，目录学价值。唐人文集在后世流传情况较复杂，有的亡佚，通过刘禹锡集纪文可略知当时面目。有的虽存，但卷数和版本发生变化。欲溯其本来面目，亦可依靠刘氏集纪文。以下以撰文时间为序，逐一考述。

董侹：《新唐书·艺文志》载“《董侹武陵集》”，下注“卷亡，侹，字庶中，元和荆南从事”[55]。集虽亡，但据刘《纪》可略知其面目。该集系董侹生前自编，“凡五十篇”。编撰方法是“以地为目”，依照写作地点分类。

吕温：《新唐书·艺文志》载“《吕温集》十卷”[56]。刘《纪》但云“凡二百篇”[57]，未记卷数。两者可互相补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志》（以下简称晁《志》）载《吕温集》十卷，但又说：“刘禹锡为编次其文，序之云：‘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今集先赋诗，后杂文，非禹锡本也。”[58]由此可知南宋十卷本《吕温集》已非刘编本原貌。陈振孙等《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陈《录》）亦记为十卷，唯改题为“吕衡州集”。《四库全书》收录《吕衡州集》十卷，第六、第七两卷已残缺。孱守居士（常州冯舒）尝据《文苑英华》《唐文粹》以补，篇目数量以刘《纪》所载二百篇为依据。由此可见序文在保存文集篇目上的价值。

柳宗元：《新唐书·艺文志》载“《柳宗元集》三十卷”[59]。此与序文所言“编次为三十通”同。晁《志》著录三十卷，又“《集外文》一卷”[60]，陈《录》载“《柳柳州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并按：“刘禹锡作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此“三十二通”与刘序不合，不知何据。又按：“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61]柳集至宋传抄刊刻版本不一，刘禹锡所编三十卷者乃其祖本。

李绛：《新唐书·艺文志》载“《李绛集》二十卷”[62]，与刘《纪》同。晁《志》、陈《录》、《四库全书》均未收录。刘《纪》称：“肇自从试有司，至于宰天下，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飏功，凡四百余篇，勒成二十卷。”[63]据此可知二十卷本的大致内容。

僧灵澈：《新唐书·艺文志》、晁《志》均不载其集。《四库提要》云陈《录》载僧灵澈诗一卷，检今本亦不获。《四库全书》“总集类”收录“《唐四僧诗》六卷”，中有灵澈诗一卷，并按：“禹锡《序》其诗，凡十卷，兹仅一卷，则亦吉光片羽，非其完书矣。”[64]按刘序，灵澈诗二千首，删取三百首勒为十卷。又有与词客闻人唱酬诗，别为十卷。据此，《僧灵澈集》当含《诗集》十卷、《别集》十卷，共二十卷。此可补目录书之未备。

韦处厚：《新唐书·艺文志》载“《韦处厚集》七十卷”[65]，此与刘《纪》所称其子韦蕃“编次遗文七十通”合。晁《志》、陈《录》诸书均未著录。《四库全书》亦无。

卢象：《新唐书·艺文志》载“《卢象集》十二卷”[66]，与集纪同。晁《志》、陈《录》、《四库全书》均未收录，大概南宋已亡佚。赖刘禹锡所撰集纪及《新唐书》著录，知其原书卷数。

令狐楚：《新唐书·艺文志》载“令狐楚《漆奁集》一百三十卷”[67]，与集纪所云其子令狐绹“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合。此书晁《志》、陈《录》、《四库提要》均未著录。

其二，图书编纂学价值。刘禹锡一生纂辑图书多种，于承继传外，亦自创新法。以类相从是唐人编纂文集的基本方法。所谓类，主要是指文体，各文体之下，又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这是文集编纂的正体。刘禹锡在编令狐楚文集时，对此略加改变，以令狐楚所撰《宪宗圣神章武孝皇帝哀册文》置于卷首。此从王珣、崔融等文集之例。东晋王珣曾撰《孝武帝哀册文》，崔融撰《则天哀册文》。集纪云：“今考之而信，故以为首冠，尊重事也。”[68]刘编吕温集，以《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并解释如此编排的原因为“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谪似贾生，能明王道似荀卿”[69]，故以立言为首，体物之赋为末，援贾谊、荀子之例。

刘禹锡所撰文集序具有多方面价值，本文仅从文体学、文学史观、文献学三个层面来论述，实质远不止于此。比如集纪文还可补正史人物传记、唐代官制等阙略。刘禹锡与文集作者多有交往，又深悉唐代典章制度，故序文所述作者生平事迹，于别传（碑志行状）之外当有所增补。这些材料，具有补充正史阙略的史料价值。如李绛事迹，集纪称其“五为尚书”[70]。检两《唐书》本传，李绛任礼部、吏部尚书各一次，兵部尚书两次。据集纪，本传当漏载。再如令狐楚长庆四年（824）秋授检校礼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集纪称“玺书劳之，就加大司马”[71]。两《唐书》令狐楚本传均无此记载，此亦可补正史之阙略。《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所载韦处厚任翰林承旨学士一段，可帮助研究者增进对唐代翰林学士制度的认识：“内署故事与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窜言于训词。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宠之，乃使内谒者申命，去侍讲之称。虑未谕于百执事，居数日，降命书重举旧官以明新意。寻真拜夏官贰卿，由是，内庭词臣无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权舆，故号承旨学士。”[72]此段重点是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讲学士的区别。韦处厚虽以经术任侍讲学士，但侍讲学士专司讲授经史，不预政事，不掌词命。故敬宗去其侍讲之名，改任翰林学士，始得参与朝政，专掌诰命。《六典》及两《唐书》职官、百官志于此均无详载，故可补唐代官制。

再如诗歌史方面，据集纪所载，包佶、李纾并称“包、李”，曾一度为中唐诗坛领袖。《澈上人文集纪》：“皎然以书荐于词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是时以文章风韵主盟于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扬，如云得风，柯叶张王。”[73]《董氏〈武陵集〉纪》：“尝所与游者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原注：卢员外象，杜员外甫），高韵如包、李（原注：包祭酒佶，李侍郎纾）。”[74]对于此点，通行文学史教材都略而不叙，当据此补述。

复如由经学与文学之关系论文章风格。刘氏指出吕温文章“微而富艳”，认为与其“始学《左氏》书”[75]相关。吕温尝师事陆质，专研《左氏春秋》。范宁《谷梁传集解序》：“《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韩愈《进学解》：“《左氏》浮夸。”吕温文章风格富艳，与其经学研究有关。刘禹锡似乎不大喜欢这种类似于纵横家的浮夸风格，故序文末云“余之素交不索于文章之内”[76]。由此亦可知刘氏的文学审美取向。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1]此文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系于元和六年（811）（第58页）。陶敏等《刘禹锡诗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版）系于元和三年或四年。陶引《全唐文》卷六八四董侹《修阳山庙碑》及《舆地纪胜》卷六八常德府“碑记”，知董侹元和三、四年在朗州（第916页）。陶说是。

[2]此文瞿蜕园系于大和六年（832），见《刘禹锡集笺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卞《谱》（第180页）及陶著（第1185页）均系于大和七年。据刘文“（李绛）大和三年，以司空镇南郑，居二岁，坐气刚玉折，……后三年，嗣子前京兆府尹户曹掾琢、次子前监察御史里行顼等，泣持遗草，请编之”，当以大和七年为是。

[3]此文卞《谱》系于开成三年（第213页），陶著系于开成二年（第1219页）。二人所用系年证据相同，算法不同。陶说是。

[4]周祖譔《隋唐五代文论选》选刘禹锡文六篇，其中集纪文三篇：《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董氏〈武陵集〉纪》《澈上人文集纪》，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30页。

[5]曹之.刘禹锡与图书编撰[J].出版科学，2004（4）.

[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3.

[7]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03.

[8]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76.

[9]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16.

[10]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87.

[1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61.

[12]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15.

[13]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4460.

[14]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4.

[15]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30.

[16]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0.

[17]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87.

[18]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87.

[19]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0.

[20]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30.

[2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30.

[22]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415.

[23]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873.

[24]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2.

[25]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2.

[26]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736.

[27]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945.

[28]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946.

[29]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60.

[30]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61.

[31]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30.

[32]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2.

[3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20.

[34]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7.

[3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99

[36]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3.

[37]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60

[38]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261.

[39]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1.

[40]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咏而为诗。犹夫孤桐朗玉，自有天律。”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5.

[41]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5.

[42]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79.

[4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79.

[44]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5.

[4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5.

[46]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兵兴已还，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故其风寝息。”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7.

[47]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8.

[48]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3.

[49]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85.

[50]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02.

[5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62.

[52]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79.

[5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8.

[54]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5354.

[5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6.

[56]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5.

[57]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8.

[58]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85.

[59]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6.

[60]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80.

[61]陈振孙，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76-477.

[6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6.

[6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0.

[6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90.

[65]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7.

[66]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3.

[6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06.

[68]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0.

[69]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9.

[70]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0.

[71]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98.

[72]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6.

[7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9.

[74]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17.

[7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9.

[76]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