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官与商的结合

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但大都不成气候，而开平煤矿在时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经营腐败的一片谴责声中却博得了赞誉。郑观应评论说:“中国风气未开，积重难返;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有成，年来禀请开矿者颇不乏人，独数开平煤矿办有成效。”^[38]马建忠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有利之矿，仅开平煤矿耳。”^[39]一个英国记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评价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采煤工业的情况时也说:“在煤的开采上唯一获得了完全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开平煤矿。”^[40]这在洋务派所办企业当中是很少见到的，开平煤矿的经营成效与李鸿章的庇护和唐廷枢的悉心经营息息相关。

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思想和行为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清政府的方针政策。在19世纪60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中，他既是组织者和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的旗手和中心人物，他所创办和控制的民用企业的资本占洋务派民用企业资本总数的44%以上^[41]，而李鸿章对其管辖区域内的企业给予了相当的扶持和保护，这也是开平煤矿经营颇具成效的原因之一。

开平煤矿采取了“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这也是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所采取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继沿海开埠通商之后，长江内河也对外开放，外国侵略势力由沿海伸入到了广大内陆腹地，外国兵轮终日游弋在中国的港口码头，外国商轮频繁往来于各大商埠之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清朝统治者当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在同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正是经济的衰弱导致政治的衰弱，而政治的衰弱又导致西方的侵略，只有工业化才能争得国家的富强。但他们在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并未与传统决裂，而是要在封建制度的肌体上嫁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必将结出畸形的果实。而“官督商办”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物。

在外国资本主义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创办民用企业“稍分洋商之利”已成为势在必行，但要创办企业需要巨额的资本和懂行的管理人才。这时的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及历年用于国内战争的巨额军费支出，财政早已捉襟见肘，军事工业的经费来源已使他们颇为头疼，“军兴以来，凡有可设法生财处，历经搜刮无遗，商困民穷，势已岌岌”^[42]，虽百方罗掘，仍属杯水车薪，更别说另筹资金举办大型民用企业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那些自开埠通商后，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的买办，他说:“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华人股份居其大半。”^[43]买办商人是适应西方经济侵略而应时而起的一个新兴阶层，他们集雇员、掮客、代理商、承包商、独立商人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在开埠通商后依靠条约口岸所给予的种种优越条件迅速积累起了大量财富。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买办还大量附股于外商轮船公司并经营自己的商业，“他们通过同外国资本家长期的密切交往，逐步学会了办近代企业的新技术”^[44]，这正是洋务派理想的人选——既有资金又有技术同时还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在当时的中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并不只有买办，除地主阶级以外，封建社会中旧有的沙船商、盐商、票号、钱庄和典当业者，他们的经济实力与买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中间投资新式企业的人为数很少，而买办由于“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45]，故而成为开埠通商后投资于新式企业的第一批人。以最先侵入中国的航运业为例，在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中，第一批的1650股，华商竟占了935股，单是唐廷枢一人的股份，就占公司全部股本的四分之一^[46]。早在19世纪60年代，买办就有意投资于新式矿业并进行了初步的试探，同时鉴于中国风气未开，他们也有意托庇于官府，希望能凭借官的权势突破一些经商发财的封建阻力，扫除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重重障碍。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买办商人郑观应就曾对官督商办的模式给予了肯定，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47]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双方都有相互利用和依托的意愿，便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民用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体制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官而言，打出“商办”的旗号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只有“商办”才能把这些“殷实明干”的买办连钱带人都网罗进来，但是封建统治阶级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出阵地，而是要把资本主义纳入封建主义的轨道和模式，置于封建政权的控制之下，即要在“商办”之前加上一个“官督”的头衔。对“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体制，洋务派官僚都有多方论述，李鸿章一再强调“官督商办”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商董等自立条议”，“商务应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48]，但同时又说:“事虽商办，官仍督察”，“不过此后盈亏与官无涉，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听其漫无钤制”，“盖专指生意盈亏而言，非谓局务不归官也”^[49]。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阐述更直截了当一些，他解释说:“盖官本还清后，缓息仍应局缴，并非缴清官本，局务即与官无涉也。……其实员董由官用舍，账目由官稽查，仍属商为承办，官为维持也。”^[50]也就是由官掌握企业中的用人、理财之权，即企业中的人员黜陟，经营决策，管理方针，资金调拨，盈余分配之权;在企业里的商股，无论股份之大小，在用人理财方面都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即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并不掌握在商人股东手里，而是掌握在代表封建政权的官僚手里。这样，在企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就不是代表资本的商股，而是代表封建国家的官权。

而在商人那里，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则是“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51]，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自然属于商人而不是由官僚掌握。这种经营方式，在初期和中期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但“官督商办”的形式既然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物，官与商共存于一体，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官与商又是怀着各自的目的和对官督商办企业内涵的不同理解走到一起的，这两者是不可能和平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从一开始就存在“官权”与“商利”的矛盾和斗争，由于有整个封建政权作为“官权”的支柱，所以在企业中“官权”始终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一个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必然会促使这一事物转化或分化，所以洋务企业本身和参与企业的人员，随着历史进程向前推移，也处于不断的分化与转化之中，官与商两种力量也就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督商办”企业内部的官商矛盾日益突出并趋于恶化，官权侵害商利的现象随处可见，最终导致官督商办经营管理体制的变异。而开平煤矿前后期发展的历史就恰恰反映了这一发展转变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官督商办经营管理体制递嬗更替的历史发展足迹。

作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在其设局招商章程中，明确表明企业属于“官督商办”，而唐廷枢是由李鸿章札委的总办，因“事体重大，又属创始，处处与地方交涉”^[52]，又派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督办。而开平煤矿在其创办、发展、运营的过程中，也充分享受到了官权、官势对它的偏爱。

首先，在开平创办、发展的过程中，李鸿章的积极倡导与保护，功不可没。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各级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商办的企业，但清政府一直未在法律上确立华商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权利，更谈不上给予任何切实的保护。因此，各级官吏即可轻而易举地随意拒绝华商投资兴办新式企业的要求。就煤矿而言，中国煤藏甚丰，几乎各省皆有，“惟未能尽行开采耳。然有煤矿之区而督抚又不欲开采，督抚之愿开采者又或煤矿之不美，甚至矿虽至美而未开采者，或多方以阻止，即已开采者或设法以议停，故议论开矿者已有历年而其事至今尚无成说”^[53]。“前岁闻江宁之煤矿言明开将有日矣，旋闻官与商争而止;闻乐平之煤矿言明绅民均愿开矣，旋闻委员与地方官不合而止;今岁又闻镇江之煤矿言明商民均愿开矣，旋闻邻县之绅士不愿而止;又闻广济之煤矿言明本地之民愿开矣，旋闻武穴之商民不愿而止，故吾谓其议论多而成功少。”^[54]即使在开平煤矿已经正式投产的光绪七年(1881年)，礼部右侍郎祁世长还曾上奏请饬停止，认为:“地为畿辅奥区，又与陵山要隘不甚相远”，“该处设局开采，洩坤舆磅礴之气，必非所宜”^[55]。为此杨嘉善曾奉命查勘唐山等处矿山，经查明开平矿务局所开煤铁矿诸山“清凉山在滦州境内，唐山系丰滦交界，皆偏僻于东南”，与陵山“方位悬殊”，诸水与龙脉来源“并无关碍”^[56]，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无从查证，但据开平煤矿外国工程师金达(Kinder)称:“那个风潮闹得很大，几乎把那个煤矿都闹垮了。”^[57]光绪八年(1882年)天津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李鸿章已奉命查报;同时，当地工作已部分地停止了。总督李的处境颇为狼狈”^[58]。但开平最终抵制住了这次阻挠，渡过了难关。可见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根深蒂固的环境下，开平煤矿能够突破重重阻力采用西法进行开采，李鸿章起了重要的作用，离开李鸿章这棵大树的庇护，一般的中小商人人微言轻是难以抵挡得住强权势力狂风暴雨的打击的。

我们知道，“每个有势力的重臣，在他自己所管辖的省份里是有相当自由裁量的余地的”^[59]。李鸿章在其统治区域内所做的另外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是默许唐廷枢在其辖区修筑尚受到顽固派竭力阻挠的铁路。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铁路知识已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统治集团内无论顽固派还是洋务派都一致持反对敷设的态度^[60]，到了70年代，洋务派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即提倡修建铁路，强调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他说:“俄人坚拒伊犁，我军万难远役，非开铁路则新疆甘陇无转运之法，即无战守之方。俄窥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则万国蹜伏。”^[61]由于顽固派的反对遂成罢论，但李鸿章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打算，所以在开平煤矿筹建唐廷枢提出修筑铁路以便运煤的主张时，李鸿章“听任(实际也就是支持)唐廷枢在他自己行政辖区内修筑铁路”^[62]。当时中国陆路交通很不发达，物资运送大多靠手推车、畜力车如牛车、马车等，不改变运输工具的落后状况，煤矿生产无法扩大，故在勘查开平煤铁储藏情况时，唐廷枢就提出:“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63]但在筹建过程中，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再加上自煤矿至海口需筑路“约长百有余里，大半旗人之地，若欲尽行购买事究不行，若再绕道筑填费且益巨，又查得该处向有小河离矿不过二里许，苟其濬深开阔亦可直抵海边，铁路之议自此中止”^[64]。后在筹划开挖煤运河时，因“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长约七英里，地势陡峻，不宜于河”^[65]，遂“禀明宪台批准，于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东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筑硬路十五里，直抵矿工”^[66]，因“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67]。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所说的“硬路”或“快车路”，李鸿章在奏报清政府时则称之为“马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单轨的铁路，约长六英里半，轨距四英尺八英寸半……轨系钢制”，此即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这条小铁路建造时很谨慎，倡议者一点点地试着进行”^[68]。“阴设铁道密行汽车”^[69]。为了避免清朝顽固势力的阻挠，最初以骡马拖载，光绪七年(1881年)11月8日正式改用蒸汽机车，“第一座火车头是在本地造的，行驶了几个星期，没有引起烦言。但不久便被命令停驶”，原因是守旧派官僚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等罪名向皇帝告发，被勒令禁驶，经李鸿章、唐廷枢等从中多方周旋，“几许波折”数月后才又得以恢复运行^[7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有李鸿章的默许及后来的努力争取，唐胥铁路才免遭淞沪铁路的下场而得以幸存下来。“这段铁路成为近代中国铁路运输系统中最先建成的一个区段”^[71]，中国铁路以此为嚆矢逐渐展修延长，而开平煤矿由于铁路的修建，初步解决了煤炭外运的问题，成本由此降低，生产得以顺利发展。

其次，减免税赋的优惠。土法开采和土法运输固然是中国煤价格较外国煤高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土煤税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随着关税主权的丧失，对外国进口商品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而中国商品转口则关卡重重。郑观应就曾对开平煤无法与洋煤竞争的原因作了分析:“中国用机器开者，惟有开平、台湾两处，所以出数不多。推其故，非但集股难，亦因所抽税厘过重。洋煤出口无税，进中国口岸每吨只完税五分，三年之内复运出口，不问自用出售，概准给还存票。中国土法所挖之煤，每吨税三钱，机器所挖之煤，每吨税一钱，所过厘卡，仍须照纳(开平局煤较洋人多纳一半税，如出口外国，在一年期内可以取回存票。洋煤只纳一正税，如出口别处及轮船用者，三年之内可取还存票。开平局煤如轮船用者不准给回存票，何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诸如此类，商务何能振兴!)不准给还存票，较外国抽税二十分之一，奚止多至数倍!所以缴费多而价值贵，不敌洋产之廉也。”^[72]当时“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盈绌悬殊至二十倍之多”^[73]。台湾基隆煤矿开办时，沈葆桢奏准台煤出口每吨征税一钱，但却明言:“台煤无关民间日用，为洋舶所必需，是以减税惠商，南北洋各口均不得援以为例。”^[74]嗣后湖北广济煤矿也奉旨准照台煤税则收税。光绪七年(1881年)，唐廷枢禀请李鸿章请减煤税，李鸿章转奏清政府要求“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75]。该项要求获得了批准。开平煤矿争取到了每吨税银一钱的权利，无形中降低了成本，使开平煤得以与洋煤竞争，最终将洋煤排挤出了天津市场，增强了其竞胜图存的能力。

第三，危难之际官款的挹注。从一开始唐廷枢就力图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经营开平煤矿，积极招商集股为企业筹措必要的启动资金，但光绪六年(1880年)为挑挖运煤河，需款14万两，而这时“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有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于是向李鸿章求助，“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全，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于本年职局所交之烟煤、焦炭及船捐三项抵消;如有不敷，亦统于光绪八年年底无论何项一律缴清，不致宕延公款”^[76]。对此，李鸿章在批文中指出“所请借银五万两，刻值经费支绌，碍难多拨，姑由机器局借给银二万两，支应局于海防协饷内借给银一万两，其机器局即在来年所交该局烟煤焦炭内核扣作抵，支应局即在来年所交津防炮船兵船应用煤炭内核扣作抵”^[77]，由于有此款项应急，矿务局得以如期挖好河道。从光绪十年(1884年)矿务局首次资本状况报告看，直隶省当局借款有243000两^[78]，以后陆续归还，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仍借支应局50000两，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归还40318.35两，仅欠官款9681.65两，但以后由于新造轮船及开采新矿又陆续借用官款，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矿务局共借官款771955.106两^[79]，这些款项主要由支应局和银钱所所借，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仍欠500000两，占各项欠款2690000两的18%左右^[80]，而且在光绪九年(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中开平也是依靠官款挹注而得以渡过危机。可见官款在开平营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它是开平矿务局“十数年屡受挫跌”的“扶持救急之款”^[81]。

第四，设厂开矿及与地方交涉时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开平矿务局设局时，曾由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82]，“不准另立煤矿公司”，而且“土窿采出之煤应尽商局照时价收买，不准先令他商争售”^[83]。在开平煤矿初创时，“民间亦屡起风潮，大肆阻挠，至派兵队弹压以调停之。先是唐山、林西一带数十里内，民间土法开采者不下千余处，至是全行禁止;故民情汹汹，聚众数千人，几酿大祸。嗣经订明开平官煤在唐山左近售价每吨二十斛，每斛九十斤，限定不得过东钱八百文，并许以将来售价倘过此限数仍准民间自行开采，其事始息”^[84]。光绪十年(1884年)又有开平矿附近土人私开“互相斗殴毙两人伤数人”酿成事端，“因禀傅相派员查禁”^[85]，最终将私开煤井封闭，以超经济手段维护了开平的特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天津瑞丰洋行商人曾呈请拟在滦州榛子镇一带开采煤矿，时北洋大臣王文韶禀请总理衙门以“所请开挖煤矿之处，与唐山官矿相离甚近，碍难准其办理”^[86]予以拒绝，抵制了外人觊觎中国矿产的企图。开平矿务局在最初购置地亩时，也曾得到官的支持。除“荒地无庸给价”外，恐有“劣绅故意把持牟利”，李鸿章又“分札宁河丰润两县迅速出示，晓谕各乡田园业户一体遵照，勿任地棍劣董稍有阻挠”^[87]。为了矿区的防卫，通永镇山永协右营茨榆坨武汛移至矿区(属山海路绿营兵)，时有把总一名，外委一名，马兵二名，守兵七名。光绪十九年(1893年)通永镇练军马队在总兵史宏绪率领下进驻唐山，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开平矿务局和唐胥铁路的巡防，维护路、矿生产秩序、社会治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扩充为巡捕局，以杨善庆为主事，高玉峰为汛官，目的也是“缉捕盗贼，护劫饷犯，禁拿赌娼为专责，以估州县缉之所不及”^[88]。正是有了官权的支持及给予的方便，开平煤矿才得以冲破封建势力的阻挠，顶住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得以顺畅发展。

总之，开平煤矿在其创办、经营的过程中得到了李鸿章的庇护。正是由于李鸿章的照顾，开平才得以冲破顽固势力的阻挠建立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也因为李鸿章的奏请，开平才得以享受每吨煤一钱的低税率，也正因为官款的垫拨，开平才能较顺利地解决运营资金并一次次渡过难关，并抵制了外人染指中国矿产的野心，可见官权在开平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然，开平煤矿得到官的庇护，也并非是无条件的，它也付出一定的代价，需要以“报效”作为补偿。在开平煤矿招商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89]同时，在当时风气未开的形势下，虽然李鸿章、唐廷枢是当时不多见的趋新派，但中国的反对势力却根深蒂固，企业要想完全避免封建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唐廷枢虽力图避免官府的干涉而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来管理企业，如公司章程规定:“此局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请免添派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以节靡费。”^[90]其公司也是按照西方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组织的，但公司并没有董事会之组织，股东会议更很少开，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皆由政府任命的督办、总办承担，李鸿章所派督办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在职时间皆不长，所以公司主要活动基本上都是唐廷枢一人负责的。同时公司也并未采用西方的财会制度，章程规定:“进出煤铁银钱数目，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结，每年有总结，随时可以查核。”^[91]所采用的计账方式仍是中国传统的流水账，正如天津英领事报告中所评论的那样:“实际上开平更关心的似乎是采用西方的技术而不是采用它的会计方法和公布账目的习惯”，这样的记账“其用意并不在于表明成本”^[92]。

公司实质上领导人是督办、总办、会办等人，虽然他们也投资于企业，但一经清政府札委即具有官的身份，是秉承官方意图办事的，如果一旦发现他们有什么过错或不符合其意旨则将被随时撤换。企业虽然由总办具体负责经营，但诸凡章程议定、招集股本额、置办机器设备、财政收支、盈余分配和亏损处理，都须向洋务派官僚禀准，同时官府还会随时派员对企业进行整顿清理，所以他们并不可能代表中小商股的利益。一位在开平供职的外国人写道:“股东们在公司里丝毫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地位有些像债券持有人所处的地位。”^[93]这样，督办、总办、会办这些人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盛衰成败，也就无法避免官对企业的渗透。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就借续筑铁路之机收买了唐胥铁路，加强了官的控制。而且被甲午战争后英国调查团所描述的“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94]。此类现象在开平也同样存在，“当开平矿山正在欣欣向荣、继续发展的时候，所有督办、总办和其他大员的三亲六戚都成群结队而来，而且，完全不管他们能否胜任，都一律委以差使，把他们养得肥肥的”^[95]。但与同时期其他官督商办企业不同的是开平所借官款少，官僚干涉也较少，官商之间关系一度较为融洽，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企业能够顺利发展。

光绪十八年(1892年)唐廷枢去世后，由张翼继任。张翼字燕谋，顺天通州人。家庭贫寒曾为人牧马，后至醇亲王府充近侍。因对醇亲王有救命之恩得赏识，“纳资得道员，指省江苏。时左文襄公宗棠督两江，王于左陛辞时面托之。历供要差，旋返直隶，督采开平煤矿，累迁至礼部侍郎，以开平矿事镌职”^[96]。据说因其继室与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故权势烜赫，后投效北洋，又为李鸿章所赏识^[97]。张翼虽历任要职，但并无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和才能，在其任职后，“开平原在唐景星管理时期所获得的廉洁而有效能的美誉，到了张燕谋时期，竟均丧失。过去曾经称赞开平管理好的那些外国人，现在竟说它缺乏管理能力和无比的不忠实，并且说那些矿因中国官僚管理不善，已遭受严重的损害”^[98]，开平也就失去了往日蒸蒸日上的势头。虽然这一时期开平接续前一时期稳步发展的余韵产量仍在增加，但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这一时期企业的一个特点是一反前期招商集股的筹资方式大借外债，在近代中国主权丧失的情况下，向资本主义国家借贷无异饮鸩止渴。“唐廷枢时代，开平之扩展，犹视其资本之多寡，以定行止”^[99]，而且“每到需要资本之时，则发行新股”^[100]，而张翼则盲目举办了其财力所许可的扩建工程。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凿唐山矿西北井，后因流沙过厚而中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另选址开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煤，1920年因透水无法治理，矿井关闭^[101]。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开唐山第三号井，并着手筹建秦皇岛码头，筹资无招，只好商借外债。虽然在唐廷枢时期开平也曾举借外债，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修建津沽铁路时资金不敷，曾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637000余银两，德商华泰银行借款439000余银两。不过这些借款，数目较小，期限又短，并未以铁路作抵，不久也即予还清^[102]。张翼这时所借外债则大大不同于以往。为了购买轮船，以码头和船只作抵押，从德华银行取得利息七厘的贷款45万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通过德璀琳的帮助，由英商墨林为开平矿务局经办了最大一笔借款——秦皇岛借券，发行20万镑，合1371400两，而这项借款是以开平矿务局全部产业作为抵押的，同时在德璀琳怂恿下，张翼还接受了墨林派来的技术顾问、美籍矿师胡华，张翼任命其为开平矿山工程师^[103]。更为严重的是在贷款活动中，德璀琳和墨林是有预谋的策划，企图通过向开平贷款，把开平矿务局变为中英合资公司，“这是一个以资金为诱饵派‘顾问’充内线，逐步渗入、里应外合的”有条不紊的“战略布置”^[104]，以举借洋债代替招徕资本，由外国顾问充当总工程师，这不仅使外国侵略势力很方便地渗透到企业的要害部门，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企业资源、生产设备、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严重地损害了企业的独立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最终导致企业的发展发生重大转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对开平煤矿久存觊觎而无缘下手的英国便乘混乱之机攫取了开平煤矿全部财产。

张翼掌握开平矿务局大权后，企业内部的贪污腐化、挪借公款、假公济私、拉帮结伙、任人唯亲等种种封建衙门作风变本加厉地扩散，外资遂也乘虚而入，这一时期企业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企业衙门化和闲散人员充斥的现象更加严重。“他(唐景星)的死标志着开平煤矿滋生大量贪污和企业逐渐官僚化的开始”^[105]，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调查揭露:本来只需60人就能承担的工作，却用了617人;在矿务局工资单上虚报的名额达6000名之多，实际出工数只有给资名册上人数的50%—70%，而掌管该事的职位是以五万元购得的;负责出包验收采矿工作、采购原材料、售卖煤斤、航运、出租矿局所有土地的办事人员据估计每人每年收受的贿赂平均在二万两左右，这些人只顾私利，不问矿局盈亏，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考虑经济效益，往往造成惊人的浪费^[106]。处在如此混乱和腐败的状况下，矿务局的开支剧增，收入锐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张翼不但对此熟视无睹，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贪赃枉法、浑水摸鱼者，“张的整个政治生涯的特点就是阴谋诡计……他在宫廷里面的势力，主要是由于裙带关系，一面是靠运用中国宫廷政治中最为隐蔽龌龊的势力来维持的”^[107]。郑观应当时目睹张翼的种种劣迹，曾作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张系醇邸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张恃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与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著者:一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一不集股商会议，私招英人入股合办，得洋人酬劳费五万镑;一开平矿局与华商合资所买广州城南之地，经理十余年，绝不纳税，致被充公，所失约计二百余万。虽经股东控诸当道，均置不理。”^[108]这种毫无章法可循的企业管理状况，也必然为开平矿务局带来危机。

由此看来，企业能否顺畅发展，并不在于官督商办体制本身，而在于官与商之间如何协调。这就要考虑:一在于官权控制的力度，如果官势渗透太多，势必束缚企业的发展，引起商的反对;但如果没有官的参与，在面对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单纯依靠民间的力量是不可能举办大型近代工业的。二在任用的人，如果所任用的企业领导人能更多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企业则发展，反之则停滞甚而衰退，开平煤矿的历史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开平煤矿之所以经营成功，在于“李鸿章北洋大臣之魄力，唐廷枢一身之苦心孤诣”^[109]，对于开平企业来说，“李鸿章这位大员就和唐景星这位商人一样是少不得的”^[110]。在近代中国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企业的衰败甚而被外国资本所吞并也是在所难免的，开平煤矿的历史也是旧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