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的三个阶段的分析介绍

传播社会学的三个阶段

用一个公式总结社会学的事业，“去自然化、纳入文化的范畴、多元化”无疑最为贴切。社会学是历史的研究，以拒绝自然秩序和神圣秩序为基础。它的第一步是解构看似自然而然的世界面目，即所谓的自然性，指出另一种现实的存在。制造人类世界的，不是技术，也不是生物学的宿命，更不是语言的规则。物质世界不会吞没被设定为纯粹的人类世界，不会剥夺人类世界的权威。人类世界与自然问题不是同质体，也没有被自然超越，人类世界只是认识并创造了自己的规律，从而超越了自然。把传播行为的解读限制在技术层面，就是矮化人类世界，把它降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受了刺激、被语言决定，等等），就是用维度有限的平面上的点去理解思维的复杂轨道。社会学发展的第二步是通过研究对象（社会）的组成，把社会描述成一个功能的集合，或走向集体中的个体行动的聚结。社会被视为权力和文化的产物，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意义共享的体制等，在那里权力和文化彼此映照。社会是由象征构成的，传媒就是象征的斗争与共享的延伸。从植根于自然、缓慢和事实，到植根于文化、植根于人类关系之动力（时刻质疑既成事实），这两种模型导出了不同的理论。第一种，得自宗教、经济、技术的继承，其特征是重视传递的观念，注重交流的空间层面；第二种，按照詹姆斯·凯里的提议（1989），是所谓传播的仪式化概念，也得自宗教的继承，但是它更接近戏剧化艺术的概念，并且纳入了时间性。当人们在按照这个效果设计的竞技场里交流时，人们首先想的是自我衡量、证明自己是否属于同一个团体，是寻找意义、定位由符号构成的归属和差别的网络。虽然第二种模型更符合社会的真实面目，但这两种模型在所有的社会都存在。

社会学研究旨在让世界脱离自然的范畴。它认为世界是文化地构建的，同时它也面临着局限：怎样在不使这个新世界僵化的前提下探讨世界的规则，使之也有自然而然的完整形态？有的学者知难而退了。当社会学将社会自然化，把它看成一个万无一失的封闭世界、堪称生产和再生产各种身份与差别的机器，社会学也就陷入了所谓社会学主义，也就意味着黔驴技穷了。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研究和民族与全球化研究对此给予了最猛烈的批评（见附文）。这两种思潮认为，社会学成形于民族/父权框架影响鼎盛的时代，社会学的概念因此凝结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盲从和陈词滥调。社会学把社会看做一个大盒子（民族），里面套着许多小盒子（种族、社群、社会等级、职业团体，等等），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个小盒子都是封闭又隐秘的。社会身份的前提概念是属于/不属于，是以为区分或整合的过程可以解释一切，其地平线是自信的男性（稳定性和正面性的化身）和民族（想当然的参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延续了这一思路，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摆脱对文化实践的僵化态度和武断划分。这一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英美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第三阶段就是它消失的阶段，而对个性更关注、对存在更慷慨的文化研究就是社会学的安魂曲。

跨民族与后社会性别：传播的转折

“古典”社会科学是闭合的，几乎没有考察多变、反思的新公共领域的出现。民族和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遭到的批评，是“古典”社会科学面临的重大争议之一。身份划分的局限以及超越这些划分的意愿，标志着社会学科在传播问题上的转折，这些学科不再把交流看做两个稳定实体之间的传递，而是共同领域内的差别生产。

全球化[美国印第安裔人类学家阿尔均·阿帕杜雷（Arjun Appadurai）很早就有研究]凸显了现代身份的复杂性。现代身份越来越不依靠政治秩序归属或排他的简单想象。民族间流动日益多样（人员、科技、产品、服务、信息，等等），借口所谓的美国主导、用同一化或抵抗的模型观察这个世界的做法不再适用。实际情况是，美国不是全球化之因，只是受全球化作用并在全球化过程中从内部发挥积极作用的一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穷国或前殖民地人民同样大大推动了世界的变化。阿尔均·阿帕杜雷从全球文化互动和更替型流动的概念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9·11”恐怖袭击就是其观点的有力证明。除了后殖民主义和民族认同浮动特征研究，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体所展开的专门研究也在进行，其中，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关于本国传媒内容与国际传媒内容在家庭内部共存现象的研究最为突出。欧洲身份被视为不同民族身份的共存而不是同化，这个问题也表明了以僵化概念为参照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言（1987），根据已在比利时、瑞士实践，在混居的拉丁地区证明的原则，欧洲不是一个对象（objet），而是一项事业（projet），她是一个非宿命的开放系统，大家都要学会在不同生活经历的共存中生活。

性的认同，在社会学发展初期是一个不可触碰的话题，后来也在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的冲击之下开始松动。女性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主张解构自然主义。天生的、必然的男性或女性并不存在，性别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构建，即所谓“社会性别”（genres），而且社会性别的人为性质是可以论证的，这就意味着以男性气质为基础的男性主导型思维应被质疑。声称在传媒分析中注入了同性恋视角的理查德·戴尔的研究，堪称这类思潮的典型。后女性主义的酷儿理论在构建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连社会性别的概念也一并超越——上世纪60～ 80年代的女性主义忙于揭批男性主导，同性恋权益运动也忙于谴责异性恋规范、寻求同性恋身份的认可，但都没有走到那一步。后女性主义思潮认为，个体在性方面的实践超越一切分类，所以社会性别的概念也是个体自由的障碍。如果不再用正道/偏途的概念观察实践，那实践就会显得散漫无边，再也无法归入让人放心的稳定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