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精英的舆论思想

学者精英的舆论思想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二节　学者精英的舆论思想

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时代演进中的显著现象之一，是20世纪20年代舆论思想的学术研究的崛起，不同于以往天马行空，情感充沛的政论文，而是一种严谨冷静的遵循学理规范的研究型论文。对舆论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出现，其原因在于伴随着晚清的洋务运动、教育改革、出国留学等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之下，不同于晚清传统士大夫的现代知识精英的崛起，或称之为士的转型。现代大学学者精英对西学有较为完整的认知与训练，代表性人物一般都留学西方，直接接受西学的熏陶，知识体系发生改变，并担当“近代中国新型知识范式的创始人”。大学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不同于通过科举获得地位的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他们以专业化的形式介入社会活动，但通常并不直接介入官僚政治活动。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在初具现代性的国家的支持下，专业性的科学研究体制逐渐形成。在这个体制内容，知识的生产逐渐地转变为专业行为，即使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是以大学或研究机构为基地的专业化的学者。

西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学注重心灵的感悟，西学注重大脑的逻辑分析。近代以来，所谓对舆论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指按照西学论文的规范，运用形式逻辑的推演方式，从概念到判断，从判断到推理，要求思维必须具备确定性、无矛盾性、一贯性和论证性。特别到了20世纪30年代，转型为大学研究型学者的知识精英在论文写作规范上有意识地以西方学术规范为标准，以归纳与演绎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概念的界定为逻辑起点，分析概念的构成与特征，强调研究过程的学理脉络，列出参考文献与注释。本章试图通过对舆论的定义、舆论的形成、舆论的作用、参考与引据四个部分来考察近代中国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对舆论的认识与思考。

一、“舆论”的定义

定义是认识主体用判断或描述的形式，确定或划定认识对象或事物在综合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使一个认识对象或事物从综合系统中彰显出来的认识行为。人们相互交流必须对某些名称和术语有共同的认识才能进行。为此，就要对名称和术语的含义加以描述，作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给出它们的定义（definition）。形式逻辑学用“种加属差”的方法给认识对象下定义。接受西学训练的近代知识精英，在对舆论概念进行定义时，基本上遵循“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与规范。

例如，徐宝璜对舆论的定义就是：“舆论者，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也。”^[41]再如，亦乐对舆论的定义为：“舆论是对于‘有影响于社会的事情’或‘关于社会的利害的事情’的公众的意见。”亦乐从狭义的角度进一步对舆论的定义为：关于政治的公众的意见^[42]。朱显庄对舆论的定义是：“舆论是个人对于社会生活某方面之问题所发表之意见，而博得许多为之同意者。”^[43]陈固廷认为：“舆论是关于整个或一部分社会的福利以共同关心为中心依据相互作用所组织之公众意见。”^[44]可见，根据“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与舆论概念最接近的“种概念”是“意见”，即“舆论是一种意见”。但仅仅这样定义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学者们必须试图找出舆论这个属概念与意见这个种概念，以及其他的种概念（如观点、意志、想法等）之间的差异来。那么，舆论与意见、想法、意志等其他概念之间的“属差”是什么呢？徐宝璜给出的属差包括四层递进涵义：舆论为意见；舆论为自由的意见；舆论为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舆论为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即“占多数的”、“公共问题的”、“自由的”，这些加在意见之前，构成了舆论的完整定义。对于亦乐而言，“有影响于社会的事情”、“关于社会的利害的事情”、“公众”这些是属差内容。朱显庄的定义中，“社会生活某方面”、“许多人同意”作为对意见这个种概念的限定。

对于舆论的定义，基本趋于一致的论断是“舆论是意见”，分歧在于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见？即对意见的限定方面，或者说是定义的属差方面。总体看来，主要集中三组子概念的争论与辨析，它们分别是：多数人与少数人；公众与群众；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前两组可以看作是对意见的主体的讨论，后一个则是对舆论的对象的讨论。舆论概念中的多数与少数从舆论思想萌发起就一直困扰着舆论问题的思想者。汪馥炎早在1914年，就将舆论分为三级，一为具有国家政治之眼光与知识者，这是占最少人数的；二为并无政治之确切见解，尝假舆论以自便其私图者，这是占次多人数的；三为盲目行动，随声附和。这是占人数最多的^[45]。汪馥炎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对于舆论中的多数是持贬低态度的。徐宝璜试图从学理分析的角度判断多数与少数的问题：

故舆论必为社会上之意见然对于一种公共问题，社会上常同时有数种意见发生，然则何者为舆论乎？曰此只可以数字决之，在社会上占多数者为舆论，占少数者为反对者之意见，不是谓之为舆论也。

然此之所谓多数者，非谓社会中人口总数之多数。就现在事实言之，此总数之多数，对于公共问题，往往不惟无意见可言，且不注意及之，至注意公共问题而有意见者，反居少数。我之所谓多数者，乃此少数人中之多数，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46]。

可见，徐宝璜认为所谓的多数是少数之中的多数，而少数是汪馥炎所称的“具有国家政治之眼光与知识者”，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多数。这一论断将绝对的多数（即占全体国民的多数）排除，只在少数精英这个范围内讨论多与少的问题。但这种少数与多数的思想与近代中国共和民主的政治思潮主流相违背，于是有学者试图从“少数代表多数发言”的角度来论证多数与少数的问题：

舆论的力量，在多数的同意，而其价值，则在于彼此见解之不同，尤在于能自由发表不同的见解用正当的和平方法，讨论或批评政治上的设施，除了极端的专制之外，是无可禁止的。新的真理，照例是由极少数的努力所发见的。必使每人的意见得着充分的注意与研究，然后多数的后知后觉，才能接受少数先知先觉的影响，做真理的后盾，少数才能明了多数的主张，诚意服从。否则，少数的意见，永无发扬的机会，舆论成了死去的形体，甚或倒转来为少数有力分子所操纵，政治必难有进步，平民政治更谈不到了^[47]。

可见，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多数”一般有两个取向：其一是“少数精英中的多数”，其二是“少数精英代表多数国民”。但在“舆论是意见”这个定义中，有学者会加上“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那么，当公众出现在舆论概念之时，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少数是公众，还是多数是公众呢？

亦乐认为，所谓公众的意见，即是国民全体中的多数意见。但他又认为，“是否已经成功舆论，只能由于对政治有相当观察力的人们去观察他的形势来自行决定，并不像计算选举票一样，可以一二三四的数他一个清清白白的”^[48]。他也得出了一个“所谓的多数，也只是相对的多数，并不是绝对的多数”^[49]的结论。进一步解释到，“所谓在国民中占多数意思，也只是在国民有这样一部分人，大家合意，都主张对某事应如何如何，于是构成了一种势力，可以使当局屈服的。这种势力虽然以多数为必要，但是究竟要多到怎样的程度，却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只有由当时的情势去决定的。”^[50]

由于公众的加入，使得“多数与少数”在舆论概念中界限变得更为模糊不清了。此外，蒋绍炎提出一个“有实力的多数”。他论述道：“舆论的造成，不是计数的，而是计量的。我们所说多数意见，是指有实力的多数，仅是凑数而累积之亦不得谓为舆论。……舆论的成立，全体一致是不必要的，因为假定舆论定要全体毫无异议的共同意见，那末所谓舆论者，就永远不得成立了。”^[51]

公众构成舆论概念的过程中，除了对“多数与少数”造成了歧义之外，还产生另外一个相对的子概念的辨析，即公众与群众的问题。骆继汉开篇发问：“今日之世界，其公众发达之世界乎？”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塔德（Tarde）对公众与群众的分析指出：公众乃纯粹的心理团体，散处四方，本无一定时间之集合，非如群众之可以一场演说，鼓舞而兴起之也。其得聚无数个人之意见，由心与心交通，相互受厥影响，而蔚然成为舆论者，必有一物以为之媒介焉^[52]。总之，对于骆继汉而言，公众与群众的区别表现在两层：①古有群众，今有公众。公众是现代概念。②演说对群众，新闻对公众。公众是现代媒体的催生物。公众与舆论之间的联系是由新闻纸联系起来。骆继汉将新闻纸比作“舆论之翼”^[53]。

朱显庄在《舆论之分析研究》中对公众一词作了专门的讨论。他列出一些西方学者对公众的定义，例如，K.Young认为公众在空间方面，没有固定之组织与联合，在行动方面，却有类似的意见。J.Kantor认为公众是吾人刺激之对象，吾人因为公众而有希望恐惧与野心。Allport指出公众是个人想象中之群众，而相信某种感情，意见是普遍的。由此，朱显庄总结道：

社会生活所表现之方面甚多。每一方面必有许多人对之发生兴趣。因是该方面的某一问题，对之有兴趣的许多人，遂有共同之研究与探讨。在该方面遂形成通过之主张。例如，我们有经济的公众，政治的公众，艺术的公众，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对于好几方面都发生关系与兴趣，所以一个人往往可以隶属于好几个公众。简而言之，公众是社会生活的某方面之发生兴趣或参与的一群人。“舆论”中的“舆”字，就是此地所解释的“公众”^[54]。

对于近代知识精英而言，在对舆论概念进行界定时，并非所有意见都可称之为舆论的，从一开始就将私人问题剔除到舆论讨论的领域之外。徐宝璜对公共问题的论述得较为清楚的：“舆论虽为自由的意见，然非自由的意见一一皆成舆论也。必也其所评判之事实，系关于公共问题，或难为私人之行动，然影响于社会者甚大，方能成为舆论。若为纯粹关于私人问题之意见，则舆论当然不发生。”^[55]徐宝璜作为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倾向，不仅将舆论看作是“少数精英中占多数的意见”，而且将民智的高低与公共问题的广狭联系起来。他认为：“在民智不发达之时，公共问题，仅为政治问题。及民智既进，则种种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亦皆成公共问题矣。故吾人可曰，公共问题之范围，乃与民智之程度为正比例。民智日进，则公共问题之范围愈广，而舆论亦日盛矣。”^[56]陈廷固提出一个“共同关心”这个概念代替公共问题，将公共问题一词通俗化，更有益于理解。他认为：“关心”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但是个别的关心，只限于个人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能成为舆论。必须各个人，或各个社会团体间有某种共同要求的时候，才有舆论成立的可能性，故以共同关心为中心，将社会诸成员之意志加以整理，即成舆论，且此种舆论有一种拘束力，凡是反对者必受其制裁^[57]。

二、舆论的形成过程

舆论的形成过程是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研究的重点，试图让抽象的舆论概念注入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进一步对抽象的舆论概念进行解释说明，从而构成舆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蒋绍炎在《什么是舆论》中将舆论的形成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所谓纵的方面就是指舆论的发端到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经历策动期与蜕变期。策动期的舆论恒常发动于有实权的政治当局或名流时贤。借助“接触”的直接刺激与“渲染”的间接刺激。策动期的舆论是少数人的舆论，这是因为“社会行为总取决于少数有力分子的有力倾向。第一要推负有实际政权者的言论和策略的披露，这是最引人注意的舆论基点。第二是时贤或学术界名流的文章，一切社评、政评，时评都是针对各特殊问题而发，一般人多半是人云亦云地接受他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58]。

舆论一经策动，经接触和渲染而进入蜕变时期，舆论的蜕变方式不外两途：第一是趋锐利化。凡舆论能获广大群众之赞同，同时尚有一部分独自异议者之猛力攻击，结果攻击愈甚，舆论内部的凝聚力愈坚，如此强度之增加，谓之锐利化。第二是归平静化。譬如某种舆论，无关于社会全局，但其意义却甚简明，使人一望而知悉其内容并无庸抗争之余地者。这种公共意见，不能深印人心，比较上易于浮动，甚或支蔓旁衍，而抵于沉静。由此，通过纵的分析，蒋绍炎将舆论分为有力的舆论与无力的舆论，“有力的舆论其势如洪潮，有时波澜壮阔，大有所向披靡之概，决非一二人所得左右之，无力的舆论在未长成前就落胎”^[59]。

蒋绍炎认为，“舆论之横的观察，其目的是把造成舆论的诸种质素，择其原始的，普遍的来加以说明”^[60]。为了使舆论的形成过程抽象出普遍性规律，蒋绍炎依据社会心理学对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认为舆论是群众心理中的重要问题，将心理学中的暗示、同情与模仿纳入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之中。通过分析认为，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受到暗示的刺激、同情的态度与模仿的本性，以别人的意见据而为自己的意见，逐渐形成一种意见的合力并快速传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

陈廷固在《“舆论”究竟是什么》指出舆论成立的过程至少要经历三个步骤：①发表分子；②社会的评价；③势力的完成。可以看出，陈廷固是从纵向的线性的角度对舆论的形成进行了分析，但其中也包含了蒋绍炎所说的横向的要素，即暗示、同情与模仿，如何在舆论形成过程所发挥的功能的，或者说，陈廷固的舆论三步是对蒋绍炎纵横双向的简化整合。具体而言，第一步骤发表分子，是指社会中的人通过明示与暗示的方式将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倾向性意见发表出来，只有当意见被发表出来，舆论才有可能产生。第二步骤社会的评价，是指明示或暗示而形成的某种意见，并非是完全正确的，必须通过社会的赞成、反对和修正，形成某种经过评价考量的占多数的意见，从而实现由少数人的私意，渐次扩大到共同关心的公意的过程。第三步骤势力的完成，是指由私意转变而的公意最终付诸事实，当局者的决策尊重公意，才算舆论势力的完成^[61]。

朱显庄根据Lindeman在The Community中的舆论形成的十个步骤，将舆论形成概括为三个阶段：发生、酝酿、完成。

（1）发生阶段包括有：

①最初有些人在社会中，觉到有新的需要；

②对此新需要的自觉，逐渐扩张；

③新需要引起社会领袖之认识；

④普通人因求满足，而发生感情与情绪之冲动。

（2）酝酿阶段包括有：

①设群众之要求，不甚激烈，往往领袖提醒群众，因解决其他更严重之问题，而忽略此类需要，以“不理”态度处之。

②设群众仍注意于此，则对于此需要所拟定之办法，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偶有一部分人争胜，而得到暂时的解决，常有因解决不当，致纷纠复起，结果引起众人精细地研究。

③组织具体讨论会，以研究其前因后果，为未来之新计划建基础。

④公开讨论——如市民大会——许多人深恐这种方式的讨论，引起情绪冲动与暴动，故事先即设法避免，如近代民主政治在政府与人民交换意见，所采用之代议制度，其原因亦一部在此。

（3）完成阶段有：

①讨论之完成：经过讨论后，组合各类意见，以成一公意，使各阶级或团体之理想或希望，获得部分的满足，最后有赖于合作之精神，与实验之态度。

②根据讨论结果之计划，在社会中实施，从而观察其结果，考验其效率，甚或加以修改，在各阶级与团体之间，作可能之调和^[62]。

朱显庄试图对舆论形成的复杂过程用一种理论化和简约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将舆论形成划分为10个步骤，这10个步骤可以看作一个线性发展的模式，如图5－3所示：

图5－3　舆论形成的过程

对于舆论如何形成的，宗庸认为“抽象学理大有隔靴搔痒之苦”^[63]，建议采用从实际的情况入手抽出几条原理原则。故而，宗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舆论形成的过程：

上星期日我去拜访一位住在本城的同学，敲门进去见他们一家人正争得面红耳赤，纷扰嘈杂。仔细打听之后，原来他们一家人在讨论今天如何消磨？

父亲的意见是到河边去钓鱼，母亲的意见是在家里做几样好菜来吃，大哥的意见是出门代朋友，我那同学的意见是打网球，其余大嫂的看电影，大姐的逛商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后来又经过几度的辩论，思考，父亲，大嫂，大姐都放弃了他们的意见而支持母亲的意见。于是乎“在家里做几样好菜来吃”这个意见就成了讨论的一股有力的意见。大哥也放弃了他的原意而赞同和我那同学去打网球，因此，“打网球”这个意见也成了另一股新的力量。结果后者还是屈服了下来，虽然并不赞同前面那个意见——在家里做几样好菜来吃^[64]。

用一家人讨论周末下午的安排为例，宗庸指出舆论的形成需要多种意见经过辩论、思考之后，形成一股有力的意见，或者形成另一股有力的新意见，这些有力的意见，就是最终形成的舆论。虽然这个案例来自现实的生活且通俗易懂，然而，这个案例毕竟拘泥于家庭事务，对公共问题有关的舆论缺乏解释。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宗庸进一步将孙中山的“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应用到了舆论形成的过程。宗庸认为，先知先觉者创造舆论。他们占极少数的，具有高度的智识，敏锐的头脑，深邃的眼光，对政治感兴趣，是常和政府接近或地方物望所归的人。后知后觉者是推广宣传先知知觉的舆论，这种人为数较多，心地忠厚，明是非，知廉耻，舆论在经他们锻炼过滤后形成真正的确定形式，而不知不觉者只有随声附和，虽然后者的人数在一国家内是占大多数的^[65]。

三、舆论的影响力

在众多学术研究的论文中，对于舆论的作用的基本论调可用“强大”两字加以概括，对于舆论的强大威力，近代学者们从来都不吝辞藻。例如，有文章将舆论与民治结合起来，认为舆论就是人民的最高意志的体现，是现代民治思想的产物，携带一种排山倒海般强大的力量。“政治的信仰及趋势，与人民的宗教及道德的情感，混合起来，便成舆论。这是一种机巧而雄厚的势力，有时简直是可恐怖的，像山间的清泉，在灿烂的日光，或幽静的月色之下，看着极其轻妙温柔，一旦风动云布，便会变成狂波巨浪。舆论这样东西，能忍耐长期的压迫或竟如死去一般，但是动作起来，任何苛政威权，都抵御不了。舆论可说是一很新的社会现象。它是印刷、教育，以及现代的交通方法与民治主义的产儿。印刷与教育为舆论的原动力。汽与电帮助舆论的传布与沟通。民治主义使舆论得着运用的机会，因而逐渐发展进步。民治的趋势日益增进，世界的交通日益便利，智识日益广阔，舆论也就日益复杂”^[66]。

又如，将舆论比作一种强大的潜势力。有文论述到，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之团体或个人，甚而至于全人类的行动，无形中均受一种潜势力的影响。此种势力，可以左右人类之倾向，决定政治之种类，转移人类之心理，改良社会之腐败，增进人类共同之幸福。其势力维何？舆论是已。其势力之宏大，实无以比拟，社会上一切变动，改革诸事绩，均因此而实现焉^[67]。对于近代学者而言，舆论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潜在势力，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有如此一番论述：法律勿论其成文与不成文，总不外限制人类之行动与施行其赏罚之权衡。舆论则不然，陶冶人类于无形，因其潜势力之大，可以阻抑人类恶劣之行为，而鼓吹其作社会上有益人群之事业。黑以斯（Hayes）尝谓：舆论之势力非常宏大，虽法律亦常受舆论之影响，失舆论，不仅难以判断事非，即法律亦将成为死文字。故舆论可为判断是非之标准，是非善恶，常以他为权衡，其维持社会与管束人群之功用，实万世不可磨灭^[68]。在社会力量的较量中，舆论站在哪一边，无疑标志着一种道义上的胜利。

舆论在个人及社会方面具有极大的作用。正如陈定闳所言，“吾人自生至死，几无一日不在舆论影响中，一言一动莫不受其制裁。社会上仅有人敢悖德枉法，为非作歹，而鲜有冒天下之不韪，违反舆论的。吾人之态度意见无不为舆论的成分，亦无不为舆论所左右。谚云：‘众口铄金’，可知舆论对于吾人行为之影响”^[69]。舆论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舆论可以维持社会标准，保障民风民德及社会制度之完整，奖励善良，制裁败类。舆论在性质上虽与道德不同，但往往以道德为凭借而维护道德。舆论之社会统制的作用是保守的，使群众之盲动不致蔓延滋长，使少数激进分子不得凭感情与主观的理想轻易改变社会而危及社会的安定。②舆论有时亦具有社会改进力量，能促进社会改革。舆论能批评不良的现状，指摘社会的失调，并贡献调整方案。故舆论又能抵制旧势力，保证社会之生长，揭穿社会病态，促进改革。社会过程本具有保守与改进两种势力，而舆论兼而有之，且为此两极端势力之平衡。③舆论又为主持公道的工具，对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的抵触，各执一端，加以正当的制裁，其在直接的团体中尤属明显。即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其主持公道的力量并未削减^[70]。

再如，舆论是一种持久的，威力无边的政治力量。有学者采用了一段生动的比喻，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中国民本思想，而舆论就是水中的浪花。原文是这样论述的，“人民是水，政府是船，那舆论就是浪花，风向和潮流，它们把船推到应向的方向，船假使要向相反的方向航行，立刻就有覆灭的危险。所以说在民主国家中舆论的力量至大至刚，断然不容忽视忤逆的”^[71]。还有学者将舆论视为近代文明之神，近代文明之象征，近代文明的偶像，受政府的重视，得国民的信仰或崇拜。舆论的健全或歪曲，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的开明或黑暗，间接助长或抑制新闻事业的发展^[72]。

类似于舆论力量之强大的论述每篇文章都可以摘录得到，体现了处于超然地位的知识精英对于舆论抱有的无与伦比的热情与乐观。即便如此，知识精英往往在收尾之处会笔锋一转，警惕“强大作用”的负面性。朱显庄在《舆论之分析研究》中，就将舆论的作用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称之为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

（1）舆论作用积极方面的思想内容：舆论比私人意见更周到。学术方面往往因公共研究与讨论，愈有进步。舆论之社会作用，能制止个人主义之倾向，使众人愈增进合作之精神。舆论之最高价值无疑体现在政治方面：纠正独裁政府误用社会之有劾工具。指导民主政治之指南针，最合民意之政府，才是真正民治精神的表现。但是政府之得民意，最方便之法，就是观察民众之舆论。修改法律之根据，国家定法必按照一时一地之社会情形，假使情形变化，而条文仍旧，则行法者或无阻碍，而感受者民众自必生痛苦，一国法律之修改，往往根据舆论以定夺^[73]。

（2）舆论作用消极方面的思想内容：现实中并非如理想中一样。舆论很容易是个人或少数人之“弄虚作假”，捏造黑白。少数人故意玩弄手腕，以达到私怀之目的。舆论有时是出于少数或一党之不自觉的偏见，这种偏见是由于特殊之社会环境，传统文化所影响使然。舆论常常掺杂浓厚之感情，虽为真正理知方面之平静讨论，往往使事实之标准，迷离莫辨^[74]。教育民众成为近代中国舆论思想中克服舆论消极作用的尚方宝剑。

四、舆论研究与西学资料

西方规范下的学术研究崛起的标志之一，是参考文献与引文注释演变为近代中国学术论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参考与注释在部分论文中格式不统一，内容不完整，更多的是一种带有较强模仿痕迹下的舶来形式与新式摆设，还没有训练到当今如此自觉与规范的学术习惯。尽管如此，从新兴起来的参考文献与注释线索可以尝试初探舆论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渊源与演变。思想脉络枝蔓繁多且错综复杂，而以参考文献与引据内容作为追踪进路，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让我们看几篇论文的参考注释：

（1）刘国桢，舆论与社会，社会学杂志，1925年

1.Blackmar and Gillin：“Outlines of Sociology.”

2.William McDougall’s“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3.Ellwood：“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

4.Haye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Sociology.”

5.陶孟和 社会与教育

6.陶孟和 社会问题^[75]

（2）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清华周刊，1934年

1.Allport F.H.，1924，Social Psychology.N.y.：Honghtou Mifflin co.P.308－9；325－6

2.Bernad，C.E.，1929，Social Psychology，N.y.：The Macmillan co.P.264；315－9

3.Bernard，I.I.，1926，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Y.：Henry Holt ＆co.P.183－5

4.Bogadus，ES 1924，The Foundamentals Social Psychology，N.y.：The Century co.chap.25

5.Kantor，I.B.，1929.An Outline of Social Psychology，Illinots：Follet Publishing，co，P.404－6

6.Lindeman，E.C.，1921，The community，Chapter 10

7.Lippmann，W.，1922，Public Opinion，N.y.：Bryce co，Part IV＆V

8.Ross，E.A.，1914，Social Psychology，N.y.：The Macmillan co，chap.27

9.Young K.，1930，Social Psychology，N.y.：E，S，Croftss

ce，chap，24^[76]

（3）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留东学报，1936年

1.见社会学杂志第一卷第五号P.47

2.Bryce，America Commonwealth vol.11P.251

3.Shepard，Public Opinion（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5）

4.Lippmann，Pulbic Opinion，P.21

5.见新生命第三卷第五号樊仲云译《舆论与新闻》

6.栋尾松治氏著《新闻学概论》，P.23

7.赤神良让氏《舆论と宣传との社会学的考察》

8.T9nnes Krijik derffentlidhen mainung S.79

9.Bryce，America Commonweath vol.11.Chap.1.XXX1

10.Roussean Du Consrat Social Libratrip Flammarion P.31

11.见昭和四年十二月东京帝大新闻研究室关于减俸调查报告。

12.见本年十一月四日东京帝大新闻研究室特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部部长Dr.Carl W.Ackerman之讲演^[77]。

（4）叶明勋，什么是舆论？生力旬刊，1940年

1.Moris Ginsbery，The Psychology of Society，P.137－138

2.Great men of Science By Grove Wilson，P.195

3.孙本文：社会学原理，P.532^[78]

通过现有文献的分析，近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的讨论所依据的学科范畴，经历了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新闻学这样渐进的过程。这说明舆论的研究有着广泛的学科背景，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但从另一角度看，舆论的研究思想来源众多，是一个多重观念的混合体。其中，政治学中的宪政民主思想、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成为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近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思想来源。例如，在舆论研究中论及公众与群众的区别，其思想依据一般来自法国社会学大家达尔逖（Tarde）（前文骆继汉译作“塔德”）。论及舆论的形成，其理论依据一般来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引用美国学者洛师（Edward A.Ross）的《社会心理学》。论及立宪法政治与舆论政治时，思想依据来源于主要有英国学者蒲来士（James Bryce）（即布赖斯）《美国平民政治》、英国巴克尔（Barker）《社会主义批判论》、英国罗素（Bertrand Russell）《社会改造原理》、赫尔夏（Heran Shaow）《歧路中之民主政治》、日本学者稻毛诅风《民本主义之真髓》、丹麦学者克里斯奠铮（Christensen）《政治与群众道德》^[79]。可见，舆论学术研究的主要思想依据来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及其相关的理论体系。

综观舆论研究学术类文章，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英国法学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Cordon Willard Allport）（现译）是舆论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三位西方学者。塔德的社会学理论一般用来论证公众与群众、暗示与模仿与舆论形成。布赖斯（蒲莱士，这个译名使用最多）在舆论、政治、宪法、民治等方面广泛引用。奥尔波特的舆论研究成果在舆论的定义与概念辨析方面会被近代学者使用。其次，还有法国思想家卢梭（Rousseau）《社会契约论》、美国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Lippmann）《公共舆论》、英国法学家梅茵（Maye）《平民政府》、罗威尔（A.L.Lowell）《公共意见与平民政治》。这些都散落在近代中国舆论研究的文献之中，标志着现代舆论思想的起始线索。

有学者认为近代科学知识谱系是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这是因为社会学及其统辖的知识谱系在中国的出现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知识的传播活动和翻译活动，它与“社会”的兴起恰好发生在同一时刻并不是偶然的。“社会”范畴是一种创制，它首先是被这些接触了西方知识并对西方近代社会有过近距离观察的人构造出来的，而构造的方式之一即建构一种适合于“社会”规划的知识谱系，使得“社会”知识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知识的有机的和最为重要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从家庭、家族、伦理关系，以及皇权中分化出来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或知识规划和国家干预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一种目的论的规划中形成的新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演化的产物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要素。在社会学的规范式叙述中，“社会”是把作为历史的要素（如家庭、村社和交换关系等）组织到新型秩序中的一种规划。正由于此，社会与家族、皇权、宗法等社会组织形式的二元论构成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现代国家话语的重要内容^[80]。可见，学术精英在对舆论思想进行学理化思考的过程中，试图重构一种人与人，人与群，人与国家之间的新型秩序，以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常识，去建构一套新的最具制衡力的道德意识形态——舆论的价值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