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与国家形象

第二节　危机传播与国家形象

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经过近几年的摸索,我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明确指出:“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

国内突发的重大事件如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等,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国内外舆论热点。做好国内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媒体的信誉。

在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在第一时间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能提高正确舆论的引导作用,使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有利于党委、政府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置。

完善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重点应加强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严格执行新闻发言人工作规程。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由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与归口管理;影响有限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在事发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由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与归口管理。突发事件所在地的地区和部门,在媒体采访方面,要优先安排、接受中央和省级主要新闻媒体的采访。

及时、准确地传播信息,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必要条件。一般情况下,当与一国相关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果传播主体能够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并以此建立信誉,就会在客观上起到舆论引导的作用——引导舆论朝着对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致陷于被动。

相反,如果事件发生后,传播主体不予报道或封锁消息,使其他国家的媒体无从了解事实真相,那么,各种猜测和谣传就会产生;即便其他国家的媒体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相关信息,其报道和评价也不可能是正面的,这对国家整体形象十分不利。因此,要想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首先就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形成可靠的、权威性的信息源,以此引导舆论,获得同情、理解与支持,最大限度地消除负面影响。在当下这种信息传播全球化与媒介化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场域不是大街,而是电视。它的政治客体不是劳动阶级及其组织,不是贸易联盟。相反,文化的符号在大众媒体中被展现。……换言之,即我们不得不依赖媒体的符号政治,在维持世界风险社会运作的破坏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方面尤其如此。”^[10]因此,突发事件的危机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塑造不得不依靠媒体,而且也必须依赖媒体。

一、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应该说我国的国家形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塑造,在国际社会上有了很大的改观和提高。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1980年中央成立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提出了外宣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中国开始通过外宣方式面向世界。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成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我国外宣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宣传能力逐步变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外宣工作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为外宣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外宣战线不断提高我国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扭转了在国际舆论中应付的局面,外宣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已经逐步建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大外宣格局。

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日益增强,新闻发布制度日益完善。目前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各省区市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会每年达2000次以上,成为影响国际舆论的有效形式。中国人权状况、食品质量安全等系列白皮书及时回应国际舆论,说明真相、澄清事实,推动国际舆论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新华社海外用户已达一千四百五十多家,中央电视台第4、第9和西语、法语频道覆盖面广,影响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大型海外文化活动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中国推广计划成员单位达258个,一批外宣期刊取得大的进展,外宣资源得到了有效的整合,各方面参与外宣工作的积极性逐步提高。

目前,中国正处在持续发展并向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及与外部世界和谐互动的氛围。所以如何正确处理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媒体报道以及舆论引导当是值得政府部门与新闻媒体思考的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以国务院新闻办2007年年终记者招待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提问以及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蔡武的回答为例来看一下我国在有关一些突发性的负面消息应对的状况:

新加坡《联合早报》:我想问一个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务院新闻办应该会关注到国外媒体对中国报道的趋势。今年,国际上出现了针对中国食品产品质量安全的很大争议,对于北京奥运会也有很多尖锐的批评,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比较负面的问题,比如黑砖窑事件、水污染事件。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可能在走下坡,尤其是这一年,我不知道蔡部长对这有什么看法?另外,即将进入2008年了,国新办有没有觉得在这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谢谢。2007 -12-27 11∶21∶29

蔡武: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密切,我们中国人有一喜,也有一忧。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家都关注中国,这是好事。忧的是,这种关注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怎么样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全面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向国际社会作出介绍、进行展示,这确实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是国务院新闻办最主要的任务。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目前也是各种矛盾比较凸显的一个时期。所以,发生很多问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要正确认识中国的情况,不是说看中国是不是在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要看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中国政府、中国社会是以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2007-12-27 11∶23∶17

蔡武:我认为这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面对这样一些复杂的状况,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明确,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推动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全面促进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团结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而努力,同时能够使全体人民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改革成果。这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也是全社会的共同期盼。中国的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都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经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一段时间媒体界炒得沸沸扬扬,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被放大了。我们的相关部门为此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负责任地对国际社会作了公布。我看过一个材料,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食品99%是合格的,是符合标准的。我记得有一位中国领导同志讲过一段很有分量的话:尽管可能是1%、2%的问题,但对遇到这个问题的消费者来讲,它就是100%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整治措施,建立各种各样的法律标准进行监督,等等,来提高中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确保消费者的安全。2007-12-27 11∶23∶18

蔡武:关于北京奥运会的环境问题,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在媒体上表示了担忧和疑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这不是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彻底改变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为此下了很大的决心来整治北京的环境,以便为奥运会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条件。我想在座的各位对这些举措是非常熟悉的。北京市关闭、迁走了一些很大的企业以减少排放,正在研究各种措施治理急剧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以减少这方面的排放。为了防止风沙的侵袭,在北京以及北京周边的省区进行大规模地水土保持、环境绿化等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看到中国政府和北京奥组委、北京市在这方面作的努力,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信心,北京能够为2008年奥运会提供一片更蓝的天、更清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向世界作出说明,把有关中国的信息准确地传达给国际社会,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一定是一个文明的、民主的、进步的、公正的、友好的形象,我相信这一点。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我们自己不行,还要仰仗各位的帮助。2007-12-27 11∶32∶35

二、经典案例——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回放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起核泄漏事故,于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乌克兰基辅州普里皮亚特(Pripyat, Kiev)发生,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能发电厂意外事故。

由于切尔诺贝利发电厂没有保护掩体,导致受到核辐射尘污染的云层飘往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此外,在乌克兰(Ukraine)、白俄罗斯(Belarus)及俄罗斯(Russia)境内遭受到严重的核污染,超过33.6万名的居民被迫撤离。

依据苏联的官方报告,约60%受到辐射尘污染的地区皆位于白俄罗斯境内,但根据2006年的TORCH报告指出,半数的辐射尘都落在前述的三个苏联国家以外。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400倍以上。

这次意外引起公众对于苏联核能发电工业上的安全顾虑,也减缓了一系列的核能工程进度,同时也促使了苏联政府的资讯趋向较为透明化。苏联瓦解后的独立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至今仍为清理切尔诺贝利事件所造成的污染及引起的健康问题付出极大的代价。

因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难以精确计算。国际原子能总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主持的切尔诺贝利论坛,在2005年所提出的一份切尔诺贝利事件报告中,有56名牺牲者是直接受辐射线的影响而死亡(47名救灾人员,9名罹患甲状腺癌的儿童),而据估计,在660万人中,最后约有9000人会死于某一种类型的癌症(一种被诱发的疾病)。就此,绿色和平组织所估计的总伤亡人数是9万3千人,但引用在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中的数据指出发生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及乌克兰单独事件在1990~ 2004年可能已经造成20万起额外的死亡。

“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坍塌的前奏

如果不是远在二千多公里之外的瑞典核科技人员于4月28日清晨在富斯马克(Forsmark)车间里监测到工人靴子上的高度辐射,苏联媒体可能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保持更长时间的沉默。经检测分析这种辐射不是来自富斯马克工厂而是被北风给吹携来的。于是消息很快在西方各国传开,由于传染源的事故发生地几乎被监测出来就是在苏联境内,因此外部要求提供信息的呼声逐步升级。在外界的压力下,经过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集体讨论,授权塔斯社进行报道。这样塔斯社的第一条消息终于在事故发生后的65小时后播出^[11]。

4月28日晚9时,苏联发布了第一条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但塔斯社的报道中只是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不幸事件,核反应堆中的一个出现了事故”。

报道没有提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没有提伤亡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对正在扩散的核灾难不置一词,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

当晚11时,丹麦一家核研究机构宣布,他们检测到离基辅约8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核泄漏事故。这一消息在欧洲一家电视台播放后,迅速在整个西方世界扩散,所有的人都知道苏联已发生了巨大的灾难。

在这六十多个小时之间,人民完全处于信息缺失的状态,对于危机应该有的防范完全不存在。根据一些事发现场的人员回忆,在事故发生时,就连身处核电站的工作人员都不完全清楚事故的严重性。没有发布任何的公众警告信息。

事故当天正好是周六,但当地的孩子照常上学。距离事故现场不远的镇上还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和一场户外足球比赛。男人们照常出门钓鱼,甚至当地最为拥挤的一家钓鱼场地就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冷却水塘。^[12]

更为糟糕的是,政府不仅没有把事故的真相告知公众,相反公众得到的却是政府谎言虚伪的“宽慰”——公众得到的第一条信息是事故已基本处于控制之中。比如,4月30号的莫斯科电台报道说,附近河流和水库的饮用水没有污染,可以放心饮用。基辅电台的报道说,只有两个人在事故中死亡(因为死亡的人数可以说明事故并非严重)。事故初期,苏联政府只是公布核电站发生了火灾,并没有说明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当地居民通过国外新闻媒体才得知发生了核泄漏事故。

为了掩盖事件的真相,苏联政府仍于5月1日在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举行了传统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5月9日按计划举行了国际自行车比赛活动,5月还派歌唱团到核电站进行慰问演出。莫斯科、明斯科和基辅的主要报纸在随后的“五一”版面安排中,大量的庆祝场面包括基辅的自行车比赛以及大街上拥挤的孩子们在参加传统的全国化装游行聚会(national costumes),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在不显眼的版面中才能被搜寻到。^[13]

从4月29日起,瑞典、丹麦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都已经检测到核尘埃的侵入,美国总统里根也宣布,美国通过卫星照片已确悉切尔诺贝利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核泄漏。面对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苏联领导人决定对切尔诺贝利的有关信息采取分类区别对待的政策。苏联公民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将获知有关此事的最低程度的消息,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则可以获知全部信息。10年后,这一举措被乌克兰著名记者雅罗申斯卡娅揭露,他称之为“86弥天大谎”,指责苏联领导人在危机到来后对西方的“先生们”说真话,却对自己的人民撒谎。

在整整两周的沉默后,乌克兰卫生部长拉马年科终于就切尔诺贝利事故作出了官方的医学声明,承认切尔诺贝利爆炸导致了严重的核泄漏。在这个声明发出3天后,戈尔巴乔夫于5月14日第一次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雅罗申斯卡娅还在其最新出版的《未受惩罚的犯罪:切尔诺贝利20周年祭》一书披露,他通过获得的苏共档案指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第一次会议是在4月29日才举行的。从5月4日起,执行委员会开始陆续收到有关疏散当地居民的报告,这些报告中对灾区的核污染程度作了详细的说明。

书中还称,在获悉核泄漏造成巨大污染的实情后,苏联政府一方面通过官方媒体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事故并不严重的消息,称污染已得到控制;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指令要求所有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知情者严守秘密。在1986年6月27日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强在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工作中的保密制度的命令》的文件中,对保密的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文件中强调,“对此次事故的所有信息要予以保密(第4条),对治疗的结果要予以保密(第8条),对参与救援工作的人员所受的放射性污染的程度要予以保密(第9 条)”。文件的签署人是苏联卫生部第三局局长舒里任克,并呈送给全体政治局成员。

莫斯科的这种以保密而不是公开来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

悲剧的再思考——不在公开中联盟,便在沉默中解体

苏联这种对人为灾难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究竟有多大的危害?“这次事故后,有争论说,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从上面来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调整,而且在之后的两三年内,在民众下面的草根运动也呼吁政府变革调整。可以这样说,这次事件后,许多事情改变了。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改革的船长终于掌不住舵了”^[14]。

透过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能看出美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和苏联的媒体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生态处境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对于任意的风吹草动,决不放过,而且恨不能使之无火而起烟,能渲染的决不冷处理,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民众产生“情绪疲惫”;而后者则是保持沉默,高度的冷处理,最终使得民众对其丧失信心和信任,国际层面上则造成对于本国形象的损伤。

“有观察家把苏联共产党统治的结束以及乌克兰民主运动直接追溯到苏联领导集团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反应上。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故没有激起直接的民族主义,那它确实激发了随后几年内的爱国反响”^[15]。“如果说切尔诺贝利事故可以用‘悲剧’这个词语来描述的话,那这场悲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政府机构对这起事件没能提供足够的和持续的反应”^[16]。

一场事故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历史。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我们再来看VOA是怎样来广播切尔诺贝利事件的:

发生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或者更确切地是灾难之后的好多小时之内,苏联的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整个处于沉默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VOA的俄罗斯分部和乌克兰分部在一收到西方的监视报告后立即开动马力大规模报告。听众最先获知关于核电站爆发的相关信息和预防知识不是从自己国家的媒体而是来自于别国的媒体。VOA还请了很多医生来广播间建议听众该如何应对以避免受到“这种无形核辐射”的进一步伤害,如不要吃鱼、新鲜蔬菜和水果等。^[17]

苏联人民为什么要收听VOA,原因很简单,因为很多事情,尤其是公众关切的事情,自己的政府没有给自己一个解释,甚至是沉默的。譬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国内民众不能了解政府行为的动因,于是只有寻求其他的途径^[18]。而VOA对于这件事又投入很大的精力,这样一来整个国内的舆论岂不是掌握在VOA手中。

冷战的结束究竟有多少是西方媒体尤其是VOA,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电台(RFE/RL),BBC的“功劳”?我们看路透社(Reuters)前总裁(Michael Nelson)的一段描述:

为什么西方赢得冷战?不是靠武力。武器没能洞穿铁幕。西方的侵略是靠电波,那种比刀剑更富有威力的电波。正如迄今最早论述军事的中国军事家——孙子所言,不战而能屈人之兵为兵之道也。^[19]

这样做的危害有多大?苏联记者(Valdimir Snegirev)在1991年即苏联解体的当年有这样发人深省的话:

这真是十足的愚蠢。我们的媒体在整个80年代对阿富汗战争从来就是缄口不言,但VOA每天都在广播,收听的人数无以计量。这样,苏联国内关于阿富汗战争的公共舆论便在很大程度上由着西方媒体来塑造了。^[20]

苏联60年代最受欢迎的青年小说家(Vasily Aksyenov)也有过这样发人深省的话:“VOA在俄罗斯这四十年来的广播很可能被未来的苏联历史学家看做是一种价值无量的信息‘出借合约’……”^[21]

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其实就是讲这种公共舆论的形成。^[22]起初人们都有一种从众的心理,即使有异见的声音也不会轻易表达,因为这样可能使得自己形单影孤,处于社会的孤立境界,然而一旦这种被迫的沉默积聚的时间长了,在民众内部酝酿成熟,恐怕就会形成火山爆发的“雪崩”现象。这种蕴藏在民众内部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恐怕和之前压抑的时间以及压抑中被迫沉默的规模成正比。换言之,即“雪崩形成的力量”=“沉默的时间”ד沉默的压迫”。所以为了避免沉默所造成的民众压抑以及压抑后的爆发,政府应该给予民众表达和抒发的渠道,即感情的出口。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总结苏共的教训,一语中的:苏共败就败在“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垄断真理”。换言之,垄断使得苏共日趋官僚化、封闭化、惰性化,在苏共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种利益内循环的机制,这种机制运行的结果必然产生一个越来越迷信和滥用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凡是与这个利益集团行事风格相悖的人就要出局,于是在苏共党内便形成上层与下层的疏离,党外则形成执政党与社会的割裂,执政党最终完全演变成少数寡头专政的既脱离普通党员又脱离人民群众的政治党。^[23]

由于执政党的性质产生了变化,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对“新闻媒体实行僵化的管理模式,使党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严重脱离群众。后来又搞所谓的‘公开性’和‘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上放任自流,结果造成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舆论工具成了自己垮台的催化剂”。^[24]

三、“哈尔滨水荒”事件——“非典”之后的另一个教训^[25]:

本小节主要考察哈尔滨市政府由于对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对松花江水污染应对不当而引发境外媒体对该事件的不解、误解和指责,实际上这一指责最终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发成了一个典型的媒介事件——“哈尔滨水荒”事件。

在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第一条公告后,《南华早报》^[26]的报道:“公告指出停水是由于‘要对全市供水管网进行检修’,然而,很多的市民都把停水的原因和水源的污染联系起来,甚至和传言中即将来临的地震联系在一起。”该报还援引一位大学生的话,“目前大家的恐慌,我们认为是由于政府掩盖了事实真相。政府应该告诉民众真相以便公众尽早采取保护措施,而且市场也不会因此出现混乱”。《南华早报》的这则消息也可以印证我们前面的分析即政府的第一则公告所带来的反面作用:面对危机,谎言只能加速恐慌和不信任。

《洛杉矶时报》^[27]也撰文指出,“在22号即政府向公众发布停水的真实信息本来已经十分延缓和迟误的前一天即21号,仍然在公告中把停水的原因谎称为是‘市政供水管网的检修’。这种被冠以‘抱有良好用心的谎言’其实却加剧了民众的恐慌,使得民众愈加怀疑,于是疯狂抢购瓶装水,甚至是选择离开该城市”。

《卫报》^[28]在11月23日,即哈尔滨市政府发布第二和第三则公告后这样写道:“市民开始在浴盆和水桶中贮藏饮用水以迎接停水,各超市的水、牛奶以及饮料也抢购一空,哈尔滨机场以及火车站也挤满了准备离开该地区的人群。”《卫报》也提到了“关于恐怖袭击和地震的传言也加速了民众的恐慌,尽管地震学者也出面辟谣称地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该报还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截止到目前没有因水污染而患病的人,而且15家医院已经待命随时迎接不测事情的发生。”以及政府发言人的话,“我们有安全的饮用地下水,而且大家这几天不会冲澡了,所幸不是夏天。”

从《卫报》的这则消息,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危机,媒体是无所不能,也无所不及。各种各样的信息源,媒体都会采用,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最重要的处理方如何最大程度地向媒体提供有用的信息不啻为一个最好的方案:发挥得好,可以起到巧用“外力”的作用,即利用外电来为自己服务。巧用“外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及时发布可靠和权威的信息。

CNN^[29]的消息则有,“哈尔滨9百万城镇居民中蔓延的恐慌主要是因为政府官员在针对潜在的健康威胁而发布信息的时间太过于延误。”以及“俄罗斯官方也认为中国在关于健康危机中延缓了沟通的时机。莫斯科并因此提出要求中国以后能采取‘及时’的方式沟通类似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处理该突发事件,CNN认为,“该次‘水危机’事件已经演化为中国政府的公共关系的灾难事件,因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10天才向公众通报已经逼近的水污染信息。而且为了平息民众的恐慌,政府官员工作方式的转变也是少有的罕见,开始以每小时的间隔来更新信息”。CNN还提出该危机事件将可能对哈尔滨的旅游业带来很大的损失。随后两天的CNN网站还针对联合国的反应指出,“联合国环境保护人员在25号做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准备,包括环境评估和技术支援,但迄今未收到帮助的请求”^[30]。

BBC^[31]更是援引新华社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政府只有说真话才能更有力量”。文章指出,“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时讲真话是一个必备的先决条件。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传播渠道多样的环境下,任何的公共危机事件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谣言,从而在民众中间制造恐慌和混乱,如果政府不能提供真实的和可信的相关信息,则必然使得政府处于被动的境地。要使民众保持平静的心态,并发动和组织民众来面对和迎接困难,政府必须说真话,向民众解释自始自终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而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文章进一步指出,“讲真话是政府的义务。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部门。它的行政权是公众通过权力部门赋予给政府的,而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通过发动和组织民众得以进行的。政府的行政权力来自于公众对其的信任并依赖于公众而得以执行。一旦脱离开公众,则政府必将无能为力。要相信和依赖民众,则政府首先必须尊重民众。告诉民众事实真相并解释整个事件的真实过程。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并获得发动民众的力量”。

在资料搜索的过程中,笔者还看到很多的外电和报纸媒介引用了新华社的消息,也有直接引用哈尔滨市政府发言人的话,从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想有自己的话语权,就必须说话,而不是保持沉默。要说就要说真话,尤其是面对突发事件,这样一个更需要信息来应对的场面。我们看到国外一些专门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大多非常重视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以及组织内和组织外的信息交换。某种程度上,突发事件应对各方的信息共享,以及和媒体、公众(尤其是和突发事件相关联的公众)之间的信息流动是成功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32]:“11月25日哈尔滨的某家地方报纸在头版的大标题报道《哈尔滨没有地震》。在全国关注哈尔滨水污染这样的大背景下,该新闻标题似乎有些不和时宜。但这却又是报纸为辟谣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哈尔滨地震的谣言起源于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停水,但提供的理由不是水污染而是检查市政供水网络。市政府企图说服公众为进行例行的管道检修有必要停水的理由。正所谓欲盖弥彰,公众随即起了疑心,这也是谣言得以迅速传播的导火索。因为这之前本来就有类似的传言说政府要关闭水源进行对地震的探测。后来虽然市政府接连发布公告,承认停水的原因是因为是水污染,可是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关系已经遭到破坏。”

如果第一份市政府的公告中说了实话,那结果可能就是谣言不攻自破,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接受由于水污染而停水的理由。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不难看出,我们的政府在应对这类突发事件中缺少经验,无所适从,根本上没有突发性危机应对管理机制,而至于相关的法规就更谈不上了。

正如《纽约时报》接下来说:“哈尔滨市政府官员掩盖真相的‘努力’似乎进一步催化了公众对于没有证实的关于地震的谣言和恐惧。为此,省地震局还专门向公众发布澄清谣言的启示。”“地震谣言,如果说充满了稀奇古怪,那其实正是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秘密操作’和‘误导’的结果之一,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让人不得不对中国政府在应对禽流感事件中急于向世界表明的信息公开和坦率的态度产生怀疑”。

美联社2月7日新闻^[33]对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出台的措施给予了赞扬,报道说,在一系列的环境灾难事件后,尤其是松花江的污染(因为这条河流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东北居民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很多居民的饮用水安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祭出公众“知情权”的民主旗帜,出台规定“环境事故发现后的一个小时内必须向国家环保总局(SEPA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或者中国国务院(State Council)报告”。同时在环保总局的官方网站中也表明对于经常被忽略的这些措施要严格强制执行。网站中还尤其强调对于掩盖或发布虚假信息的官员要严惩,尽管没有提供可能的惩罚措施的细节。

从“非典”到“哈尔滨水荒”事件,一再使得社会的信任机制遭到破坏,公众对媒介的不信任,并由此波及到对政府的不信任,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进而波及到中国国家的海外形象,由此严重伤害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通过对信任的研究所认为的,“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和行为的可能性,哪里就有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加,也就有能与结构相调和的许多可能性的增加,因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卢曼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和简化归根结底都属于人类对世界结构认知的一种回应。因此可以说,人类经验的社会维度,以及对社会复杂性的添加和吸纳该复杂性的可能性,都增加了社会复杂性的潜力,从而也就扩展了人类世界,于是人类的环境变成了人类自己的世界。信任之所以具有简化社会复杂性的功能机制,就在于信任以其内部保证的安全可以代替缺失的信息。一旦信任遭受破坏,人们不得不转而寻求能保障自己安全的外部信息。从这个角度出发,信任虽然是一种社会关系,但仍然要依赖与它平行发展的其他简化机制,如法律、组织以及语言,等等。信任不是世界的唯一基础,但没有信任则不可能构成相当复杂的社会。^[34]

反思:善意谎言的问题出在哪里?

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尤其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有的人出于维护地方形象的良好愿望,花费了很大气力却没有得到期待的效果。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利用媒体发布信息、引导舆论,从而衍生出公众恐慌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引发“哈尔滨水荒”事件。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前期,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是不想把事情办好,把问题处理妥当。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没有重视并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政府行为虽然具有影响舆论导向的政治优势,但是要真正做到有效引导舆论,却离不开对新闻规律和信息传播规律的认识和重视。政府官员要了解媒体的传播要求,把握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这样才能使政府的要求与媒体的需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政府行为的质量主要由政府部门行动的迅速程度、政府部门措施的得力程度来决定,衡量政府行为质量的标准主要是各方的满意程度,而公众的满意程度在其中最具分量。

政府行为经过媒体的报道,政府行为的质量就会得到公众的评价。政府行为的质量高,事件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决,公众的心态会趋于平和与理性,舆论导向也容易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反之,政府行为的质量低,则不利于事件的解决,还有可能激起更多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的心态则会显得浮躁与冲动,舆论导向自然不容易把握。

四、汶川地震——中国国家形象在灾难中经受洗礼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注定是一个将被全中国人民永久铭记的时刻,以四川省汶川县为震中,烈度达到8级的特大地震震撼了整个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这场地震是继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国遭遇的最为强大的一次地震,其波及面之广泛,破坏力之强大比唐山大地震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场突发性的自然危机灾难。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和公众以前所未有的迅捷予以应对,各尽其能,众志成城,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四川地震在时间坐标上的特殊性在于正好发生在拉萨骚乱事件后,并且正是以拉萨事件为借口,北京奥运火炬在海外的传递遭遇到西方某些主流媒体和反华分子的肆虐“围攻”的当口。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地震的发生距离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时间不到100天。可以说,四川地震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场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的考验。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外,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此次抗震救灾中的新闻报道和舆情分析这一特殊视角来审视,以人为镜,发现和总结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以及依然存在改进空间的领域,同时也以此为坐标,进一步梳理和强化我国在新闻改革上的原则和底线。

《纽约时报》5月13日文章“中国遭遇强烈地震,死伤逾千人”。^[35]文章采用新华社的信息转述了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官方的迅捷反应,总理在机舱里商讨救援计划以及赶到灾区现场指挥都表现出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应对能力。

《纽约时报》5月14日另一篇文章“中国努力向灾区挺进,信息报道没有审查和控制”。^[36]文章指出中国的电视不间断地播出地震灾区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神情严肃的国家领导人的画面。这对于一个一贯掩藏自然灾难并封锁消息的国家而言不啻为一个天大的变化。

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15日文章,“中国迅捷公开的救援努力赢得赞誉;北京似乎从先前的危机应对中获得教训”^[37]。

《新西兰先驱报》5月17日发表社论:“中国以出色的表现通过考试。”^[38]

BBC亚太区5月17日的广播报道认为:“这次地震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管理能力以及中国人民克服自然灾害的坚强意志。有观察家评论说该次危机事件也为世界观察中国的发展与变化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这扇新窗户就是中国改革所呈现出的崭新、开放与透明的发展方向。”

《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中国对此次地震的反应出奇得开放,电视媒体不停地报道有关灾难的消息与救灾的努力,这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朝着开放、透明与改革的方向前进。^[39]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5月19号发表社论“中国的另一张面孔”。^[40]社论的题记——中国总理在地震后的热情代表了新型的领导风范。

《洛杉矶时报》5月20日发表社论“保护灾难受害者”。该文的题记——中国对地震灾难的榜样性反应与缅甸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

《纽约时报》5月22日发表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的文章——“地震与希望”。文章说,四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了代表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瞬间”,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信、代表基层民众政治的中国似乎正在诞生。^[41]

《澳大利亚人》5月22日文章,“灾难改变了中国的面孔”。文章认为此次地震的报道开放是由于中国政府从公众的反馈中意识到——报道得越多,则政府和领导人越受到支持。^[42]

《华盛顿时报》5月23日刊文指出:威权政府快速、全力的救援,史无前例的信息报道把中国普通的百姓与国外民众的心都紧紧联在一起。国外的媒介受众,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应该是自19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从来没有过的。^[43]另一篇文章指出,“地震松动了北京的新闻控制政策,信息流动飞速前进”。^[44]

《澳大利亚周末》5月24日发表特写文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地震”。文章认为中国的地震灾难将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一道分水岭。^[45]

《爱尔兰时报》5月26日刊登文章“中国朝着民主方向前进”。文章认为围绕此次地震,显示出四个因素可以用来评估中国正从一个威权主义体制向民主体制转换:透明、法治、新闻独立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transparency, rule of law, media independ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46]

香港《南华早报》5月26日引用了加拿大《环球邮报》说,中国向世界展现了“出奇的组织能力”,并且对外界一向认为经济巨人、政治专制的中国国家形象增添了仁慈的人道主义形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认为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危机管理个案。至少到目前,信息的自由流动赢得了人们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在比较了中国应对四川地震、拉萨暴乱以及3月31日的火车事故后认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正逐步放松对媒体的管制。^[47]

《华盛顿邮报》5月17日,另一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些认识、评估和思考。作者认为对于地震事件,中国宣传部门内部出现两派意见:传统派——继续控制和压制坏消息的报道;革新派——尽管不提倡完全放开,但意识到必须接受网络和博客空间带来的新情况。这场大灾难中的一个亮点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走到今天的确不易,但我的希望却是千万不要走更艰辛的回头路。^[48]对于这样的意见,笔者是认可并接受的,而且对于一个外国新闻教育者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观察中国乃至认识和理解中国,我们似乎应该从中更加坚定我们自己的新闻改革之路——战略上选择对方向,战术上可以迂回前进。但回头路是永远走不通的!《南方周末》5月29日的社论也指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地震已经教训了我们,不开放不透明,就必然藏垢纳污,放大天灾的人祸寄生于我们的体制当中,必然让我们的民族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彻底扭转,那么所谓灾后重建也有可能功亏一篑,所谓灾后重建也可能蜕变成某些人的分肥游戏,从而蜕变成一场新的社会灾难。至于所谓政府转性社会进步这些宏大愿景,就都无从谈起了。

英国《泰晤士报》5月26日文章指出,温家宝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他邀请了一些国外的记者同行(到灾区)。一行人乘坐军用直升机抵达灾区,这样的开放程度在中国闻所未闻。随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陪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地震灾区现场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会永远坚持奉行透明政策,这不会是一闪即逝的政策。^[49]中国国家领导人心系人民,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第一位的政策在这次地震应对中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认同,而这都是以媒体的开放报道和信息的透明传播为基础的。信息开放与透明在这次地震危机中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政府对媒体的认识也必将深化。如何把危机中所自发形成的这种优良品质如政府的责任、媒体的开放与透明延伸到非危机的日常常态的社会治理过程,这应该是这次地震给予我们最大的任务。

媒体观察16　汶川地震塑造信息公开的典范(节选)

作者:胡建红 新华网2010-05-12 00∶58∶22

新华网5月12日报道汶川大地震中,许多人都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我们不能选择灾难,但可以选择面对灾难的方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媒体选择了前所未有的方式来面对,由此带来了突发新闻领域报道的一次变革:

变革之一:快速充分公开信息,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

毋庸讳言,对媒体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的公开报道,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很多突发事件的报道,要么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没有公众想获知的信息;要么言不及要,避重就轻,不披露大众关注的核心内容;要么发布范围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干脆不公开报道。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太多的限制往往使媒体形成一种本能反应: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媒体就会反复斟酌和掂量,从而延误采访报道的时机。媒体面对突发灾难性事件到底如何才能恰当把握,找到报道的最佳路径?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做法具有典范和标本意义。

在这场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媒体大战中,我国媒体最成功的突破点就是做到了快速充分、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从而在第一时间抢占了舆论的制高点。新华社在地震发生十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面对突发灾难,我国媒体反应之迅捷、力量之强大、视野之广阔、报道之深入,令许多国外媒体刮目相看。

由于地震发生后,重灾区的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中断,媒体的报道便成了全国各地人民了解灾区灾情和救灾进展的最直接途径。除了记者现场采访发回信息外,在这次突发灾难中,还拓宽了信息发布的渠道。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并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现场提问,而且对每场新闻发布会都进行现场直播,不遮掩、不回避、不回答“无可奉告”。这样的发布方式既保证了媒体和受众知情权的满足,又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在突发灾难事件中,如此高规格、高频率地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许多境外媒体给予高度评价。

变革之二:媒体视角从本质意义上将人的生命视为最高价值

强震发生后不到20钟,中国国家地震台网站上即向世人发布了地震的震中和震级。震后两个小时,重庆市率先发布了此次灾难的首批伤亡数字。此后,官方公布的伤亡情况一路更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信息铺天盖地,高级官员和救援人员快速作出反应,这与中国以前对唐山大地震的报道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自然灾害公布的数据中,往往都包含有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而在这次地震灾害每天公布的数据中,几乎没有财产损失方面的数据,所有数据都是与“人”密切相关的,包括成功营救的人数、不幸死伤的人数、各地救助捐款的数目,以及道路、通信、电力等方面恢复的数据。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了这场灾难中一切行动的出发点。

在全力营救和医治生者的同时,对地震中不幸失去生命的同胞给予最高的祭奠,这也是对生命尊严的另一种阐释。国务院宣布,5月19~ 21日为全国“哀悼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为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罹难同胞降半旗志哀。确定“哀悼日”,降半旗致哀,不仅为生者提供了向死者表达哀思的一种方式,更昭示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是人性光辉的闪耀和公民尊严的彰显。给死者最高尊重,给生者最大抚慰,这无疑都是这场灾难中对生命珍爱的最好佐证。

变革之三:媒体的快速出击使真相始终跑在谣言和恐慌前面

地震刚发生不久,一些谣言、谎言便开始出现,救灾过程中种种毫无根据的猜测和以反思性报道的面目出现的攻击之词也常有出现。因此,这次突发性灾难的报道从一开始就是在用真相驱赶谣言的过程中进行的。地震发生不久,许多猜测和谣言通过网帖在各大网站流传。12日汶川地震时,北京地区也有震感,有人传播谣言说“北京地区12日晚将发生地震”,新华社立即采访地震局值班室并及时播发权威消息。据北京地震局分析,“近期北京地区不会发生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有关北京地区将发生地震的说法,纯属谣言”,各电台、电视台、网站及时播发了新华社消息,迅速消除了人们的恐慌情绪,稳定了人心。

在强大的媒体之网中,许多谣言根本没有蔓延和传播的空间。尤其是网络的作用,在这场媒体攻坚战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彰显。新浪网民提出了不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盲动、不悲观、不恶搞、不冷漠、不无知、不谩骂的“十不宣言”,各大论坛均有转帖,各大网站的自觉、自律行为空前强化。

由于引导及时,质疑、质问得到了有效控制,网上正面声音形成了强大的声势。网上的原创作品在这场灾难中空前地增加,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这场媒体的突击战中,我们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有力有序有效地引导了国内舆论,而且成功地引导了境外舆论,西方媒体的一些鼓噪之音、猜测之言、攻击之词没有生存和传播的空间。西方主要媒体也一改往日逢灾必乘机攻击我国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抗震救灾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报道数量持续增加,报道角度趋于客观、公正。通过击破一个个谎言,不仅向全世界传播了真实的声音,而且树立了中国政府开放、务实、坚定的形象。

变革之四:媒体的立体联动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在这场灾难中,中国媒体体现了空前的团结和强大的合力。这次报道信息量大,平面媒体、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一齐上阵,以文字、图片、视频、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报道抗震救灾。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重点新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如此全面的、立体式的报道,在我国突发新闻报道史上肯定是前所未有的。

在凝聚民族力量的过程中,媒体对这次报道中感性和理性的把握可谓恰到好处。各大媒体在报道处理上,没有一味地报道悲痛、哀伤和泪水,也没有过多地说教该如何面对天灾、如何走出天灾。无数民众被媒体的报道感动得热泪长流,在感动中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

在这次媒体的立体联动中,所有记者都是带着人性的良知在采访,同时,所有的媒体都在用大脑思考如何和大家一起渡过天灾。因此,这次媒体的集体发声,唱响了全中国传媒最有力量的和声。

媒体的报道不仅感动和感染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也使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深深地为中国所打动,为中国祈祷、为中国鼓劲、为中国增援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响起。俄新社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挺住》,文中饱含激情地说:“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但从没有在磨难中倒下。面临灾难,中国展现出坚韧与顽强,珍视生命,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和赞扬。在这个生死交织,人神共泣的时刻,我们愿共同分担这份痛楚,愿共同祈祷生命的希望。中国不需要同情,中国需要理解;中国不需要安慰,中国需要支持。我们愿意以杯水之力,尽寸尺之心,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这场灾难终究会过去,灾难中的创伤也会慢慢抚平,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次灾难,不要忘记灾难中的扶持、灾难中的感动,更不要忘记灾难中有一种激昂的声音在天穹下回荡:“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