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

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_汉水文化研究集刊4

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1]

柯昌勋

唐诗是唐代文学宝库中的灿烂瑰宝。在唐代艺术成就最高、最典型的文学体式唐诗中，诸葛亮多次成为文人骚客吟诵的对象，“今检清人修纂《全唐诗》，可见咏及诸葛亮的诗人五十多名、诗一百余首”，其间不乏佳作。从诸葛亮形象双重线性传播的宏观角度来看，唐诗中的诸葛亮形象传播，仍然是以忠智为主要特征的人格化贤相形象传播的延续，除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贤相形象特点的继承外，亦出现了新的传播特点和精神内涵。这一时期也是诸葛亮贤相形象传播的高潮期，并在传播过程中达到顶峰，尤其是以杜甫的“诸葛诗”为代表，使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人格特征得以完全确立，并为《三国演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谓影响深远。

一、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类型

在唐代，以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为吟诵对象的诗歌不胜枚举。将这些诗歌进行分类，有助于研究者更进一步地理解诗歌内涵。张浩逊先生认为，“唐诗分类研究的‘类’，是指诗歌的题材类别，有时候兼及主题，但并不包括体裁、时代、地域、诗人身份等各种类别”。按照这种观点，唐诗中的“诸葛诗”基本上都属于怀古诗、咏史诗一类，但仅仅据此分类，是从文学文本层面上出发的，这并不能纵向地、立体地完全掌握唐代“诸葛诗”的特点，因此，笔者试图从文学传播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归类。

曹萌先生将文学传播的方式分为“比乐弦歌、吟、游仙与隐逸、聚徒讲学与周游列国、谏诤与酬唱、传抄与印刷、刻石与题壁”几类。据此，笔者结合作诗方式和诗歌主题，将唐诗中的“诸葛诗”分为怀古吟游诗、咏物游仙诗、书怀赠友诗、祭祀题字诗四类。如下表:

第一，怀古吟游诗。曹萌先生认为，吟游是在暂时性旅游或游历中发表的诗文。因此，这一类“诸葛诗”基本上都是诗人在游历途中，凭吊古迹，追怀古人时所作的。如杜甫的《蜀相》就是诗人寓居成都时，游历武侯祠时所作，表达了对一代贤相诸葛亮的崇敬之情，对其“出身未捷身先死”发出英雄相惜式的哀叹。

第二，咏物游仙诗。游仙诗与吟游诗不同，游仙诗是诗人长期居住在某地后，所作的诗歌。它的时间性更长远些，诗歌的主题高度也更胜一筹。唐诗“诸葛诗”中的“咏物游仙诗”，主要是咏叹与诸葛亮相关的历史古迹，以此表达诗人的历史情怀。如岑参《先主武侯庙》是岑参晚年居住在成都时，观武侯祠遗迹时所写，这首诗咏叹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情谊，表达诗人对理想政治关系的一种向往。

第三，书怀赠友诗。这一类诗，主要是诗人在阅览古书时的所思所写，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感悟，而后将诗赠予亲友，以此与之共勉。如李白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就是诗人在品读《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后，所作的一番感悟，以此寄言好友。

第四，祭祀题字诗。这一类诗往往与祭祀诸葛亮的活动有关，一般是祭祀完毕后的碑文题诗。如杨嗣复的《丁巳岁八月祭武侯祠堂因题临淮公旧碑》和杨汝士的《和宗人尚书嗣复祠祭武侯毕题临淮公旧碑》几乎是同时写成，皆为祭祀后的题字诗，其间也涌出对诸葛丞相的亡思之情。

二、唐诗中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传播特征

诸葛亮的“志虑忠纯”和“诡谲奇才”历来被各朝各代的文人士大夫所褒赞。唐代的文人士大夫对诸葛亮多持肯定态度，并对其极力颂扬。中唐诗人吕温在《诸葛武侯庙记》中言孔明之才，“知己托国，土虽狭，国以勤俭富，民虽寡，兵以节制强”，是“不可得也”的旷世奇才;晚唐名相裴度甚至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未极其能事”，他认为诸葛亮是“精义入神，自诚而明者”的千古贤相。

在唐代诗人的笔下，诸葛亮“忠志不渝，雄略滔滔”的贤相形象尤为突出。笔者依据上述四类“诸葛诗”的传播文本，从“忠”与“智”两个层面来阐述唐诗中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传播特征。

(一)唐诗中诸葛亮的“忠”

唐以前咏诸葛的诗歌不多，如晋人安虑的《使蜀吊孔明》、东晋桓温的《八阵图》，大都是抒情咏怀之作，仅表达出对诸葛亮的缅怀之情和慨叹之意，并未对诸葛亮作出任何正面的评价。

到了唐代，诸葛亮在诗歌艺术中“忠”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和具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刘备的“鱼水情”。用“鱼水”之说比喻君臣关系最早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先主)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在唐诗中，诗人所称赞的刘备与诸葛亮的“鱼水之情”，是一种关系极其密切，感情极其深厚的君臣之情，这种君臣之情，并不是庄子所说“淡若水”的“君子之交”，而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君臣关系，即君圣臣贤。

李白是盛唐时期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仙笔下的诸葛亮是一位贤臣良相，他为报三顾之恩，忠心耿耿辅佐刘备，终创立了蜀汉一番基业，名扬千古。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他自己的政治寄托和渴望呢?如他在乐府诗《君道曲》中这样写道:

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轩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

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土扶可成墙，积德为厚地。

他认为，刘备正因为得到了贤臣诸葛亮的辅佐，才有“成墙厚地”的千秋霸业，强调贤臣良将辅佐的政治作用，正如《北齐书》卷十五《尉景传》所说的“土相扶为墙，人相扶为王”。

又如李白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所言，在汉室倾颓，“霸图各位立，割据资豪英”的时代，刘备三顾茅庐，“卧龙得孔明”。为报“鱼水情”的武侯，胸怀壮志，心怀“拯物”，最后得以“立岷蜀”“吞咸京”，“千载知名”。

中唐诗人岑参晚年客居成都，游历武侯祠时，曾写下《先主武侯庙》一首:

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惯千岁。

他感叹，刘备与孔明之所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君臣情，这份情感激起他们犹如鱼水一般契合，从而成就一番大事业。这种鱼水情究竟是什么?诗人用一个字概括出来，就是“义”，臣能忠君，是“义”，君能尽臣，自然也是“义”。

晚唐诗人徐夤在《蜀》中，悲叹虽然蜀国如水得鱼，有贤相诸葛亮的辅佐，“不负荆州六尺孤”，但千秋功业终付之一炬，是非功败转头空。

中唐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曾写过多首吟诵诸葛亮的诗歌，可谓”吟诵诸葛亮第一人”。他称赞诸葛亮是“大名垂宇宙”的贤圣，并以此抒发自己对可力挽唐朝之狂澜贤相的渴望，其忧国忧民之心悠然可见。他是魏晋之后，第一位对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人格特征有着全面、深刻认识的文人。

莫砺锋先生认为，“杜诗中说到诸葛亮时，常常把他与刘备作为一体君臣来予以吟诵的。”其实，所谓“一体君臣”也是“鱼水情”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表达的仍是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君臣“忠义”之情，它表明诸葛亮的“忠”并不是“愚忠”，正是他心怀“匡扶汉室，拯救黎民”的大志，又遇到刘备能尽人之才的明君，才使得他义无反顾，死而后已。

在《谒先主庙》中，杜甫写道:

惨淡风云会，乘时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经纶。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锦江元过楚，剑阁复通秦。旧俗存祠庙，空山立鬼神。虚檐交鸟道，枯木半龙鳞。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闾阎儿女换，歌舞岁时新。绝域归舟远，荒城系马频。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一句，正是赞叹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和，无与伦比。在这首诗中，诗人对诸葛亮忠臣贤相的形象刻画入木三分。诸葛亮正是在刘备“复汉留长策”之时临危受命，从此“中原仗老臣”，诸葛亮“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只是为了兴复汉室，以报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在迟暮之年，运筹帷幄，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其“忧国”“孤忠”怎不惹人抛洒热泪，沾染衣襟呢?

在《诸葛庙》中，杜甫再次感叹“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对刘备与诸葛亮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称赞他们是“一体君臣”。

其二，“持忠节”而“酬三顾”。这一类诗往往是诗人直抒胸臆，对诸葛亮“忠节”的颂赞，同时，又包含着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叹，其间充斥着一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沧桑感。

中唐诗人武少仪的《诸葛丞相庙》中感叹诸葛亮的“忠节”:“欲尽智能倾僭盗，善持忠节转庸昏。”

中唐诗人王仲舒在《寄李十员外》中写道:“百丈悬泉旧卧龙，欲将肝胆佐时雍。”“百丈悬泉”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时的境遇，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正是大厦将倾，黎民水火的时候，诸葛亮义无反顾，指挥三军，终辅佐刘备三分天下，在蜀汉和平盛世时，依然肝胆相照，忠心为国。“肝胆”一词正是对诸葛亮忠心的最好诠释。

晚唐诗人罗隐的《筹笔驿》也对诸葛亮的一番忠心赞赏有加:“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为主忧”“尽良筹”正是诸葛亮“忠节”的最佳写照，“忧”“尽”刻画得极为传神。晚唐诗人韦庄在《喻东军》中以“独霸一尊和泪酒，隔云遥祭武侯祠”收尾，希望军士将领们能够以忠于汉室的诸葛亮为榜样，效忠大唐。

杜甫“诸葛诗”中描写诸葛亮“忠节”的诗比比皆是。如流传最广最久远的《蜀相》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一句，不可不谓是对诸葛亮忠心的盛赞。在“诸葛诗”中，柏树成为了诸葛亮“忠节”精神的象征，如《古柏行》: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翦伐谁能送。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这首诗作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杜甫移居夔州时所作。此诗中，武侯祠里的古柏不再是一个孤立而单纯的古迹，它被诗人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是诸葛亮“忠贞不渝”的象征。“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正是刘备对诸葛亮有三顾之恩，诸葛亮披肝沥胆，忠心辅佐，恩泽百姓。因此，连武侯庙里的古柏都被百姓爱惜呵护。“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一句，写高耸孤高的古柏盘踞错节，必定招致烈风侵袭，但依然“柯如青铜根如石”，以此来比喻雄才大略的诸葛丞相位高权重，难免多招猜忌，即使“蝼蚁侵蚀，鸾凤经宿”也依然壮志不渝，忠心耿耿。此诗以比兴的手法，以树喻人，将古柏长存与诸葛亮的“忠节”紧密相连，阐发了诗人怀才不遇，“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悲凉情怀。

(二)唐诗中诸葛亮的“智”

诸葛亮的“智慧”是其贤相形象的另外一个特征。魏晋南北朝时期，其贤相形象的“智”主要表现在治国为相上，而在唐诗的“诸葛诗”中，对其“智”的描述开始出现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开国筹策的政治之才。这主要体现在诸葛亮作为刘备的股肱之臣，尽心尽力辅佐其创立蜀汉政权的政治贡献上。如中唐诗人刘禹锡在《蜀先主庙》中，赞叹一身“英雄气”的诸葛亮，称他曰:“得相能开国。”武少仪《诸葛丞相庙》中的“因机定蜀延衰汉，以计连吴振弱孙”一句，也将诸葛亮的政治才华和功绩概括得言简意赅。晚唐诗人薛逢在《题筹笔驿》一诗中写道:“天地三分魏蜀吴，武侯崛起赞纡谟。”也表明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

中唐诗人殷潜之的《题筹笔驿》中言诸葛亮“沈虑经谋际，挥毫决胜时”，为蜀汉后主精心谋划，其筹策之才“长留识者知”。杜甫诗中对诸葛亮的开国之才的赞叹，也是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如《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中的“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意思是，诸葛亮的才能如浩瀚之繁星，而真正施展出来的犹如萤火之微光，因此，他感叹“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

其二，指挥若定的用兵之才。此处的用兵之才与诸葛亮军师形象里的军事才能不同，它的范围较窄，内容也较笼统，并没有细致入微地神化他的才能，仅仅只是为了表现诸葛亮“酬三顾”的忠心，而对晚年诸葛亮北伐用兵的称赞。如刘禹锡《观八阵图》中的“轩皇传上略，蜀将运神机”一句，将诸葛亮的用兵之才以“神机”二字概括，对其之才的赞叹清晰可见。杜牧在《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中写道:“慷慨匡时略，从容问罪师。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对晚年诸葛亮数次北伐中原，屡用奇兵，“若非天夺去，岂复虏能支”尤为慨叹。李商隐《筹笔驿》一诗中感叹，虽然诸葛亮满腹经纶，用兵如神，即使“风云常为护储胥”，蜀汉也终难逃“终见降王走传车”的厄运。张俨的《贞元八年十二月谒先主庙绝句》(三首之一)中，也赞叹诸葛亮是贤明的股肱之臣，称其“能以奇用兵。”

杜甫诗中也赞誉诸葛亮的用兵之才，但诗人表达的往往是对诸葛亮千秋功业终陨落，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叹息之情。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中言“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的诸葛亮“指挥若定失萧曹”，可“运移汉祚终难复”，“长使英雄泪满襟”。

在表达诸葛亮用兵才能的此类唐诗传播中，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八阵图”成为了诸葛亮用兵之才的象征性符号。多首诗中都提及，甚至有的以此为题来赞颂诸葛亮的用兵才能。如杜甫《八阵图》言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存八阵图”;李涵《卧龙冈谒武侯祠》中“八阵有图留汉沔”来表现诸葛亮的为将之才;刘禹锡的《观八阵图》言诸葛亮有鬼神不测之机，以至“水落龙蛇出，沙平鹅鹳飞”，将其用兵之才渲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第二，诗中出现了对诸葛亮将星陨落的诡谲神秘和“传说故事”的再叙述。如章孝标的《诸葛武侯庙》写“七纵七擒何处在，茅花枥叶盖神坛”就提到了诸葛亮南征，擒蛮王孟获的传说;胡曾的《泸水》一诗:“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禅征蛮七纵劳。”用七擒孟获的传说来说明诸葛亮的劳苦功高和忠心不渝。杜牧《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中“子夜星才落，鸿毛鼎便移”一句，与胡曾《五丈原》中“长星不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还将诸葛亮的死与星象相联，增添了一层玄妙面纱。

第三，出现了贬低诸葛亮的唐诗作品。主要是晚唐诗人薛能的诗作。如《筹笔驿》中写道:“葛相终宜马革还，未开天意便开山。”他认为诸葛亮是不识时务，权谋多变，虚伪奸诈。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未否定诸葛亮的用兵之才，称其“流云有功”。

三、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动因与社会基础

王金寿先生认为，文学传播动因“是由文学创作的动因以及其性质和审美价值决定的。作家从事于文的创作动因，亦为文学传播的动因”，而创作动因的产生，又与作家所在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笔者将此称为传播的社会基础。因此，研究文学传播动因，除了研究作家的创作动因外，还必须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割裂开来。唐诗中的“诸葛诗”多是作于中晚唐时期，据此，笔者认为，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动因和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慨叹与憧憬。主要感叹英雄壮志未酬，表达惋惜与对当世“诸葛贤相”的渴求之情。拥有这一传播思想的主要是以怀古吟游诗和祭祀题字诗为主。安史之乱实为唐朝史上的一次政治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此之后，唐朝国力日渐衰弱，内困外危，战乱连连，民不聊生，虽有过短暂的休养生息，但与开元之治时的盛唐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成为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吟诵的对象，他们不约而同相继游历祠堂，凭吊武侯，用诗作发出对诸葛亮劳苦一生，壮志难酬的感叹，同时，也产生了对扶危救困、扭转唐朝颓势的治世忠臣的渴求，发出了希望唐朝将士皆能如诸葛武侯的赤胆忠心一样，效忠唐王朝而建功立业的政治夙愿。

其二是自喻与明志。主要是抒发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和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拥有这一传播思想的作品，主要是以咏物游仙诗与书怀赠友诗为主，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甫的《蜀相》。此诗写于唐肃宗乾元三年( 760)杜甫游览诸葛武侯祠时，而一年前，他刚刚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世乱各东西”的颠沛生活，在友人的资助下，客居成都。此时，唐代安史之乱还并未结束，中原战乱纷争，百姓过着困苦流离的生活。在此背景之下，一批文人志士凭吊怀古，发出了对诸葛亮这样安邦定国，治世贤相的闵怀之情。一些为官文人皆以诸葛亮为楷模，也通过阐发对他的缅怀情意来坚定自己忠心为国的政治意志。诗人杜甫也不例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先后经历了官场上的仕途失意，朝廷里奸佞进谗，贼臣当道，老百姓苦不堪言，世态炎凉，“真挚地表现了他关心皇朝盛衰、民生疾苦的心情”。在他居住成都期间，写下了大量的吟诵诸葛亮的诗篇，表达对诸葛亮高尚品德和忠贞精神的崇敬。在他心目中，诸葛亮成为了良臣将相的万世楷模，其人格精神屹立不倒，光照千秋，并以此来自喻，自己如诸葛武侯一样，空有一番报国志，却不能为国效以全力，实现抱负，心情苦闷之极，又何人可知呢?

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唐诗传播，对后世诸葛亮形象的流传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葛亮贤相形象的“忠”“智”特征，又在此基础之上，闪烁出人格精神的熠熠光辉，影响着后世戏曲、小说中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成。

【注释】

[1]该文原载《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10月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