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矛盾与规律

第一节　矛盾与规律

人们常说，认识、把握和运用好管理规律是进行有效管理的必要前提。什么是管理规律?管理规律是管理活动中各要素之间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人类在管理过程中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准确地认识管理规律，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管理现象的本质，对于树立科学管理观和形成正确的管理方法论，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是实现从管理必然王国走向管理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人们通常认为，有限的资源与互相竞争的多种目标的矛盾是管理的基本矛盾，管理的规律就是围绕解决基本矛盾而必然发生的。管理有四大规律，或称四大原理，即系统原理、人本原理、责任原理、效益原理。所谓系统原理，就是管理活动必须从整体上协调系统要素间的有机联系。所谓人本原理，就是要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所谓责任原理，就是要明确各主体的责、权、利益。所谓效益原理，就是争取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有效产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高等教育管理作为社会管理活动的一个领域，自然要受管理活动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对高等教育管理来说，也应当是起作用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作用的方式如何，这却是由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需要研究这些规律在高等教育管理上的适切性。

从逻辑上讲，高等教育管理是从属于教育管理的概念，高等教育管理同时要受到教育管理特殊规律的支配。教育管理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管理的特殊规律呢?对此，人们还在进行不懈的探索。孙绵涛、康翠萍认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由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使社会发生变化。不难发现，在教育管理现象中，也是因为教育管理活动的变化引起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由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教育管理机制和教育管理观念的变化，从而最终导致整个教育管理现象的变化。我们把教育管理现象4个范畴所体现的上述运动逻辑称为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1］这种观点借用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作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恐怕只能说是社会普遍规律在教育活动中的表现。张玉堂认为，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应当包括“要素协调律”和“人本协调律”。所谓要素协调，是指存在必然联系的5个基本要素——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对象、教育管理方法、教育管理目标、教育管理环境的协调。所谓人本协调，是指在教育管理活动中以人为本，协调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所以，教育的基本规律可以表述为:“以人为核心，以教育管理目标为导向，使教育管理者、教育管理对象、教育管理方法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协调运行，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它支配着教育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也是教育管理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2］。这种观点似乎也没有跳出一般管理规律的窠臼。我们认为，教育管理活动与其他管理活动的特殊性在于，教育作为一种“人的社会再生产”，其材料不是物，是不能“机械化”加工的，其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教育管理具有复杂性，其各个要素都表现出非一致性，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应当是多元化的、多样态的，要有充分的弹性或者柔性。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就是要使管理的各要素与促进学习者个体成长的需要相适应。

进一步讲，高等教育管理又存在着同其他教育管理不同的特征，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有更多的私人性;同时，它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载体，而且是知识的生产载体、应用载体;所以，其价值目标、资源配置、系统运行都有其他教育部门所没有的特殊性，它也就应当有自身的独特规律性。如果我们承认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性，那么也就应当承认高等教育管理特殊规律的存在。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是什么?这是高等教育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薛天祥先生在《高等教育管理学》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高等教育管理系统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高教管理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统一规律，高教管理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规律。”^［3］关于第一个规律，所谓高等教育管理的自然属性包括普遍性、共同性、技术性3个方面，社会属性包括历史继承性、政治性。“高等教育管理的两个目标规定了高等教育管理两种属性是一对矛盾——具体表现在维持系统整体特性功能目标应具有稳定性与高等教育管理追求最大‘结合力’要求改变系统结构而产生不稳定之间的矛盾。此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使高等教育管理不断得到改善。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的两种属性，又统一于高等教育管理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管理环节上，根本统一于高等教育管理的效益。没有社会属性，没有维持系统整体特性的功能目标，就不会有产生最大‘结合力’的需要，高等教育管理的自然属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无从实现。把高等教育系统内成员的个人目标整合成系统整体特性的功能目标，目的在于把分散的具有一定功能行为的个体结合起来，实现系统功能的‘放大’，而离开了自然属性，高等教育管理的社会属性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4］关于第二个规律，高等教育管理的封闭性指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自我运转和良性循环的性能，开放性是指高等教育系统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互相作用中实现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性能，它们都是由于高等教育管理的特殊矛盾所要求的。其矛盾性在于:“如果片面强调高等教育管理的封闭性，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存在’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么就会影响系统的‘发展’，失去了取得更大效益的机会;如果片面强调高等教育管理的开放性，过分注意高等教育系统效益的最优化，而忽视甚至否定高等教育管理的封闭性，就会只强调系统‘发展’而忽视系统‘存在’，这将导致高等教育系统的紊乱和能量的消耗，最终将导致系统的‘存在’基础动摇。”其统一性在于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使高等教育系统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得到保证”^［5］。

薛天祥先生关于两个基本规律的观点是探索性的，可能是由于较多地借用了控制论和系统论的术语，不太容易理解。薛先生与房剑森在1995年的一篇关于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的文章中，曾经将两个基本规律作为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来表述，而1996年以后又当作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来表述，究竟是哪一个层次上的规律，作者没有澄清，让人不免糊涂。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对规律的认识不是轻而易举的，尤其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复杂环境中，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非常不容易。需要理论的胆识、科学的态度，更需要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姚启和先生认为:“由于高等教育管理学是一门新学科，我们现在还没有科学准确地概括出它的基本规律。在研究方法上，仅从理论上进行逻辑推导，是难以弄清什么是高等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的，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分析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基本矛盾中去概括提炼。”^［6］探索规律需要勇气，承认没有找到规律也需要勇气，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杜作润先生也指出，“对大学教育和整个运作的客观规律，是很难用几句简洁的文字写清楚的”，因为，大学“是一类绝无仅有的极端复杂的社会系统”，探寻大学运行的规律，“这恐怕是要有耐心地遵循认知、学习的‘试-误’程序，通过反复的认识和实践、再认识和再实践，才能臻于明了的。此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同样称为规律的东西却也还有不容忽视的差异性”^［7］。他实际还提出了另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是不是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等教育管理基本规律。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只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现代大学是舶来品，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管理的经验和规律是必然的。但对那些经验和规律，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去认识、检验、把握和运用，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它们的发展。生搬硬套发达国家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显然是无益而有害的。有一段时期，把GDP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关系作为一种规律来运用成为时髦，动辄言某国GDP多少美元时，教育会如何如何，于是，我们也应当如何如何。实际上，在历史的情境中，同一GDP水平的社会状况并不具备可比性，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GDP水平的社会也存在着千差万别。机械地比较GDP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关系，极有可能产生政策误导。美国的马丁·特罗教授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规律的论断，是大家所熟悉的。但他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论断是依据发达国家的情况，主要是依据美国的发展而作出的，不完全能够切合各国的实际，因此20年来，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马丁·特罗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论断当作“铁律”去规范我们的发展，岂不要贻笑大方。

姚启和先生老实地承认还没有找到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然而他探索的脚步却没有停止。他从分析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特征及其主要的内外关系入手，对其规律性作了初步的探讨，指出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特征反映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的4种主要关系:①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关系，即高等教育管理必须注重社会环境的需要，又必须坚持自身的内在规律，保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性;②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关系，即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应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管理，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切忌完全用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③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的关系，即高等教育管理过程难以控制，要把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结合起来，更注重目标管理;④管理和服务的关系，即教师既是主要的管理对象，又是主要的服务对象，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教师在管理中的能动性。

在此基础上，姚启和进一步提出了高等教育管理的原则:第一，方向性原则，即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其内涵包括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第二，整体性原则，即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科学地组织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并充分地考虑社会环境中诸因素的影响;第三，民主性原则，即依靠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民主管理学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管理;第四，多样性原则，即根据各类高等学校或学校内部各单位的任务特点和条件，分别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采取与之相应的措施进行管理;第五，动态性原则，即通过不断地改革以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第六，效益性原则，即按照管理目标的要求，力求用较少的人力、财力、物力、时间等资源，办较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效益^［8］。姚启和先生的探讨主要是立足于高等学校管理而言的，比较直白，也比较有“国情意识”。虽然不无可讨论之处，但是较为平实，让人读了明白。姚先生的探讨在方法论上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与其侈谈规律，不如先好好分析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关系和矛盾。

美国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在思考自己的管理工作时，总结出了7条有效管理的原则，很值得我们玩味。这7条原则是:①更多的民主并不能使每一件事都得到改进;②国家公民的权利与像大学这样的自愿组织成员的权利应该是很不相同的;③大学内部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应当反映贡献的大小;④在大学里，有知识的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⑤有意识地避免利益冲突，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⑥大学管理应当着眼于增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⑦管理系统的良好运行，需要有明确的协商和责任机制^［9］。这些原则能不能算得上是规律并不重要，但确是罗氏的甘苦之言。

姚启和与罗索夫斯基都是从高等学校管理的立场来思考的，那么从宏观的层面上看，高等教育管理有什么基本规律可言呢?已有的一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思考。布鲁贝克在其著名的《高等教育哲学》中，关于政治论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论述，是发人深省的。“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10］在高等教育日益走向社会中心的条件下，在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和知识的自由探求之间达到平衡才能使高等教育可持续地发展，这似乎就是一种社会的必然。学术自治只能保持在一定限度之下，“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1］。伯顿·克拉克则从组织系统的角度诠释了这种关系，他指出:“和其他系统相比，高等教育系统更容易因‘过于集权’而运转失灵。国家可以用包办一切的方法来管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派督学亲临教室检查就是一例。可是，高等教育却不能用类似的办法来管理。”无论是具有先进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还是想有效地实施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的其他国家，顺应发展就必须把握好“3个基本方面:分权、多元化和合理的无序状态”。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正因为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深学科及其自体生殖和自治的倾向，高等教育才变得独一无二——不从它本身的规律去探索就无法了解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