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接受屈赋之表现及其因缘_刘禹锡诗词点评

论刘禹锡接受屈赋之表现及其因缘_刘禹锡诗词点评

郑真先 戴伟华

中唐文人有意学习屈赋者不少，刘禹锡是颇为出色的一位。他自觉接受屈原之精神，学习屈赋之写法，如他在《竹枝词》小引中有云，“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1]，直接道出对屈原《九歌》的有意学习。又在《问大钧赋》有云，“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亦可见其对屈赋的接受。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有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对此郭绍虞先生解释道，“案《旧唐书·柳宗元传》称其‘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悽恻’，沧浪所谓深得骚学者殆本此”[2]。从这一点上来说，刘禹锡丝毫不逊于柳宗元，二人在政治上有相似的遭遇，在文学上均自觉受到了屈赋的影响。清代章学诚认为，这是后屈原时代的文人遭遇逆境时排解郁结的共性，“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3]。胡可先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并划分出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而且指出刘、柳“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4]。由此，刘禹锡接受屈赋的事实可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贬谪期间赋的创作量显著增加，尤其是谪居朗州之时。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收录刘禹锡赋为九篇，即《问大钧赋》《砥石赋》《楚望赋》《伤往赋》《何卜赋》《谪九年赋》《望赋》《山阳城赋》《秋声赋》，而据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则为十一篇，多出了两篇，即《平权衡赋》《三良冢赋》，前者亦可见于《文苑英华》卷一百四、《历代赋汇》卷八十五、《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九，后者见于《全唐文》卷五百九十九、《历代赋汇》卷一百十一，只不过《历代赋汇》作者为“阙名”，不见于《文苑英华》。十一篇赋，与贬谪相关的至少八篇，而谪于朗州所作的约有六篇。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刘禹锡的赋入手，旁涉其诗文，探讨其接受屈赋的表现与因缘。

刘禹锡在《刘氏集略说》一文中谈到，“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又云，“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5]《新唐书》进一步指出，“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6]。以上表明刘禹锡具备深入了解屈原的条件，无论是在主观上的心理层面，或是客观上的环境因素，都真正达到了感同身受的地步，如此一来，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才能更加准确到位。

（一）对骚怨精神的接受

1.系心政治，忧国盼归(www.guayunfan.com)刘禹锡和屈原一样，穷尽一生关心国家政治，可谓忠君爱国矢志不渝，当他们遭遇疏离不被重用之时，依然呼喊着、期盼着自己可以被重新起用，尽己之才来为国为君效力。即便是遭遇了重大的政治挫折，他们依旧怀着希望揣着热情，没有选择归隐山林从此不问朝廷之事，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如屈原道“虽九死其犹未悔”、杜甫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刘禹锡言“久居远服，恋阙常深”，莫不如是。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7]，屈原忠君爱国之心可见一斑。这是史家对屈原一生行事的记录和评价，而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如其在《离骚》中所言，“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十分清楚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屈原的一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其忠而被谤的政治遭遇，在这一点上，与刘禹锡同时的一批文士可谓深有同感，因而他们对屈原给予了较多的同情和肯定。如白居易《湖上闲望》云，“闲弄水芳生楚思，时时合眼咏《离骚》”[8]，表达了对屈赋的热爱；柳宗元《吊屈原文》云，“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喟叹兮，涣余涕之盈眶”[9]，对屈原其人其文都有着心灵的共鸣。刘禹锡在其赋中亦显示出他对于国事的关心，如《望赋》云，“望如何其望最乐，睎庆霄兮遡阿阁。如云兮天颜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跃”，“望如何其望最伤，俟环玦兮思帝乡。龙门不见兮，云雾苍苍”，表达了强烈的忧国思归的愿望，如其所言最快乐的是常伴君侧，最悲伤的是相隔千山。所谓一念君喜，再念君悲，喜也好悲也罢，都体现了刘禹锡对于政治的关心，以及忧国盼归的心理。他在被贬朗州期间写了《砥石赋》，在赋序中，他借“客”之口谈道，“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也”，而在赋中又写道，“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实际上也是希望当朝天子可以再度起用自己。刘禹锡于元和元年（806）所作《上杜司徒书》和长庆二年的《夔州谢上表》，在不同时期表达了始终如一的关心国政的态度。《上杜司徒书》有言，“常恐恩义两乖，家国同负”；《夔州谢上表》亦云，“峡水千里，巴山万重。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

2.忠于善道，不改所操

在自我修养方面，刘禹锡和屈原一样地自觉，且二人均是忠于善道，不改所操。他们身为谪臣而汲汲于政治，或许会有人揣测其用心，或是简单地认为是出于其对名利场的留恋。然而他们对自身品格的执着坚守，实在是令人肃然起敬，由此可以明白他们心系君王，乃是出于匡补时政的目的。屈原一生行事，于史书可知大略，对于屈原的人格修养，太史公评论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实在是中肯之论。而屈原之作《离骚》，更可见其对自身修养的重视。此文开篇道其出身、生辰、名字俱佳，此乃先天美德；接着道其后天的自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涉江》同样表达了屈原对自身品格的执着坚守，“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而《渔父》则更为显明直观地表现了屈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屈原自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劝其“与世推移”，屈原回道，“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态度十分坚决。最后屈原自沉汨罗，又可证其“宁赴湘流”之语并非虚言。刘禹锡在赋中表达了同样的志向。如《何卜赋》，虽然有一时“身久放而愈疑”之感，但最终还是忠于善道、不改所操，赋中有云，“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秋声赋》有云，自己虽如老骥伏枥、苍鹰在韝，“力将痑兮足受绁”，却依然“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惊”，“犹奋迅于秋声”。在放逐的天地间，刘禹锡渴望被召回，一如屈原；在被贬谪的日子里，刘禹锡有过怀疑抱怨，一如屈原；在孤守荒地的日日夜夜，刘禹锡不改初衷，一如屈原。又如《砥石赋》，该篇以宝刀喻贤才，砥石比爵禄。刀虽一时失其恒性、“涩不可拔”，而砺以砥石，又使其“故态复还，宝心再起”。对照自己被贬“气泄而雨淫”的南方，可同此理，于是又坚定了信念，“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我们可以看到，刘禹锡和屈原二人在面对人生的挫折时，表现出十分相似的应对方式，因此有理由相信，屈原的处世方法为刘禹锡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3.刺世疾邪，不懈斗争

对于当朝的不合理现象，屈刘二人都表现出积极的批判精神。正是出于对国事的关心，又由于自身良好的品格修养，屈原和刘禹锡都表现出对昏乱时局的匡正救扶之心。刘禹锡《望赋》有云，“永望如何，伤怀孔多”，遭受贬谪的政治经历，其在心理上是比较难接受的，但或许正是这次经历，给了他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让他能够比较冷静地审视君臣关系。在这一点上，屈原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虽遭受君主疏离，但他没有因此而献谄媚之语，而是保持臣子的“下以风刺上”的本分。在《离骚》中，屈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昏君谗臣的不满。对君主的埋怨，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对谗臣的讥讽，如“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由此产生对整个朝政时局的失望，且反复言之，“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这也可以理解屈原发“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叹，何等痛心疾首！刘禹锡在其创作中很好地汲取了这一点，如谪居朗州所作的《砥石赋》，委婉地表达了对当朝天子的不满，有点类似屈原的香草美人笔法。此赋以宝刀生锈起笔，后以砥石磨之复其锋利收束，既表达了自己被贬的愤懑之情，又讥讽了君王不识贤人的昏庸，赋中有云，“利物蒙蔽，材人惆怅”，“岂害气之独然兮，将久不试而然”，最后又写道，“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对于“砥石”的比兴之义，此赋之序已然揭露，“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砺世磨钝”，因而这绝非简单的咏物之赋，实是借物说理之作。《山阳城赋》虽云“闵汉”，实即讽今，《三良冢赋》与之相类；《谪九年赋》云，“何吾道之一穷兮，贯九年而犹尔”，心里的不痛快溢于言表；至于《问大钧赋》，瞿蜕园先生认为，“此赋以问大钧为名，实即质问秉政之宰相”。赋中写其于某日梦游之时，有“大化之一工”劝导他“剔去刚健，纳之柔濡”，“去敌气与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诚”，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原本的行事风格应该是比较刚直的。至于刘禹锡的诗，虽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但若必须与赋相较，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昏镜词》云，“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对此瞿蜕园先生认为，“此首自是愤世之词，谓人不自知其丑，反惮明镜之洞照。然则怀才待沽者无宁自溷于庸流，以期易售耳”；《贾客词》抨击了盐商的唯利是图；《调瑟词》控诉了豪门虐待奴仆的恶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刘禹锡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丝毫不吝批判的笔墨，而且在批判面上较屈原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对骚赋形式的接受

刘禹锡赋的骚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如骚体显著的“兮”字句的用法，刘禹锡现存的十一首赋可谓篇篇皆有。最早的《平权衡赋》全篇“兮”字句总共六句，如“事垂文兮风传乎千古，道如砥兮日用于兆人”，此赋为贞元九年（793）进士科试赋[10]，李宗和、陈佑二人有同题同韵的作品，但二人之赋全篇无“兮”字句。最晚的《秋声赋》全篇用“兮”字句十一句，如“送将归兮临水，非吾土兮登楼”。更遑论他在贬谪期间的赋作，“兮”字句的运用更加频繁，如《望赋》多达四十句。对于屈原作《离骚》的缘起，司马迁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世学骚者因此也往往借之以抒悲情，间有怨刺之意。刘禹锡学骚体之“悲”，最值得一提的是《伤往赋》。这是一篇悼亡之作，赋中所抒写的丧偶之痛，虽隔千载犹能惹人潸然泪落，其悲痛哀伤处较屈赋似有过之。其赋有云，“叹独处之悒悒兮，愤伊人之我遗。情可杀而犹毒，境当欢而复悲”，开篇已是愁云密布，而心中之抑郁又不知向谁语，只好睹物思人，然人已去物也非，“痛人亡兮物改其容”，一切的想象皆无力挽回，唯有默默忍受心中悲哀，“还抱影以独出，纷百哀而攻中”。

刘禹锡的赋有直接学习屈赋谋篇立意的迹象，如《问大钧赋》来自《天问》，《何卜赋》来自《卜居》，《秋声赋》来自《湘夫人》。《问大钧赋》篇末有云，“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由此可见刘禹锡此赋实源于屈赋。至于《天问》的创作缘起，王逸云，“屈原放逐，忧心愁悴……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洪兴祖云，“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刘赋之因与之相似，其赋自序云，“前一日致斋，孤居虑静，滞念欻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晓也，将质诸神乎”。在句式上，两赋均以四言句为主。然而刘赋又非雷同屈赋之作，屈作是一问到底：“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刘作则采用问答式结构，其赋开篇有云，“圆方相函兮，浩其无垠。窅冥翕辟兮，走三辰以腾振。孰主张是兮，有工其神。迎随不见兮，强名之曰大钧”，这一部分尚且与《天问》相仿，其后的“荐诚上问”—“大化之一工”答—“受教而回”则是另一番面貌。《何卜赋》很明显借鉴了《卜居》的写法，二赋的行文结构以及卜之因果均是相似的。二赋均为问答式结构，而卜之因皆为久见放不知所从，望有人可解心中疑窦，如《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何卜赋》云，“余既幻惑力命之说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晓兮，将取质夫东龟”。至于卜之果几近，卜者的回答如出一辙，如《卜居》云，“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何卜赋》云，“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为”。若论不同，则二者之疑惑有所差别：屈之惑为“何去何从”，刘之惑为“何时而通”。且屈之惑似未解，而刘之惑“犹冰释然”。至于《秋声赋》，可视为“悲秋”主题的延续。赋中“悲秋”主题或以为始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禀秋”，实际上屈原《湘夫人》已导其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据刘禹锡自言，其《秋声赋》与前人“悲秋”之赋已是不同，“异宋玉之悲伤，觉潘郎之幺么”，但不可否认此赋的确汲取了前人的创作经验。

《新唐书》记载了一段史料：贞观二年（628），交州都督因为贿赂之罪被罢免。唐太宗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之后，决定任命卢祖尚为新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是奉了太宗之诏，可不多久却称病不愿前往。太宗于是派遣杜如晦质问卢祖尚为何出尔反尔，并且许下承诺任职三年即召回。然而卢祖尚坚决请辞，理由是“岭南瘴疠，而臣不能饮，当无还理”，太宗一怒之下，“命斩朝堂”[11]。这则材料告诉我们，对于唐人而言，到南方任职是一件大苦差。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都督，并非贬谪，而卢的表现已是如此，至于那些被贬谪到南方的士人，心情自然更为复杂。这也难怪韩愈被贬潮州时会在诗中写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在仕途上的被贬已是一重打击，而谪地的恶劣环境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人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刘禹锡接受骚赋的因子加入自己的创作中，就其因由，首先我们不能忽视贬谪经历对他的影响，其次随贬谪而来的疾病困扰，以及强弱势文化的激烈碰撞，也会进一步影响刘禹锡自觉地接受屈赋。

（一）“同是天涯沦落人”——贬谪

贬谪对于刘禹锡作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平权衡赋》为应试之作外，其余十首均是有感而发之作，其中谪居朗州所作的就有《砥石赋》《楚望赋》《伤往赋》《何卜赋》《谪九年赋》《望赋》等六首，谪居连州有《问大钧赋》，而《秋声赋》是经历过贬谪生活后创作出的作品，其中必然包含着贬谪期间的体悟。有学者指出，“刘禹锡贬谪朗州之前，看不出任何有意学屈的迹象。永贞元年（805）谪武陵后，始在诗赋中大量表现出‘骚派’倾向。这不能不说他对屈赋的接受是与他的赃谪（笔者按：当作贬谪）之事、贬谪之地有关的”[12]。何以谪居朗州期间赋的产量如此之高？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刘禹锡虽初贬连州刺史，但不多久再贬朗州司马，因此朗州可被视为刘禹锡贬谪生涯的开始，心中自然郁结难解；二是谪居朗州的时间最长，一待就是十年，漫长的时间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三是朗州即古楚地之所在，刘禹锡自然容易与屈原产生心灵共鸣，激发创作欲望。

相似的政治遭遇，以及楚地的自然风物，让刘禹锡在心理上接受了屈原。据司马迁《史记》所载，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从甚受重用跌落渐遭疏离的境地，心中的不痛快可想而知。刘禹锡也有相似的政治经历，据《新唐书》所载，“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13]，可见刘禹锡被贬之前还是颇为风光的，一旦遭遇政治上的挫折，一时之间自然较难承受。再加上南方自然条件恶劣，北人大多不适应，即便是身处21世纪，对于南方的潮湿气候，北方人依旧是叫苦不迭。谪居朗州，一方面让刘禹锡走进了屈原的天地，他以自己的眼和心去观看、感受着这片土地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也让他感到极大的痛苦，政治上的失意已经颇难承受，却还要面对恶劣的环境。种种因素都在拉近刘禹锡与屈原的距离。《楚望赋》《砥石赋》可以说是这两个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前者详述朗州所见之物色，如江水，“支流合输，泄入云梦”；春时，“土膏如濡，言鸟嘤嘤”；夏时，“土山焦熬，止水瀵沸”；秋时，“夕月既望，曜于丹泉”；冬时，“时时北风，振槁扬埃”；民间祠祀，“招三闾以成谣，德伏波而构祠”；渔业，“罟张饵啖，不可遁伏”；畬田，“巢山之徒，捽木开田”；淘金，“求金渚涘，淘汰瀺灂”。如此种种，尽于一赋。后者则因恶劣的自然条件催生了创作的灵感，作者在赋中自序道，“南方气泄而雨淫，地慝而伤物。媪神噫湿，渝色坏味。虽金之坚，亦失恒性”，潮湿的气候让原本锋利的佩刀锈迹斑斑“涩不可拔”，后得砥石“沃之草腴，杂以鸟膏”磨之，才使刀“真质焯见”，这样的经历让他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自己如佩刀，贬谪就像这恶劣的环境，刀锈了可借砥石复其锋芒，而身为谪臣的自己，唯有等待当朝天子的恩赐了。由此可见，贬谪促成了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

（二）“病树前头万木春”——疾病

贬谪不仅是政治上的职位变动，随之而来的是对士人身心的极大考验，换言之，可谓对被贬之人身心的双重摧残。被贬的心理摧残或许还可以承受，而身体上的折磨似乎恐怖得多，据瞿蜕园先生所言，“唐时士大夫迁谪南方者，皆以不服水土为惧，多躬自究心医药。故陆贽在忠州，唯集医方；李德裕在崖州，以无医药为苦”[14]，可见疾病对南贬士人而言是多么大的困扰。对刘禹锡来说，这同样是极苦极难之事，因为他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在《答道州薛侍郎论方书书》一文自叙道，“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甚至还因此产生了自卑的心理，“及壮，见里中儿年齿比者，必睨然武健可爱，羞己之不如”，从此他立志潜心医术以自救，“遂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研习多年不仅可医己，还能医人，“其术足以自卫。或行乎门内，疾辄良已。家之婴儿未尝诣医门求治者”[15]。这样的人生经历对刘禹锡来说，可以说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年少多病是挫折，那么潜心医术就是克服挫折的方法，这样的经历想来对他以后的生活是有较大影响的。刘禹锡于其文中多次提到患病之事，如《说骥》云，“予方病且窭，求沽于肆”；《述病》云，“刘子尝涉暑而征，热攻于腠以致病”，此为其贬谪之前所作。而在贬谪时期，刘禹锡将患病的痛感融入他的赋作中，如《楚望赋》云，“气罕淑清兮，淫氛曀曀。中人支体兮，为瘥为瘵”，由此可见他对当地气候不适应，且颇受疾病的困扰，实在是痛苦不堪；《何卜赋》云，“人莫不塞，有时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穷。人莫不病，有时而间，伊我兮久而滋曼”，这里将政治挫折与疾病缠身并举，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疾病和刘禹锡的生活、创作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疾病缠身往往会让人更容易陷入低落的情绪中，产生较多感性的想法，也易于和自己遭遇相似的人起同病相怜之感；另一方面与病魔对抗的经历，实际上也给人以面对人生挫折的启示，刘禹锡在他的赋中往往会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或许与此有些关系，长期与病痛做斗争也是对心理的一种磨炼。德国哲学家尼采类似的经历，在此可以引为旁证，有学者指出正是疾病锻炼了尼采敏锐的洞察力，进而创造了一种肯定生命的哲学，“尼采小时候患有眼疾和头痛的疾病……这种从病痛到康复又从康复到病痛的周期性的发作和重演，锻炼出了尼采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在病痛的折磨中，尼采渴望健康，并把这种渴望变成一种哲学创造”。[16]由此我们可以相信，疾病同样锻炼了刘禹锡的心理承受力，进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刘禹锡借骚赋宣泄心中郁闷之后，往往还能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如《砥石赋》云，“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何卜赋》云，“于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秋声赋》云，“力将痑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

（三）强弱势文化的较量

文学创作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而是处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因此我们在对某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时，应该将其尽量还原到当时的文化生态中，“我们不能说没有纯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文学形态多与文化生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生态置于文学之上，使文学的本质得到更适当的表述和阐释”[17]。戴伟华先生进一步指出，“文化生态既然可以理解为文化生成形式、存在形式和发展态势等，那么在文化生态中必然会存在文化不平衡的对立关系，通常表现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对立关系”，而“代表强势文化的真理意志或真理话语，必须依赖制度而固定，使权力话语成为合法，其价值被社会所认同”。[18]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尊崇地位以来，儒家经典成了后世统治者王道政治的理论渊薮，延及唐代，儒家文化依旧属于强势文化的行列。唐代自开国以来，大兴儒学，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下诏兴学崇儒，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监。太宗李世民广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另外，唐太宗曾道，“朕今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9]，可见唐代统治者在治国方面对儒道的重视。王士祥先生认为，“尽管李唐王朝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祖，但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思想，自汉朝武帝时期以来被奉为独尊的儒家思想依旧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20]。据王先生统计，唐代进士科试赋所限题目，出自儒家经典者29例，出自史书者8例，出自道家经典者7例。而刘禹锡于贞元九年所试《平权衡赋》，出自《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21]。他也曾在《夔州谢上表》中自言，“臣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名子说》中有言，“夫忠孝之于人，如食与衣，不可斯须离也”；在《伤我马词》中道求善马之法又云，“法求于力，或逸而善骇。法求于和，或乾而易仆”，“由德称者鲜焉”，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刘禹锡影响之深。当其被贬朗州，即从京城的强势文化区移入南方弱势文化区时，刘禹锡的文化自尊心自然深受打击，一来儒家的入世精神遭受阻滞压抑，二来弱势文化区无法满足他的文化需求。南方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是噩梦折磨，远离政治中心已经很难接受，还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承受身体上的病痛，以及心灵上的空虚寂寞。另外在文化上，身居京城的文士交流，与远谪荒地接触到的“伧音俚态”，可谓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别。不过，弱势文化区也给刘禹锡带来新的视觉体验，从最初的强弱势文化激烈较量，到后来开始去认识了解弱势文化区的一切，还寻找到了与自己心灵契合的本土文化，即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诞生于弱势文化区的屈赋，到了刘禹锡的时代已经不能称为弱势文化了，早在汉代，屈赋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影响了一代文化之传承。究其原因，正如前引戴先生之言，“依赖制度而固定”，汉代统治者是从楚国文化圈脱颖而出的，汉高祖刘邦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明显脱胎于屈赋，而后上行下效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理解成是两种强势文化的对接，只不过这一对接是在弱势文化区完成的。相似的论述戴伟华先生早已述及，如其在《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一文中谈到，“汉代的经学、政学、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22]，这一论述颇具启发性，因此笔者亦试图循此途探索刘禹锡接受屈赋的因缘。贬谪让刘禹锡从强势文化区移入弱势文化区，一方面让他感到失落又耳目一新，进而刺激了创作欲望，另一方面因为其本身受过强势文化的浸染，因而能对弱势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政治贬谪，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困扰，和强弱势文化的碰撞，驱使刘禹锡主动接受了屈赋的文化基因，进而让自己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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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权衡赋》，据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贞元九年“进士三十二人”条下注：“是年试《平权衡赋》，以‘昼夜平分，铢钧取则’为韵。”又《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刘禹锡传》：“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词科。”可知《平权衡赋》为贞元九年进士科试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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