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舆论依赖英国思想的普遍趋势
思索英国甚至欧洲思想的普遍运动趋势对立法舆论，尤其是1830—1900年之间立法舆论的影响时，我们必须将注意力从众多的舆论漩涡和舆论支流（它们尽管有趣，但影响甚微）中抽离出来，集中注意力观察现代思想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正因为十分容易被辨别出来，所以看起来寻常无奇，但事实上，它们正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主导特征。[1]在这些特点中，我们能够确切地发现以下三点：与日俱增的讨论自由，信念的解体崩溃，也即日渐重视人性中情感的一面（所谓的本能神圣化）以及历史方法的发展。这三种普遍趋势一起动摇了边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权威。
讨论自由和信念的崩溃相互之间密切地联系着，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关于19世纪期间讨论自由的巨大增长（至少在英国），我们很难形成一个适当的观念。1800年，表达意见的自由受到实证法律、社会习俗以及普遍的思想习惯的严格限制。我们确实习惯地将英国看作是思想自由的故乡，而不仅仅是言论自由的故乡。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深受这种具有欺骗性的幻象之害，因为1800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英国都比其他地方享受着更多的自由，因此，人们就倾向于认为英国人享受无限的理智和道德上的自由。然而，尽管英国确实比大陆享受更多自由，但自由也仅仅是一定限度的。要是能将今天的英国人弄回乔治三世时代，他一定会感到自己受到道德和理智氛围的钳制，无法表达任何异端思想，无法表达一切与当时主流信念对立的思想。法官和陪审团在诽谤法上发生的分歧，以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的国家诉讼案件使人们产生疑问，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些都向人们证明，即便在政治领域，我们今天理解的言论自由都远未实现。在其他领域，即便没有法律规定自由的限制，习俗事实上也限定了自由的界限。革新者和自由思想者偶尔发出的抗议声见证了对讨论自由的限制是多么严密。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这些会带来不满。主要通过社会舆论而施加的约束，由于它满足公共情感的要求，即便没有得到积极的同意，通常都能得到人们默默的服从。1800—1820年之间的改革者很少有人胆敢公开宣称同情所谓的雅各宾原则，即便他们的雅各宾思想只是希望成为伯明翰郡的代表或废除古老的塞勒姆的选举权。而神学家中更少有人胆敢将哪怕最适当的历史批评方法运用于《圣经》批判。而胆敢公开反对社会或宗教根本信念的人则不仅是胆大妄为，几乎就是无法无天。[2]而且他们的胆大妄为丝毫无法赢得人们的同情，因为19世纪早期，大多数的英国人在思想或意见自由方面享受到的自由几乎总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人们普遍地将发表意见的自由和讨论自由混淆在一起，而这在逻辑上来看是错误的，但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原因。引起这种情况的事实值得注意。在那些人们无法公开自由地表达思想的地方，尤其是公共舆论认可不自由状态的地方，思想自由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人们很少思考那些他无法表达的事物。
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我们今天理解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在19世纪早期就真实存在于英国；如此我们才能完全认识到一次理智和道德上的革命，这次革命由于没有伴随外部暴力的、引人注目的政治变革，人们一般很难注意到它。如今，在20世纪的初年，在英国表达意见已经是完全自由的一件事情了。有一两个事实标志这一革命的不同阶段。
到19世纪中叶，法律对自由讨论的限制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无论议会立法还是普通法，除了诸如煽动叛乱和诽谤中伤这些例外，事实上，几乎都已不再干涉言论和写作自由。甚至1841年因为出版亵渎上帝的诽谤之辞而受到审判的赫瑟灵顿（Hetherington）和默克斯顿（Moxon）（他们被十分奇怪地联系在一起）案件就被人们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任何优秀的律师都不免要嘲笑将基督教认为是普通法之一部分的看法。[3]1859年，穆勒《论自由》的整体论调表明，对所有政治问题，以及甚至大部分社会问题的讨论都几乎不受法律的限制。巴克（Buckle）谴责将愚蠢的普雷（Pooley）投入监狱是不明智的，因为后者在公共场合写了冒犯基督教的话。就像大量的法律迫害一样，这也证明，这种宗教迫害事实上很少，几乎不为人所知；而同时，公众普遍认为因为一些不得体的行为而不是语言的亵渎而严厉地处罚一个半疯癫的人是不合适的，这也表明了当时的宽容精神。后来的立法[4]就革除了像1859年存在的这种对表达自由的限制。现在限制诽谤中伤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模糊性也受到了反对，因为它不能有效地保护被诽谤中伤者。
甚至在1859年，穆勒《论自由》就谴责了社会观念而非法律对行为独立性和思想原创性的偏见。不过，穆勒的这种抱怨，不论在那个时代有多大合理性，在1905年听起来也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19世纪末之前，表达意见就已经完全自由了。现在，不再有任何政治，更别说社会、道德和宗教理论会因为一个拥有普通智力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斥责他。发生在詹姆斯·穆勒家庭里的那种为了隐藏宗教怀疑思想而保持的沉默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一件事。公开承认不可知论或公开承认归附新奇信念现在不会受到公众任何的责难。去世前，布拉德拉夫（Bradlaugh）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议会议员，并且据说在同僚中颇受人欢迎，但他的无神论可能会使富兰克林或者托马斯·潘恩这些有神论者吃惊不已。事实上，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教士仍然必须信奉并应当受到《三十九信纲》的约束。但是英国教会的教士实际上享有在所有宗教神学事务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这方面他们的自由几乎和俗人享有的自由没什么差别。受人尊敬的教士们不仅可以在《圣经》的历史方面而且可以在《圣经》教义方面进行批评，而那些教义通常被认为是基督教的根本理论。在阿诺德博士的时代，英国教会的教士几乎不敢跟他最亲密的朋友悄悄地谈论这些问题；而在1860年，这样的行径可能即便不会激怒《论文与评论》（Essays and Reviews）的作者，也会使他感到吃惊，而且很可能受到宗教法庭的审判。
因此，英国各个阶层的人都获得并可以实际地行使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只要他们的行为不触犯煽动叛乱和诽谤中伤的罪名。我们正目睹着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讨论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据我们所知在历史上还不曾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享受到过。这一论断并不等同于认为，今天的英国在理智和个性上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穆勒，还有其他人都正确地认为，残酷的迫害，不论是法律上的还是社会上的，都可能摧毁自由思想的能力。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完全的自由能够激发创造力和个性。所有人都讨厌麻烦，而发现真理或检查错误却要求艰辛的思想过程，同时，只有少数人对发现真理怀抱强烈的愿望。此外，人更多的是模仿性的动物而非创造性的动物，原创精神和创造力只是少数人的天赋。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认为人类只要获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事实上就会喜欢上为寻求真理而工作，或者为自己开创出新的道路而不是模仿他人现成的这样舒适而轻易的做法呢？然而，无论发表意见或讨论自由是否是创造力之父，有一件事情是无可争议的，即在现在的英国，它们确实存在。
特别强调这点并非毫无原因。在英国，发表意见的自由和一个奇特的现象紧密联系，而且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最好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信念的崩溃，或者换言之，即既存之信念的解体，不论是宗教、道德、政治还是经济的。[5]
现代英国的这种特征已经在神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不太准确地将这种现象等同于怀疑主义。事实上，无论在神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现象意味着庞大、连贯的观念体系的解体、崩溃。任何理论体系的崩溃不仅必然导致怀疑主义，还导致各种信念思想的激增。任何理论体系的崩溃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就是削弱了某些思想观念，而给其他形式思想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公开承认不可知论，英国教会高级教会理论权威的不断增长，英国罗马天主教的复兴，[6]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产生，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它们都同样根源于信念的解体。
无论如何，我们也能在与立法舆论接壤或立法舆论之内的思想领域中清晰地发现观念体系崩溃的痕迹。例如，在50年前，对英国宪政的信念几乎是我们所有政治家的普遍特点。天才的伯克曾经大力宣扬宪政的精神，博学的哈勒姆（Hallam）通过论辩增强了它的说服力，而麦考雷几乎在著作的每一页中都在提及它。宪政的精神解释了惠灵顿著名的宣言，[7]他说，1830年改革之前的议会体制下的英国宪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任何人、无论费多大的精力都无法创造出来的。辉格党人惟一想做的也只是修补受人尊崇的既有宪制结构。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改革的政策要做的只是加强英国宪制赖以生存的原初基础。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我们将永远以这个名字来铭记他）是最严厉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勋爵是个现实的人，也是灵活的政治家，从不困于任何抽象的原则和形式。但是，不论罗素还是帕默斯顿，他们都相信（并且按照此信念而行动），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终结了他们采取的政府形式带给他们的苦难，这种政府形式过去也存在于英国；而人们认为，一个立宪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以及英国整个的政党体系，这些就足以保证任何民族的幸福。
这些至少就是两代人的主要信念。因此，人们热情地希望七月伟大的三天就能够终结革命时代，带给法国一个受上帝保佑的君主立宪国。[8]1830年所有英国人都这么认为，而在1905年，这种想法几乎无法得到人们的理解。从1830年起，人们开始攻击对英国宪政的普遍信念。边沁主义者是始作俑者。普雷斯将他老师们的理论推演到荒谬的境地，他宣称宪制只不过是一团蜡，它的形状我们可以随意捏造。1838年，理查德·科布登谴责“英国宪制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里边尽是垄断、教会僧侣、各种闲职、盾形纹章的胡编乱造、长子继承权以及虚华的场面”。他强烈地怀疑，就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言普鲁士拥有“全欧洲最好的政府”，他可能绝口不谈如何在政治上使英国拥有和普鲁士一样好的政府。[9]卡莱尔和这位伟大的自由贸易论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志同道合者，他认为宪政主义者喜好的政府形式都是假象，他不厌其烦的告诉他的读者们，克伦威尔和腓特烈才是伟大的英雄，他们蔑视所有的宪政或民主的原则，他们才能为了人民自己的利益更强有力地统治。然而宪政政府的信念仍然没有彻底消亡。1860—1870年间，马修·阿诺德的讽刺文章直接针对的就是对英国宪制的冷漠信念，在他看来，对英国宪政的信念仍然十分强大，很可能会成为英国理智、道德发展的巨大阻碍。
时代已经变了。我们今天再去哪里找英国宪政的热情的信仰者呢？即便存在，他们在精神上也已经过时了。确实，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对于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的老派辉格党人来说，英国宪政仍然是过去时代的有趣残迹。如果说，宪政的信念几乎已经消散殆尽，那么作为其对手的那些信念或异端思想正迅速地成为消逝的理想的鬼魅。现在还有谁会期待有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带给人们政治上的救赎呢？有一位专制君主一心想成为现代的恺撒，他统治了法国差不多18年，但他的统治只能以灾难和色当的耻辱而终结。普鲁士国王，科布登眼中“善良与正义的人”，由于对民众教育的热情，“甚至亲手粉碎了专制君主的权杖”；而接替他的是一位联合的普鲁士国王以及德国皇帝，他的权力得以稳固基础在于，普鲁士现在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并且德意志也正迅速地变成军国主义国家，整个民族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民主共和的思想进展得也并不比其他政治信念好。西方那个庞大的共和国以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两个政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满足人们的要求，但它们也只是满足了人们的想像或点燃了人们的热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法国自1789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共和国。然而，不论在华盛顿还是在巴黎，大部分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发现的都只是一个理想的共和国。一个杰出的法国人曾经说过，共和主义已经不再是异端思想，但它也不再是一种信念。这样的话语，只要经过适当修改，就可以铭刻在不止一种政治体系的墓碑之上，这些政治体系在19世纪都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地赢得人们的信任。再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信念比1830年的边沁主义更具有适应性。然而，现在功利主义反过来也已经由于信念的解体而崩溃了。
人们丝毫也不必对这些事实感到惊讶。边沁主义是一个连贯的体系，它的伦理思想、政治理论、法律理论和政治经济学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确实只是有关人类生活和本性的同一个理论的不同侧面。这一信念的力量部分地源于其中包含但现在却被人忽视的大量真理，部分地源于它自身的连贯一致性以及理论的清晰严密性，部分地也源于其追随者忠贞不贰的跟随。只要功利主义保持自身的清晰性与理论性，并得到老师们（他们会毫不犹豫、无所限制地向人们传达真理）的宣扬，那么功利主义的权威就能长盛不衰；但是信念的逐渐解体反过来也导致了边沁主义的崩溃，而信念的解体是讨论自由的结果，讨论自由本身又是边沁主义者努力追求的成果。功利主义者感染上了直率和折中主义的毛病，正像我们在约翰·穆勒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但是，折中主义试图将那些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发现的部分真理结合在一起，因而折中主义具有宽泛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特点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也无法刺激人们行动。思想开放、直率坦诚、细致真诚，这些都是令人羡慕的品质，但是这些品质禁止一切夸张，甚至不允许人们对真理进行夸大，因而它们不是能够赢得他人追随某一信念的品质。正如需要传布者忠实的信心一样，某一信念只有自身的明确性而非模糊含混才能赢得他人改宗追随。由于功利主义理论变得不确定了，而且它的阐释者的阐释也更没有信心且带着更多的限制，因此功利主义的权威就衰落了。消解一个信念的影响力同样也会影响到这一信念的传布者和听众。
让我们从功利主义对立法影响更加密切的这个方面进行考察，并且不要像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那样过于关注原则的变革。这是事关历史而非经济学的问题，因此那些无法标榜自己是经济学家的人也能对它进行思考。在1830—1845年间，[10]主流的政治经济学——马蒂诺女士和科布登是其中典型——都普遍将政治经济学视为确定的、得到证实了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某种类似于自然法的确定性。[11]尽管有些教条的作者确实也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些限制，但读者也几乎发现不了这些限制；而且我们这里要关注的是对外部公众的影响；因此，在1830—1845年间，政治经济学无疑被理智的英国公众当成一门包含了确切可靠的原则的科学加以接受，并且从这些原则中，我们能够合理地推导出无可争辩的普遍真理。而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中，读者即便不能确切地发现穆勒对理论本身进行的修正，也已然能够发现他在论调和情感上的限制。例如，自由放任理论以及看待生活，更重要的是看待立法的方式都严重地丧失了理论的严格性和理论的权威特征。[12]而且，穆勒的修正至少是迈向如下之结论（这种结论会得到后来一些学者们的赞赏）的第一步：在决定国家干预在何种情况下有利时，我们不应当以任何支持个人自由的确切原则和假设为基础，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国家干预是否比无所限制的竞争更加优越。
1882年，杰文斯（Jevons）写道：“在社会立法领域，坚持拥有永恒确定原则的理论，还是坚持包含抽象权利的理论，所有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关键的是好处和坏处之间复杂的权衡计算。所有的问题都变成可能性和可能性大小的问题。法律的某一规则，它是好还是坏，在立法者看来都取决于该项规则产生一系列确定的良好行为之公认的可能性。但是，事实的情况常常又是，这种良好行为的趋势经常会被相反的趋势取代，于是立法者继续颁布一些适用于特殊情况的法律，这些法律按他们的说法是限制，而事实上是取代之前立法的法律。立法者还有哲学家们都很高兴地找到一个用以表达普遍原则之虚幻性的词。当原则不再有效时，他们就说这些情况是例外。人们都希望能随意地处分自己的财产，这是一项普遍的原则；但是当铁路公司要强制地夺走他的土地时，就可以说这是个例外。”
“然而，我还是要坚持认为，如果抛弃了形而上的思想和观念，我们最终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必须将所有假设的原则和权利分解为事实和可能性，当我们探究原则和权利的真实含义时，原则和权利就必然涉及事实和可能性。”[13]
我们无需评论这种对自由放任理论的修正或否定的合理性。必须坚持的事实是，任何有能力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修正或限制的老师不可避免地会在很大程度上剥夺这些理论在民众中的权威性。绝对的概念可能赢得绝对的信仰和服从。但是一项原初就被认为存在例外的规则，自然在它被那些很微小的例外限制的时候，就在普遍公众中丧失了依据其合理性原本应当得到的权威性。一旦有人教导说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任何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假设，那么每个人事实上都会认为，只要一项法律能够使他摆脱他认为的、他和他的同伴们正在遭受的恶（例如外国人不受限制的竞争），那么国家的干预就是有利的。[14]丧失权威的信念必然会为那些新兴的和敌对的信念留出空间。此外，经济学家们自己常常似乎也担心用科学精神解决经济问题会使他们得不到同情，他们不仅给予他人这种同情，同时他们自己也要求得到同情。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本能崇拜。19世纪对18世纪的反动没有别的任何特点，人们越来越强调情感而不是人性中理性的一面，这是其惟一的特点。由此产生的影响源源不断地涌向约翰·穆勒以及他的同时代人，[15]并进而深深地影响了接受他们教导的那一代人。对情感和本能的依赖或者诉诸情感和本能，这种做法在边沁和他的学派看来只不过是在间接地宣告，任何行动，例如通过一部法律，都必须取决于提出诉求的人的感情。总之，在边沁学派看来，所有诉诸情感的做法，用边沁学派祖师爷自己的话来说，都是独断论（ipse-dixitism）的典范，因为感情都无法用功利主义原则加以证实，而边沁和他的学派都极其憎恨独断论。
我们可能会认为边沁学派对情感的恐惧源于其对人性不完整的看法，但是必须承认，从他们自身的角度看，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有两大理由可以证明他们厌恶诉诸情感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功利主义者反对诉诸情感的做法，自他们的时代以来，就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
首先，按照功利原则进行的法律和社会改革依赖的是计算某一部即将制定的法律在增加或减少人类的幸福方面的可能性，虽然不是诸如数学计算那般精确，但至少需要粗略的准确性。但是要使这种计算具有可能性，重要的是对一部法律或一项制度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可评估的基础之上，例如，它会增加或减少财产的安全，或它可能降低或提高食物的价格。因为如果一旦法律或其他制度革新的辩护者或批评者抛弃了这种确定的批评基础，而诉诸他们自身本能的情感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那么就不可能再将边沁主义的方法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了。例如，在争辩应该允许还是禁止离婚这件事情上，如果A仅仅因为他同情情感自由而赞同离婚，但B反驳说，他的本能和良心要求他尊重婚姻的神圣性，我们该如何作出理性的判断呢？事实上，这样便根本没有共同的争辩基础。
其次，人们最真诚地怀抱的强烈而自然的情感常常彼此冲突。因此，无论多么值得尊重，情感都很难成为良好立法的基础。现在每个人都承认功利主义改革带来的好处，然而，绝对肯定的是，功利主义改革常常是在违逆着民众情感的情况下实现的。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本能崇拜产生的后果，不论好坏，都会使1830年的改革者目瞪口呆。
下面再让我们考虑英国帝国主义的发展。[16]
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务都未曾像涉及英国同殖民地关系方面的事务那样充分地接受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解放你的殖民地》（Emancipate your Colonies）出版于1793年，是边沁致法国国民大会的一封信。它敦促法国还有其他殖民帝国国家和平地解放各自的殖民地，并告诉它们这不仅是一项义务，更能从中获得利益。这项建议未能得到法国人的同意，但不论同意与否，由于英国海军剥夺了法国在欧洲之外的殖民地，殖民地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了。《解放你的殖民地》也未能在英国迅速地产生影响。但是当它在1830年首次出版销售时，自由放任原则的应用逐渐地获得了英国公共舆论的赞许。明确的事实比争辩更有说服力。人们还没有淡忘与美洲殖民地的竞争和争论。而英国再也不能从生活在联合王国之外的英国人那里收取税收。英国也无法垄断殖民地贸易。因此，英国也越来越难从占有的殖民地中获得金钱利益。到19世纪中叶，自由放任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如果用穿越这段距离的时间来衡量的话，当时英国的殖民地距离他们的母国可比现在要遥远得多，因此他们自然都渴望能获得自治。这样，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在治理殖民地方面实行放任政策带来的便利要比在其他方面明显得多。
1841年，乔治·刘易斯（Sir George Cornewall Lewis）爵士出版了《殖民地的治理》（Government of Dependencies）一书。他是奥斯丁的学生，在精神上属于边沁学派；他是位精通政府治理事务的政治家，他不仅因为哲学上的明智，而且由于政治实践上的明智判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书中，这位智慧并拥有实践经验的人将边沁倡导的信条应用在我们的殖民地政策中。刘易斯的教导代表了1840—1860年期间所有明智的自由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对这些人来说，审慎的治理之术就是尽可能地别去管我们的殖民地，并对殖民地希望独立作好心理准备，并努力地使殖民地的独立在到来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以保证双方相互间的友善和友谊。一些有名的政治家还将我们的殖民帝国当成一件值得悔恨的事情。1839年，布罗汉姆将伍尔夫（Wolfe）获得魁北克描述为一次“使我们的军队获得不朽荣誉的行动，并为我们的政策添加了一项无法摆脱的负担”[17]。他还真诚地赞同并引用1783年圣文森特勋爵（Lord St.Vincent）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使加拿大和平归降，但由于没能做到这点，我们就必须忍受“源源不断的苦果，以及无休无止的争吵和为解决争吵而支出的花费”；并且“如果错失了这次放弃加拿大的机会，日后不论是继续保有加拿大还是再放弃它，我们都将面临无穷无尽的困难”。
迪斯累利并非对英国的实力无动于衷，相反，在民众的想像中，他一直都是帝国主义的先驱，这也并非毫无原因。但是1852年，在致马姆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些不幸的殖民地在未来几年里全都将独立，它们现在也是压在我们脖子上的一个重负。”[18]曼彻斯特学派的领袖代表着边沁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自然都谴责我们的殖民地的存在。如果还需要此类证据，再读读从理查德·科布登的著作中抽取出来的这些句子：
“为了维持殖民地，我们每年要在它们身上耗费500万镑的直接税，但它们只是我们庞大而沉重的负担，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表面的伟大，事实上却使我们政府的开支变得更加复杂和庞大，对贸易平衡没有产生任何促进作用。必须使我们这个国家从事贸易和辛勤劳作的人们意识到这些危急的情况，他们对这些虚荣和野心没有丝毫兴趣。而且，自然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深陷债务之中的民族，至少必须急迫地质疑，我们是否不应当耗费巨资保持这些殖民地，而应当让他们作为独立的国家，承担起保卫自己的责任。”[19]
“《谷物法》只是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贵族政府都同样感兴趣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和谷物法一样，对于我们的贵族政府来说，殖民地、军队、海军还有教会都仅仅只是些次要的问题。”[20]
“然而，我们习惯于听到我们杰出的陆军和海军必须保卫我们的殖民地，否则好像其他国家就会攫取这些殖民地一样。然而，敌人在哪里呢？他们攫取了这些殖民地的财产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支出来保卫殖民地。”[21]
科布登的话语比其他普通的政治家的话语更简洁有力，而且他的思考也比其他政治家的思想更有逻辑性。他的观点，即便有些许夸张，整体上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情感。行为比言辞更能真实地检验人们的信念。英国采取的政策具有的一个特点就足以表明，英国曾经并不重视母国和她的附属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从1855年起，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其他殖民地都从帝国议会中获得了充分的自治权，只要它们保证仍然作为不列颠帝国的一分子。那时，自由贸易的信念日渐狂热，人们认为自由贸易不论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对所有国家毫无疑问都是有利的。然而，持有这种信念的政治家没有努力阻止自治殖民地采取甚至针对它们母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对这种行为，人们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自由贸易论者期望只要英国放弃了贸易保护的做法，保护主义的错误就不能再欺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另一种解释是，1850—1860年间，英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把殖民地看作帝国永久的一部分。他们不清楚，无论是英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从统一成一个国家这种做法中能获得什么利益；殖民地自治似乎只是它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个阶段。独立只是合伙关系的解体，这种合伙关系阻止殖民地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使英国承受着沉重却毫无收益的负担。
在过去30年间，我们殖民地政策的总体精神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2]我们用行动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真诚感情。南非的那场战争毫无疑问是英国发动的；英国对她的自治殖民地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持不列颠帝国的统一，就像北方州为了保持合众国的统一而向南方州发动了战争一样。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北方州的人民都不会承认分离独立的权利。在我看来，英国人反对脱离帝国的决定似乎也完全合理，并且也合乎正义；这就像每一个英国人一定都会在道德上支持英国人和布尔人（Boers）之间的战争。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也不难为在南非发生的战争辩护，因为相信功利主义信条的人都十分宽泛地看待国家利益。保持不列颠帝国能够在世界很大的范围内保证和平、秩序和个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对于不列颠所有臣民来说，也并不算大。再者，在一个军国主义盛行的时代，防止外国侵略当时世界上存在的最大的两个共和国之一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小国寡民的时代看来已经成往昔了。对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感到十分惋惜，但那又是无可否认的。大帝国的存在就像我们今天那些庞大的公司一样必要。
即使大多数的功利主义政治家也无法不关注诸如此类的考虑，它们都会被用来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也毫不犹豫地作了两项让步。其一，人们很难证明，英国公民，比如一个伦敦市民，他的个人幸福由于不列颠帝国的缘故，和一个根本没有殖民地值得吹嘘的国家，比如瑞士的公民的个人幸福相比，到底是大呢还是更小呢？其次，虽然有效的功利主义观点可以用来证明对抗布尔人侵略的合理性，但是促使英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一场艰难的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其根源并不在功利主义的那些主张中，而在于一种伟大的感觉，在于对丰功伟绩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不列颠帝国的信念。内尔森纪念碑（Nelson’s Column）每年的荣耀仪式，福劳德、西利以及最重要的马汉的作品产生的影响，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和诗歌，以及他们对不列颠帝国荣耀的歌颂，还有所有这些作者的教诲在全英国以及殖民地所有英国人心中产生的回想，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他们都见证了一种情感产生的力量，而这种情感却很难按功利主义的哲学进行表述。对于那些怀抱帝国主义的人来说，帝国主义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是一门政治宗教，因为它的公共精神触及人们的情感。任何一个清醒的帝国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这点。他可能会承认将一项政策最根本的合理性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存在极大的危险，然而，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保持不列颠帝国的热情是一种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自身便有崇高的机制，并且历史经验既能激发出这种感情，也证明了这种情感的合理。因此，在此，我们不再谈论这种边沁学派几乎难以理解、也无法认同的情感对现代英国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转而谈论历史传统的影响，历史的思维习惯刺激了历史传统的产生，也和它密切相连。
历史方法[23]是以历史的方式看待思想和制度的习惯，并将制度和思想看作社会发展的一部分。18世纪，主流精神对历史方法是十分陌生的，而边沁尤其厌恶历史方法。在这点上，就像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边沁真正是他那个时代之子。仔细阅读从他的笔记中摘抄下来的这段话：“他（张伯伦·克拉克［Chamberlain Clarke］）嘲笑环形监狱；他崇拜一切古物，厌恶一切现代的东西；他有种理论，认为法律应当是一代代承袭下来的，因为法律是厚重的，所以自然应当是承袭下来的：在我的学习中，他给了我错误的印象，不断驱使我往回看，往回看，阻止我向前。他让我去读那些本来就枯燥无味的法律记载；他就这样往我脑子里灌输回溯历史具有的优点，我就用这种方法研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研究他们的语言，并学习那些已经过时了的法律。”
“我还记得和他一起研究曼斯菲尔德勋爵被暴徒弄丢了的手稿；而我现在却觉得手稿的遗失实乃一大幸事。”[24]
现在，不论英国还是美国，每一位最有学识、最有能力的法学教师都会建议他的学生以历史的方法研究法律。因此，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嘲笑边沁不应该拒绝让他研究历史的建议，而且似乎高人一筹地对边沁缺乏历史精神而感到遗憾。[25]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注意不到，边沁和他的学派反对单纯的历史研究方法是理所当然的。在生活的许多领域，自然包括法律改革领域，对人类本性本身的分析比研究过去的历史重要。[26]关键之处还不在于此。历史精神以及它导致的人们思想的转变很可能反对边沁式的理性改革方案，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反对。
对法律和制度的根源的兴趣使法学研究的目的发生了转变。对边沁来说，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更有益于人类的立法。对梅因和他的学生们来说，法学研究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法律改革，有关法律的、历史的知识应当成为人类思想的一部分。对边沁来说，增加人类的幸福是目的，而对热衷于扩张历史科学研究范围的人来说，历史研究本身就是思想和研究的真正目的。随着研究逐渐变得比改革更重要，立法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这种信念自然也就退入幕后，并最终衰落。在这一变化中，科学可能获利了，但提高人类幸福的热情却逐渐衰退了。
再者，历史研究者根本没有理由憎恨恶习陋政。那些给人类带来无尽灾难的制度，比如奴隶制，也有自己的历史；并且这点很重要，正如有一些曾带给人类巨大幸福的制度都拥有一段历史。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解释，为什么历史研究的热衷者们宁愿花费巨大的精力去理解一项陋政的发展历史，却没有兴趣为革除这些弊端陋政而工作。事实上，坚持历史地研究一项制度的伟大，而这项制度当下却满是潜在的缺陷，这种做法，即便是在充满天才和仁慈之心的伯克这样的人手里，也可能变成顽固地反对对该项制度进行实际改革的借口。
再者，正由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表明政府的形式是复杂社会条件的必然结果，因而，事实上，这种做法首先将导致如下结论，即最智慧的立法为了人类的直接利益能做到的也远不及仁慈的哲学家们[27]和普通公众设想的；其次，它暗示了一个更不合理的推论，即人们不应当自寻烦恼白费精力地修订法律。
此外，我们可以从更加宽广的角度看待边沁追求人类利益的改革方案与历史的研究方法产生的精神之间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其基础是对所有人都拥有的个性的强烈乃至过度的欣赏；而历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当它被用于研究文明的最初阶段，甚至超越这个最初阶段的某个时期，它就会突出甚至夸大人类不同阶层尤其是不同种族[28]之间的差异性，因此，它事实上不会使人们反对所有人（尽可能多的人）拥有平等权利的合理原因，而会扑灭实施民主革新措施必需的自信心和热情，哪怕这些革新得到最有效的证实，并对人类最有利。[29]
最后，历史的精神通常使思想家们产生一些极具思辨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会影响所有人的情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从何处而来，但是知道当这些想法转变成激情之后可能会对谁产生结果；而这些结果不同于任何哲学改革家们希望实现的结果，也不同于那些善恶很可能几乎完全抵消的结果。
例如，民族主义是一种热情的信念，它相信，一个国家的居民应当排他地由属于他们自己民族（或被认为属于他们自己民族）的人统治。这种思想毫无疑问受到了流行的历史精神的强化，并且，反过来助长了历史方法的威望和活力。然而，民族主义产生的氛围确实不利于功利主义思想的顺利发展。毫无疑问，最大幸福原则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在本国人而非外国人的统治下会更有利，也就是说能过得更舒适。奥地利的统治者，不管他有多大能耐，都比两西西里软弱无能的意大利国王更容易冒犯意大利人的感情。拿破仑在他那个时代是最伟大的统治者，但对西班牙人的情感的触怒远甚于最荒淫无道的西班牙波旁君主。然而，谁也不能否认，奥地利人对伦巴第的统治可能和现在意大利君主的统治一样优良；人们也不能否认，拿破仑强加给西班牙的政府制度，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可能远比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半岛存在的所有政治制度都优越得多。如果有人认为，因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不会屈从外国人的统治，因此，外国统治者不可能在西班牙或伦巴第建立良好的政府。但是，对于这种论断，一位彻底的边沁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即便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它也毫不相干，因为抵抗是由民族主义引起的，而我们考虑的问题是放弃民族精神是否更能促进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幸福。
暂且不论这些，毋庸置疑的是，民族主义通常和过去时代的历史传统相联系，因此，它可能并且事实上也时常妨碍人们认识到边沁自由主义者对良好政府的设想。更加令人遗憾的是，通常由历史传统培育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不止在一个国家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仇恨，这些民族分裂和民族仇恨不仅自身就是巨大的恶、是对一切真实的进步的妨害，而且由于它们依赖的是感情而非任何对良好政府的希望，因此，一切单纯理性的法律和制度改革都无法化解这种分裂和仇恨。因此，总而言之，历史精神灾难性地将本能情感崇拜结合在一起。从边沁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是能不受历史的梦想或梦魇或传统的荣耀阻滞，这样的国家该有多么幸运啊！英国由于特别缺乏各种流行的传统，便引起了不少诗人甚至爱国者的遗憾。然而，这却有助于英国人的自由的发展和保存。政治中的健忘常常意味着宽恕。英国缺少历史仇恨，这至少使英国远离那种虚幻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
在现代仍不时造访古代的罪恶，
并由于恺撒的罪行而惩罚教皇。
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确实也无法否认民族主义经常阻碍各种进步，但他可能会理所当然地反驳说，民族的精神比任何物质进步甚至某些道德上的进步都更有价值。且不论这种反驳有多大程度的真确性，边沁主义和民族主义[30]之间的对立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历史精神由于强调民族的思想，已经对功利自由主义的权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信念的解体削弱了边沁理论的权威；感情崇拜使得功利主义的理论几乎很难运用到法律的修订中；而历史的方法则培养了一种边沁哲学思想完全陌生的精神。这三种趋势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它们至少削弱了个人主义的力量，并支持集体主义的发展，或至少为集体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场域，它已经不在本书这些讲座的范围之内了。作为英国的法律人，不应当过多地侵犯历史学家们、道德学者们以及哲学家们的领地。他满足于尽可能直接地将注意力集中于19世纪英国法律的发展与某些众所周知的舆论潮流之间密切的，并且能够得到证明的联系。他坚持认为法律和舆论之间的关系在英国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极其复杂；立法舆论本身通常更多的是事实而非哲学理论的结果；而在造成舆论方面，法律比其他事实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最终，他必须证明，并且让每一个智慧的学生最终都能认识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持有的意见受到信仰、信念、情感和各种理论假设构成的整体的制约。这一系列的整体，由于缺乏更好的名字，我们可以称之为时代的精神。“舆论意见之下潜藏着的是决定这些舆论和意见的情感。对我们来说，要了解我们自己这个时代或者其他任何时代，最重要的不是了解其中几种特别的思想舆论，而是必须了解精神的感觉和特征中那些复杂的元素；思想意见正生长于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壤中。”[31]
【注释】
[1]穆勒的影响，参见Henry Sidgwick，A Memoir，p.36。
[2]迟至1830年，米尔曼（Milman）的《犹太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Jews）触动了英国人的思想。“在这本谦虚质朴的书中，‘英国教士第一次将犹太人作为原始的部落，发现《旧约》中的酋长（sheik）和阿米尔（emir），转变并归类了一些历史资料，清除、减少了一些神迹事件。’作者完全未意料到正统分子中间产生的惊愕之情，不仅这本书的销售被停止了，甚至这本书所在的一系列书的出版都被禁止了。”Milman，Dict.Nat.Biog.xxxviii，p.3，by R.Garnett。
[3]我们无法确定出版以严肃精神和得体的语言攻击基督教的书是否仍然在理论上会使人遭受迫害。参见Stephen，Digest Crim.Law，5thed.Act，179，p.125 and compare Odgers，Libel and Slander，pp.475，490。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实际上对基督教的攻击现在并不会使人遭受惩罚。
[4]参见Stephen，Comm.，iii，ch.xvi，14thed.，pp.229-234；the Newspaper Libel and Registration Act，1881，the Law of Libel Amendment Act，1888。
[5]这丝毫不令人惊讶。自由讨论最终将有助于建立不可置疑的真理，但它直接的后果首先是使人们攻击现存信仰的弱点，进而使数量无法预料的人偏离已被接受的信仰。现在，由于普通人对道德和理性理论的信仰部分地依赖理论的连贯性，部分依赖专家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其他人对他的信念的同情，因此，只要有任何一点表明其理论并不完全连贯，或者专家也对信念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或者有许多人偏离了该信念，那么它必然动摇普通人的信念。Tarde，Les lois de l’Imitation。
[6]任何人，只要他能回忆起过去60年的思想意见，便会承认在活着的人们还能回忆起的那个时代，罗马天主教对于普通英国人，仅就英格兰而言，就已经是作古的事物了。对他们来说，它就像雅各宾主义一样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信仰。人们可以在《教父克莱门特》（Father Clement）中发现对这种状况的记载。《教父克莱门特》是一本颇吸引人的宗教小说，出版于1823年，到1860年出版至第13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从福音派的观点来看，罗马天主教教士虽然在精神上是迷信的，但却都是有着深厚个人信仰的人。
[7]参见Walpole，Hist.，ii，p.12。
[8]对比1830年9月9日詹姆斯·马蒂诺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使用的语言：“法兰西！光荣的法兰西！自耶稣复活之后，还有哪一周带给我们的民族这么多的福佑？那是民族新生的一周。它将在何处终结呢？充满活力的这场震动将波及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当人们将这场革命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对比，人们便会发现它向现代人的性格和思想展示了多么鼓舞人心的光芒。整场革命都由一种无私的精神主导，它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这样一个民族几乎就看到了宗教真理的价值。”J.Estin Coopenter，James Martineau，p.67（n.）。
[9]Morley，Life of Cobden，i，pp.130，131.
[10]Mill，Autobiography，pp.246，247。对比奥斯丁对李斯特博士（Dr.Friedrich List）“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Das i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lxxx，July1842，p.515。奥斯丁对这位作者徒有其表的体系的考察也值得注意。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十分有力，但论调完全不同于一位只有奥斯丁一半能力的人在1905年批评一位杰出的对手的观点时采取的论调。这种理论论调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奥斯丁绝非狭隘的边沁主义者，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十分不屑于他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普遍的人性原则”。参见本书第147页。
[11]“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家们写道，工人联合罢工试图提高工资的努力就好像通过篡改气压计改变空气的重量一样。他们说，劳动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都只依赖供给与需求，因而是无法人为地加以改变的。”Stephen，History，iii，p.211。对比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论调，马蒂诺《政治与经济学故事集》（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Tales）前言。
[12]参见Mill，Political Economy，bk.J.Ch.xi。
[13]Jevons，The Statein Relation to Labour，3rded.，1894，by M.Cababé，pp.1617.另参见Intro.pp.vii，viii，xiii，xiv。对比奥斯丁在《爱丁堡评论》上的话：“仍然有一种普遍的假设，反对这种干涉的便利。”即政府对其臣民利益的干预。“我们无需以肯定或直接的方式证明自由贸易的便利，因为仍然存在一种普遍的假设，反对政府对其臣民利益的干预。”参见第528页，以及他对普遍的自由贸易所作的一般性论证。前引，第529页。
[14]注意一位阿尔斯特的工人的话，他在1903年7月7日在《泰晤士报》上写到美国工人的处境比英国工人的好，这多少是有些真实的。他继续说：“现在出了些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会一致认为，每一位政治家和每个政府的目的是促进人们的福利，改善他们的条件。那么，英国政府为何没有成功地使我们的工人处于美国政府给予其工人的地位呢？我承认，英国人只能屈居其二。我们的工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因此他们应该得到最高的工资，并且在我看来，让这样的工人获得最好的报酬，任何政府都不应该感到有什么困难。然而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做到这点，我想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许多人都提出了这种观点赖以为基础的独特假设，但很少有人像阿尔斯特这位工人这么公开地提出。
[15]参见Mill，Autobiography，p.161，and compare Mill，Three Essays on Religion，pp.44，45。
[16]我的朋友布赖斯清楚地指出，“帝国”这个词的含义经过了一些变化。1865年，帝国主义意味着和宪政政府相对的恺撒主义（如像路易斯·拿破仑的专制），并且总是被用作贬义词。1905年，帝国主义意味着统一与帝国实力的增强。这种帝国在其疆界内包含着一些或多或少独立的国家。这一表达既可适用于美国居民也可适用于英国臣民。它有时被当作褒义词，有时又被当成贬义词使用。
[17]Brongham，Historical Sketches，Lord St.Vincent，p.307.
[18]Memoirs of an Ex-Minister，ed.1885，p.260.
[19]The Political Writing of Richard Cobden，1886，pp.24，25.
[20]Ibid.，p.2，Letter of 1836.
[21]Ibid.，pp.242，243.
[22]这种变化最清晰地体现在刘易斯（Lewis）1841年出版的《殖民地的统治》（Government of Dependencies）一书的论调和我的朋友卢卡斯先生（Mr.C.P.Lucas）1891出版的同一本书的一个优秀版本中导言的论调的差别上。拥有殖民地可能具有的利益，刘易斯提到“国家从广阔的殖民帝国中可能获得的光荣”，但他马上在一些藐视性的句子中忽视了这点。他的书的编者无法理解这种藐视，并认为原因是殖民地对于英国的用处不能以它当前或市场的价值来衡量。这种对比更加有说服意义，因为无论是《殖民地的统治》一书的作者还是编者，他们都是有冷静判断和良好理性的人，并且他们的写作有着熟悉我们的殖民统治实际经验的优势。明智的帝国主义者和明智的边沁主义者展开了争论，他们之间不同的观点标志着1841年思想和1905年思想的对立。
[23]历史方法这一表达至少有三种含义，这三种方法被混合在历史方法的热爱者的头脑中：
（1）考察法律、制度、习俗和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习惯、做法。
（2）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通过调查和实验的方法所作的发现，在人类的历史中作出发现的希望和努力。
历史调查和科学考察的方法可能很容易相互影响：对早期文明史的考察一方面可能能够阐明达尔文的理论，另一方面，达尔文的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所有生物包括人在内的早期历史的考察。
（3）将人不是看作单独的个人，而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成员或部分。
[24]Bentham，Works，x，p.51。然而，注意边沁对孟德斯鸠颇为欣赏的评价。前引，第143页。
[25]更值得怀疑的是，要是边沁受到法律考古学热情的鼓舞，世界能否获得更多一些真实的利益。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法律考古上，而这些时间和精力原本应该用来研究原则，以指导改革者修订法律。18世纪末，英国需要的以及在边沁身上发现的不是法律历史学家，用布罗汉姆的话说，是法律哲学家。
[26]例如，对维腾纳格莫（Witenagemot）的真实性质和构成的发现对于《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在构造美国宪法时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27]“人们不应该抱怨人的邪恶，而应该抱怨立法者的无知，他们常常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对立。”
“人民的邪恶的隐蔽根源常常在它的立法中，如果想要发现并根除恶的根源，我们就必须考察立法。”
“道德学家应该知道，就像雕塑家要把树雕刻成神或者凳子，立法者随心所欲地塑造英雄、天才、有德的人。……奖励、惩罚、荣誉和耻辱是四种神圣的工具，他总能用以影响公共利益。”
这些是爱尔维修（1715—1771）的话。参见Sidgwick，Miscellaneous Essays，p.152。这些话体现了边沁的理念。历史方法已经使今天任何受过教育、有能力的人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信念了。然而，它是否也几乎使充满激情的对于法律改革的热情也不可能了呢？这种热情曾经鼓舞受到边沁影响的改革者努力进行立法改革。
[28]“Ce qui est réellement abusif...c’est l’acceptation élastique prêtée par beaucoup de socialogues naturalistes au mot hérédité，qui leur sert à exprimer pêle-mêle avec la transmission des caractères vitaux par génération，la transmission d’idées，de maeurs，de choses sociales，par tradition ancestrale，par éducation domestique，par imitationcoutume.”Tarde，Les Lois de l’Imitation，2nd，ed.p.ix.
梅因在《古代法》中摧毁了分析法理学的权威，其《民主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给边沁民主信念的基础致命一击，这绝非偶然。
[29]功利原则和人类的良知不仅仅证明了废除奴隶制的正当性，而且它们也要求废除奴隶制。因为奴隶制是对文明的侮辱，是进步的阻碍。但是，要是他们没有得到对所有人类，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在根本上是相同和平等的这种信念不懈的坚持，无论英国还是美国的废奴主义者能够赢得他们绝望的战斗吗？
[30]托利党人热切地同情西班牙和德国对拿破仑的爱国反抗，而辉格党人和激进主义者最多只是略微地感受到这种情感。
不仅仅是宗教信条，还有政治信条，它们要有效，都必须成为一种信念；但是信念也是思想同样有力的、同宗的情感。因此，每一种政治信念都试图将自己同某种合适的情感相联系。边沁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它变成了一种信念，但是它不可能自然地和我们今天了解的帝国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情感纠缠在一起，尽管在1830年，人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名字来形容这些情感。仅仅因为功利主义道德的根本理念是人类行动的根本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边沁主义与博爱主义以及普世主义具有真实的亲和力，并且事实上也变成了它们的盟友。
[31]Pattison，Essays，ii，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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