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高举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刻分析了国际形势，对当今的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对和平与发展的思想至少赋予了六方面的新内容:

第一，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提升到了“当今时代主题”的高度。

把当代世界主题从“战争与革命”确立为“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但邓小平只是提“世界主题”这一词语，没提“时代主题”。这一提法在中共十三大上首次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把其称作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一直沿用“当今时代主题”的提法。

从“当代世界主题”改为“当今时代主题”，与邓小平理论一致，但有新的内涵和高度。

首先，把“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升到统帅的高度。时代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头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是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正确路线、策略的出发点，也是世界进步事业取得胜利的基石。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后期，“战争与革命”的主题逐渐被“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所取代。但我国对此发展变化的研究严重滞后。从1957年到1976年的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这个历史发展趋势，一直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坚持战争引起革命、革命结束战争论，即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对时代主题的转换，我们的认识未能及时跟上去，以至于没有集中全部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沉痛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世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认识是一样的重要。脱离了国情不行，脱离了世情也不行。世情主要包括时代、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特征、时代的任务等。列宁指出: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突出战略问题的论断，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

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一基本思想，并从更高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他认为，和平与发展不仅是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而且是时代的主要问题。这一变化，从时空观上看更具宽领域，更加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具有统帅全局的性质。

其次，把“和平与发展”给予正确定位。自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上两大突出问题，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后，在我国学术界引发了当今时代问题、时代主题的多次大讨论。这些讨论，活跃了学术空气，使我们对这一论断的深层次内涵的认识更加接近于实际。但也出现了某些认识和结论上的混淆，甚至有人就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或者说进入了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江泽民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实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和平与发展虽然具有统帅的性质，但它也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本身并不是时代。至于我们当今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把“和平与发展”本身说成是时代不合适。这样的定位，既是对邓小平这一论断的确切、深刻的定位，又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对当今世界进步的主流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分析。

如果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仅仅理解为只是强调“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难题，是不全面的。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又是世界主要问题的认识基础上的。江泽民进一步强化了对时代主流的分析和判断，使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更加完善和科学。

首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重点提过:“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主流”^[19]，而且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新认识，也是对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思想的突出发展。

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的内涵，江泽民作过说明和分析。一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增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的利益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二是世界形势整体趋缓。世界范围内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三是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一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惟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四是和平与发展是解决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本途径。世界上尽管存在的问题很多，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都要取决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五是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和灾难，给许多国家经济社会造成极其巨大的破坏。正因为如此，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再推行新的霸权和强权，都不愿看到南北之间发展的差距、贫富的悬殊再扩大下去。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其次，江泽民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变化，重申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冷战时期，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有资格而又始终未能打起来，这是因为:一是没准备好;二是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三是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等。目前，各大国从实现本国21世纪长远发展战略考虑，都在努力争取一个于己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因素的增长总体上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一些热点地区的形势虽然出现反复动荡，甚至发生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但不会酿成新的世界大战。江泽民的这一论断，既坚持了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较长时间避免的思想，又对这一思想的时间概念作了更科学的表述，“可预见的时期”，即更长的时期的意思。

大国关系已明显进入以磋商、协调、合作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出现冷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最近十多年来，发展以高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是各大国的政策取向。各大国从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务实态度处理相互关系，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9·11”事件成为大国关系重新调整的转折点。美国反恐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其他大国也希望借此机会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当前各大国都在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会合点，力求通过磋商解决分歧。当然大国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并没有消失，一极与多极、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牵制与反牵制等诸多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有时还比较尖锐，比如在如何对待伊拉克问题上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些矛盾与协调相比，协调和妥协仍占主导地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现在还没有条件和基础。

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虽然复杂多变，但由于我国坚持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所以我们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在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改善。亚洲各国多样性的特点十分突出，各种利益关系彼此交错，各方力量相互制衡。广大亚洲国家希望在亚太地区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希望出现大国对抗的局面。

第三，对当今世界存在的突出的新问题、新危害进行了深刻揭示和阐发。

江泽民指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进了世界博物馆，也不意味着世界已实现了共同发展。“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进程仍将是坎坷曲折的，这主要表现:

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威胁着人们的安定生活;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构成了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根源。美国大肆鼓吹“新干涉主义”、“先发制人”战略和政策，推行单边主义，四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抛开联合国，入侵伊拉克，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矛盾激化，局势紧张，妄图建立一个由西方价值观、美国模式为主导的世界。

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的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极端悬殊的差别，既暴露了极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又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构成危害世界和平的潜在因素。

第四，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做出了科学总结和预测。

江泽民在2002年1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20]

这一总结和预测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和平、缓和、稳定是总体，是主流;战争、紧张、动荡则是局部，是支流。今后一个时期也会是这样。它是理论结合实际——当今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后的实际而作出的新论断。

第五，对和平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和论证。

邓小平在做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时，进行了两个侧面的比较分析:一是世界上有其他许多问题，但不像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二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战略问题相比，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江泽民深化并拓展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作了充分的阐发。他认为，和平问题是需要世界各国继续加以关注的问题，发展问题仍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21]在和平稳定中谋求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各国人民渴望实现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六，首次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把维护世界和平、进步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崇高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又强调:“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标而斗争。”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我们进行和平的劳动，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个根本的事实就决定了我国的和平政策。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和平与发展确立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即把维护世界和平和进步作为崇高目标坚持不懈，把世界的发展增添为首要目标和首要任务。这种确立和实践，是由我国国家性质和基本国情决定的，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坚持和重大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一提法，至少有三方面的拓展和创新:一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二是把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升到“崇高事业”的高度，比“崇高目标”和“首要目标”的内容更丰富，任务更艰巨，领域更宽阔。三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大事，要共同推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还要共赢共存。中国的这一立场，既顺乎了历史潮流，又维护了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又是为了世界的未来更加美好。这是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创新。

(二)科学发展观对“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张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构建和谐世界。在时代和时代主题问题上，坚持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当今时代主题”的思想。

第一，从不同层面对“时代”内涵予以了阐述，在时代主题的判断上又有了新发展。党的十七大有十多处提到“时代”一词，如“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加强领导班子执政能力影响和带动全党，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22]等等。对时代的特征、态势、主题、潮流、方向等，均予以明确的阐述。

第二，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如何贯彻问题上，直接将科学发展观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是一次理论的升华。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23]

第三，党的十七大仍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党的三大任务之一。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首次把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对时代理念的新发展。

2005年9月14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首次发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2006年4月23日，胡锦涛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他说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和谐世界，需要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携手努力;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建立和谐世界，必须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和谐世界”的构想，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新的外交理念，受到世界的关注与赞赏，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新贡献。

第四，党的十七大首次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等写进报告，这是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内涵的拓展。

把“和平”、“发展”上升到“旗帜”、“道路”的高度，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对当今世界上某些人鼓噪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它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赞成和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人民正在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不懈努力。

提升“合作”的地位和作用，把“合作”上升为“旗帜”的高度，把“促合作”同“和平与发展”并称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在“合作”的层次和方式上，又有“携手”、“协作”、“协力”、“促进合作”、“深化合作”、“加强合作”、“团结合作”、“务实合作”、“区域合作”、“合作共赢”等。在涉及“合作”的对象和领域时，原来只提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现在主张与“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等。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安全上“加强合作”;在环保上“协力推进”等。尽力推进和平、发展、合作，服务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使中国倡导的时代主题理论更加完善、科学。

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上，时代主题的理论有了新拓展:重申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重申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首次把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决不”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并郑重地指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