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元代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一般统称为“词讼”或“狱讼”。民间“争讼”涉及的内容很多，“细民之所争，若无异事，不过婚姻、良贱、钱债、土田、户口、斗殴、奸盗而已”[79]。解决这些纠纷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官府，即诉诸司法机关、经法律程序解决;二是经由民间调解或者自行和解来解决[80]。
(一)词讼由官
民事纠纷经由官府处理解决需要履行相应的司法程序。首先须要向官府提出申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告状”。“诸告人罪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诬告者抵罪反坐，越诉者笞五十七。本属官司有过，及有冤抑，屡告不理，或理断偏屈，并应合回避者，许赴上司陈之。”[81]百姓告状，必须有文字材料，这就是“状”，或称“文状”、“词状”、“诉状”。元代对诉状的状式有相应的规范要求，《事林广记》中保留有二十多种元代的诉讼状式，为便于直观，兹抄录其中一件于下。
应被牛畜食践禾苗告状式
告状人姓厶
右厶年几岁，无病，系厶村厶都籍民，耕田为活。伏为状告厶年月日，忽见厶所耕东村田内有黄牛三只，在被将禾苗食践，随即投告当管张社长一处。田所验视得，被前项牛只食践讫田禾约有二亩余。其牛系是本村梁巳家所养牛只。令本人陪(赔)偿，不肯归还。今来若不状告，乞行追征，委是使厶有失岁望，无得子粒应付当差用度。
谨状上告
其县官伏乞
详状施行，所告执结是实。伏取
裁旨
年 月 日 告状人 姓 某 状[82]
元代各州、县普遍设有书铺，也称状铺，里面有专门人员负责书写词状。国家对写状之人亦有相应规定，“于籍记吏员内，遴选行止谨滇吏事熟娴者，轮差一名，专管书状，年终轮换，果无过错，即便收补。仍先责书状人甘结状，每呈词状至铺，依例书写，当日须要了毕，不许有留多余写人等在铺。若词状到铺，妄行刁蹬，取受钱物，故作停难，不即书写及不仔细询问事之争端，有无明白证验，是否应告词讼，以直作曲，以后为先，朦胧书写，许令告人径赴所属官司陈告。取问是实，当该书状人等默罢。若所属官司看询不行，廉访司到官，体察究问”[83]。凡是送呈的词状，都要登记在册。对于呈告的词状，司、县衙门可以受理，也可以不受理。案件受理之后，就要勾唤被告以及证人等，接受审问。被告也称“被论人”，与案件有关的人员统称“合干人等”或“干连人”，其中案件的知情者称为“干证人”、“证佐”。正式的审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言词审讯，第二层次为刑讯。无论哪一类案件，都要进行言词审讯。言词审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听取原、被告和干证人的陈述，二是审查相关的证据，包括有人证、物证。审讯告一段落，便要定案。凡是民事案件，县、司在审讯后便可能作出决定。县、司对于各类案件的处理，必须经过官员的集体讨论决定，并在有关文书上共同签字，以示负责。
(二)民间调解
民事案件在正式审讯之前，如果原、被告经过调解，“自愿商议休和”，需要原、被告和干证人“连名状告”，撤回原状，称为“拦告”或“告拦”。元廷规定“今后凡告婚姻、田宅、家财、债负，若自愿告拦，详审别无违法，准告以后，不许妄生词讼，违者治罪”[84]。通过“告拦”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官府是给予法律认可的，对当事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此外，基层乡里的社长也负有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责，元廷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85]。上文所引用的“应被牛畜食践禾苗告状式”中，村民发生纠纷，即是先到“当管”社长处寻求调解的，由此亦可见经由社长调解纠纷能够得到民众和官府的共同认可，具有相当的司法效力。
很多时候，民间调解是经由第三方主持下而完成的，这在史籍中记载颇多。如绍兴路山阴县人赵由钟，“有忿争者，不之有司，诣公质曲直，得一言即释忿去”[86]。吉安路太和州人萧梦得，其“乡邻有讼者及相斗者，是非方纠纷，能以片言决之”[87]。婺州路兰溪州人吴纬绮，“小民忿争，一言折其曲直，人人悦服”[88]。临川崇仁李士华，里人争斗，士华“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免冠顿首释去。”[89]婺州路永康人翁君荣，“里中有不平者，咸取直于君，君为之直，必使各得其平乃已”[90]。乌江徐公，“里有争，来就公决，公为剖其是非，咸悦服以解”[91]。歙之双桥有长者郑绍卿，“乡邑有讼，理不决者，往往求直于长者，无不惭服而去”[92]。
基层乡里民众之间发生纠纷后，通常愿意通过由第三方主持来调解矛盾，评判是非曲直，其原因何在呢?前述绍兴山阴人赵由钟，“与人交，敦道谊，重然诺，终身不少变”，“里人服其忠厚”[93]，故而乡里之人愿意让其评判是非曲直。赵由忠其家在宋时已被朝廷旌表为义门，入元之后到赵由忠秉持家政之时，虽赀产益落，仍然能够“黾勉振恤族里，族孤女无以为行，则为择配而赀送之，邻女若是者亦助之。岁大侵，吏督民买盐，亟征其钱，榜笞无空日，则罄私(代输焉。)岁夏秋艰籴之时，出粟贷民，?期还者亦不取赢。以物易粟则酬以倍直，以力食者则酬直倍力”。又如郑绍卿，乡人之所以让郑绍卿平决纠纷，原因是其平日里“居家孝友姻睦，性宽厚温恭……家承累世富有之赀，又能恭俭不怠，制节谨度，常计其所入自奉祭祀给家众外，一以周贫睦邻恤姻为事。凡乡之疲鴜、茕独、颠连无告者，则分谷粟以赈其饥，遗布絮以拯其寒。其有死丧贫穷不能举事者，则遗棺以敛之，分地以葬之。其它凡可济人利物之事，惟理可为则为之”。婺州路永康人翁荣，其族“世为永康名族，以行义称其乡”。翁荣“资禀纯茂，好读书，通大义，卓然思有所植立，以继绍其先业。礼以检身，俭以理家。与人交，忠厚和平之气蔼然可挹也。……或有以匮乏告，辄推所有济之，不少吝者。客有自睦来归者，君左右调护之，使植其家至于富饶。其解人之纷、周人之急、振善扶谊，如饥渴之于饮食，为之无倦也”[94]。
元代主持民间调解的主体大多为地方精英，都是乡里望族、诗礼之家、殷富之人，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往往较有修为，“性宽厚温恭”[95]，“平生无二言，与人交始终见底里，于义利曲直必严其辨”[96]，如此的品格容易让人信服，“人咸服其德量”。加之许多人平日乐于扶助宗族，周济乡里，行善积德，因此能够得到宗族乡里的尊重和爱戴，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大的影响力。由他们来主持解决纠纷往往会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
再者，这些调解纠纷之人基本上都接受过官学或私学教育，有些还获得过科举功名。他们通晓文字，能够阅读法律典籍及文书，熟悉司法审判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事务，而这些条件一般百姓是不具备的，相比之下，他们是文化资源的掌握者。婺州路兰溪州人姜择，“颇通刑名家书，于新令尤所练习，或有致讼者质之君，为言其利害，讼为衰止”[97]。以法令条文为依据来裁决纠纷，更能增加评判的权威性，“或有争讼，晓以理法”，结果往往是“片言解纷”，民众“靡不心服”[98]。地方精英参与裁决还具有人性化特点，前来评判是非者多是乡邻，弄清孰曲孰直只能平息纠纷，尚不能弥合关系，所以士人在处理纠纷时不仅“为晓法，又举酒劳解之”[99]，从情与理两方面给予解决，如徽州路歙县人罗旦，见里人“斗争弗解，将赴訫于有司，具笾豆酒浆，呼而平之”[100]。这种人性化的处理纠纷方式往往使当事双方“无不各当其意”[101]，意义更为积极。
地方精英作出的裁决往往具有相当的效力，乡里发生的许多民事纠纷，“小而壤地、婚姻，大而斗争死事”[102]，无不向地方精英寻求公正的裁决评判，代替了诉诸地方官府。衢州路开化县刘彦章，乡里“有忿争不平者，诣彦章求平，则以道理譬之，或畏服去，往往相戒勿为非，以为宁受责有司，不愿为刘公所讥”[103]。温州路平阳州人韩汝楫，“环其乡有争辄求直于君，君曰:‘我非有司’，则皆曰:‘非无有司，可以取信者惟公’。谢遣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见短于君者，抑首襚出，自以为受责有司不耻而耻为韩公短也”[104]。乌伤黄仲华，其乡里“或有忿斗者赴訫于门”，得到黄仲华的裁决，“皆心服去，且曰:得黄公片言，贤于县令长十人”[105]。此中言语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出地方精英对乡里纠纷的裁决具有实际效力，能够为民众所接受和遵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地方精英在“词讼简”方面已经代行了部分官府的司法职责，凭借这种为乡里宗族所认可的地位和权威，他们对基层社会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与掌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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