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司马之逆境中的抗争

试论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司马之逆境中的抗争_刘禹锡诗词点评

应国斌

永贞革新虽然被继位的宪宗皇帝否认，参与者受到惩处，但在刘禹锡的心里，“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当为非”。这话引自《子刘子传》，是他一直想说，到死的时候才说出口的话。刘禹锡被贬来朗州时，正遇上大水灾，生活艰难，不仅仅是环境恶劣，精神上的折磨更加厉害，想为国家做点事却突然不让你做事，本来自认为有功但结果反倒有罪，各种流言蜚语不断中伤。刘禹锡在朗州十年，没有停止在政治上辩诬，“不忘初心”，并且与命运抗争，希望执政者理解起用。

元和元年（806），宪宗改元，“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刘禹锡在朗州阅读赦文后，觉得量移有望，马上给他的老上司杜佑写信，这就是收入他的全集中的《上杜司徒书》。杜司徒，即杜佑（735—812），字君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拜相，历顺宗、宪宗二朝。不仅是历史上的名相，而且是大学者，著有《通典》一书。刘禹锡说他与杜佑交往很深，“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四参公府”指：贞元十六年（800），杜佑兼徐泗濠节度使，辟刘禹锡掌书记；后杜佑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因为节度使治在扬州，两人仍是上下级；贞元二十一年（805），也就是永贞元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为崇陵使判官。山陵使就是负责皇家陵园的，而崇陵使专门负责修建刚去世的德宗的陵园；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按。

刘禹锡这封给老领导的信写得比较长。下笔较远，一开始似乎和老领导谈文学鉴赏：过去人们称道韩非子著书，《说难》《孤愤》尤为激切。司马迁为韩非囚秦遭遇深感悲愤，为他写了传记。韩非的文章，可以说是善于表达内心激愤的了，但那些逢时遇合的人看了并不觉得与其他书有什么区别。唯独司马迁看了特别悲愤，如果不是由于自己遭受不幸，是难以体会文章的深刻处的。刘禹锡借此说自己被贬半年时间了，对自己蒙受的不公平遭遇以及诋毁，原来想的“尽诚可以绝嫌猜，循公可以弭谗诉”，现在做不到了，就像司马迁一样，读了韩非的文章，“虽欲勿悲，可乎”，想不悲愤，可能吗！

接着，刘禹锡隐晦地述说永贞革新失败给自己带来的悲痛，“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丧，故其感也深”。有人为了保护自己，把革新者推向危险，“飞谤生衅”，这大概就是《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的“颇怙威权，中伤端士”，“挟邪乱政，不宜在朝”，这些诽谤不仅成为“公议”，而且成为罪状，“旬朔之间，再投裔土”，使刘禹锡被贬到荒凉的地方。刘禹锡感到，自己对外滥用了杜佑对他的知遇之恩，对内给亲人带来不是疾病的痛苦，“恩义两乖，家国同负”。本只想“以内咎为弥谤之具，以吞声为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即忍气吞声，等待时间磨平一切。刘禹锡说，路经江陵，韩愈的一席话让我有所触动。(www.guayunfan.com)韩愈说了些什么？他首先说，刘禹锡和杜佑关系之亲密，不仅我知道，几乎天下人都知道。永贞革新这件事，杜佑始终关照刘禹锡，开始是谣言中伤，相国心里明白；相国不得已而退，“流涕以诀”；刘禹锡遭贬，为之择地以居。韩愈还提到杜佑为山陵使的事，崇陵工程完成了，葬礼完毕后朝廷会奖励有功人员，刘禹锡曾经负责，不说晋级，至少可以减罪。韩愈鼓励刘禹锡要起来申诉，如果不申诉、不辨诬，就是“畏与怨”，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刘禹锡听后的感觉是，“始赧然以愧，又缺然以栗，终悄然以悲”，是说开始自己羞涩惭愧，接着颤栗害怕，最后悄然悲伤。

刘禹锡于是由悲而叹，由叹而愤，由愤怒而发泄，向老领导倾诉自己心迹难辨以及遭受谣言中伤的苦恼。他说了一段很有影响力的话：

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而于窃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间，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疑。

在这里刘禹锡用了三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就是家喻户晓的“偷斧子的人”，出自《列子·说符》，有一个人丢了斧子，怀疑是他的邻居偷了。他看邻居走路，像偷斧子的；看邻居脸色，像偷斧子的；听邻居说话，也像偷斧子的，总之邻居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他偶然在谷堆里找到斧子了，第二天再看这个邻居，同样的相貌举止，但都不像偷斧子的了。第二个“掇蜂”的故事，出自《太平御览·引操》，故事说尹吉甫的儿子伯奇非常孝顺，伯奇的母亲早故，吉甫娶了后妻，后妻容不了伯奇，在丈夫面前说伯奇坏话：“伯奇贪恋我的美色，心术不正。”吉甫不相信：“儿子慈仁，不会有这样的事。”后妻说：“我到空房里，你站在楼上察看。”后妻捉一只毒蜂缀在衣领上，要伯奇帮她抓走。伯奇抓毒蜂，被在楼上察看的父亲看见了，以为是非礼，大怒，把伯奇赶出家门，伯奇羞愧自杀。第三个故事出自《吕氏春秋·任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七天没有吃饭。颜回讨到一点米，回来做饭给老师吃。饭快熟时，孔子看到颜回揭开甑盖在锅里抓饭吃。孔子佯装不知道。过一会儿饭熟了，颜回请孔子进食。孔子起身说：“我今天梦见先君，说清洁的食物才送给人吃啊！”颜回回答道：“刚才是有煤灰掉进锅里了，把饭扔了可惜，我抓起来吃了。”孔子叹息：“人所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现在看来眼睛也不可信；人所依赖的是心，现在看来心也不足以依赖啊！”

刘禹锡上述文章影响后人，苏东坡《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的第二首基本上是由此演变发挥而来。刘禹锡想说明，政治上的事更加复杂，人与人之间，道不及孔、颜，恩有别于父子，“动罹险中，皆出意表；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一举一动都潜伏危机，想做得周全，很不容易。更何况谣言传播就像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想堵也堵不住。刘禹锡寄希望于杜佑，认为真正了解自己的是他，因为他在杜佑手下做事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了。他说自己这半年来“当食而叹，闻弦而惊，不以众人之善为是非，而以相公之意为衡准”。

最后，刘禹锡提出，请求杜佑做工作“许移近郊”，最好是回祖籍荥阳，这里有祖墓，有田可耕，老房子没毁，也方便奉养年迈的母亲。刘禹锡也有坏的方面的思想准备，如果谣言的影响还在，还要对他进行惩罚，将他贬谪荒远之地，他希望能移至北距澧朗的荆门，因为裴均在这里任节度使，有旧交，可以照顾。但万万没有想到八月，朝廷下诏书：“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对刘禹锡的打击可想而知。

元和四年（809），盐铁使李巽举荐程异善理财税，“请弃瑕录用，擢为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旧唐书·程异传》）。程异（？—819），字师举，京兆长安（今西安市）人。德宗贞元初举明经及第，授扬州海陵县主簿。再应“开元礼”举，授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后转河中节度府幕僚。顺宗李诵即位后，成为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程异长于理财，擢为虞部员外郎，充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革新派改革盐税，降低盐价，打击了宦官和藩镇将帅抬高盐价盘剥人民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革新失败后程异被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司马。

程异被启用，朝廷把改革派排除在“量移”之外的成命有了突破口，这又燃起了刘禹锡的希望之火。他写了《上淮南李相公启》。李相公，即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人，出身官宦世家。李吉甫的父亲李栖筠，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儿子李德裕，武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元和二年（807）出为宰相，次年九月辞相，为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此时给他写信，因为“永贞革新”时，李吉甫不在朝廷任职，与王叔文等人未发生过利害冲突。元和初李吉甫为中书舍人时，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勾结弄权，李上奏宪宗，将其斥逐。在元和二、三年李吉甫任宰相时曾经说过宽宥和启用革新派的好话，从刘禹锡的信中可以看出：“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施一阳于剥极之际，媛众溺于坎深之下。”剥、坎，《周易》卦名；剥极、坎深，言困厄到了极点。意思是，谁会想到，李吉甫登相位了，向我们这些倒霉到极点的人伸出了援手！程异供职的杨子留院在淮南节度使治下，程异成为李吉甫的下级。信中刘禹锡没有明说要李吉甫为自己帮忙，仅以诗言志，他献诗二首，称虽然是“甿谣俚音”，但可以“导下情”“通比兴”。见《刘禹锡全集》，诗为《咏史二首》：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另外，刘禹锡也给赴任履新的程异赋《咏古二首有所寄》：

车音想辚辚，不见綦下尘。可怜平阳第，歌舞娇青春。 金屋容色在，文园词赋新。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

寂寥照镜台，遗基古南阳。真人昔来游，翠凤相随翔。 目成在桑野，志遂贮椒房。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

第一首诗“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提醒程异不要忘记了当时一同被贬的朋友们；第二首诗“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勖勉他不要改变志节。

李吉甫知道与他同时登上相位的武元衡对永贞革新抱有成见，他的思想问题不解决，刘禹锡等人的起用便会有困难，因此李吉甫又牵线，把自己和武元衡唱和诗“诗本”寄给刘禹锡，要刘禹锡和武元衡进行诗文唱和。刘禹锡照办了，就在他写《上淮南李相公启》后不久，写了《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诗：

八柱共承天，东西别隐然。远夷争慕化，真相故临边。 并进夔龙位，仍齐龟鹤年。同心舟已济，造膝璧常联。 对领专征寄，遥持造物权。斗牛添气色，井络静氛烟。 献可通三略，分甘出万钱。汉南趋节制，赵北赐山川。 玉帐观渝舞，虹旌猎楚田。步嫌双绶重，梦入九城偏。 秋雨离情动，新诗乐府传。聆音还窃抃，不觉抚么弦。

这首诗歌颂李吉甫、武元衡二人同年出生，同时拜相，同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并且现在又同时以宰相的身份做一方的节度使，为一方百姓造福。两人唱和的诗也写得不错，自己私下高兴，为之鼓掌。自己和诗，是“抚么弦”，相比之下差得远！李吉甫的诗失传了，武元衡的诗还在，两个人是大诗人，李吉甫还是大学者，诗也写得不错。然而，李吉甫的和好工作并没有改变武元衡的政治态度。

元和七年（812）秋天，刘禹锡又写了《上杜司徒启》。这是一封回信，在这以前刘禹锡信任的朗州刺史徐缜从长安来，带来了杜佑写给他的亲笔信。刘禹锡说老上级的信“称谓不移，闻讯加剧，重复点窜，一无客言”。他阅读以后，竟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就在杜佑的门下，“收纸长想，欣然感生”！杜佑的信给刘禹锡带来好消息，“伏蒙远示，且曰浮谤渐消，况承庆宥，期以振刷”，就是说对刘禹锡一干人的评价有改变，准备起用他。杜佑的消息有依据，《旧唐书·宪宗纪下》：“（元和七年六月）乙亥，制立遂王宥为皇太子，改名恒。”又崔群《元和七年册皇太子赦》：“自元和七年十月十七日昧爽已前，天下应犯死罪非杀人者递减一等，左降官、流人并与量移。”遇上测力皇太子，朝廷义到宽免刘禹锡等人的事，杜佑吐露给刘禹锡了。刘禹锡有保留地高兴，他认为，现在全国的人都蒙受皇恩的雨露，他们就像异类、像道旁野草，被润泽也是应该的。程异被起用也过去三年了，我仍然是不变的“寒谷”，等不到邹子的鸣律。最后刘禹锡还是要感谢杜佑，不是因为“旧恩”谁还记得他，并且表示，自己虽然是受伤的鸿鹄，也想“扶摇”；虽然是烧焦的桐木，也希望能派上用途。

但是，刘禹锡又一次失望了。因有人反对，刘禹锡等人仍然不在量移之列。这年的十一月，杜佑去世了，他是否看到刘禹锡的回信，我们不得而知。有人把量移受阻的账记在武元衡的头上，可能有误，因为武元衡此时不在长安。刘禹锡在李吉甫的说合下，不仅把他和李吉甫的和诗寄给武元衡，等武元衡二月从西川调长安拜相后，还直接写信给他，这就是现在收入《刘禹锡全集》中的《上门下武相公启》。武元衡虽然与刘禹锡在政治上对立，但在个人私交上至少面子上还过得去。《上门下武相公启》中提到，元和七年朗州有官吏从西川回来，武元衡不仅请吏代他向刘禹锡问候，还赠送了许多贵重礼物，“云水路遥，缄滕贶厚”，很不容易。有书信给刘禹锡，“苦心多感，危涕自零”，应该是旧情不忘。信用很大的篇幅诉说自己“久罹宪网”即受到惩处的情况，在如此清明的时代，自己“不遇”，那只能怪“命”了。他提到和武元衡同在御史台以及和杜佑管“山陵”事的情况，表白自己没有错。信说到现在执政的三个人，“永贞之际”李吉甫和李绛“皆在外方”，不在朝廷，能为自己说话的只有武相公了。刘禹锡在信中也谈到元和七年的事，“振淹”被“命行中止”，无疑对自己是严重打击。但是现在又“相公秉钧”，即武元衡当政，自己觉得有希望了。他说如果能给他们这些人一条自新之路，对于武元衡可能只是“一瞬之念”，而对于他们确实是“再造之恩”。

与此同时，刘禹锡还写了《上中书李相公启》。李相公，即李绛（764—830），字深之，唐赞皇人，元和二年（807）授翰林学士，六年（811）入阁拜相。刘禹锡和李绛交情深挚。信中提到元和七年，李绛曾经为“振淹”“废锢”即“量移”说过话，尽管没能如愿，他还是很感激。他向老友表示“虽然身居废地，而心侍至公”。并且相信有“仁人持衡”，相信会有好运的。元和九年（814）腊月，朝廷下诏，“尽征江湘逐客”，结束这些人的贬谪生活，到京城听候安排。李绛本来想把他们安排在朝廷有关部门的，可武元衡还是反对，改派到边远地区当刺史，刘禹锡开始被安排在播州，后面裴度说情，改在连州。

世事难料，就在元和十年（815）六月，武元衡因为力主削藩，被李师道派人刺杀。这时已经在连州刺史任上的刘禹锡闻讯，写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其引言曰：“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乐府云。”诗云：

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 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

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高台。 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流萤飞去来。

刘禹锡还写了一首诗《有感》，从内容看也是咏武元衡被刺事的：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 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

从这三首诗来看，刘禹锡对武元衡遇难的悼念，怀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诗中表现出来的感情相当沉痛和悲哀，因武元衡力主削藩，这与刘禹锡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叛镇头子王承宗、李师道对武元衡恨之入骨，竟派刺客暗杀；另一方面，悼念之中寓有微词，《代靖安佳人怨二首》的引言流露，刘禹锡等人召而复出，主要是宰相武元衡在其中作梗。同时，武元衡平生爱好伎乐，他的《赠佳人》《赠歌人》《代佳人赠张郎中》等诗反映了这方面的生活情趣，刘禹锡在诗中隐约流露出对武元衡厚于妾妇而薄于贤才的不满之意，也是很自然的。

（作者单位：湖南常德刘禹锡学术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