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一流研究生教育我们缺什么

创办一流研究生教育　我们缺什么

创办一流研究生教育　我们缺什么^[1]

周鲁卫^[2]

只有创办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才能创建一流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是什么样?一流大学是什么样?可不可能办出一流研究生教育?可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创办一流研究生教育,我们缺什么?这是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一流大学就是能够吸引一流师资与生源、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科研成果的大学。教育部周济部长说:“世界一流大学与我国较好的大学有两个最主要的差别:导师质量,研究生论文质量。”也就是说,没有优秀的导师,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创建一流大学只是一句空话。

那么,提高导师质量和研究生论文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前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认为:“现代的大学必须有现代管理,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管理。”就是说,管理是创一流大学的重要方面,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比如,做校长的,必须“具有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善于进行科学的定位和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善于协调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善于动员和配置各种资源。”而管理人员这些能力的发挥,与他们身在其中的教育体制有极大的关系。

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是创一流大学的关键,而一流的管理才能有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才能出高水平的导师和优秀的研究生论文。

管理是办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一环,而体制是管理的关键。高质量的大学管理,需要高质量教育体制的运作,才能实现。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高校中,最大的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可以包括下面几点: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依法自主办学”,简单地说是“学校自治”。②充分发挥教授在人才引进、招生培养、答辩标准、学科建设等学术问题方面的决策主导作用。具体说就是“教授治校”。③根据《高等教育法》第十条,“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

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也就是说,必须坚持在守法前提下的“学术自由”。

那么,我们在“学校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这三方面与一流大学的差距怎样呢?

一、关于学校自治

学校自治,意味着学校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教育部曾经有一个考察团到北美考察,他们发现,加拿大竟然没有教育部,而美国的教育部不管大学只管中小学。他们的高校自定政策,加以实施。各所大学制定的条例,相当于大学的“宪法”。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大学里,“学校自治”的程度很高。

在当前中国,高校的权力十分有限。与地方高校比较,教育部直属高校受到的制约要比地方高校大。比如,医科要改8年制,地方政府说行,地方高校就执行了,而部属高校要这样做,就不那么容易。教育部政策研究室也认为,从长远看,教育部的许多权力,将渐渐下放到各个高校,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即政府不能管得太多太宽泛,过细管理的结果,是将重要的东西疏忽。高校的管理如此,研究生院管理也是如此。研究生院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应该明确管什么,不管什么。“行政”就是“执行政策”,研究生院主要任务应该在行政方面,行政应该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研究生院管理不该繁杂,不论大事小事、不论学术问题还是行政问题,统统都管是不对的。

学校自治,首先是招生问题上的自治。招生这样重大的问题,有行政,也有学术。行政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合理分配资源,如果行政机构通过行政手段硬要确定学术问题,就会出差错。决定好生和差生最简单的办法是定一条分数线。但是,有些人分数不高,研究能力很强和学术水平很高。为了将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招收进来,目前的做法是由行政单位一个一个报到教育管理部门“特批”。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研究生招生政策则是由教授直接决定,他们的招生网页上言明:“考虑到影响学术潜力的因素众多,为了选择最有前途的研究生,必须对每个申请人逐个评估,没有一个数学公式能够根据分数和考试成绩做出定量判断,确定一个申请人可以进研究生院;也没有一个自动公式可以做出定性的判断,担保一名申请人可以进研究生院。”

杨福家教授对招生的要求是“给我找两个对科学有激情的学生”,这是他对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负责招生的老师说的。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定量一个人是否对科学有激情?目前较好的办法是面谈口试,虽然这也有一定的难度。谈到管理学科的口试时,复旦大学郑绍濂教授说,有的口试,就是把笔试的题目让考生讲出来,那就起不了口试的作用。但是对数学而言,让考生到黑板上做题目,一面做一面谈自己的思路,有时就能看出学生的能力。所以口试方式和学科性质密切相关。一个人对科学是否有激情、是否是可造之才,不是凭考分就能作出判断的。清华大学顾秉林教授曾经介绍他们博士生入学考试“以口试为主”这一新的方式,他们首先在生源较好的生物系和电子系做试点。消息一宣布,响应非常热烈。生物系招50多人,竟有800人报名。但是真正敢于前来口试的却只有200多人——“自然”淘汰了一大批。专业口试(三门合一),由11个人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问一个问题。打分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再取平均分。外语也用口试,几个教师坐在那里,请两名考生同时进来,抽签确定考题后,让他们就考题规定的内容互相对话5分钟。教师无须说话,只是打分。顾秉林教授说,怎样进行口试,教师的办法多得很。虽然口试对考试委员会的教师来说比较累,但是这样选出的学生质量高,他们认为再累也值得。由委员会集体投票决定录取人数,去掉最高分是避免走后门,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求得了高质量的学生,也符合教育部要求的学生考试成绩表上的4个分数。教育部并不反对此类试点,只是要求考生一定要有分数,至于分数怎么出来,那是试点学校的事情。中欧商学院的口试也很有特色。他们让7个考生同时讨论某个问题。比如设置一个情景:一个山洞里有科学家、宇航员、工程师、农民、工人等,在突发危急的情况下,15分钟内,只有两个能逃生,要考生就此情景展开辩论,应由哪两个人逃出。考官在大家的辩论中,发现潜在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同学科的口试方式应有所不同,但是,各种不同的口试方式,确实有助于发现人才。

在招生权限方面,教育部正在进行全国31所高校EMBA招生的试点。在招生规模上只设定一个最高限制,收费也只设一个指导价。至于如何招,“分数线”如何定,收费多少,则由各校根据情况自定。周济部长说“这一改革实施的成功与否,不只是影响EMBA,也不只是影响MBA,甚至不仅仅影响专业学位,而是会影响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进程。”2003年教育部已批准若干所院校自定硕士生入学考试分数线,这些措施都是进行学校自治的重要试验。

其次,学校自治需要更多有效率的院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与专职教师的比例究竟多少才比较适宜?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陈皓明教授调查指出,在哈佛、麻省、耶鲁、普林斯顿、剑桥那样的一流大学,教学、科研人员所占的比例是32%,行政人员所占比例是33%,文秘、技术、服务人员的比例是35%。哈佛大学的教职工总数是13 137人,教学、科研人员为3 478人(26.5%),行政人员达4 953(37.7%),文秘、技术、服务人员为4 706人(35.8%)。相对来说,我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数量大多超过全体员工的一半,而行政文秘人员较少,一般来说行政人员约占四分之一,文秘、技术、服务人员约占四分之一。陈皓明教授以MIT为例指出,在师资中,MIT的教授、副教授的人数比讲师、助教多,是个倒三角形;而行政、文秘等人员则是正三角形,越到下层,管理人员越多。同这些学校的经验相比,国内高校院系二级管理队伍远没有配备到位,二级管理的职责也不太明确。而学校自治,要求在高校落实二级管理机制。

此外,学校自治与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方法密切相关。在教授中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方法,其初衷是为了保证导师质量。但是刻板的遴选制度,并不能保证博士生导师质量的提高。社会上渐渐把博士生导师看作一种级别,一种荣誉,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岗位。今年北京大学通过评审,允许一位杰出的副教授任博士生导师;西安交大实行副博导体制,允许副博导上招生简章的附录;华东师范大学也正在做类似的尝试。国务院学位办领导对博士生导师制度的改革也很支持。要逐渐做到让社会和学生来“遴选”博士生导师。导师的科研项目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标准,充分公布导师的科研状况,才能让学生做出准确的选择。招生简章中的学科介绍应当成为导师情况的索引。一个教授,如果没有人报考,自然成不了博导。另外,博士生导师的退休年龄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同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比非博士生导师退休年龄要高。但是导师的质量,很难以年龄划分。比如,医科和文科的教授,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也越有成果;而理工科,往往越年轻,越有创造性,也越活跃。如果用同一政策划定文理科教授的退休年龄,有不合理之处。好比说,理工科教师,应该“早起早睡”,因为年轻,才有利于出理工科人才;而文科、医科,应该“晚起晚睡”,因为成熟和经验,对文科和医科的学术很重要。所以,副教授做博士生导师的试验应当在理工科率先实行,应该允许成果较大的教授延迟退休,以保证研究生导师的质量。博士生导师和教授的退休年龄不宜片面强调一致。总之,改革退休体制也是一个学校自治亟待解决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名誉校长陆登庭教授曾介绍哈佛大学在人才引进和教师晋升方面的做法。哈佛大学将晋升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每年从毕业生、博士后中招教师,人数维持在哈佛大学教师数量的20%～30%,这些人中90%必须在5年至8年离开,在耶鲁大学,这批教师绝大多数必须在11年内离开,而在普林斯顿或者伯克利加州大学,年数更短。经过数年,留下10%的教师中精英。因为“如果不这样,一个大学就存在着对所有人都要实施永久性聘用的危险。”学校就很难保证其高质量。所以,在年轻教师中,只能留10%,这样才能腾出空位,让优秀的新人进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样做使学校充满活力。另一块是高级人才或杰出人才的引进。陆登庭教授说,哈佛大学引进高级人才必须请全世界同行专家对候选人进行评估,这是保证招聘到优秀人才的关键,“在做出高级教师招聘决策时,一定要认真考虑候选人所在学校的最优秀的教师的看法。”耶鲁大学引进高级人才和晋升正教授的标准基本一致,且非常简单——只看这位学者在他所在学科是不是位于世界前3名。耶鲁大学列文校长曾对我们中国去访问的人员说,“中国现在很多学校是以一位教授的文章发表篇数来衡量教授的水准,但是耶鲁的做法是看他在学术上是不是位于世界的前列,这是在招聘和晋级上的唯一标准,而这一点,校长是没有办法判断的,要依靠他那个行当的专家。”如何认定这个教师是否在本专业名列世界前3名?耶鲁的方法是,让每位申请晋升的教师提出10位著名学者做推荐人,然后系主任或者教师晋升委员会从中选出4人,他们再另选6人为推荐人,只要10位推荐人中有4人认定这位申请者的水平名列世界前三,申请者就算达标。这样的方法,比国内高校由行政人员数论文篇数、计算文章“影响因子”的做法,要科学得多,也合理得多。

国内高校在引进杰出和优秀人才时,如果能参照哈佛、耶鲁的做法,即便引进和晋升的教师算不上世界前多少名,能有同行专家客观评估的有效机制,就能保证引进和晋升质量。片面看重文章引用次数,并不科学。某人某篇文章被引用100次和某人某篇文章引用1 000次,并不能说明两人水平相差10倍,因为文章涉及的领域是否热门,研究人员的众寡,都会影响文章引用的次数。片面强调所获得的头衔,也并不科学。哈佛大学一个助理教授和某一般大学的正教授,就很难相比。片面讲究是否为终生教授也不科学,哈佛只有正教授才可以当终生教授,而在他们的机制中,进校11年的老师还不是终生教授,还得离开。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系几年前就曾拒绝过一位论文数量非常多的申请人,把位置留给了一位论文少得多的优秀竞争者。如此运作,对于善于统计论文数量的中国高校行政人员来说,较难接受。香港科大物理系对一个发表SCI文章非常多的人亮出“红牌”,让他走人,因为他刊登文章的期刊比较一般,这就意味着,他发表的文章越多,就让越多的人认为香港科大的水平一般。

最后,关于大学自治与服务社会的关系问题。

在国内高校,看一个学者的水平,如今主要看文章数量和影响因子。一位杰出的学者要成为大师,通常要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沉积期,他需要反复调查、阅读、实验、论证、思考,他还要经历失败和错误的考验,在这段沉积期里,他可能上网、喝茶、聊天,他没有在学术上发出一点声音,可是他的脑子没有停止工作,他的手没有停止干活。他可能在“象牙塔”里“捂”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酿出美酒。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曾对某些大学的急功近利颇有微词,他说:“近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暞,而是‘服务站暞。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在不知不觉中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大学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出现了所谓的‘大喧闹暞,而‘大喧闹暞是教育和学术的大敌。”栠金耀基认为,大学这样做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常常又不得不这样做。本来我们管学校叫“university”,“uni”是“一个”的意思,“versity”是从“verses”来的,是“朝着”、“对着”的意思,大学就是“朝着一个方向”的意思。但现在不对了,现在的大学成了“multiversity”,金耀基把这叫做“总集”,就是各种各样综合在一起,听许许多多人指挥。

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教授注意到,“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已经彻底参与到社会中去了。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多,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是同行的人也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对于这种变化,克尔还是乐观地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因为基金会给钱了,计委给钱了,地方政府给钱了,学校不得不听他们的,只有这样,以后才会继续资助,但是学校却失去了对许多学校内部事务的决定权。

那么,学校自治和服务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耶鲁大学的做法是,既不全盘听命于联邦政府,又必须通过学校为社会服务,使学校与地方、与国际社会亲近。耶鲁大学校长列文1990年上任后,深切地感到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必要性,他任命了一位副校长专司改善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的关系。耶鲁制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教师将他们的科技成果向企业有价转移。他还特意向学校所在的纽黑文市捐赠1亿美元,用以改善市容和治安条件。因为他们认识到,不这么做不利于吸引一流生源和一流师资。

一流大学应该以它的人才在其他人做不到的高水准上为社会提供服务。“二战”期间,美国高校形成了为国家服务的传统,MIT曾发明了雷达。如今,复旦大学也提出“服务上海”的口号,我们要像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既要扎扎实实搞好基础研究,也要在服务社会方面作出贡献。大学服务社会能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要争取在市政府决定咨询委员会中发表真知灼见,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的方案;在万众一心抗SARS的斗争中,我们要争取早日研制出疫苗,制定出全国、全市公共卫生改革方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有效地服务社会,是和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基础研究密切相关,是数量再多的空泛论文不可企及的。

有关学校自治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硕士生入学的政治考试问题;硕士生是作为过渡学位,还是作为学位层次中独立一级的问题;博士生入学考试是按二级学科报考,还是按导师报考;学位证书是全国统一,还是各校自己颁发等等。真正的学校自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与前些年相比,学校自治的程度正在逐年提高,权力正在渐渐地、稳步地下放。因此,我们充满信心。

二、关于教授治校

香港科技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建立的,10年之后在《亚洲周刊》对亚洲优秀高校评估中,它竟然在亚洲众多高校中,一举评为前10名。是什么原因使这所新学校发展神速?原因有三:一是经费充足,香港政府将香港赛马会所得的基金给了香港科技大学;二是全英文授课,这样做易与国际接轨;而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是采取了符合教学和科研规律的制度。制度是最重要的。在香港,一般大学通常实行传统的制度,系主任在招聘中起决定作用。而香港科技大学用的是另一套模式,即教授委员会制度。由系主任或院长任命一个委员会,招聘时,委员会从申请者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并写出报告,系主任则另写一个报告,由委员会和系主任的两份报告交上去,最终由校方定夺。校方在决策中将充分重视委员会的意见。

复旦大学公开招聘生科院院长,也专门建立了一个招聘委员会,其中有校领导、包括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各方专家。北大生物学家许智宏被邀请担任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听取各方意见,经过反复而慎重的讨论,最终做出决策。复旦大学物理系很早就注意到在系里建立各种委员会,除了“权力”最高的教授大会以外,还有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学生工作委员会、人事发展委员会、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科研、图书信息委员会等,教授广泛介入物理系的各项政策工作。所有的事都由以教授为骨干的委员会讨论、决策。

行政领导和教授委员会的关系是什么呢?耶鲁大学的教授治校是颇为著名的。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比哈佛晚65年。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只有哈佛、耶鲁两所大学。在耶鲁,大大小小许多事情都是由教授委员会决定。学术问题一定由懂行的人拿主张。甚至派遣三年级学生到国外实习,也要由“耶鲁三年级出国委员会”决定。哈佛大学实行“分权制”,董事会、校长、院长、系主任,各司其权,又互相交叉。校董和校长由校友大会选出。董事们的主要职责在于学校的长远规划、预算、重大事项;校长主要抓学校的规划,并负责整个学校的管理;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师聘任、系主任选择、长期规划以及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权力和影响,特别是对教师的聘任;系主任的重要职责在课程设置和聘任教师;学院和系的教授委员会的职责各有侧重,前者在长远规划上责任更大,后者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有绝对的权利。教授委员会成员可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主要行政领导任命。但是即使由领导任命,教授委员会一旦成立,它的决议就不是领导能左右的了。主要行政领导和教授委员会的作用是互补的,主要行政领导也可以成为教授委员会的成员。行政班子则在主要行政领导的领导下执行教授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由于研究生导师的质量参差不齐,对导师的评判也只有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做。导师在科研上的状态,管理人员和学生应有权知道。在美国大学读书时,笔者曾经看到系资料室有一本材料,上面详细陈述该校每位教师在研究什么课题、进展情况、是否活跃等等。这份材料非常客观、翔实、不偏袒、不护短,放在资料室,任何人都可以去查。这本材料每五年编一次,并且由校外一流高校如哈佛、耶鲁等大学的教师通过调查得出结论后编出。这样的做法在中国还从无先例。我国有些高校近来也请国际一流华人科学家到系里来做调查,听每个人报告科研情况和发展计划,然后根据他们的学识、智慧,判断这个系的科研应该怎样做,哪些应该发展,哪些做得不妥,哪些不必再做。这样睿智的评判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定期对我们的学科发展和学者水平做出客观的评判。

教授治校,教授投票,教授决策,也可能存在一定问题。有的学科比较强,人比较多,在升职称、评博导,甚至学位论文通过方面都比较容易;而另一些学科,人数很少,就比较困难。有的人水平虽高,但属于非主流学派,也不易获得投票。这类学术问题在投票时,应该注意吸收外单位同行的教授、专家共同决策。有时,个性较强、有棱角的人学术水平虽高,在投票中往往难以获得通过,因此需要有相关人员的回避制度。总之,教授治校,需要一个好的制度和政策,才能使委员尽可能地做到公正。

由于教授的信誉尚待完善,专家评估有时也有遗憾,甚至成为了公平竞争的“挡箭牌”。因此,建立完善的基金评估制度非常必要。美国国家卫生署(NIH)基金会的基金评估制度是个相当成熟的评审制度。他们建立了基金申请书通讯评议的百分比制度。一份项目申请,得分按百分比计算,并对申请人公开,让申请者明确自己的项目在众多申请者中的位置。另外每个领域有大约15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姓名对项目申请人公开。每个项目由该委员会中的两人仔细阅读,并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再由全体委员质疑并加以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意见也对申请人公开。

在我国,评审科研基金、评审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重点学科、博士点、博士学位论文的机制尚不完善,我们应该借鉴国外这些成功的经验。对不同的意见,要进行交叉评估;要建立对不同层次评委的行为规范准则,对权力作必要的限制。要公开评审程序,公开评委姓名,公开评审意见,公开评审结果,邀聘海外学者参与评估,以避免校内因素的影响。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不公开细节,不公开评委个人对具体项目或论文的评价,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评审的权威性。不完善的评审制度,会毁坏学术声誉和教授形象;完善的评审制度,能大大提升教授的声誉,激励学术向更高方向发展。一位资深专家发现,我国学者在为国际学术刊物评审论文时相当严谨,这是因为国际一流期刊编辑部会考量论文评审者的水准,如若不负责任,学术不够水准或者道德上存在缺陷,会使评审者失去他的学术信誉。同样,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术信誉,这也是推行教授治校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关于学术自由

要做到学术自由,首先要做到容忍学术观点不同的人。蔡元培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容”不是人人都好容的。一般来说,由本大学培养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大学所“容”,因为学术观点比较接近,在该校能长期待下去。而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比较难以容忍,很容易找到理由让他们离去。而蔡元培主张,“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因此,北大过去向来有聘请不同学术观点教授的传统。教授之间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事,一位教授认为另一位教授观点不对,上课“骂”他,学生听得有趣,上完课,赶紧到另外一个教室,去听另一位教授“骂”这位教授。学校就此热闹非凡,学术风气就活了。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无论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有理有据,自成体系,只要没有被自然淘汰,哪怕观点截然不同,也应该让它自由发展。”因此,“此‘思想自由暞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自由要求做到科研上不设禁区,否则新观点就不可能出现。但是有时候,不是没有新观点,也不是拿不到研究经费,而是研究了要被批判。现在的许多新观点,比如说“与时俱进”,比如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说法以前是没有的,这些话都是在前人没有的基础上思考研究出来的。要是设禁区,能有这样的理论成果吗?“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也就是说,你学术有水平,你业务能力强,你就行。蔡元培曾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有教师主张复辟到清朝去,拖着长辫子,这是民国所不容的,但是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英国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那就随便他好啦,学校能“容”。另外,北大教员中有筹安会发起人,这在清朝认为是罪人,但是他教的是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甚至,蔡元培认为,“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苟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蔡元培不是肯定教师的某些错误观点,也不是认同教师中的不良品行,但是“人才至为难得”,为了学术自由,必须“兼容并包”。“容”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说“北大的好,就好在它的师生,大都带狂狷的倾向,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暞,也就是所谓的‘独立自由的精神暞的意思。”

要做到学术自由,还必须排除种种干扰和压力。在美国,说到学术自由,就会提到耶鲁大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期间,美国政府曾规定,凡是以道德和宗教理由反对战争的人,不得领取奖学金。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遵循了政府的规定,唯独耶鲁大学对此说“不”。他们坚持以学术标准为评奖学金的唯一标准。结果耶鲁大学遇到空前未有的财政困难,几乎到了停办的边缘。好在耶鲁有着“丰年”积蓄的传统,才使他们渡过难关。

为什么耶鲁能坚持“学术自由”的精神?耶鲁大学有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言论自由委员会。1975年,越战期间,耶鲁大学“言论自由委员会”主席伍德沃(C.Vann Woodward)说:“大学之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科研和教育发现和传播知识,为达此目的,必须能够自由交流思想——不仅在校内,更应该在校外更广阔的世界这么做。这就意味着,大学必须尽其所能保障学者之间能最大限度地自由交流。历史表明,知识增长和科学发现需要无拘无束的自由。应该有权思考不可思考的问题,有权讨论不可讨论的观点,有权挑战不可挑战的课题。”

“有权思考不可思考的问题,有权讨论不可讨论的观点,有权挑战不可挑战的课题”,这是每个教师、每个研究人员应有的权利,只有获得这样的权利,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自由。剥夺学术自由,不仅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发现,对于剥夺者而言,正是一种损失。伍德沃教授说:“剥夺学术自由,对剥夺者和被剥夺者两方面而言都是重大损失。对被剥夺者而言,他失去了表达必须的但是不受欢迎的言论之自由;对剥夺者而言,他自己也失去了接近和倾听这种想法的自由。”

耶鲁大学的教工手册还明文规定:“每一位耶鲁的教工,他们自主地选择了耶鲁,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了对双方(校方和教员)之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承诺。高压政治、对躯体的限制、对任何耶鲁成员的胁迫等都与本校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同样,通过与本校成员的接触,企图阻止任何正常的学校功能的活动,比如讲座、会议、会谈、庆祝典礼或者其他公共活动,也是与我校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同样,阻止任何人在耶鲁校园内或者借用任何耶鲁公共设施进行的活动也是与耶鲁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我们在耶鲁访问时,耶鲁的中国学生告诉我们,耶鲁的教育和国内研究生教育最大的不同是耶鲁非常崇尚独立思考。一位金融学院的学生说,教师要求学生在听学术报告时,首先就想他的报告是错的,然后挖空心思去想错在哪里,一面听报告,一面就不断地问问题,直到报告人答出了所有的问题,你感到无懈可击了,才承认报告人所讲的是对的。另一名博士后则说,耶鲁的教授告诉他们,实验是人做的,不是神做的,所以一定有错误。学生在阅读文献时,也是在考虑这些文献有哪些不足,有哪些问题。正是这种质疑的心理,不惧权威的心理,给了耶鲁的学生第一流的训练。这种训练,不是来自教师的“苦口婆心”、“循循善诱”,而是来自自主的质疑。复旦大学的校训中有一句是“切问而近思”,李政道教授对中学生说“做学问,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讲的应当都是这个意思。“切问”的核心就是批判性的。

我们讲学校自治,讲教授治校,讲学术自由,涉及的是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学校的管理是优良的管理?物理学家郝柏林教授提出一个标准,那就是一个好的学校管理,看能否解放生产力。

如果学校通过晋升博导、通过招生、通过研究生培养,使大家干劲足了,热情高了,那么管理就对头了。如果晋升上去的教师认为,从此以后可以不用再努力了,这就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如果把评上博士生导师前后的文章拿出来比较,后面的文章水准低了,说明这样的机制没有真正解放生产力。科研单位生产力的解放,应该表现在论文的质量上。片面追求文章数量不是生产力解放的标志。我国SCI收录论文总数在全世界的排名1995年为第15位;2000年上升到第8位,数量如此多,影响力到底怎样? 2000年,发布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将所有学科分22个领域,从1981～1998年,每年从每个领域内选出200篇“高影响论文”,入围数为76 998篇论文。在入围的论文中,有213篇论文,其作者至少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占入围论文总数的0.27%;仅有43篇论文的作者全部出自中国大陆,占入围论文总数的0.061%。数量多,影响小,所以郝柏林教授说:“大量发表低质量的论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却给某些科技界领导带来良好的自我感觉。”

良好的管理体制,不仅能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科研质量,在单位时间内发挥更大的能量,而且还能够使科研人员省却各种繁杂琐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这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标志。

管理要解放生产力,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良好的管理要为科研人员腾出时间,而不是去占用他们的时间。在时间的分配上,郝柏林强调,科学家是做科研的,需要有5/6的时间老老实实做科研,其余1/6的时间才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评估、检查、考核、论证等等。但是现行的管理体制占据科研工作者大量精力,使他们很少有5/6的时间搞科研。

解放生产力,就是通过优秀的管理机制,打破种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中人的积极因素。好的管理出效益,而差的管理却占据科研工作者大量的精力,妨碍了科研的进展。打个比方,制度就像一双鞋子,脚就是生产力。鞋子太紧,脚就要痛,不利行走;鞋子太大,脚是不痛了,可走路踢踏,也走不快。而且,脚的大小随着年龄变化,要根据年龄、路面等各种状况,不断调整鞋子的大小和质地。为了改变科研管理中某些不合脚的地方,郝柏林呼吁,应该撤销一批管理和评估机构,彻底解放生产力。“特别要让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沉暞下去做事,而不是‘浮暞起来当‘官暞,去妨碍别人安心钻研。”

解放生产力,也就是解放竞争力。竞争是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哈佛大学校长说:“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要不断努力证明自己的强大与先进。我们永远担心被拉了下来。”美国对大学质量的评估,是一个一个学科进行的。位于第一的学科若不努力,随时会掉下去。通过同行评估,才能将经费按照专业和学术水平拨给教师本人或研究小组,很少有直接把经费拨给大学的情况。哈佛大学校长在北京做报告时说的上面这段话,当然是有针对性的。要促进我国大学的发展进步,就要推动竞争。学校与学校、同行与同行、教师与教师之间,在竞争中才会做得更好。只有自己参与竞争,才真正具有实力。靠政策倾斜,靠政府扶植,靠“朝里有人”,只能是权宜之计,不然反而削弱竞争的能力。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北京师范大学成立100周年的讲话时指出,“教育创新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要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扫除障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改革就要冒风险,就可能有失败,但是最好的经验正是从失败中得来。1851年,密歇根大学一个叫塔潘的人提出在美国学习德国洪堡大学的经验,建立研究生院并推行“习明纳”(seminar,研讨课)。当时反对的人太多,连新闻界也参与反对,但董事会认定要实行,同意建起了研究生院,建起了研讨课制度。但是过了几年,董事会换了人,新董事会把塔潘从校长职位上拉了下来,把他的课包括研讨课全部停掉。但是,好在那些课仍然保留在课程目录上,这为后来恢复研讨课打下重要基础。康奈尔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怀特说,“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肇端不是在剑桥,也不是在巴尔的摩,而是在安阿伯。”在美国,最早建立研究生院的地方不是在开展研究生教育最好的哈佛大学(剑桥),也不是在最早成功推行研究生教育的霍普金斯大学(位于巴尔的摩),而是在创导研究生教育但是失败的地方,这就是安阿伯(密歇根大学)。正是有了当年密歇根大学试验的失败,才有了今天遍布全球高校的研究生院的成功。我们现在做的是研究生教育创新和改革,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对于中国教育的变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改革没有不失败的,就像在密歇根大学当年发生的那样,但是既然是在改革,是在创新,我们就不能仅仅准备胜利,而是要有充分准备面对失败——可能失败得头破血流,但是失败后面一定是胜利。

(刊于2003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系在2002年12月10日全国研究生教育创新研讨班上的发言。

[2]周鲁卫,全国学位中心上海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