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与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民主

一、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与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民主

时代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主题及其特征，是正确估量和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而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列宁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2]。同时，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征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代的基本矛盾和主题作为过程的展开就是各个阶段的国际形势，而形势的变化又会直接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紧紧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时代主题，对于牢牢把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矛盾和重大理论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是列宁创立的。列宁所讲的时代，是指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涵主要包括这一阶段的阶级关系、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等，列宁预见到今后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3]。尽管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和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列宁关于时代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成立的，比如认为时代是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必须注意时代的交替变化和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从时代所处的客观条件把握时代主题和特征等，都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如果从列宁关于以一个时代所处的客观条件来分析当今时代的特征，纵观当今国际社会现实，能够对社会所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运动主要来自现代化（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市场一体化浪潮）、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这三股力量影响波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世界历史运动的长远角度而言，现代化是一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力量，它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使得和平成为整个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人心所向的共同期望。现代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同时也包括理性、科学、工业、资本、民族国家和世俗文化等众多维度的运动，呈现为一种现代性自我规划的宏观和微观运动。学术界关于现代化的争论非常多^[4]，抛开争论不谈，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它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7世纪到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5]。它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领域变化的多个方面，是一个革命的进程、系统的进程、全球的进程、长期的进程、阶段性进程、同质化进程、不可逆转进程和进步的进程^[6]。可以说，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一种整体性运动，任何国家都不能逃脱现代化浪潮的冲击。现代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一问题在学术界鲜有研究，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们传统上更多地关注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角逐及其相应的关系调整。相比之下，一个国内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现代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这一忽视是非常不应该的。

现代化是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问题。有没有经历和实现现代化，不仅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十分重要，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也将产生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整个世界只有西方极少数国家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就注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关系的主题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非西方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互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展开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殖民与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到90年代，当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并且现代化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进展的历史背景下，国际关系的重心便逐渐调整到为推动现代化发展而展开的国际竞争上，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权力争夺、意识形态对峙越来越让位于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围绕技术、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展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非意识形态争论。总之，现代化的发展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庞大的物质文明积累，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水平，这一重要进展直接为世界各国设置了一个“投鼠忌器”的物质基础，面对现代化创造的现代物质文明，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不得不对可能的巨大破坏性后果予以充分估量，这也是战后以来战争形态低烈度化、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尽管断言现代化的发展使得战争的梦魇告别人类社会还显得为时过早，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的确处于增强之中，谋求和平，避免战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今世界，越是现代化完成彻底的国家和地区，反对战争和呼唤和平的声音越发高涨，越是现代化进展缓慢的地区，越成为酝酿冲突和制造战争的温床。从这一角度而言，“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7]的国际形势特点，其实是由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所决定的。

与现代化发展为当今时代设置了和平“安全阀”相联系，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特别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推动整个世界从关注和平问题转向逐渐越来越重视发展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在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写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之后，讨论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逐渐成为显学；尤其在计算机革命的日新月异下，许许多多的未来学家纷纷宣告信息社会的到来，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因此消亡^[8]。波拉特（M.Porat）与增田米二等人认为，当代的欧、美、日等社会，已经由生产农业及工业产品转变为生产与传布信息与知识，也就是由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而在这样以知识与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借由信息科技的发达，将可提供充足的信息与充分的互动，参与式的民主与完全开放的市场得以实现，阶级的不平等与国际间贫富国家的差距也可以因此打破^[9]。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生产力显著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网络的推广以及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低级政治”的作用明显加强。各国纷纷把振兴经济谋求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要位置。大多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大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分歧。形成一种既互相摩擦、互相制约、互相竞争，又互相合作的关系，避免发生全面对抗^[10]。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加大了各国发展的压力。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加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压力，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纷纷在调整战略，利用国际战略机遇展开了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争取在这场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获胜，特别是在以信息技术和外空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发育，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谋求被称为“第二次现代化”的信息化，成为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后者，越来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取得经济独立的繁重任务，由于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饱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处在前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由于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旧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资金、技术、工业生产资料等方面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以上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置于首位，只有始终不渝地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奋起直追，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奠定基础，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在世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才能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更重要的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得空前密切，相互渗透，利益交错，互相依存，荣损与共。对任何国家来说，把经济发展问题摆在首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把本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事，而且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事。世界各国都把经济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都在寻求制订最佳经济政策，建立最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和实现最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在这种形势下，加快发展比什么都重要。谁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把握主动权^[11]。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问题是核心”。发展问题就是南北关系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全球共同发展就要受到严重阻碍。

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全球交流和全球相互联系的紧密度，也促进了全球公共问题的兴起，如何通过谋求各方合作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主题，全球公共问题的增多使得国家主权不得不面对通过寻求合作应对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安排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罗伯特·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过程。”^[12]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最大改变在于距离的消失，形成了一个资本、产品、通讯的全球性流动空间。“全球化是一种空间上的扩张，但因威胁国家版图内主权而陷入困境。国家主权或许是抵制全球化趋势的最后纽带，并成为检验全球化趋势最终效果的晴雨表。国家如要在全球化中存活下来，就不能指望继续维持现状。”^[13]此种看法虽然直接却不乏道理，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渠道日益增多的全球空间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保证“它们的中心目标——安全、经济繁荣和人民的体面生活——能够在没有体系中其他参与者（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帮助与合作下实现。”^[14]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单独的民族国家的行动必然要损害这个星球上面临共同问题的居民。在最低限度上，这个发展趋势代表着‘全球问题的国家化’，即国家政策须回答全球问题的期待。”^[15]既然如此，在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时候，国家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同其他国家一起组织起有效的集体行动，全球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参与的对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全球集体合作行动，并确定稳定的秩序，其核心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或者说“如何组织集体行动”的问题^[16]。如果说在没有全球化之前，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激烈争夺，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大量出现，国际关系的主题逐渐转变为围绕某一特定议题领域谋求实现合作共赢。

作为现代化、信息社会革命和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国际关系领域诞生了一大批新的行为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外，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部门、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领域越来越活跃，它们要求分享民族国家治理国际事务的正当权利，民主化越来越成为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兴起，对国际关系最大的影响在于国际关系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包含社会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等众多层面的关系之总和。以往，人们在认识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运用一个著名的“牛顿主义”比喻：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个的圆球，在一个凹陷的餐桌上相互碰撞。现在，情况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不仅在原来的游戏格局中增添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新的“参与者”，而且餐桌上圆球相互之间如何碰撞不仅取决于圆球之间的相互碰撞，而且取决于餐桌结构的动力，而且餐桌本身的结构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使之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后牛顿主义”^[17]。特别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对整个世界影响很大。有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意义一样重大。”^[18]它们长期致力于不同于政府目标的社会目标的追求，通过组织游行、鼓噪舆论、游说官员、号召民众等方式，对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一些公民社会理论研究者认识到：世界日益联为一体，人类的某些共同性问题不仅需要主权国家间的合作，还需要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19]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培育全球公民社会或“建构公民世界”（civic world）对公民素质和行为的吁求，即需要公民们不仅在地方层面思考和行动，还要在全球的层面思考和行动。他们“不仅是投票者，也不只是消费者，而是公民”^[20]。在可见的未来，一个国家为了能够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必须学会尊重市场经济系统，尊重在全球市场经济系统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全球公民社会。国家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新的历史责任，在坚持国家主权本质的同时，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将其自主让渡以便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集体行使，国家职能也必须实行适应性转变，学会与全球化力量、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和谐共舞，共同参与全球事务。这是当今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求民主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世界各国都必须顺应这一主潮流，并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普遍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