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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演进,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分析

时间:2022-10-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1.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国际货币制度是调节各国货币关系的一整套国际性的规则、安排、惯例和组织形式。此外,在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还需要有某种力量影响和调节国际储备货币的流动,或监督、协调各参与国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演进1.国际金本位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基本特征①黄金充当国际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分类是按照储备货币来分的。

进行国际间政策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设计出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协调方案。当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从货币金融角度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都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时,若这一方案成为现实,就构成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

(一)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

1.国际货币制度的概念

国际货币制度是调节各国货币关系的一整套国际性的规则、安排、惯例和组织形式。它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用以满足国际支付和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必要时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本币汇率;第二,汇率制度的确定。即各国货币间汇率的确定、变化和维持机制;第三,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各国应安排适当的银行制度、金融市场,以及遵守一定的政策运行规则,以保证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间顺利循环周转、平衡国际收支并实现储备货币在各国间的分配。此外,在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还需要有某种力量影响和调节国际储备货币的流动,或监督、协调各参与国间的宏观经济政策。

2.国际货币制度的分类

根据储备货币或本位货币的形式,可分为金本位制度、金汇兑本位制度和信用本位制度;根据汇率制度分类,可分为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

在实际中,往往是同时以国际储备和汇率制度来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分类标准,例如金本位条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以不兑现的纸币(如美元)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以黄金和外汇为储备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完全不需保有国际储备资产的纯粹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等。

(二)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演进

1.国际金本位制度

(1)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基本特征

①黄金充当国际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入;②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的含金量比例决定。汇率的波动自动维持在由金平价和黄金运输费用所决定的黄金输送点以内。因此,国际金本位制度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③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受本国黄金储备的制约,因此也与其国际收支状况相联系,即逆差时黄金流出货币供应下降,顺差时黄金流入货币供应增加。这使国际金本位制度有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技能,可以保证国际收支的失衡能自动得到纠正。

(2)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崩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均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国际金本位暂时停止实行。战后各国先后着手恢复金本位制,但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内均衡目标,不愿遵守金本位的规则,阻断黄金流入与流出同国内货币供应间的联系,使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受到限制,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可信性也大大下降了。而可信性的下降使国际资本流动也日益成为破坏金本位制稳定的威胁。一战后勉强恢复的金汇兑本位制,终于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1931年的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引起的金融危机中彻底崩溃。

(3)对国际金本位制度的评价

国际金本位制盛行之时,正值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全盛时期。金本位制度所带来的稳定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水平,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

但金本位制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①国际金本位制度的自动调节机制受许多因素制约,它要求各国政府对经济不加干预,或者干预的目标是以维持对外均衡为前提的。然而在金本位制度末期,各国政府经常设法抵消黄金流动对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使自动调节机制难以实现。②金本位制下的价格稳定只有当黄金与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较为稳定时才能实现。经验研究表明,国际金本位时期,价格并不是长期稳定的,其波动与世界黄金产量的波动直接相关。③金本位制下,黄金是最重要的储备资产和最后的结算手段。该制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黄金的增加能否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满足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维持稳定汇率的需要时,金本位制就显得非常虚弱,难以经受各种冲击。④在国际金本位条件下,根据“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国际收支失衡使盈余国出现通货膨胀,赤字国出现通货紧缩,从而引起国内生产和就业水平的变化,进而恢复收支平衡。这种机制虽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却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国际金本制之前还有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等,参考货币银行学中货币制度的相关知识。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分类是按照储备货币来分的。金银本位制都是以金属货币为储备,而下面的两种货币体系都是以纸币作为国际储备。

2.布雷顿森林体系

(1)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特征

①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

②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可用美元向美国按官价(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兑换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规定与美元的比价,从而间接与黄金挂钩,进而决定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平价关系。

③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IMF规定各成员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如果发生波动,范围不得超过平价的±1%。超过时除美国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维持本国货币同美元汇率的稳定。但是在出现国际收支的基本不平衡时,经IMF批准可以进行汇率调整。实际上在平价10%以内的汇率变动可以自行决定而无需IMF的批准。

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短期资金融通。

成员国在需要贷款时,可用本国货币向IMF按规定程序购买一定数额的外汇,将来在规定期限内,以用黄金或外汇购回本币的方式偿还借用的外汇资金。

(2)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内在原因——“特里芬难题”(2003年名词解释)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黄金—美元基础之上的。美元既是一国的货币,又是世界的货币。作为一国的货币,美元的发行必须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黄金储备;作为世界的货币,美元的供应又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的需要。由于规定了双挂钩制度,由于黄金的产量和美国黄金储备的增长跟不上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于是,美元便出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为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的供应必须不断地增长;美元供应的不断增长,使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美元的这种两难,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首先预见到的,故又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及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性质。这个危机的性质就是美元的可兑换性危机,即美元无法按固定比价维持同黄金的兑换性。随着流出美国的美元日益增加,美元同黄金的可兑换性(按固定价格)必将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美元的可兑换性信誉必将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缺陷是美元的双重身份和双挂钩制度,由此导致的体系危机是美元的可兑换性危机,或可称为人们对美元可兑换性的信心危机。美元危机的程度,同流出美国的美元数额有关。流出的美元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的余额,被称为“悬突额”。悬突额是预测美元危机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也是以后许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所力图解决的问题之一。

(3)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各个货币集团相互对立,进行外汇倾销、货币战、汇率战的局面,稳定了战后国际金融混乱的动荡局势,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

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一些缺陷:①其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刚开始,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随着日、德、法等其他工业国实力的增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上对这些国际货币的需求也相应增长。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强行把其他货币排除在储备货币之外,这必然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②清偿力和信心之间的矛盾。信心和清偿力同时实现是有矛盾的。美元供给太多就会有不能兑换黄金的危险,发生信心问题;美元供给太少则不能满足国际经济发展对清偿力的需求,发生清偿力不足的问题,即“特里芬难题”。这是任何以一种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制度的弱点;③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效率不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的多边性增加了调整平价的困难,且汇价的波动只允许在平价上下各1%,显得过于刚性。一国发生逆差时,往往不得不采用牺牲国内经济目标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进行调节,而且调节也是不对称的。若逆差国是美国,它只需通过输出美元即可弥补逆差,如此美国还能获得大量铸币税;但若逆差国是其他国家,为了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卖出美元购进本国货币,从而缩减了国内货币供给,往往导致衰退和失业。

(三)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

1976年,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召开会议,并达成《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了IMF第二次修正案,从而形成了国际货币关系的新格局。

1.牙买加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取消货币平价和各国货币与美元的中心汇率,确认浮动汇率的合法性,允许成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②黄金非货币化,取消黄金官价,各会员国央行可按市场价格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会员国时间,以及会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义务。③提高SDRs的国际储备地位,修订SDRs的有关条款,以使SDRs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而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储备资产。④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除以出售黄金所得收益设立“信托基金”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外,还扩大了IMF普通信用贷款的限额,并放宽“出口波动补偿贷款”额度。⑤增加会员国的基金份额,从原有的292亿SDRs增加到390亿SDRs,各成员国的份额比例也有所调整,主要是增加了前联邦德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的份额比例,减少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份额比例。

2.牙买加协议后国际货币制度的运行特征

(1)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

美元在各国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已经减少,但仍是主导货币,以前美元一枝独秀的局面被以美元为首的多种储备货币取代,黄金的储备地位继续下降。

(2)多种形式的汇率制度安排

根据1978年IMF协议修正案,IMF成员国可以自行安排汇率。从目前各国实际汇率安排情况看,发达工业化国家多数采取浮动汇率(单独或联合),但绝不是纯粹的自由浮动;发展中国家多数是钉住某种单一货币或SDRs等合成货币的汇率制度,实行单独浮动的很少。在钉住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之间,发展中国家还有多种弹性程度不同的汇率制度,如:宽幅浮动、滑动平价或爬行钉住。

(3)多样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方式

①总需求调节。

逆差国家会形成国内货币紧缩的压力利率会趋于上升,总需求会有所紧缩,通货膨胀会受到压制。这些都有助于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利率上升能够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总需求的下降和物价上涨率的降低能够促进出口、压缩进口。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仍然必须依靠总需求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但用总需求调节来平衡国际收支,会以牺牲国内经济目标为代价。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对总需求调节国际收支的依靠,目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减弱了。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对总需求调节手段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发展中国家一般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从而难以利用利率引导短期资金的流入流出来缓冲暂时的国际收支困难。而且汇率变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也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明显。

②汇率机制调节。

汇率调节作为平衡国家收支的手段,目前对任何国家都比以往重要。国际收支的失衡可以来自国家之间价格水平或生产成本变化的差异,汇率的调整可以使价格变动的差异抵消。然而利用汇率机制调节国际收支也是有代价的,汇率的波动会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形成不确定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偏离潜在均衡汇率水平的剧烈波动会给国内经济带来不利的冲击。

发达国家有相对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也都比较充分。同时它们又采用浮动汇率安排,市场汇率相对接近均衡汇率水平,因而对汇率机制的依赖更重些。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了弹性程度不同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调节几乎不起作用。

③对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实施管制。

当今进口关税仍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控制贸易支付的手段。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直接控制更有特殊作用。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结构不完善,市场机制也不够发达。要尽快发展经济,就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和贸易直接控制,以保证其国内产业政策的顺利执行。但依靠直接控制的办法会干扰和破坏市场机制的调节机能,可能导致资源分配的低效率,还可能造成国内外价格体系的长期脱节,对正常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牙买加体系可以用“多样”来概括其特征,国际储备、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方式都体现了“多样”,反映了牙买加体系灵活的特点。牙买加体系被称为“无秩序的体系”、“没有体系的体系”。

3.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评价

牙买加协议后的国际货币制度运行20多年来,对维持国际经济运转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①多元化的储备体系基本上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基准货币国与依附国相互牵连的弊端,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②以主要货币汇率浮动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体系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多变的状况;自由的汇率安排能使各国充分考虑本国的宏观经济条件,并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具独立性和有效性。③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并存,各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比较能适应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各国发展模式、政策目标和客观经济环境都不相同的特点。

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表现在:①汇率纪律荡然无存。浮动汇率加剧了世界性通货膨胀,汇率的频繁波动不仅影响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和外债问题都变得复杂化;②造成储备货币管理的复杂性。多种储备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储备货币的汇率经常波动对发展中国家很不利;储备多样化增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风险,致使短期资金移动频繁;且多样化本质上并没有解决储备货币同时担负世界货币和本币的双重身份所造成的两难;③缺乏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牙买加体系寄希望于通过汇率的浮动来形成一个有效的和灵活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但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机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首先,汇率的过度浮动只是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稳定性,甚至恶化了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机制并不能很好地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再次,目前的国际收支调节任务仍然大部分落在逆差国家身上,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一来就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所以又只得依靠外债来应付局面,从而沦落为重债国。

【相关链接】

◆参考阅读:《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姜波克)P308—349

(四)欧洲货币一体化

1.最优货币区理论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起,货币一体化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尤以欧洲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其前身)内的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

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将货币一体化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区域货币合作,指有关国家在货币问题上实行的协商、协调乃至共同行动,它在合作形式、时间和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二是区域货币同盟,这是区域货币合作形式的深入发展,指根据法律文件(共同遵守的国际协议)就货币金融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的合作。三是通货区,它是货币一体化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其特征是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对固定,由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地自由兑换,存在一个协调和管理机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被削弱。

与货币一体化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适度通货区理论,最早见于对固定汇率安排和浮动汇率安排的争论中,其内容主要是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判断汇率安排的优劣,并说明何种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下面,介绍两种衡量最适度通货区的分析方法。

(1)最适度通货区的单一指标法

利用单一指标对最适度通货区进行分析在理论界有很大的争议,各方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不同。

①要素流动性分析

这是1961年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最早明确提出的一种最适度通货区理论,他主张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蒙代尔认为,需求转移是一国出现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假定有A、B两个区域,若原来对B区域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A区域产品,则B区域的失业增加;如果A区域正巧是A国,B区域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如果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变动无法同时解决A区域的通货膨胀和B区域的失业。因此,蒙代尔认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这样,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的机制,而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不过,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反而可能使货币同盟中的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穷国在经济增长上得到的坏处可能会超过贸易上得到的好处。此外,在蒙代尔的理论中没有对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进行区分。比如,当上述例子中A区域正巧是A国,B区域正巧是B国,A国和B国结成一个保持固定汇率的通货区时,B国国际收支的恶化会造成B国经济收缩,A国国际收支的盈余会造成A国物价上涨。于是,对投资的刺激将在B国下降而在A国上升,资本反而可能从B国流向A国,从而更加恶化B国的失业和A国的通货膨胀。至于劳动力流向,情况同资本流动不一样。B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要求劳动力从B国流到A国,但因为两国间在气候、生活习惯、文化和道德风俗诸方面都存在差异,可能还是较大的差异,就使得劳动力的这种迁移较难完成。而且,即便迁移可以完成,由于迁移成本较高,迁移数量不会太多,调节效应的作用将存在较长时滞。这样看来,当国际收支发生失衡时,资本的高度流动很可能是非均衡性的,而劳动力的迁移只能影响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不能成为解决国际收支短期波动的机制。因此,仅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来判断最适度通货区是存在局限性的。

②经济开放性分析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以经济的高度开放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麦金农将社会总产品区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经济开放性与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成正相关关系,该比重越高,经济越开放。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制有两方面理由:一是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剧烈波动;二是在一个进口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的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非常大,使得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消失,进而,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会失去作用。为此,麦金农强调,一些相互间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国家应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货币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而对与其贸易往来关系不大的地区则实行浮动(弹性)汇率安排。

麦金农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是以世界各国物价普遍稳定为前提来考察汇率变动后果的。但是,这一假设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向外传递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性,如果将这个前提颠倒过来,则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恰恰应以浮动汇率来隔绝外来的不稳定影响。其次,麦金农的分析以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为对象,如果一个小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并且其汇率钉住该大国的货币,或几个小国彼此在贸易上有密切联系而结成货币同盟,则经济开放性标准是有意义的;但若一个小国的贸易分散于几个大国而这些国家的货币又彼此浮动,则麦金农的指标就失去了意义。第三,麦金农的分析重点在贸易账户方面,忽略了资本移动对汇率安排和国内经济的影响。

③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分析

彼得·凯南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与蒙代尔一样,凯南的建议也是以国际收支失衡的主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为基础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安排下,对一个高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而言,由于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单一品种的出口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其需求的下降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太大影响;相反,对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来说,其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也是低程度的,若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出现下降,则它必须对汇率作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可见,出口产品的多样性使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在平均化作用下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高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它们适宜采用汇率灵活安排的独立(最适度)通货区。

凯南这一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按照国际货币的被动性权力来划分最适度通货区,忽略了对国际货币的主动性权力在汇率安排选择中作用的考虑。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必须综合权衡自己的国际货币被动性权力、主动性权力和阻止性权力才能确定最后的汇率安排。例如,英国是一个高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但不拥有足够的国际货币主动性权力,因此,它没有加入1972年的西欧联合浮动,即便目前,也没有参与欧元体系。另外,凯南同麦金农一样,也忽视了资本移动对国际货币被动性权力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国内经济比世界经济具有更大不稳定性的情况,因而在最适度通货区分析中犯了与麦金农类似的错误。

④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分析

针对以上实物标准分析无法圆满解释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情况,詹姆斯·伊格拉姆于1969年指出,在决定通货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国的金融特征(而不是真实的特征),并进而在1973年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理论。伊格拉姆认为,一个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同资金的移动状况有关,尤其同缺乏长期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如果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是不充分的,那么,外国居民会以买卖短期外国证券为主,因为买卖短期证券的外汇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抛补来避免,这样,各国长期利率的结构就会发生明显的差异。但是,假如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变动,就会引起均衡性资本(非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可以使汇率的波动得以避免。

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而且,他还忽视了对经常账户的考虑。同蒙代尔一样,伊格拉姆是从固定汇率的维持机制来分析最适度通货区标准的,但是,其局限性在于将资金融通看作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是货币同盟内部,顺差国也不是愿意无止境地向逆差国提供融资的。

⑤政策一体化程度分析

1970年,爱德华·托尔和托马斯·威莱特提出应以政策一体化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一个具有不太完善的内部调节机制的通货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其成员国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增长的看法以及对这两个指标之间交替能力的认识是否具有合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一个不能容忍失业的国家是难以同另一个不能容忍通货膨胀的国家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的。

这个建议是以政策合作来作为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它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财政制度,这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是困难的。而且,即便建立起这样的机构和制度,各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未必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反而可能恶化。通过区域中央银行实现的银行业务集中化,也不一定能够促进短期利率的均衡化和整个通货区内均衡性资本的流动,这都可由部分发达国家长期存在非常不发达地区的事实得到证明。此外,政策一体化标准的明确含义到底是什么,也还是一个没有明晰的问题。

⑥通货膨胀率相似性分析

1970年和1971年,G.哈伯勒和G.M.弗莱明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最可能是由于各国发展结构不同、工会力量不同和货币政策不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离散趋势造成的,它除了会形成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经常账户加长期资本账户)的失衡外,还会引起短期资本的投机性移动,即通货膨胀率差异是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区域内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

该分析将注意力从宏观经济的供需条件波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的货币现象方面,这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不无关系。货币分析法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应运用货币理论来分析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如果以X和M分别代表出口和进口,以g、s、m分别代表商品、证券和货币,以B表示国际收支差额,则有下列恒等式:

这一分析法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瓦尔拉定律为基础来考察国际收支失衡和国内货币存量之间的关系的,即将国际收支状况与国内货币市场均衡与否联系在一起。按照货币分析法,在固定汇率安排下,如果国内的实际货币余额大于预期的货币余额(如货币当局创造了更多的新货币从而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超额货币必然形成额外支出,除了购买本国商品外,还会增购进口货物和外国证券。于是,货币的出口便大于货币的进口(Xm>Mm),进而引起商品进口大于商品出口(Mg>Xg),或证券进口大于证券出口(Ms>Xs),这意味着国际收支(B)出现恶化。

不可否认,通货膨胀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但是,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最经常、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完全符合现实的。货币分析法关于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以及市场上具有完善的传递超额需求的机制等假定前提都是令人怀疑的,该方法颠倒了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关系,从而得出一个商品流通从属于货币流通的片面认识。而且事实也证明,通货膨胀不一定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以它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的唯一标准是缺乏依据的。实际上,国际收支逆差是由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特权、各国经济结构差异、国际交换关系不平等、劳动生产率差异、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前面几项因素有时甚至是更加重要的。

(2)最适度通货区的综合分析法

上文的分析表明,以某一指标作为最适度通货区的唯一标准是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虽然所有这些指标都从一个角度或多或少反映出国际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但却无法对区域性货币合作做出完满的理论解释与说明。例如,以IMF 1970—1980年的统计数据考察实行货币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未实行货币一体化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可以发现,上述6项标准中没有一项可以就为何欧洲经济共同体实行货币一体化而东南亚国家联盟却没有实行货币一体化的问题做出单独而圆满的解释。但是,若把这6项标准综合起来,却能对该问题做出较为圆满的说明。因此可以说,只有在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某一地区是否适宜实行货币一体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适度通货区理论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而有所修正,这些修正集中于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和成本分析上。

①经济一体化与固定汇率区的收益分析

固定汇率安排的最主要收益是可以简化经济活动中的计算步骤,方便交易的顺利实现,并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较浮动汇率安排条件下更容易进行预测的决策基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发行各自的货币,而且它们彼此之间的汇率是实行浮动安排的,那么,中国消费者和企业将会为此耗去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不同国家在区域间或国际间的情况与此假设相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加入一个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就等于参加国对浮动汇率安排下各种不确定性、混乱、计算及交易成本的节约。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对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值,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一收益一定高于该国在不加入通货区条件下与通货区成员国进行贸易的收益。而且,如果生产要素在通货区成员国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话,这种货币效率收益会更高。

图2-6-6 GG曲线

由此可以认为,一国与一个实行固定汇率安排通货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该国通过其货币与通货区内其他货币汇率实行固定安排所得到的货币效率收益也就越大,而且这一收益与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成正相关关系。我们可以借助GG曲线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如图2-6-6所示。

GG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反映了一国同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通货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其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之间的关系,曲线斜率为正的特性说明,如果该国与通货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则其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也随之上升。

以上分析隐含了如下假设,即通货区规模越大,其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越高。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那么,一国伴随其加入通货区决策而产生的价格水平易变性,会将其从通货区中获得的一部分货币效率收益抵消掉。另外,如果通货区参加国做出的固定汇率承诺没有得到市场充分信任的话,汇率变动方面的某些不确定性会继续存在,其货币效率收益也将比事先预期的要少。因此,只有在通货区内价格水平稳定且各国固定汇率承诺有保证的前提下,参加国才能从固定汇率安排中获益,而且,各国市场的联系越紧密,这种货币效率收益也才越高。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参加国与一个低通货膨胀的通货区的结合程度越高,其国内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越容易实现。这是因为,通货区参加国经济的紧密结合,导致区域内价格水平的收敛,并使各参加国价格水平的变动范围缩小。

②经济一体化与固定汇率区的成本分析

一国加入通货区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相应地付出一定的成本,这在低通货膨胀的通货区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一国在加入通货区时,必须放弃其运用汇率工具和货币政策实现稳定国内产出和就业目标的一部分自主权。这种因固定汇率安排而产生的不稳定性被称作经济稳定性损失,它同样是和参加国与通货区其他成员国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有关联的。我们可以用另一条曲线LL对此进行说明,如图2-6-7所示。

在运用LL曲线时,我们必须了解通货区参加国与通货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如何影响该国经济稳定性损失的规模。假设一个通货区参加国面临总需求下降的局面,则其需求曲线发生向左的位移,如果通货区内其他参加国的需求曲线同时向左移动,那么通货区成员国货币对通货区以外国家货币联合贬值,通货区的稳定性得以实现;但是,如果通货区内其他参加国不采取货币贬值措施,那么面临总需求下降情况的那个国家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高成本经济衰退后才能使充分就业目标重新实现,在衰退期间,该国的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都会下降。至于经济衰退的程度,则取决于该国与通货区内其他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一体化水平越高,该国经济衰退的幅度越小,而且其对应于总需求变化的调整成本也越低。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通货区内一国出现总需求增加(即该国需求曲线发生向右位移)的情况。不过,一个通货区参加国如果与整个通货区保持较大数量贸易关系的话,其加入通货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会小得多,因为假如该国工人的相当部分消费是通过自通货区其他国家的进口来解决,那么其货币与通货区其他货币间汇率的变动会迅速改变国内名义工资,从而降低对就业的影响。例如,若该国货币对通货区其他货币贬值,在其自通货区进口数量较大的情况下,会使该国国内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样工人将要求投资方提高工资以弥补他们的损失,整个经济维持稳定;而在浮动汇率安排下,该国无法在宏观经济方面实现这种稳定性。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国与一个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通货区保持较高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可以保证该国在加入通货区后,因产出品市场扰动而形成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得以降低。LL曲线的形状也反映了这一事实。

从图2-6-7中可以看到,LL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其斜率为负,这表明一国加入固定汇率安排的通货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与它同通货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图2-6-7 LL曲线

③是否加入通货区的决策

将GG曲线、LL曲线像图2-6-8那样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国是否加入通货区的决定是怎样形成的。

分析图2-6-8,一国在其与通货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至少等于)水平θ1时,决定加入通货区。这是因为,若经济一体化程度小于θ1,LL曲线位于GG曲线上方,加入通货区所经历的产出与就业的不稳定性损失要高于从中获得的货币效率收益,该国会留在通货区之外;若经济一体化程度高于(或等于)水平θ1,GG曲线表示的加入通货区的货币效率收益高于(或等于)LL曲线表示的加入通货区所损失的稳定性,该国决定加入通货区。由此,决定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最低经济一体化水平为θ1,即GG曲线与LL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一体化水平,高于水平θ1,加入通货区的国家可得到净收益。

图2-6-8 是否加入通货区的决策

图2-6-9 外部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

图2-6-9为我们展示了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动如何影响该国加入通货区并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意愿。假设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推动LL曲线由LL1右移至LL2,则在同一经济一体化水平上,曲线LL2上的产出与就业不稳定性损失较曲线LL1有所提高,因而决定一国加入通货区的最低经济一体化水平也相应地由θ1提升至θ2,即曲线GG与曲线LL2的交点。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GG-LL模型是最适度通货区分析的有力工具,但该方法并未包含所有影响最适度通货区的因素,比如,它所忽略的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和财政政策的一致性等因素,也对最适度通货区的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

以上介绍了衡量最适度通货区的两种分析方法,虽然它们在具体内容上各有差异,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即更好地解决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减少两者间的矛盾。考虑到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宏观经济决策理论体系下的成本—收益分析更符合货币一体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为有关国家加入通货区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从与现实经济的符合情况来看,该方法也同样是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发展,还是以早期理论研究为出发点的。同早期理论一样,新理论仍然认为,如果在要素流动、金融交易和商品贸易方面高度一体化,经济高度开放的国家之间组成货币联盟,将会更有效地解决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从而降低经济成本和提高经济收益。与早期理论相比,新理论的发展体现为将宏观经济学的新观点引入最适度通货区的分析,从而解决了过去无法克服的一个障碍,即加入通货区的成本问题。另外,新理论重点说明的是有关采用单一货币的成本与收益,这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下面的介绍就主要沿这一发展进程展开。

2.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沿革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欧洲货币一体化这部分内容综合度也比较大,若对前面所学的汇率、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等知识有比较熟练的掌握,这部分内容就能很顺畅地理解下来。

根据欧洲货币一体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过程,可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60—1971年):跛行货币区。跛行货币区虽然开始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但由于其内部缺乏支持其稳定存在的基础,在整个货币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它的地位并不重要。尽管欧洲经济共同体在20世纪60年代已首次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概念,并倡议建立使逆差国能从顺差国获取信贷资助的体系,但在实践中,欧洲货币一体化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2)第二阶段(1972—1978年):联合浮动。1970年10月,欧共体负责此项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了“魏尔纳报告”。该报告作部分修改后,于1971年2月9日经欧共体部长会议通过。根据这一计划,欧共体建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和欧洲货币计算单位,并于1972年开始实行成员国货币汇率的联合浮动,这些成了未来欧洲货币体系的基础。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联合浮动:“隧道中的蛇”,成员国之间波动幅度为1.125%;IMF规定的波动幅度是2.25%。

(3)第三阶段(1979—1998年):欧洲货币体系。联合浮动极易受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为制止汇率的剧烈波动,促进欧共体成员国经济的发展,欧共体各国在1978年12月5日的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达成新协议,决定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后因前联邦德国与法国在农产品贸易补偿额问题上发生争执,该体系延至1979年3月方正式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欧洲货币单位、稳定汇率机制和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其中,以稳定汇率机制最为重要。

(4)第四阶段(1999年以后):欧洲单一货币。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起,欧洲经济一体化步伐开始加快。1985年12月,通过《单一欧洲法案》,将欧洲货币体系确定为深化货币合作的出发点。1989年6月,欧洲理事会马德里会议批准了《欧洲共同体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又称“德洛尔报告”),认为货币联盟应是一个货币区,区域内各国的政策要受到统一的管理,以实现共同的宏观经济目标,并提出了建立一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的设想。报告指出,货币联盟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保证货币完全和不可取消的自由兑换;②在银行和其他金融市场充分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③取消汇率的波动幅度,实行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平价。欧共体成员国的首脑们于1991年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城召开会议,正式修订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基础的《罗马条约》,并在“德洛尔报告”的基础上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的核心内容是:①于1993年11月1日建立欧洲联盟,密切各国在外交、防务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联系;②于1998年7月1日成立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和实施欧洲的货币政策,并于1999年起实行单一货币;③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防务政策等。马约的签署与实施,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3.欧洲货币体系(EMS)

(1)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际,欧洲经济共同体有关国家为了减少世界货币金融不稳定对区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也为了实现西欧经济一体化的整体目标,于1969年提出建立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建议。1970年10月,负责此项工作的专门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即“魏尔纳报告”,为EMU的实现规划了一个10年的过渡期,分三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从1971年初至1973年底,主要目标是缩小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着手建立货币储备基金,以支持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活动,并开始加强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二阶段从1974年初至1976年底,主要目标是集中成员国的部分外汇储备以充实货币储备基金,进一步稳定各国货币间的汇率并促使欧共体内部的资本流动逐步自由化;第三阶段从1977年初至1980年底,目标是使共同体成为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的统一体,汇率趋于完全稳定,并着手规划统一货币,货币储备基金则向统一的中央银行发展。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及经济危机的多重冲击下,这一计划最后以夭折而告终。但第一阶段建立的联合浮动汇率制(对内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对外则实行联合浮动,又称“蛇形浮动”)、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欧洲计算单位(EUA)等成为未来EMS的基础。欧共体在1978年12月5日的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提出建立EMS的动议。1979年3月,EMS正式建立。

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

①创设欧洲货币单位(ECU)。ECU实质上是一个货币篮子,由12个成员国货币组成,权重依据各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各国对欧共体的贡献及在欧共体内贸易额的比重大小而定,5年调整一次。

②实行稳定的汇率机制。EMS通过平价网体系和篮子汇价体系的双重机制稳定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率。平价网体系又称格子体系,要求成员国货币之间彼此确定中心汇率,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汇率只能在中心汇率上下浮动。篮子汇价体系,又称中心汇率体系,规定成员国货币对ECU的中心汇率,然后计算每种货币对这一中心汇率所允许的最大偏离程度,当成员国货币与ECU的偏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要进行干预。这种双重稳定机制更加稳定,且在成员国间均摊了调节责任。

③建立欧洲货币基金(EMF)。欧共体理事会曾决定以两年为限建成EMF,以使成员国能够在必要时有能力干预市场,稳定汇率,以及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援助。EMF没有如计划建成,所以至今仍沿用过去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的名称。

(2)欧洲货币体系的缺陷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货币体系爆发了两次汇率危机,迫使欧共体允许成员国间的汇率对中心汇率的波幅扩大。这说明EMS的汇率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各成员国不能随意根据本国的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调整汇率;二是政府干预能力有限;三是欧共体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EMS的汇率机制不能准确反映各国财政和货币金融上的差异。

(3)欧洲货币体系稳定汇率机制的运行情况

欧洲货币单位是欧洲汇率机制的中心,各国货币间汇率以其与欧洲货币单位的中心汇率为基础,形成一个网状的平价体系(有人称之为“平价网体系”),从而为稳定汇率机制规定了运行的框架。

除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之初对各国货币汇率做出的最大允许波动幅度的限制以外,1978年7月欧共体不来梅首脑会议上制定的偏离指标也是稳定汇率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标表示一国货币汇率与其中心汇率的偏离程度,在欧洲汇率机制中发挥着预警作用。

由于最大允许波幅(即干预点)和偏离临界值的双重限制,使稳定汇率机制的干预方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边际干预;另一种是边际内干预。边际干预指成员国货币汇率波幅达到或接近最大允许波幅时,其货币当局应采取强制性的市场干预,使汇率重新接近中心汇率。由于干预点的分布是对称的,所以边际干预也是对称性的。边际内干预,则指当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波幅达到偏离临界值时,有关国家的货币当局应进行磋商,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这是一种预防性的干预,不具备强制性约束力,但对减少欧洲汇率机制内的汇率波动和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偏离临界值在成员国间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边际内干预也具有不对称的成分:或许当弱币已达到偏离临界值时,强币却还没有收到预警信号;或许预警信号错误地发向一种“无辜”的货币,而使理应对这种偏离负责的货币未得到警告;此外,还可能由于汇率波动过于剧烈,使波幅提前达到干预点水平,而偏离临界值的预警作用无从发挥。各国货币当局在实施市场干预时,可以要求欧洲货币合作基金向其提供信贷支持,以帮助它们克服国际收支困难,提高干预市场的能力。

当成员国货币汇率偏离界限无法通过外汇市场干预和其他相关调节政策加以维持时,就必须对整个平价体系做出调整。截至1998年3月14日,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心汇率和平价体系已调整了55次。而1992年9月中旬,意大利里拉和英镑甚至“暂时”退出了汇率机制,成为独立浮动的货币。

如果暂时不考虑1992年发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则欧洲稳定汇率机制的运行还是基本成功的。首先,它促进了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稳定。除去发生危机的特殊时期,欧洲货币体系下中心汇率的调整频率要远远低于联合浮动阶段,这一稳定汇率的作用为将来货币联盟实施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打下了基础。其次,汇率机制的稳定有利于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差异的缩小、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经济状况的改善,各国在1999年的前几年在经济指标趋同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就是很好的说明。最后,汇率机制的稳定扩大了欧洲货币单位在官方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度,为最终向发行单一货币的迈进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机制的运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现实差异、在经济和货币政策协调方面的欠缺,以及在是否愿意让渡货币主权方面的态度变化,都会对欧洲货币体系及其汇率机制的运行形成冲击。1992年爆发的“九月危机”是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国经济政策内外目标上的差异及其政策上的不协调。

我们都知道,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政府为实现两德统一和复兴东德地区经济,投入了巨额资金,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明显增加,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强。

尽管当时德国与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也处在经济萧条之中,失业率很高,经济增长率很低,罢工浪潮迭起,但德国政府历来把通货膨胀作为头号敌人。因此,德国的物价一直十分稳定。除受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冲击外,自1960年起的大多数年份里,联邦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这是德国与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其他西欧国家的区别所在。为了抵制通货膨胀压力,德国政府不顾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于1991年起开始调高中央银行的贴现率。经几次调整,贴现率从1990年底的6%上调到1991年6月底的8.8%,从而给其他西欧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当时,其他西欧国家为摆脱萧条,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先后调低利率,但结果却使资金从这些国家流入利率相对较高的德国,形成马克坚挺的局面。这样,这些西欧国家便面临一种两难选择,即若要维持其货币与马克和欧洲货币单位的固定比价,进而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的稳定汇率机制,它们就必须调高利率;若要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它们又必须被迫使其货币对马克贬值。经过一段时期的挣扎、协商及协调干预,英国和意大利终于首先抵挡不住外汇市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于1992年9月13日宣布英镑和里拉“暂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由此酿成欧洲货币体系史上著名的“九月危机”。这场危机因德国高利率的延续而一直持续到1993年夏天,西班牙货币比塞塔和法国法郎也先后遭到冲击,被迫“暂时”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或对马克大幅度贬值,从而使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遭受沉重打击。危机的发生表明,如果成员国不能在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让渡更多的主权并进行更有效的协调,欧洲稳定汇率机制就很难维系,更不用说未来的欧洲货币联盟了。

“九月危机”说明,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在内外均衡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如何处理及协调好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对维持欧共体的稳定和促进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都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危机局面或不同的经济环境与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程度,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的政府及货币当局究竟是以实现内部均衡为重还是以推进外部均衡为主,对整个联盟的稳定和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与政策取向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为此,各国间的政策协调问题尤显重要。

【复习提示及知识补充】

“九月危机”也是固定汇率国家的易受到游资攻击的典型例子,也是货币政策内、外部目标的典型例子。可回顾前面的货币危机,以及开放经济下的政策目标冲突的相关内容。

4.欧洲单一货币和欧元

(1)《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三个阶段

表2-6-1 《马约》的欧洲货币联盟计划

(2)欧元的诞生

1995年12月中旬,欧盟各国首脑在马德里会议上达成欧洲货币联盟建设进入第三阶段的协议,确定从1999年1月1日开始逐步实施单一货币,同时确定了欧盟单一货币的名称为“欧元”(Euro),结束了关于单一货币名称的争论。

1996年12月中旬,欧盟成员国首脑又在都柏林会议上就欧元的法律地位、欧元与暂不参加单一货币的欧盟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机制以及约束货币联盟参加国的财政纪律的预算稳定公约达成了一致意见。在1997年6月中旬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上,欧盟各国首脑正式批准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三个文件。这些文件对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设和正常运行具有关键性意义,是货币联盟进入第三阶段和保障未来单一货币的稳定,以及保证成员国与非成员国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和统一大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

1998年5月2日,欧盟15国首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接受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货币当局(EMI)的推荐,确认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这11个国家于1999年1月1日率先进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组成欧元区,成为欧元创始国。而欧盟另外4个国家,英国和丹麦根据《马约》选择暂时不加入EMU第三阶段;瑞典和希腊则因为没有达到《马约》规定的一致性标准,而暂时不能进入EMU第三阶段。

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为欧元区内各国货币向欧元转换的过渡期。欧元同成员国货币的汇率固定下来,而且不能改变。1999年1月1日起欧元以支票、信用卡、股票和债券方式流通,欧洲货币单位将按1∶1的比例兑换成欧元。ECB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作为法定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同尚存的各国货币一并流通。从2002年3月1日起,欧元区各国货币全部退出了流通领域,市场只流通单一货币——欧元,欧洲统一货币正式形成。

(3)欧元启动的意义

欧元将给欧洲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对欧盟政治、经济稳定带来有利影响,表现为:①低通胀、低利率的宏观环境有利于欧盟的经济稳定增长。②单一货币将促进欧盟尤其是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因为单一货币意味着商品的价格可以在成员国的套期保值成本。③欧元的实施可以增强经济透明度和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商品、劳动力、资本在欧元区内的高度流动性将使欧洲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从长期看,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增强企业竞争力。④欧洲将拥有一个巨大而统一的资本市场。欧元将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欧元的出现可以使外汇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实现更大稳定性的良机。欧元对世界金融市场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德、法为主的欧元区将对英国的金融业地位形成挑战和压力,并使欧洲金融业的分布格局发生变化。

但是,欧元区自身尚存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欧元的作用,欧元暂时不会代替美元。在长期,欧元启动后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在现实中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欧元能否成为一种稳定而有信用的货币。从目前看,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影响欧元的稳定及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这些因素包括:①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欧元区11国在GDP增长率和失业率方面相差很大,使欧洲中央银行单一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面临难题;②劳动力流动性差。在正式发行欧元纸币和硬币前的3年过渡期,欧元与区内各国货币保持固定汇率,如果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就可以降低在面临不对称性冲击时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但是,由于传统、语言、文化差异、专业资格的相互承认和人员迁移的成本等问题,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③货币统一与经济政策协调之间的平衡问题。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联邦政府、税收和工资系统,且各国不再拥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因此,如果没有财政、税收、社会劳工政策等方面的必要协调,将会发生麻烦。

【相关链接】

◆横向联系:固定汇率制优劣;经济内外均衡的政策目标冲突

◆参考阅读:《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出版社,钱荣堃)P367—377;《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姜波克)P359—390

◆热点拓展:东南亚地区贸易、货币合作情况?“亚元”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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