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的诸葛亮贤相形象传播

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的诸葛亮贤相形象传播^[1]

柯昌勋

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经历了一个由历史到民间再到文人的累积过程，其人物形象也都经历了一个不断雅化、文人化的过程”，从小说接受的角度考量，这揭示出了《演义》及其人物形象演变的外在规律。但是，作为书中极力塑造的诸葛亮的人物形象，仅仅以此来解释其生成演变，是不够全面和确切的。从传播角度来看，自诸葛亮逝世后，其形象就在于此发展，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笔者认为，诸葛亮形象的演变经历着两条大致不同的线性传播路径，而距离诸葛亮逝世相对较近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正是其形象生成流变的滥觞，作为诸葛亮形象的传播源，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大夫这一特殊传播主体为其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诸葛亮形象的双重线性传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里，诸葛亮被塑造成为集“智绝”与至忠至诚为一身的良臣形象受到千古传扬，得到后世的极大推崇和尊敬。其实，在此之前，诸葛亮形象是在历史形象的基础上，大致沿着两条不尽相同的传播路径，并在以统治者、文人士大夫、民间百姓为传播主体的线性传播中产生的。有的学者认为，“在《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沿着两条差别较大的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的传播线索，一条是人格形象的传播线索”，这种说法对诸葛亮形象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开创性的研究思路，但将诸葛亮形象的传播，简单地归为以智慧与人格为线索的传播，却仅仅是从传播内容的特点上来看，并没有揭示出诸葛亮形象传播的类型与本质特征。

曹萌先生在《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中认为线性传播，“亦可称为纵向传播，即是通过口口相传或代代相传的方式，将文学作品流传下去，从而在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一条向前的直线……一部小说名著的成熟过程，往往就形成了一条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传播的直线，人物形象在这条线上越传越生动曲折。”诸葛亮形象在历史传播的过程中，俨然分化出了两条直线:一条是以忠智为主要特征的人格化贤相形象的线性传播，另一条则是以慧通为主要特征的神仙化军师形象的线性传播，前者是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传播，后者是艺术形象传播，在融合于《演义》前，这两条直线偶有交叉，但依据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环境、传播效果这些传播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来看，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传播模式与路径。

从魏晋南北朝到元末约一千一百年时间里，诸葛亮贤相形象传播的内容特征是忠诚和智慧，传播主体主要分布在统治阶层里，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文人士大夫，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史籍与诗歌的影响较大。在唐代，文人士大夫对诸葛亮的诵咏不胜枚举，以诸葛亮为主题的唐诗就有52首，尤其以杜甫为代表，莫砺锋先生认为，“杜甫首次对诸葛亮的人格精神提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正是他对“大名垂宇宙”的忠臣诸葛亮的极度颂扬。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在理学上又一次对诸葛亮的忠诚提出肯定和赞誉，如儒家学者程颐言诸葛亮“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权之过”，称其为“明哲君子”;在元代，从散曲中可见，文人多数集中在对诸葛亮功业的肯定(即对政治智慧的肯定)，如鲜于必仁的《双调·折桂令》中写道:“草庐当日楼桑，任虎战中原，龙卧南阳。八阵图成，三分国峙，万古鹰扬。”可见，在封建传统思想不断发展的传播环境中，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传播被注入了更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因素，乃至最后发展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化身。在历史形象这一条线性传播的直线上，诸葛亮的忠臣贤相形象在人格精神上被逐渐肯定并放大，且充满着人性色彩，《演义》中极力刻画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形象，正是此传播效果的最好体现。

与历史形象的传播不同，诸葛亮慧通形象源于贤相形象，并主要在民间传播，传播主体可谓纷繁复杂，有文人知识分子、说唱艺术的艺人，甚至是市井普通百姓。远离政治的百姓看重的不再是诸葛亮作为贤相的政治品格，而是更注重其智慧与神通的一面，其传播方式缤纷复杂，从野史杂说，到说唱艺术，再到小说戏曲，诸葛亮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人。道教、佛教的兴盛与交融，也给诸葛亮慧通形象注入更加奇谲诡异的色彩。在唐代变文《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六中，记载时人曰“死诸葛亮怖生仲达”，其神秘色彩更加凸显;至元代，《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完全演化成为一名“撒豆成兵”“呼风唤雨”有“不测之机”的道仙军师形象，民间神化色彩不言而喻。在这条线性传播的直线上，诸葛亮形象始终是超脱凡人，逐渐趋于仙化，并以神通智慧为主要特征的。《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等奇才，正是源于其慧通形象的传播，以至于鲁迅先生评曰“状诸葛多智而近妖”。

魏晋南北朝正是这两条线性传播路线的起始，贤相形象占据了传播的主导地位，神化诸葛亮的趋势亦开始显现，但依然包裹在贤相的外衣之下，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形象的影子。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诸葛亮形象传播的政治色彩还是很鲜明的。三国时期吴国大鸿胪张俨在《默记·述佐篇》中，将诸葛亮和司马懿进行比较，并认为“仲达之才，减于孔明”，诸葛亮有“匡佐之才”，甚至觉得其“治国之体，当时即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对其政治才能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中记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甚至像晋武帝，与诸葛亮是敌对势力的最高统治者，也对其治国之才赞赏有加。西晋陈寿撰《三国志》言“诸葛亮之为相国也……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志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肯定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和贤相地位。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都着重肯定其“志虑忠纯”和治国为政之才。在魏晋南北朝的小说野史杂传中，文人士大夫对诸葛亮的记载开始出现神奇色彩，这无疑是来自于民间的传说，但诸葛亮形象即使在他们的笔下具有种种神通，但亦是在忠臣贤相的政治形象的基础之上加以描述。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郭冲五事曰“亮屯于阳平，……惟留万人守城……知宣帝垂至……敕军中皆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最终，诸葛亮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二十万大军，虽然裴松之认为“此书举引皆虚”，但亦可窥见诸葛亮形象神通化的端倪。

二、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诸葛亮贤相形象的传播类型与特点

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发轫于魏晋南北朝，在这个时期，文人士大夫作为重要的传播主体之一，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的传播地位。因而纵观这一时期的诸葛亮形象传播，由于受历史因素和文学体式的影响，以忠诚与智慧为特点的贤相形象成为传播内容的主流，但仍然可从一些史书中窥见以神通与智慧为特点的军师形象的萌芽，虽然二者的诸葛亮形象都有智慧的特点，却不尽相同，前者主要体现在治国为政，而后者主要体现在军事才能和“神机妙算”方面。

文本是文学传播内容的符号载体，如今已经无法得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信息的全貌，要了解诸葛亮形象在这个时期的传播特点，也只能从研究传播文本着手。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出发，依据文人士大夫传播内容的形式，笔者把诸葛亮形象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传播类型划分为史书类传播、政论类传播、诗歌类传播、小说类传播等四大类型(见表) :

从史书类传播的文本内容上看，诸葛亮形象有着鲜明的政治家色彩，主要集中在对其治国之才的肯定和对其“忠”的赞颂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时期的一些史书中，诸葛亮形象的神通色彩开始显现。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有这样一段评价: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陈寿认为，诸葛亮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治国为政方面。笔者认为，这一点在《三国志》里，又主要从审时度势和训章明法体现出来。审时度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隆中对”中，诸葛亮对“豪杰并起”天下大势的判断与“三分天下”的分析预测;“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中，对当时赤壁战事形势的准确洞察;训章明法则从诸葛亮面对街亭之败，“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等，来体现诸葛亮对规章法律的重视和实行的以身作则。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别周鲁通诸葛论》中写道:

诸葛亮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以著于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是以蜀为正统的，因此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良臣的典范，孔明的“匡汉之望”是“崇本之心”，“崇本”即是“君子之道”，因而君子必将“竭其直忠，佐扶帝室”，极大地肯定了诸葛亮的忠。

南朝史学家裴松之“博采群说”注《三国志》，其影响颇大。《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引《袁子》中记载，张昭向孙权推荐诸葛亮，诸葛亮不肯留，问其缘由，言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对此，裴松之有一段评价曰:

宁有中违断金，甫怀择主，设使权尽其量，便当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岂其然哉!关羽为曹公所获，遇之甚厚，可谓能尽其用矣，尤义不背本，曾谓孔明之不若云长乎!

裴松之认为此事不实，并严重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他认为诸葛之为人乃“不背本”，即忠心。

政论类传播文本中，诸葛亮形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治智慧上，尤其是对其“治国平天下”功绩的称颂。

与陈寿几乎同时代的西晋初年的思想家傅玄在《傅子》中评价:

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

由此可见，傅玄是高度肯定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才能的，他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治国”“御军”都“事得其机”的良相，并能审时度势，慎而又谨。西晋刺史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对诸葛亮有这样一段评价:

夫孔明抱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至如奇策泉涌，智谋从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无犯，勋业垂际而殒…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

张辅从为政与治军两方面赞颂诸葛亮“奇策泉涌”“智谋从横”的政治智慧，叙述肯定了他的主要功绩，并特别强调诸葛亮的为臣之忠，称赞他有“文宁内，武折冲”的“文武之德”，而“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可谓评价甚高。

诗歌传播一类流传下来的文本并不多见，但“唐以前吟咏诸葛亮的诗篇，似乎只有桓温的一首《八阵图》”，此说并不准确，其实，除了桓温的《八阵图》外，在《全晋文》中收录了一首晋人安虑的诗《使蜀吊孔明》:

适子之墓，冥漠无声。庙堂犹在，松柏冬青。遐在邈矣，长游幽冥。

关于安虑的生平，全晋文中只提到，虑字仲元，但依据其诗被收录的卷八十六中上下诗文的作者来看，安虑应该也是一位士大夫。此诗是一首抒怀遣兴之作，题为吊孔明，即表明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庙堂犹在，松柏冬青”一句，则道出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沧桑感，唐人杜甫诗曰“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恐是借鉴此诗。“遐在邈矣，长游幽冥”则是表达诗人对诸葛亮的缅怀之情。

南朝陈的诗人陆琼的《梁甫吟》也是一首寄情诗，诸葛亮飘逸宏儒的形象跃然字间:

临淄佳丽地，年少习名倡。似笑唇朱动，非愁眉翠扬。掩抑随竿转，

和柔会瑟张。靑扇屡回指，飞尘亟绕梁。寄言诸葛相，此曲作难忘。

小说家一类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文体尚属于小说的初始形态，小说家的创作目的也还未进入自觉状态，此时的大多小说家的创作以“志”为主，即记叙，并产生了大量的志人志怪小说，而其中以诸葛亮为对象的志人小说文本，虽出现神化诸葛亮的萌芽，但仍未彻底摆脱其历史形象的束缚。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中方正第五》中记载: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这则小说对诸葛亮的叙述主要有三点，其一表明诸葛亮的威慑力，诸葛亮北伐，“关中震动”，继而魏帝恐战;其二，表现诸葛亮的军事智慧，其与司马懿陈兵渭河两岸，并“设诱谲万方”;其三，则表现出诸葛亮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但从这里亦可以看出“神机妙算”的端倪。

南朝梁人殷芸《小说》引《杂记·说二十五》写道:

桓宣武征蜀，尤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虽然这则小说记述的不是史实，有传说的色彩，但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是受到了蜀国人民的拥戴和怀念的。“在时不觉异，殁后不见比”，正是说明诸葛亮作为一代忠臣贤相的影响力。

南朝刘敬叔《异苑·卷四》中记载:

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即灭。其年蜀并于魏。

此则应为作者对传说的转述，将诸葛亮之生死与汉室兴危，蜀国衰败联系起来，从中可看出其对诸葛亮政治地位的肯定。晋人裴启《语林》中记载: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语林》是志人小说中较早的一部，这则小说是描述诸葛亮服饰的最早出处，可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随其进止”表明诸葛亮治军有方，突出了其军事才能;其二，宣王闻后而叹，评赞诸葛亮是名士，肯定其政治德行。

当然，在两晋时期，诸葛亮形象出现过传播的南北差异，其中不乏有一些贬低之词，也出现过神秘化的描述，但作为政治家的诸葛亮，集忠智于一身的贤相形象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凸显。这一时期，诸葛亮的治国为政的智慧，才能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其军事智慧也伴随着诸葛亮的历史形象而得以展现。

三、魏晋南北朝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动因和社会基础

笔者认为，文人为文的创作动因是文学传播的内在因素，这是由文人的传播思想来决定的，并称之为文学传播动因。传播环境是文学传播的外在因素，其影响并制约着文人的传播思想。关于文学传播动因的概念，王金寿先生认为，这“是由文学创作的动因以及其性质和审美价值决定的。作家从事于文的创作动因，亦为文学传播的动因”，并将其归纳为主观需求、客观需求、自然需求、情绪释放与心理因素四个方面。诸葛亮形象在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中的传播，之所以呈现出以历史形象为基准，以忠诚智慧为特点的贤相形象的传播主流，除了诸葛亮自身的历史品格以外，与传播主体的传播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受到传播环境的影响和推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劝诫弘道，维护封建正统政治秩序。以此为传播思想的，主要以史学家为主，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教化百姓成为史书传播的最重要目的。《晋书·陈寿传》记载，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向天子上表，言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范頵等人将“有益风化”作为劝上采录陈寿《三国志》的最大理由，亦可说明文人士大夫心中的史书传播准则，因而陈寿笔下的诸葛亮形象，充满着“治国平天下”的贤臣品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提出“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传播思想，表明其留垂后世，启发后人的传播目的，在其注中，着力维护肯定诸葛亮的政治品行，对歪曲贬低诸葛亮的记载都予以强烈的批判。《晋书·张辅传》中“希慕古人”的张辅认为:“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明其“奖劝监诫”的传播思想，诸葛亮的忠心耿耿，在他看来，应是作为人臣皆应效仿学习的典型，因而，其在政论中对诸葛亮大加褒奖。东晋史学家习凿齿，首次以帝蜀寇魏为史学观，编纂《汉晋春秋》，对蜀汉的历史人物作出正面积极的评价，极力颂扬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本精神。《四库全书总目》中所说，“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正是此传播思想的体现。《晋书·习凿齿传》中记载“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裁正”有教正、制止之意。东晋权臣桓温凭借两次北伐之利与自己的赫赫战功，继而产生非分的企图，威胁东晋政权，在此情况下，习凿齿为维护晋朝的封建正统，提出“以晋继汉”，帝蜀寇魏的史学思想观，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其卓越的政治品质，就成为其树立忠于正统的贤相楷模。

其二，释放悲愤情绪，抒发个人情怀。这一传播思想主要体现在诗人的身上。清人马瑞辰认为，“《毛诗序》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言诗所由作。”这说明诗歌是人情绪表达释放的一种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咏史诗创作的一个高潮期，这与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又不无关系，身处乱世的诗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吟咏来表达两种情绪，其一是对政治上的大一统渴望，对拯救乱世于水火贤臣良相的期盼;其二是寄情于古人，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叹。西晋诗人左思所写《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深刻表达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概叹，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凭吊诸葛亮的咏怀诗虽然不多，但从同时期的其他咏史诗来分析，诗人抱情怀志，评古喻今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的传播思想，即是希望通过咏史吊古，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期待，从而引发对个体生命的思索，对人生前途的追求和探索。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传播思想，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传播环境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又是一个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西晋虽有过短暂的统一，但其后，外族入侵，中原政权不断更迭，导致这一时期政治社会长时间处在动荡分裂的状态。由于民族矛盾激烈，政局动乱，百姓渴望太平盛世，士人渴望政治清明的愿望异常强烈，因而，诸葛亮自身的忠贞智慧的品格，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政治寄托。匈奴人刘渊为了笼络汉族，证明其政权地位的合法性，以“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为由，“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其尊刘崇汉的政治理念显而易见。东晋王朝自比蜀汉，视中原少数民族政权为曹魏汉贼，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诸葛亮被极度推崇，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在中原站稳脚跟，奉汉为祖，并以诸葛亮为治国为官的榜样，尤其是极力宣传诸葛亮对蜀汉王朝的忠心，也是源于其政治统治的需要;东晋王朝也对诸葛亮的忠心赞赏有加，也是为激励其臣民，以诸葛亮为表率，早日夺取失去的中原，兴复晋室，还于旧都。因此，在除了传统的政论、诗文中，文人士大夫中的诸葛亮形象政治色彩鲜明，并着力强调其蜀汉丞相的政治身份，并开始出现了对其军事才能的描述。

其三，追求心理满足。这来源于人的猎奇心理，好奇心是人成长过程中的惯性心理因素。小说中光怪陆离的奇闻异事，正是人们猎奇心理的一种体现。这一时期，小说的初步发展正是建立在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之上。这类小说虽然信奉史书的“实录精神”，但据其内容，也夹杂野史传说，甚至是神魔鬼怪的虚妄之说，充满着迷信色彩。究其原因，恐与文人士大夫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即文人士大夫既生于民间，有官在朝廷，因而在思想上，既载负着民间思潮，又包含着士族的阶级思想。这一时期，民间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已不绝于耳，而主要以口头歌谣为主，特别是蜀地百姓对诸葛亮的深切怀念，也是与其政治功绩分不开的，但其中也不乏诸葛亮神通化的传说，《宋书·裴松之传》曰:“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可见，这类异闻的搜集也主要来源于民间。文人士大夫作为承上启下的传播主体，他们既要肯定民间异闻的传播作用，又要兼顾统治阶级的传播思想，因而必须对民间异闻有所加工，这一时期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正是源于此因，表现出以忠智贤相的历史形象为基底，但同时也包含着神机妙算的军事才能，而这又与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环境与文学氛围有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玄学的创立，儒释道开始出现合流迹象，因而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上形成了复杂的格局，并体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这一文化思潮又影响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学体裁，以志人志怪为代表的早期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魏晋，受到道教神仙方术之说的影响，志怪小说中开始出现神化三国人物的现象，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就写道，孙策杀道人于吉后，被其鬼魂叨扰，后疮皆崩裂而死的故事，尤可见道教与神鬼之说对三国人物传播的重要影响，由于文人士大夫的特殊政治地位，加之小说体式尚且处于萌发状态，魏晋南北朝并没有形成一支专门从事小说创作的小说家队伍，并且这一时期的小说还没有从史书题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多所谓“史实”皆是取材于民间传说，文人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因而此时的诸葛亮形象，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的传播下，形成了与历史形象不完全相同的新的流变和特点。受儒家天人感应说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诸葛亮形象与星相说密切联系，如孙盛的《晋阳秋》中记载“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给诸葛亮之死渲染上一层玄秘气氛，《汉晋春秋》中所载诸葛亮“七纵七擒”南人孟获，又载诸葛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与魏军交战，使诸葛亮形象与少数民族联系起来，并体现了其政治理念和军事才能。

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中的贤相诸葛亮，对后世的诸葛亮形象传播有深刻的影响，并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得以高度艺术化的展现，尤其是其“兴复汉室”的忠心，在六出祁山的伐魏战争，与司马懿的斗智斗勇中，以“秋风五丈原”悲壮式的将星陨落收场，罗贯中将一代忠臣的英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催人泪下。

【注释】

[1]该文原载《文学界》，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