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共同体的性别隔离——对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叙说的分析

学术共同体的性别隔离
——对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叙说的分析

王　珺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对大学而言，无论什么时代，高水平的学者总是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源，而高水平学者的培养、成长与学术共同体密切相关。从科学混沌时期的学术流派，到科学初创时期的科学社团、无形学院，到科学发展时期的合作群体，乃至科学发达时期的各种创新团队等，都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形式。对学者个人而言，只有通过专业化的学术团体，才能与同行在研究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合作与交流，同时也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可，树立自己的学术声望与学术声誉。

在目前中国大学中，学术共同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各专业学会，以及它们属下的专业刊物等；二是以课题和项目为核心构建的项目团队，项目团队致力于某个具体科研项目的研究，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有比较细致的研究分工，团队成员遵守相对固定的研究路线，形成了核心研究人员圈子。在此，笔者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大学场域中，女教师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如何？她们是否能顺利地进入学术共同体？她们在学术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如何？学术共同体对她们学术生涯的影响是什么？以及她们如何解释自己被学术共同体边缘化的处境等。本研究将采取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进入一所研究型大学（简称A大学）进行参与观察，以对女教师的深度访谈及笔者收集到的相关数据、信息为主要资料来源进行阐释。

一、学术“种姓”与土星环

由于社会资源和学术资源相对有限，大学系统内部等级差序的存在，学术资源集约化倾向就不可避免。已有的各种调查和研究显示：女教师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在学术资源的占有上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美国社会学家科尔兄弟在论述科学界的分层时，就专门针对女科学家的问题进行过探讨，“在漫长的科学历史进程中，科学家几乎为男性所独占；直到20世纪，‘男科学家’这个词几乎差不多能做‘科学家’的同义词。即使今天，这种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科尔兄弟在研究中还列举了一些数据来印证这一点，如女科学家在人数、地位、资源占有上与男性的差异等。^[1]在我国，情况也非常相似，有研究统计：我国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中，女性仅占5.1%；“973”重点基础发展项目的173位首席科学家中，女性只占4.6%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学术资源配置上的“种姓”等级制度。^[2]当然，“种姓”等级有很多维度：如有西方发达国家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别；有黑人与白人的差异；有有产者与无产者的不同；有边缘与中心、城市与农村的差异，等等，在这其间，性别之间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

已有的研究显示：学术职业中，科学领域和高层次学术梯队中女性的缺失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对此，西方学术界把这种由于性别而设置的微妙障碍称为“土星环”（Saturn’s rings），^[3]如克里斯蒂等人曾就此专门探讨了学术职业中迄今存在的女性与少数民族地位偏低问题。^[4]研究指出，目前已有一些关于学术职业的研究，探讨了学术权威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作为学术“看门人”的重要意义——他们可以控制特定学科领域中后继者的职业发展。研究还对学术资源配置上的“种姓”等级制度进行了性别或种族分析，集中探讨了在学术职业中获取权威的方式。学术权威代表一种能力，它能评价后继者智力成果的学术价值并因此控制他们的职业发展。研究还特别记录了学科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它们的固有价值与假定，表明了在女性与少数民族学术人员职业发展的早期，学术价值评判的重要性；详细解释他们被排斥的现状与过程，提出这仍是一个重要和复杂的问题急需相关理论建构与进一步研究。另外，也有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在人际关系上，学术圈有所谓的“the Old－boy Network”，对女性来说，她们很少融入以男性为中心的非正式关系网，在工作之余或学术发表的场合之外，很少参与宴请，这是因为大多数女性要负担家务，无法在夜晚或假日外出参与社交活动。因此，有些研究指出，婚姻，尤其有儿女之后，对女性在学术出版、成就表现方面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在较高职位上的女性人数有限，作为女性，很难找到同性别的指导者，而许多男性和中层管理者都不愿意指导女性和有色人种。^[5]而这些非正式互动团体都涉及获得学术共同体接纳与认同的问题，它对于学者个人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针对女性与学术共同体的微妙关系，有研究者提出女性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该领域获得“合法性”，其途径或许不是通过发表更多的东西，甚至不是通过做“更好”的研究，而是开展经由个人接触，与核心组成员的友谊、通信、对他们拜访、与他们一起参加会议、进行研讨以及合作研究等。^[6]

从我在A大学科研机构获取的统计资料来看，在所有科研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的统计中，并没有反映项目负责人的性别统计，我只有根据现有的资料查找相关信息，而后自己进行性别分类。以2007年为例，我仅以项目负责人为对象进行粗略的性别统计发现：在国际合作课题中，女教师作为负责人的占16.4%；在国家级别课题中，女教师为负责人的占28.7%；在省部级课题中，女教师作为负责人的占27.3%。^[7]其中的性别差异显而易见。

值得关注的是：在深度访谈中，绝大多数女教师都普遍强调文章发表、职称评审等主要在于个人素质与能力，而与性别相关程度不高，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却认为在拿项目、进入科研团队或进入团队后的位置与工作分配等问题上，明显感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人还把这一影响归因为制约自己学术发展的重要方面。访谈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N就告诉我，她与一位男教师同时进教研室工作，几年下来，差距明显就出来了，N是拼命上课满足学校规定的工作量，尔后是结婚生子，支持先生（N的先生也是同一所大学的教师——笔者注）学术发展；而那位男教师，一开始就有老教授带他做项目，因为需要常出差、到现场工作，大家认为男教师更具有性别优势。说起自己现在的“讲师”身份，N表现得有些愤愤不平：

从一开始，大家有活就拉他（那位男教师），也许是男人吧，出个差，跑跑腿，方便！慢慢地，就有人缘了，自己再肯吃苦一点，能干一点，哪个团队都需要做事的。我呢？就教教书，现在差别大了。他还抱怨自己做牛做马的，谁刚出道的时候不是做牛马呢？我要做牛马的机会人家都不肯给我，他有收获啊！科研也算工作量，更重要的是有名、有利（在A大学，教师的薪酬与岗位、业绩密切相连，其中科研工作占很大的比例，教师的科研经费都按比例发奖金，这也是造成大学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笔者注）评职称更有用啊！我呢？从一开始就只把我看成一个教书匠。领导总是口头上说教学也如何重要，实际上谁又真正把教学当回事呢？有时真是憋得慌，但也没办法！

在A大学不断地强调量化考评以及“科研是源”“教学是流”等政策的驱动下，女教师们，特别是还在“学术圈”外围或边缘的年轻女教师普遍感受到“科研”带给她们的压力以及进入某一科研团队的重要性。

L：能不能进入团队，进入什么人的研究团队，对以后的发展来说太重要了，学术圈就是一个江湖，首先你要费尽心思，使自己成为江湖中人，找准山头，跟对队伍，才有人帮衬，有人提携呀！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导师，没有他的扶持，我也可能就只教教书了，如某学院的××，是我硕士时的同学，这几年基本上没什么科研，评职称完全不可能。前几年，我跟着导师做项目，人虽然辛苦些，但慢慢地也认识了好些“圈中人”，知道了如何去申请项目、如何申报奖项，包括发表文章的一些规则，去年职称评审（副高）也还顺利，但压力还是蛮大。

K：我是从HD大学博士毕业过来的，虽然博士学位拿得早，但还是没法与这边的“本土儿女”比，他（她）们大都有人提携，跟着导师和他的研究团队，省了多少心，可以少走好多弯路。我运气也不太好，博士生导师在我读了一年半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把我分给另一个导师带，由于研究方向的问题，一直没有与他建立融洽的关系，导师这条线完全靠不上。在工作中，总是一个干活的命，虽然有些有能力的老师在课题中也常把我拉上做事，但这些年，我总是处于做事的境地，始终没有成长起来啊，我升副高快10年了，现在要评正高，也焦急啊！

F：我算是我们专业学会的成员吧，也经常参与一些研究工作，但在科研团队中，我主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至于项目的申请，通常都是系里几个资深教授、还有院领导牵头做，而且都是男的。课题申请到了，再具体分工完成。要熬到核心人物或负责人的位置，恐怕没有希望，还要靠运气，我也不敢期待。我们院好多女教师也是这种状况。

从女教师的叙述中，我发现，不管是否进入正式的学术圈或某一研究团队，许多女教师都或明或暗地遭遇到了“土星环”的困扰，这里面涉及刻板印象、文化习俗、组织结构、权力分配、资源配置等复杂因素，有些感受甚至不可言说，但叙说者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N和F的叙述。

二、局里的局外人

当研究者进入某一学术团队并成为其中正式成员的时候，他（她）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标记的抽象人，相反他（她）是一个正在扮演着某种特殊角色的具体人，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蕴涵着丰富的角色关系，以科研团队为例，从学术共同体的权力形态上看，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负责人、核心人员、一般人员和辅助性研究人员。

我从16位受访者的叙述中获知：她们中有3人曾经或现在还是学术共同体中的负责人或核心成员；有7人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各级学会或研究团队的工作，偶尔也在一些项目中担任子项目负责人，属于学术共同体中的“一般性”或“辅助性”成员。还有6人表示基本上没有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这6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公共课教师、二是年轻教师、三是感叹“无大树可靠，无人提携的教师”（受访者语），她们更是学术世界中的局外人了。

国外也有研究显示：女性即使能够进入学术网络，也很难被纳入到“研究的核心组”，核心组是从事特定研究领域科学家的小网络，他们使新知识在该领域获得合法性、核心组是私下的、非正规的、只有那些涉及有关领域特定讨论的人才能看到它的存在。研究者并未就此提供明确的解释，但普遍认为这与女性在学术团体中的位置相关。特别是在一些以“男性为主的学科”，女性往往会因为性别的原因而游离本学科学术社区的非正式关系之外，成为“局里的局外人”。^[8]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种地位与学者的学术事业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学术活动一大半是由相识的人彼此促成的，而女性很难成为“圈内人”的异性朋友，也因此缺少了许多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机会。^[9]就这个议题，I教授特别发表了一番感慨：

I：实际上，对于女性而言，尽管你当上了教授，还是较难打入学科的核心网络，女性在我们这个领域毕竟是少数，如果有一天，在相同地位上有一半的话，情况可能不一样。

我：现在学术界女性也是越来越多了，应该有这种可能。

I：多又有什么用呢？越往上走，有成就的女学者还是远远少于男学者，一大堆女助教、女讲师、女副教授在学术界也没有什么说话的分量啊！

我：有些学科，如果撇开研究团队，不进入所谓的“圈子”，是不是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也可以取得成就啊！

I：那是一相情愿的想法。一个学者，学术地位的获得，不仅仅是学术，这个时代，关系多重要啊！有了一定的身份，会连带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如有人找你当各种评委、邀请你演讲、写文章、甚至当院长什么的，身份就可以变成荣誉、地位、权力、利益。这里面，肯定与性别有关系。

我：这种非正式的交往对学术发展关系大吗？

I：很重要！学术网络中非常多的决定是私下做出的。如请某人写文章、邀请谁参与会议，这些私下的聊天往往会决定一个学者是否有机会被认识，被发掘。例如，我邀请你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你请我为你的杂志写文章，等等，事实上，许多所谓的正式会议只是走个程序而已。我虽然在A大学主持一个研究所，也以负责人的身份拿一些不大不小的项目。但在全国的专业学会中，只是一个理事而已，那种专业领域的大项目和核心问题研究，根本还轮不到我们，往往只有会长、副会长或一些有头脸的常务理事才可以拿到。

我：这些会长、副会长、有头脸的常务理事又都是哪些人担任呢？

I：一般好像都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校长、院长啦！要不，就是这个领域特别资深的、已经建立权威，有名望的学者。我就一个普通的老师，无职无权，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

访谈中，有几位教师都谈到她们经过努力还算有运气等因素或许能够进入到正式的学术圈或研究团队。但她们都强调自己很难成为领导者或核心人物。

L：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干活还行，这样的人（团队负责人）是需要一点霸气的，也就是领导者的素质吧。女人还是差了点。现在这个时代，只有学问好，别的能力跟不上，别人也不会服你。是个教授，副教授又有什么用呢？你搞不定各种复杂关系，争取不到资源，拿不到经费什么都不是。

对于这个问题，M的认识更直白：

做到了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什么的，学问已经不重要了，大家也不看他（她）每年能发多少文章，而是看他有什么样的关系，拿下了多少经费，为研究团队的人谋多少福利。反正文章有人写，也会挂他的名，当然，领导还是可能出一些思路的，毕竟站得高，看得远么。他（她）的身份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学者或教师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研究团队的老板，项目负责人更像一个“学术经纪人”，他们的职责就是到外搞关系、拉项目。现在要想在学术上有发展，并不只是会埋头写文章、关在实验室做研究就行，它需要人有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做一个“复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是团队的领导者与核心。

在研究过程中，我曾跟随E教授参加过她们学术团队的2次项目会议，E应该是这个团队中的核心人物，该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校领导，与E合作了好多年，听E说，校领导很提携她和这个团队，私人关系也非常不错。校领导基本上不参与项目的日常管理，具体事物都是由E负责打理。在我参加的2次课题会议中，都是E主持，我发现，E在布置任务、下达命令以及讲话中，几乎离不开校领导的大名，基本上让人感受到“领导”的无处不在，E只是按章传达某种命令而已。E确实需要一个“绝对权威”来做自己的背景吗？她在学术团队中是否具有真正的核心位置？她在“局里”还是“局外”呢？我曾婉转地与E讨论这些问题，但她不愿意我把她的真实想法写出来，所以，我只能据我观察的情景进行有选择性的描述。

三、科学公正与性别尴尬

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对自己在学术职业上升期的努力过程记忆深刻，娓娓道来，一路走过，虽然充满艰辛，也有些许来自“性别”的尴尬和不平，但她们普遍对“学术共同体”充满敬畏之感，为自己能跻身其间倍感荣幸，没有人否认这是一个“公正”的组织与制度，反而，都能在“科学公正”的主流话语中为其寻求到“合法性”依据，尽管她们也感叹“行路难”，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与体制“共谋”并“再制”结构化的环境，把“必然性”转化为“德性”。^[10]

I：关于科研能力与水平，从文件上看，大家都要遵循统一的标准，而且都是凭材料说话，有能力、有资格自然会体现出来，只要你有水平，研究团队怎么会不接纳你呢？研究团队也要能干人呀！女教师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家务、孩子，出差也不方便……这是事实。当然，我还好。（I是独身，笔者注）

E：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什么性别歧视！学术界还有你说的共同体吧，还是一个很公平的地方，发文章、做课题、评职称等，只要你有能力，你就上，绝对没有谁会因为你是女人就阻挠你，相反的，大家还会佩服你。

G：学术领域绝对是一个靠能力和素质说话的地方，真正有能力的人迟早会显露出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是信奉精英主义的，大浪淘沙，不合格的人就应该淘汰掉，自然界就是这样，学术团队是不会养庸人和闲人的。

上面几位女教师的叙说与解释确实悄然吻合了科学社会学哥伦比亚传统的弟子乔纳森·科尔关于“公正的科学”观点。科尔在自己的思考中，一直企图回答下面的问题，“一个与英才的理想几乎十分靠拢的（美国科学）机构在对待科学研究中的女性时能不接近高标准吗？”^[11]科尔先列举了10项人们广泛持有的在生理、态度、结构、行为上对从事学术工作的女性构成障碍的信仰，然后写了一本长篇论著来推翻所有的这些想法。他的书名《公正的科学》（Fair Science）就是他的研究结论，即科学确实在起着普遍的、英才教育的作用：女性只要拿出同样数量的有质量的研究，就能取得同类情况的男性相同的职业、荣誉，并赢得同行的认可（用科尔自己的话讲就是：要是一个女子发表的著作和男子一样多，又与男子发表的一样好，那她将受到几乎同等的荣誉、认可与尊重）。在科尔看来，面对女科学家的最大问题在于她们发表的东西不像男性那样多，而且她们真能出版的东西也没有男性那样好，因为她们发表的著作被人引证的次数不太多。文章发表量大，且为人引证的女性当然会得到与男性同样高的荣誉，但这样的女性，确实寥寥无几。

对于科尔“公正的科学”观点，我的16位受访者中除了一位经过女性主义理论熏染的教师提出质疑外，其余的女教师都基本认同，她们中的许多人（还包括我随机访谈的领导、某些男性教师等）都把学术职业阶梯的攀登和学术共同体的接纳看成是个人能力比拼和表演的过程，失败了，只能归因为能力不足和素质问题。他（她）们普遍认为，学术共同体中的性别隔离并不能成为学术界存在性别歧视的依据，因为学术系统是按照普遍主义原则进行的，它在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上是本着无私利性和客观主义的，导致学术共同体中性别隔离的主要依据，还是男女两性的能力差异，它是基于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而最后受到学术系统（包括科学共同体）合理筛选的结果。

科学社会学中占主流的默顿学派研究可以为解释学术共同体的性别隔离现象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默顿曾归纳出了称之为“科学的精神气质”的一组基本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它们既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又是科学共同体遵守的命令规则。默顿认为，科学的价值规范或精神气质，尽管没有被明文规定，“但它可以从体现科学家的偏好、从无数讨论科学精神的著述和从他们对违反精神气质表示义愤的道德共识中找到”^[12]。在默顿关于这些价值规范的论述中，与科学的客观性追求相联系的普遍主义原则占据着中心位置。它要求对科学成就的评价要基于一个普遍的参考框架，而不是依照研究者的个人属性如种族、阶级、宗教、年龄、性别来进行，这是使得科学共同体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但在科学共同体中，不同研究者由于资源占有、成果质量、奖励分配上的不同而显示出地位上的差别，由这种地位上差别所造就的权威原则和精英主义又维护了科学共同体中知识的一致性和普遍主义原则的运行。事实上，正是这种普遍主义与精英主义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原则，在科学社会学家眼里就成了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的自主功能的保证。

由于男女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和遭遇，传统文化中关于性别的定型观念以及对两性教育的影响，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别图式已使女性被置于劣势的位置，成为制约女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得女性在进入学术共同体的起始位置和成就动机上就与男性存在差距，所以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分配和资源的享有上女性已“先天的”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差距在接受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复制甚至扩大，所以用科学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这种性别隔离也只是基于两性在竞争力和能力上的差异而被合理筛选的结果，它并不能构成学术共同体中存在歧视与不平等的充分条件。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看，这种解释方式实际上是在“父权制”的框架下，采用了一套“女性匮乏论”的认识模式，出发点就是要找出“女性出了什么问题”，即把女性在学术共同体中被排斥、被忽略以及发展中的障碍归结于女性自身，而把学术共同体视为与性别无关的客观存在，进而对社会结构性的偏见也视而不见。但从本案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中的学术共同体并非只是一个实体（entity），而是复杂、细腻及期待、规范、价值以及意义的各种综合，在这里，学术共同体也是社会的缩影，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也在学术共同体的动态之中复制着。女教师虽然进入到了学术领域或被学术共同体有限接纳，但她们并未从性别意义上改变其作为“他者”的位置，如何帮助女教师了解对其职业生活有规范约束的各种社会力量，创设出有利于她们人生和职业发展的组织环境和学术环境，在学术共同体中建立更平等或更有包容力的性别体制，营造和谐的学术社区，仍是任重而道远，这也是教育人力资源管理中应该受到关注的问题。

【注释】

[1]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赵佳苓、顾昕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

[2]转引自李尚群：创新团队论——大学科研主体的当代阐释［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278.

[3]关于土星环的讨论参见：Rowe，Mary：The Saturn’s Rings Phenomenon，Proceeding of the Conference on Women’s Leadership and Authority in Health Professions，Santa Cruz，California，19－21June 1977.

[4]Christine Heward，Paul Taylor，Rhiannon Vickers.What is Behind Saturn’s Rings？：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1995.

[5]ClaireA.Etaugh Judith S.Bridges.女性心理学［M］.苏彦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0.

[6]［英］萨拉·德拉蒙特.博学的女人——结构主义和精英的再造［M］.钱扑译.杜明诚校阅.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8：323.

[7]笔者根据A大学科研处提供的数据（2007）统计所得。

[8]Rossiter，Margaret W.Women Scientists in America，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9]参阅：Cole，Jonathan ＆ Harriet Zuckerman.“The Productivity Puzzle：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atterns of Publ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Scienties.”in Martin Haehr（ed.）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Greenwich，Conn，：JAI Press，Inc.（1984）2：217－258.
Emmons，Carol－An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areers of a Cohort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in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1982）.37：1228－1238.

[10]关于这一点，布迪厄在其关于“惯习”的论述中，已有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11]Jonathan Cole.Fair Science：Women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9.

[12]［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林聚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