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篇拟作看朝鲜士人眼中的贬谪诗人刘禹锡

从两篇拟作看朝鲜士人眼中的贬谪诗人刘禹锡_刘禹锡诗词点评

陈彝秋

刘禹锡诗名早著，其诗歌作品不仅脍炙人口，而且身后不久就流传到了域外。日本大江维时（887—963）所编《千载佳句》中，即摘录刘禹锡秀句十九联，在所涉一百五十三位作者中居第六位，仅次于白居易、元稹、许浑、章孝标、杜荀鹤。[1]高丽初期出现的一部唐人七律选本《十抄诗》中，刘禹锡则居同书所录三十位诗人之首。[2]这两部年代较早的域外汉籍对刘禹锡诗歌的重视，多少出于编者比较专注中晚唐诗风的原因。就作家作品的传播接受而言，选本、秀句集与诗话、诗格、文集等著作一样，都是非常有效的途径，特别是晚唐以来，“选本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包容性最广，因而也最便于扩大影响的批评方式。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学世界，就不难发现，在域外汉文学圈中，影响最大的也是选本”[3]。借助宋以来出现的诸如《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唐诗鼓吹》《三体唐诗》《唐音》《瀛奎律髓》《唐诗品汇》等诗歌选本，以及《诗人玉屑》《诗林广记》《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诗话、诗格在域外的刊刻流传，刘禹锡诗作及相关本事也为域外文人所熟知。

刘禹锡在东国文坛的影响力虽然无法媲美陶渊明、杜甫、苏轼等大家，但一直以来，他也颇受东国文人的关注。高丽、朝鲜两朝的文人不仅对刘禹锡的经典作品比较精熟，还留下了不少模拟学习之作。具体而言，有仿刘禹锡《竹枝词》者，有效刘禹锡咏史怀古诗者，有次韵刘禹锡《秋声赋》者，而追和刘禹锡诗韵、取用刘禹锡诗文之意，以及集句时使用刘禹锡诗句者更是代不乏人，至于东国的诗话、笔记等著作，亦可时见对刘禹锡作品的评点、对刘诗名物的考释、对刘禹锡其人其文的品评等内容。而因为刘禹锡两首“看花”诗的深入人心，亦有朝鲜文人如李晋汝者，将一己久沉下僚之境遇与刘禹锡久遭贬谪的经历合观，取“玄都”二字为贬所馆名，冀以忘情自勉，则又可以视为人格心性的异域相通了。[4]众所周知，在文学批评与文化交流的场域中，这种因情境的相似而促成的异代乃至异域的受容并不鲜见。本文试以刘禹锡再授连州事相关的两篇朝鲜拟作为例，做出简单阐述，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是一首拟效诗，是朝鲜文人金义贞（1495—1547）模仿柳宗元的身份与口吻，送别刘禹锡的诗歌。为叙述之便，我们将全诗移录如下：

哲人随时贵行藏，独愧吾徒任浮沉。愚心不足宁蘧道，直道何同士师优。 君我慷慨忧天下，怪底今昔相异谋。欲回羲轩尧舜道，还补明时焕皇猷。 独醒固排群醉里，一齐那容众楚咻。朝辞玉笋清班下，夕向南荒万里州。 生涯孑孑投岭峤，世业空将陷边陬。永诀高堂年喜惧，相思亲戚隔明幽。 幸逢圣朝新孝理，更许连州奉君侯。得罪雷霆虽惨烈，全生天地德难酬。 湘江今日分歧别，落木萧萧洞庭秋。桂岭瘴云飞墨色，深谷青枫叫钩辀。 连州穷邑是蛮俗，鸟语夷面如猿猴。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伺人有两头。 怪鸟鸣唤蛊虫飞，食中置药如戈矛。湖波蒸天俗生梗，吏民忿恨言嘲啁。 嗟君既往宜为戒，酸寒随事生疮疣。楚水凄凉青怨，秦台惆怅白首囚。 青山难掩数行泪，沧海穷鳞独含钩。放逐远弃伧人国，梁狱书疏上无由。 可怜甲子泥涂混，岂独家人兀杖忧。鹓鹭竟与蛟螭杂，燕雀宁无舌啾啾。 未必造物穷吾辈，才名虚动结冤雠。天讨鬼责昭罗列，莫将蛮荒振琅璆。 残阳欲落烟水暮，尽是人间古今愁。岐路西东信马行，双垂别泪两不收。 犹喜柳州连州隔，两地相望缣缯修。[5](www.guayunfan.com)刘禹锡、柳宗元二人于元和十年（815）再贬远州刺史，行至衡阳，临歧分路，赋诗相别。从诗题及诗意可知，金义贞这首拟作即因此情境而发。此诗尤值得注意者，略有以下数端。

（一）与刘、柳遭忌而贬的相似命运是金义贞拟效行为最重要的心理动因

曹虹认为拟效既是一种创作行为，也是一种批评与传播活动。她将汉文化圈内的拟效行为简括为三种情形：“一是因技法、文风层面的倾慕赞赏而带来模仿比试的激励”；“二是因人格、心志方面的沟通共鸣而产生比附祖述的动力”；“三是因文学传承系谱意识的作用，主动表现个人与既往经典的呼应关系”。[6]第二种情形较之于另外两种，突出表现为原作者与拟作者情志心性上的相通相惜，并不十分讲究对原作形式上的遵从与模仿。刘禹锡、柳宗元“渡湘千里又分歧”（《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柳浮舟适柳州”，刘则“登陆赴连州”（刘禹锡《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并引》）[7]，临别依依，往事悠悠，前路晦暗难明，双方唱和往复，三致情怀：柳宗元首唱七律《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刘禹锡酬之以七律《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柳宗元再作七绝《重别梦得》，刘禹锡复赠以七绝《重答柳柳州》；第三次是五绝的唱和，柳宗元有《三赠刘员外》，刘禹锡有《答柳子厚》。[8]金义贞《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选择以七言古诗的形式进行拟效，情感充沛，蕴含丰富，比古志以明今情，其情味已不限于对前人经典亦步亦趋的相习相竞。

金义贞的人生际遇使他特别容易理解刘、柳的送别情境及人生浮沉，易于生发出心灵的共鸣。首先，刘、柳与金义贞都有因言获罪、横遭贬黜的人生际遇。刘、柳十年去国，一朝召还，旋而远贬，论者多以为是因刘禹锡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语涉讥刺，“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9]，终于贻人口实，“竞生口语，广肆加诬”[10]，致使包括刘禹锡在内的永贞革新派再次远斥荒州。与刘、柳一样，金义贞也被认为有超群拔俗之才华，一时之名公巨卿“莫不许之以廊庙黼黻之器”[11]。他三十二岁登第，以弘文馆正字（正九品）入仕，三十六岁拜弘文馆修撰（正六品）兼世子侍讲院司书，因为昵近君王，在朝鲜官制中，经筵官兼带书筵，历来都是一时极选，“然华闻之下，嫉之者多，众谤为薮，殆无以立身于朝矣”，投闲置散后，同僚朴洪鳞又以往日嫌隙，攻之于权臣金安老（1481—1537）前，以致金义贞被安上面欺天颜的罪名，“落职居乡者，六阅寒暑也”[12]。金义贞对刘、柳赠别的拟效或者就作于这段黜落时期，其诗中所言之“未必造物穷吾辈，才名虚动结冤雠”，应当不仅是对柳宗元《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直以慵疏遭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的呼应，实在也是他自己的心声。其次，与刘、柳一样，金义贞的长期黜落也离不开党争的背景。金义贞仕宦的朝鲜中宗（1506—1544）时代，可称得上是党祸频仍，士林蒙难。先是中宗十四年（明正德十四年，1519）的“己卯士祸”、中宗十六年（明正德十六年，1521）的“辛巳诬狱”，赵光祖（1482—1519）等士林派中坚、安瑭（1461—1521）等声援士林派的朝中重臣陆续被勋旧派清除出朝堂。之后，中宗朝的党争主要围绕世子问题展开，又发生大尹派与小尹派之争，士林派儒生被迫卷入者甚众。在此过程中，金义贞先是被指有为己卯、辛巳被祸者鸣冤之心，后又为大尹派之金安老所忌，已经闲居在乡，也险被罗织冤狱，幸得“宰相张顺孙（1453—1534）力止，获免于祸”[13]。金义贞浮沉于党争的仕宦经历与刘、柳二人，尤其是刘禹锡颇有类似之处，曾经自许甚高的金义贞，借此首拟作发出“哲人随时贵行藏，独愧吾徒任浮沉”的喟叹，正是其自身现实境遇无奈与难堪的写照。

（二）金义贞的拟效，既注意强化角色意识，又表现出对所拟效角色的疏离

拟效之作“除了风格意义上的模仿性质外，角色意识也是其主要特征，即承袭前人作品抒情主体的身份进行创作，因此其视角是被限定的”[14]，既然是以柳宗元的身份、立场相送刘禹锡，对柳宗元抒情主体角色意识的强化自是《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诗中应有之义，这一角色意识的核心内容就是作品中要表现出南贬作家的骚怨。戴师伟华认为，楚骚情味主要包含对南地山川自然、风俗人情的着意描绘，楚骚比兴表现手法的使用，作品中要蕴含有浓重的哀愁等多方面的内涵。[15]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意涵在金义贞的拟作中均有淋漓尽致的展现：“湘江今日分歧别”至“酸寒随事生疮疣”，从眼前分离之景，遥想至刘禹锡此去连州风物人情的荒疠，极尽铺陈之后，“嗟君既往宜为戒”的叮咛，饱含着对友人的深情劝勉；至于鵷鹭与蛟螭杂处，燕雀之鼓舌不休，个中深意，自可称得上是“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16]；而因现实境遇郁结于诗人内心的牢骚怨愤，在知己面前根本就无须隐藏，“君我慷慨忧天下，怪底今昔相异谋”的质问，“哲人随时贵行藏，独愧吾徒任浮沉”的自嘲，绾合的是柳宗元、刘禹锡这对志同道合好友共同的悲愤，“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十年前，刘禹锡“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柳宗元“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17]，但终遭远斥，而十年后的今天，二人刚刚奉诏入京，旋即再次远贬荒邑，“愚心不足宁蘧道，直道何同士师优”，自我反省的表层意蕴下，寄托的是刘、柳二人不可遏制的愤怒与不堪承受的悲哀。此外，金义贞诗中咏及之“幸逢圣朝新孝理，更许连州奉君侯”“可怜甲子泥涂混，岂独家人兀杖忧”的劝慰、体贴之语，皆是对柳宗元声情口吻的照应，强化的是柳宗元作为抒情主体的身份，以及他与刘禹锡的知己之情。

我们也注意到，金义贞的这首拟效之作在成功强化柳宗元作为抒情主体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因为，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金义贞此诗更直接的取法对象是刘长卿的五言排律《负谪后登干越亭作》。此将刘长卿诗全文引录，以利比对：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 秦台悲白首，楚泽怨青。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牢落机心尽，惟怜鸥鸟亲。[18]

金义贞之作，在用意、诗语、修辞等方面袭用刘长卿诗作之印迹历历可见。“生涯、世业”的感喟良深、“得罪、全生”的伤而不怨、“秦台、楚泽”“青山、沧海”的自喻自伤，固然是直接的偷语袭意，而“独醒、直道”之语，亦本于刘诗，但我们并不能将之简单视为金义贞囿于才力而做出的模仿呻吟，因为在对刘诗语意的袭用中，也暗蕴了金义贞与刘长卿的情感共鸣。刘长卿此作写于贬官后旅居余干期间，受诬被贬的真正原因是独醒、直道，这与金义贞的心性经历很是相似。金义贞不仅以直道立身，且性格也十分刚直，以致他的妹婿李东皋特地贻书告诫他要“慎默韬晦”，其子金农所作《家状》对金义贞的刚直性情多有描述：“府君天性刚直，不于富贵势力所挠，苟合于义，勇往力行，事有不是，虽王公大人，藐之不屑也。”“其于朋友也，虽露尽心曲，继之以直。或见其非，责之不饶，改则依旧。其不可责者，则绝不往来。”而前文提及之金义贞、朴洪鳞的交恶，就是因为二人为弘文馆同僚时，朴洪鳞论文伦理无稽，金义贞“戏而面讥之”，朴乃深衔愤恨在心，排击起来不遗余力。相似的性格与经历，让金义贞在刘、柳二人之外，自然而然也对刘长卿的这首贬谪之作心生戚戚，以致拟效时几乎全篇袭用，呈现出浓厚的自述意味。有虑于此，我们可以认为，金义贞在拟《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的过程中，对刘长卿贬谪诗作语意皆袭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柳宗元作为抒情主体相送刘禹锡的角色意识。

刘长卿的《负谪后登干越亭作》，并无直接的对话者，诗人意在借此诗直抒一己感伤落寞之情，金义贞承袭了此诗的情感意蕴，其拟效之作亦兼带自伤自明的表白性质。其实，无论是柳宗元、刘禹锡再贬荒邑的不幸，还是刘长卿以直致诬的贬谪，对金义贞而言，更为直接的意义在于他们的符号色彩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贬谪文人的具象化。所以，就此层面而言，金义贞将刘长卿偏于自述的情志宣言，附着在柳宗元赠别刘禹锡的对话情境中，就并无太多的违和之感，因为就实际表达效果而言，《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中这些化用而来的语意情境，重新建构起的也是金义贞的情志世界，可以视为金义贞“骚怨”情感的自我宣泄，刘长卿、柳宗元、刘禹锡这些以隐性、显性形式存在于诗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是贬黜时期的金义贞的化身。

在很多情况下，刘禹锡是作为一个贬谪诗人的典型形象存在于朝鲜文人的认知中，上文所述金义贞《柳子厚送刘禹锡赴连州》即为此种情形的具体而微者。拟效行为既是文学批评与审美的评价，也体现为一种文化心理的认同与取则。相较于金义贞偏于私人情感抒发的拟效诗作，金坽（1577—1641）的《拟唐御史中丞裴度请勿授刘禹锡播州刺史表》因刘禹锡原初远谪播州的本事而作，反映的却是朝鲜文人对刘禹锡改谪事件带有群体化色彩的态度。表云：

南荒毒雾再迁逐，王章纵严于罪人，西山落日能几何？宸心宜愍乎穷老，惨见母子之死别，敢乞君父之生全。钦惟仁覆旻天，孝理寰宇，发政先斯四者，惟鳏寡孤独之涵恩。尊亲日朝三焉，尽怡愉承颜以养志。黎民兴锡类之化，匹妇有获尽之欢。窃惟禹锡等谪遐，夙自永贞末更始。患得患失而奔走，自作孽之谁尤？忧生忧死而流移，已往愆之应悔。十二年星霜屡变，六千里瘴疠孤囚。楚水枫林，忽遇金鸡之放赦；蛮江桂岭，更佩铜鱼而左迁。才闻长乐之钟声，旋别龙池之柳色。顾此播州之为郡，实非华人之所居。地接牂牁，在不毛而尤甚；官虽刺史，视司马而愈穷。人生祸福，自己致之，纵渠身之当窜，天下父母，无不是底，伊老娘之何辜？恶地偕往之诚难，远离重见之焉必。三迁教训而成就，信有愧孟母之贤；一生希冀于立扬，初岂欲其子为恶？晚来而门闾犹倚，固知舐犊之私情。此去后骸骨谁收？争耐峡猿之哀叫。千行泪密密缝线，数茎发皤皤素丝。日惨无光，观者亦为之掩涕；天高听下，岂不恻然乎宸衷？宜行不忍人之深仁，以之勿惮改于他邑。黜有罪而惩其咎，虽曰再斯，可乎？矜垂死而施特恩，惟是足以王矣。矧惟皇上之至性，恪奉兴庆之慈颜。自天子至于庶民，皆以孝顺为乐。原人情各有钟爱，则无贵贱之殊。玉殿称觞，嘉兴万邦，同其盛事；萱堂掺袖，哀彼一老，独别孤儿。言之可伤，在所宜恤。伏望体孔圣安老之志，推孟氏及人之心，毋曰业已授之，聿寝夜郎之远谪，及今犹可改也，特下朝命而移除，则善地偕行，仁天罔极，母子更相为保，遂菽水甘旨之便，死生应不暌离，免晨昏思恋之苦。虽云谪去，犹被优恩。臣谨当殚尽愚忠，奉扬圣德。振纲纪于庶位，纵未效风生之严，为尧舜于吾君，庶赞率天下以孝。[19]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的记载，刘禹锡作看花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狄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20]。从表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此篇拟表不仅严格遵照史书故实而作，而且对刘禹锡相关诗作非常熟悉，借刘禹锡改授连州事中裴度与唐宪宗的行为选择，阐扬儒家伦理中非常重视的孝道。此篇表文语言平实，情理并茂，堪称词理醇正，有补治教的佳制。

就现有文献以观，东国文学中有不少类似金坽这篇拟作的表文流传下来，这些拟表基本上都是科举程文。朝鲜朝的科举承袭元朝气习，初场讲经，中场试表章古赋，终场试策。在朝鲜文科试的式年试与别试中，表、笺、赋、策等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即便是面向成均馆儒生的谒圣试、庭试，也是在“表、赋、策、箴、颂、铭、诏中任选一种进行考试，要求作文必须是合乎一定格式的骈俪文”[21]。除了朝鲜文人的文集中保存有这类程文之外，《朝鲜王朝实录》中亦明确记载有多道科举试以表、笺的试题题目，史籍俱在，可以覆按。从现存的拟表、笺来看，这些拟作的题目、内容大多与中国历史上一些名臣的言行有关，偶尔也会涉及东国历史上可资弘扬的盛事，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朝鲜的文臣士子据题对儒家伦理、圣人教化进行阐发。而《拟唐御史中丞裴度请勿授刘禹锡播州刺史表》的程文性质，多少能够说明此一题材的拟作并非仅限于金坽这一篇作品，也就是说，因科举之故，金坽之拟作应当从属于一次群体性质的表文制述。虽然其他的同题拟表并未保存下来，但这种很大程度上出于官方意旨的表题选择，其意义已经越过表题所涉的事件本身，可以视之为一种文化层面的判断与受容了。

原本要被远斥蛮荒绝域的刘禹锡，因母老而被特许量移至稍近州郡这件史实，以及事件背后可以用来类比的文化意蕴，在朝鲜士人那里被多次消费，此处略举数例。仁祖三年（明天启五年，1625），罗万甲（1592—1642）受金鎏的排挤，以弘文馆校理被外放为江东县监后，金鎏故意为之说情：“罗万甲有偏母，年老，目不见物，惟万甲是依，而以其邑逼近西塞之故，不得将母云。此亦有欠于孝理之日也。昔刘禹锡、柳子厚坐于伾、文之党，子厚则除柳州，禹锡则除播州，而子厚以禹锡有老母，柳州胜播州，上疏乞换，而宪宗竟移连州。万甲之补外，足征其罪，换差便邑，使之将母如何？”朝鲜史臣对金鎏貌似劝解、实则暗算的行为颇为不屑，评价以“外示解救之色，而隐然比三臣（指同时外放的朴炡、俞伯曾、罗万甲）于伾、文之党，吁！其甚矣！”[22]又，孝宗四年（清顺治十年，1653），右承旨朴长远（？—1671）君前奏对失旨，被远窜三水，一时为其说情者甚众。因朴长远早年月课时所作《反哺鸟诗》[23]之孝情感动人心，得到过仁祖的赞赏，且朴长远为人质醇，事母以恭以孝，所以郑太和（1602—1673）、金堉（1580—1658）、李景奭（1595—1671）等重臣无一例外地从孝母的角度请孝宗恩用宽典，今存几篇议事疏、札如李景奭的《请释朴长远札》、洪柱元（1606—1672）的《赵乐静朴承旨事陈疏》等，皆使用了裴度以孝义说动唐宪宗，终于让刘禹锡得以奉母改授连州的故实。其他如孝宗八年（清顺治十四年，1657）的申濡之贬、显宗八年（清康熙六年，1667）的七谏臣之窜、英祖即位年（清雍正二年，1724）柳时模的量移等诸多事件中，刘禹锡改授连州事成为朝鲜文人引用的常例。这一史实的屡次被选择，说到底是因为朝鲜文士在其中找到了能引起他们共鸣称赏的孝道与友道。

但是，当我们再次回归到金坽拟表所涉及的唐宪宗之仁孝宽容、裴度之笃于友道，并品味历代朝鲜士人举此故实以议事议政的言外之意，不难看出，虽然作为贬谪诗人的刘禹锡有让人同情之处，但他在此过程中依然被有意识地形塑为一个党附奸佞为君上难容、持身不谨贻高堂之忧、恃才逞气累朋友远谪的负面形象。当然，这并不是朝鲜文士的独有之见，事实上，此种认识正是受到了唐宋以来中国文人及史家的影响。中晚唐以来的论者，对刘禹锡、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虽持肯定态度，但对其参与永贞革新却颇多微词。如韩愈对柳宗元不能谨持己身多有批评；《旧唐书》也评论柳宗元以“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24]，至于刘禹锡党附二王，喜怒凌人，“恃才褊心”，“人嘉其才而薄其行”[25]，更是人品有失。此种论调经韩愈、《旧唐书》等的发扬，至宋以后便渐成深入人心之势，虽有同具改革精神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为之辩白，但终究欧阳修、苏轼等人承韩愈、《旧唐书》而来的观点成为主流。欧、苏肯定刘、柳的文学才华、政治才华，但一致认定他们依附二王，是文人失节，小人为奸。欧阳修认为“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材猷，不失为名卿才大夫”[26]，苏轼亦云：“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27]受宋人，尤其是受苏轼影响极深的朝鲜士人，对刘禹锡、柳宗元的认识终于也不免因此奠定了既同情其遭遇，又鄙薄其为人的基本格局。李文载（1615—1689）《谩记》中的一段言论可为代表：“朱子曰：‘文士巧于言语，为人所说，易入邪径。’按：班固于窦宪，扬雄于贼莽，蔡邕于董卓，二陆于成都王颖，李白于永王璘，柳子厚、刘禹锡于伾、叔文，皆是类也。其弊不但文肆而质□。可不戒哉？”[28]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与受容背景中，出现如金坽《拟唐御史中丞裴度请勿授刘禹锡播州刺史表》这类嘉许宪宗、裴度，同时有憾于刘禹锡政品人品的文字和议论就再正常不过了。

本文论及的两篇与刘禹锡再授连州事相关的拟作，是朝鲜文人接受刘禹锡其人、其文比较特殊的方式。相较于更为习见的次韵、集句以及句法、文风的模仿，拟效行为因为角色代入意识的存在，往往能够有效牵合起拟效对象、拟效者的双重身份与情感，所以也能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拟效者的态度。现存的这两篇拟作，都与刘禹锡的遭贬有关，这其中既有偶然的巧合，也带有某种必然性。实际上，相较于其他才华横溢、成就卓显的中国诗人，刘禹锡的久谪毕竟太过于典型，这就多少导致了朝鲜文人虽然也十分精熟其部分诗作，但还是会更多关注他的远谪及相关轶事。与此相比，他的诗文稍显寂寞，他的委屈少人问津，在朝鲜士人心目中，刘禹锡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诗才颇高的贬谪文人形象存在着。并且，配合着文学接受的既有规律，诉诸个体行为的拟效表现出对刘禹锡才华人品的认同，而那些带有群体色彩的关注，对刘禹锡的态度体现的则是主流化的认知。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1]此统计结果，据大江维时编纂，宋红校订.千载佳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韩国学者扈承喜《〈十抄诗〉一考——〈全唐诗〉失收诗补》一文中，将《十抄诗》的成书年代断为高丽前期，即公元1000年左右。转引自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夹注名贤十抄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

[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313.

[4]参赵宗著（1631—1690）《玄都馆记》：“（李晋汝）自殿中出为金郊督邮，……历职中外，浮沉十年，终不徙一秩，而又除金郊。则便夷然之官，创数椽而茅之，取刘梦得诗‘前度’‘又来’之意，扁之曰‘玄都’，日啸咏其中，乐而忘忧。”文载《南岳集》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三十九册，第557-558页。

[5]潜庵先生逸稿：卷二[M]//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六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386.

[6]曹虹.德不孤，必有邻——谈谈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J].学习与探索，2006（2）：164-165.

[7]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216，274.

[8]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216-219.

[9]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

[10]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001.

[11]柳台佐.（金义贞）行状[M]//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六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09.

[12]金农.家状[M]//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六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06.

[13]金农.家状[M]//韩国文集丛刊：第二十六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406.

[14]蒋寅.角色诗综论——对一种文化心理的探讨[J].文学遗产，1992（3）：10-18.

[15]戴伟华.柳宗元贬谪期创作的“骚怨”精神——兼论南贬作家的创作倾向及其特点[J].文学遗产，1994（4）：44-52.

[16]陶敏，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3：153.

[17]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21.

[18]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192.

[19]溪岩集：卷五[M]//韩国文集丛刊：第八十四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265.

[2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1.

[21]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M].张琏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74.

[22]《仁祖实录》三年七月辛亥条[M]//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四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17.

[23]《反哺鸟诗》云：“士有亲在堂，贫无甘旨具。微禽亦动人，泪落林鸟哺。”载《仁祖实录》十八年十月乙亥条[M]//朝鲜王朝实录：第三十五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101.

[2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5.

[2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12.

[2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5：5143.

[27]苏轼.续欧阳子朋党论[M]//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

[28]石洞遗稿：卷五[M]//韩国文集丛刊续编：第三十三册：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