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深化的历史趋势

第四章　电视传播深化的历史趋势

一　深度传播的可能性

1.通俗化的先入之见

对于电视，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即认为它就是大众化、通俗化的。这种观念骨子里包含着对受众的小视与漠视，认定受众总归是俗众，不会思想也不会接受思想性的节目。在这种甚至已被上升至理论的观点支配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视传播都在这一偏激的方向上运行，且不断加重这种偏向。

从90年代初开始的纪实电视，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出现达到高潮，以致整个电视界群起仿效，形成纪实热。这种情况且被认为是“对过去多年来主题先行、主观判断生活乃至粉饰现实的创作方法的一种反动、一种拨乱反正”。^[1]但这样做的矫枉过正是显而易见的，它将对单一意识形态图解的扬弃，扩张成对所有就生存作深层思考的方式的放弃。平面的表象记录、缺乏结构意味的生活碎片似乎代替了一切。

另一方面，80年代以相声、小品、歌舞为主，充满主观臆断与粉饰性的晚会亦发展为新近《快乐大本营》式的游戏娱乐节目，这种极度张扬外在感官刺激与幼稚性游戏、号称要让大家“玩个透、乐个够、过足瘾”的东西，转眼间普及于大江南北，并被各电视台不厌其烦地模仿与复制，直至“有的娱乐节目让演员当场学哭，还有的节目，演员为了踩住球，互相撕打成一团，满地打滚”。导致观众嘲笑地说：“现在的一些娱乐节目整个成了一帮演员的耍猴表演。”而《快乐大本营》的制片人对此表达意见说：“目前许多跟进的娱乐节目，一个最大弊病就是分寸感掌握得不好。”^[2]但分寸感掌握得很好就不会让人厌倦了么？其实这里根本的问题是这类节目将一时的外表新颖、通俗刺激当做电视的本质来理解了。

在新闻方面，虽然有了《焦点访谈》这样有所思考与评析的栏目，但更多的新闻仍缺少深入性，在背景展示和理性分析上都十分欠缺，甚至没有这种主观意愿。平面报道、结果报道、会场记录占了绝大部分的新闻时间。更不用提对正发生还没有结果的事件的不懈追踪，以及对新闻作出独立思考的深刻评述。。

在如此刻意俗浅的传播中，电视的世界充溢着浮躁的表象。表面层次的大众明星充斥荧屏，真实的世界和它的内含及深层构造则被遮盖。

电视的这种浅俗偏向还表现在主持人的素质构成上，仿佛只要年轻漂亮，或能搞笑、取乐，就可以是合格的主持人。主持人已简单化到节目的“串场”人，以致一位节目主持人谈到自己“在串场上非常下功夫”，能自己“写出文字稿”，就被认为“已经相当出色了”。^[3]并且电视台也正是根据这些来招聘主持人的，这使节目的浅俗化与主持人的表浅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电视节目编导的情况也与主持人相仿，他们大多可以不必广泛地读书，对世界与人的存在可以不必有独立的见解，可以与理论隔膜疏离，只凭经验与一点熟练性的技术就可以独当一面。

总之，由于电视的浅性传播习惯，电视制作自然被看成、也被落实成简单的经验性技能劳动。在电视通俗化的先入之见下，电视制作者常常不是唯恐浮浅，而是唯恐深刻。如香港凤凰卫视台有个栏目的开头就以“没有复杂的数据，没有艰深的理论”来招徕受众。久而久之，电视的思考性几乎荡然无存，眼下的电视已成为思想的嘲笑对象（如《新周刊》提出“弱智的电视人”之说），也成为嘲笑思想的所在。

2.大众对深度的朦胧追寻

广大的电视受众是否就如我们习惯所想的那样，只具有对浅俗层次传播的接受能力和欲望？或者说，电视当然是大众的，但大众就一定是不肯思考的俗众吗？

我认为提出这样似乎一目了然的问题仍然有其必要。虽然由于时处市场经济的物质化时代，市民阶层勃兴，多数受众对电视的要求表面看来似更多地局限于简单信息接受和娱乐方面。但我们还必须想到，不管什么类型的受众，他们首先是能思维的人。他们都具有自己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也渴望着进一步补充或者改变这一切。

《解密中国电视》一书的作者张锦力在书中罗列了当今电视观众的十五大主流需求：政策宣传，新闻速递，经济信息，揭露腐败，曝光丑恶，开心娱乐，情感交流，健康，科技，解惑，精神宣泄，文化揭丑，政治领导人的公众生活，感伤怀旧情怀，环保。这些需求看起来内容广阔，然而实际上大多停留于生活的表层。如与精神、文化直接有关的几项，完全浮游在生存的外表。这里显然忽视了大多数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的文化、思想基点，大众其实也并不一定就只满足于感性的宣泄。譬如同一本书中举例人们对电视主持人的评价，凡不满意的主要一条就是“没有独立的见解和思想”。

一个人只要有活动着的思维，就必然使他在平面、无思的视听承受中不断处于厌倦的产生和期望新的信息刺激的欲念游移里。更进一步说，趋向深入的思想对于人同样属于一种天生的需要，知识阶层如此，市民亦如此。研究文化建构效果的哥本纳认为：要研究电视，不要问人们有关电视的问题，而要问他们对人生的看法。^[4]因为人终归在寻找着生存与生活的意义及信念，即使在日常生活事件与片断里。像人们对《焦点访谈》这样的新闻比一般新闻节目更喜欢就说明了这一点，原因就在于它相对最具有传播的深度与思考性。

更何况现代人对新的文明方式、新思想、新观念、新的文化艺术及对生存意义的新解释，都存在某种不可扼制的期望值。他们期待获取更多，使自己的思想增值、观念更新，以跟上时代的迅猛变化，在知识爆炸、信息繁杂的社会中得以立足。而电视仍是他们首选的媒介——如果电视能提供他们所需的话。

所以，开拓受众这种深层的需求，在传播中加入思索成分，可能正是电视新的传播活力的一个有效资源发掘。

3.现代媒介本质的决定

电视传播的深度追求也由电视作为现代媒介的本体性质的内涵所决定。人们往往只看到电视的一些表面特性（大多由电视的传播现实导致）可能使信息的深度表达、尤其是抽象思考的表达受到限制，施拉姆就曾说过：“在看到同时向几种感官传达信息的优越性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种感官的长处。”“印刷媒介易于做到抽象化，而视听媒介则易于做到具体化。”^[5]他还做过一个统计，发现70%以上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还干些别的事，譬如吃饭、读报、与人随意谈话等，看电视显得轻松和不费劲。

但是，这虽然说明了目前的电视节目的确如此简单，却并不能说电视的本质就如此。施拉姆同时还指出，“面对面的全身心交流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并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传播媒介在巧妙的制作与编排方面的长处。”^[6]这一句话实际上消除了他对于电视这种与观众近在咫尺、同时可视听的媒介的全方位传播能力的担忧，他认为可以通过制作与编排上的努力来弥补可能的欠缺。

事实上视听的传播本身确实有非常大的反差，譬如香港的影视剧，可以不用心就看得很明白，中间干点别的，甚至走开去一会儿，仍然能把剧情连接下去，包括它所要传达的主题。相对来说，欧美影视（包括好莱坞的科幻剧等）就需要用心些看，否则对其情节就会产生脱节感，其内涵也显得令人费解。可见关键在于制作出能让人用心看的节目，电视形式的限制是可以突破的。

应当认识到，画面、图像的具象本体就具有强大而广泛的表现力。随着20世纪哲学、美学思想的进展，我们已知人类对具体形象的直觉也可以到达事物的实质与存在的内核，如柏格森、弗洛伊德都强调了直觉的力量，和图像、形式的巨大隐喻和包容。克罗齐也认为“没有我们不能凭借实际的或想象的声音、色彩、词汇、形状或某种别的方式清晰地向自己表现的”美的事物，^[7]那种认定视听媒介以传播具体的画面、声音为主，就只能陈述人的生活表象，无法追求深刻与抽象，显然对图像、声音及其结构的表现力缺乏理解，或者是被大量无意味画面充斥的现实电视的状况蒙蔽住了双眼。

麦克卢汉将传媒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他把电视划入“冷”媒介，认为电视“是具有感觉平衡而且需要丰富想象力的媒介”。^[8]如果超出纯技术观点的解释来理解这个观点（麦克卢汉的观点本来就常常闪烁其词，颇具喻示性），那么看电视就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只是单纯、静止地接受。

有所联想，有所思索，这正是电视传播的本质对受众的要求。浅度传播常给人以浮光掠影的虚幻的世界形象，久而久之，使受众丧失对世界的真实理解。平庸粗浅文化艺术样品的不断出现，更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这么说并不排除电视的娱乐功能，从准确的意义上讲，娱乐既是享受、消遣，也是一种（针对工作与现实问题的）逃避。而传播带给人快乐的感受来自于更广的范畴，具有多层的含义。它包括引起想象与思索这一点在内。

史蒂文森的媒介观就强调了这种愉快因素。这种愉快来自全面的传递接受，而不仅仅源自娱乐性的节目。当然，我们可以把游戏的性质推移入各种传播内容中去，如古代的哲人，他们就能充分享受知识的乐趣，将剖析、探求、推测、判断看做智性的游戏。这样，电视能否让人重感思想的乐趣，使人感觉到沉思、联想的享受和休息意味，这可能是现代人对媒介的一个深层企望。

又从电视传递人类社会遗产的范围看，它不仅是指那些传统文化的表象，如一些原始性质的舞蹈、简朴图案的服装等，它还必须包含人类的思想积累，现代最新的思想、科学和艺术，等等。不仅是图像，还包括抽象的、深邃的观念，没有不合适的传播内容。——所谓不适，一般主要考虑受众的人数，但受众的数量是相对的，媒介本体的功能却是绝对的。——不能因为商业或其他的什么原因，拒绝某一部分人类遗产的传播，使之失传，或使大部分人与之隔离。

电视于当时代对人的影响自然是深层的，它对人的价值观、思想方式、人心目中的世界状貌形成，都呈现不可抵御的状态。“电视是我们最大的文化环境”，直至“电视创造了生活”，^[9]由此，电视传播深度的达成，对现代社会与人已成当务之急。试想，没有思考的电视，使社会大众视思考为多余，当下无数人的浮躁心态不正由此得来吗？

“传媒要继续承担现实批判和价值理性创造的角色”^[10]，尤其是对大多数人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这就要求电视不仅传播大量信息，而且要有思考的深度，有创造性，任何节目都要有思想的含量。它要尽量地向人们告知这个世界的本相乃至内部奥秘，不是简单地予以图解。要自觉抵御一些俗浅的传播习性和传播方式，无论从观念到实际制作，都回到电视传播的实质需求上来。

4.社会多元的需求与分赏

谈到电视传播的改革，多以媒介的管理方式、栏目设置、时间安排、节目营销等电视的技术要素为考虑对象，很少有人真正触及传播内容层次的多元问题。但随着对电视认识的加深，及对电视传播现状不尽如人意的反思，以及对别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电视传播状况的比较研究，我们已有必要正视这一最为复杂也最为敏感的课题了。

有材料显示，在我国的电视台，晚上所谓黄金时间（19∶00~22∶00）的播出内容除新闻外，多以家庭娱乐为主，传播对象也定位在中低文化水平的观众。而日本一个地方电视台RKB“黄金时间节目构成居然是以人文科学纪录片和各类高品位杂志型节目为主要板块”。^[11]在一个人们价值观念、文化差异、生活目的和思想追求都处于多元状态的时代，电视传播如果还单一地固守一域，无疑把自己置于一种尴尬境地，招致多方批评也是必然。而它自身也会因此陷入极大的困惑。

譬如谈到我国近几年的电视通俗、表浅化潮流，及其运作的失败，可以发现那些一时火暴的娱乐节目样式大部分直接模仿和照搬国外。如《正大综艺》从香港引进，《快乐大本营》请的香港人设计创意，《城市之间》模仿法国的娱乐节目《城市之间》，《玫瑰有约》照搬了《非常男女》，等等。可我们的电视编导们并不以此为耻，他们已陷于习惯的观念不能自拔，而且因此无法解除苦恼。他们说：“我们一直都认为电视就是一个俗行当。我们现在最大的苦恼不在于选择精品还是选择大众，而在于我们做的大众化娱乐节目观众不买账。”^[12]又有人出来评论，认为这是学香港娱乐节目不到位，似乎到位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真是这样，叫几个香港编导过来手把手指导一番，不就万事大吉？只可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香港作为一个面积有限的地区，它有着极端的商业性环境，在接受媒介传播上，其层次区别比较单一。由于商业性的挤压，大多数香港人对挣钱以外的事从不想去认真地思考，以致千篇一律的电视剧总能保持收视率。而对面临的事物是否想一下，就是产生接受厌倦与新的寻求的起点。相反，内地地域广大，文化资源复杂，环境本身和人都早已呈多元存在，受众也绝不会像港人那样一致，照搬香港的一套结果是可想见的。

电视观众的需要不是首先满足了“传播和知晓、娱乐、刺激和过瘾，然后才是品味、汲取、欣赏，再往上才是思考、审美、积淀”，^[13]而是各自的需要本身具有着层次的差距，以及每一个个体同时有着诸层次的需要。媒介欲要一一满足他们，的确需要煞费苦心。可有一点需指出，在有偏向的传播选择中，最糟的就是仅仅选择了最浅层次的这一种。

发达国家的电视传播其实早在给我们揭示了深度传播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在文化方面，法国的广播和电视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常报道和评述、介绍像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加缪、格里耶、新小说派等等，以致法国大众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家与作家都耳熟能详。其后，像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都是电视台的常客，福柯说：“我想，那些不太被人听到和读到的人如果上了电视，那应该是很正常的。我很理解为什么作家，甚至是那些非常有名的作家们，愿意出现在广播中，其中有好些人是非常优秀的，他们在广播中谈论的内容与平常不一样，因为在电视面前，面对着屏幕、访谈者、还有观众的时候，会激发出一些平常不愿意说的东西”^[14]（这里所谓激发的东西，应该是更尖锐或更坦率的表达，而不是故作俗态一味迎合——像我们的一些请了专家、学者的访谈节目一样）。

美国CBS的《60分钟》节目以深层次的新闻报道为特点，一直广受欢迎，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启动了人们的思维，使受众不是被动接纳，或看过了事，而能够从评析中取得对社会环境真实深入的认知。

在有力量、有价值的传播中，信息和独立思考被看做是传播的基点。国外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之所以那么重要，能成为一个节目的灵魂，具有社会影响力，就在于他们在主持的节目中加入了自己独特、富有深度的思考，并加以表达。（美国的新闻节目主持人科朗凯特采访越战回国后，发表了著名的电视评述，认为美国当时“已经陷入僵局，唯一的合理出路在于前去谈判而不是以胜利者自居”。这样的想法对尚未停战的美国政府提出了挑战，以致后来约翰逊总统说：“如果失去了科朗凯特，我就失去了这个国家。”相反，中国的导演却说：“主持人是节目造出来的……没有节目做支撑，主持人啥也不是”。）在这样的传播中，媒介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巨大正面影响力，相应地得以克服其负面效果。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正确与否，而不是深与浅；是花色的多样，而不是层次的多元。在我们也有意追求一点深度的一些节目里，存在着诸多毛病。如我们的谈话节目，无论就生活观念或文化艺术，抑或宗教信仰，就常常接近“正确”的观点展示，以指导、教育代替思考，缺少严肃、独立的思想与争论。在对专家、学者的访谈节目里，常让他们说些日常众人皆晓的东西或索性参与大众游戏，很少让他们认真地表达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独到的思想。有意识地做俗做浅，直至扮俗弄浅，已成为我国电视的通行病。

▲　Oprah谈话节目。一种话语层面上的意义重述。下图为主持人的出台

或许，考虑到现实习惯的深重和多元的社会渴求，在探寻电视深度传播可能性过程中，先提出分赏的电视机制建立更为可行。譬如已有的谈话类节目，可以不停留在《实话实说》这一层次，可以有一点让一般观众听不懂的东西（据知浙江电视台就曾做过一次有关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谈话节目）。又譬如在栏目的设置中，除了避免一味重复、模仿，倡导独立性与独特性外，完全可以在某些时间段安排固定的高层次节目，即具有高、精、纯性质的思想、新闻、文化、艺术、科学等节目；直至设立与建立专门的传播频道和专门的电视台。从好的方向预计，这将形成一个固定的受众群体，并作为一个高尚的时尚行为得以吸引更多受众，最终蔚为风气。

二　电视历史的趋势

阅读《电视研究》1999年第3期《环球新视野》栏目的一篇文章《美国黄金时段节目潮流回顾》，感觉到它也许恰好揭示了电视从产生起半个多世纪的一种进化的趋向。与其说几十年电视传播内容的变迁“反映了美国大众欣赏口味的变化”，倒不如说它聚焦般地呈现了电视本身的历史进程。

这篇文章注明编译自美国《电视网有线电视台黄金时段节目大全》和《电视网简史》，而美国电视的运行状况应该说能够代表整个电视的发展脉络。

文章表明美国电视黄金时段的节目潮流大约经过了以下几个时代的变迁：20世纪40~90年代，差不多不到10年会有一个特定时期的形成，依次被称为“杂耍电视”时代，即电视主要转播一些马戏团的喜剧、杂技、滑稽剧、歌剧演唱等综艺娱乐节目；“成人西部剧”时代，以播出通俗西部片为主；“白痴情景喜剧”时代，播放大量喜剧，且以其简单与怪异及噱头为特色；社会现实节目时代，这一时代大约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电视开始关注现实，尽管最初仍是以轻松娱乐的方式来进行；“幻想节目”时代，主要是成人幻想剧；肥皂剧及“真人”时代（80年代），如日常生活般连绵不绝的肥皂剧，以及《真实人物》被广泛谈论；选择的时代（90年代），各种内容，多种频道同时出现，多元、不一致性似乎一下子表现出来，观众的选择权和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几乎同时被获得。

撇去电视这一传播形式极其活跃、在短短的历史中不断变异其主要传播内容的引人注目现象不提，饶有意趣的是，我们在此看到电视的传播是从最浅俗的内容和借用（或仅仅转播）其他表演形式的方式开始的；而且这并不源于它对自身本质的先天认识，更明确的原因倒是由于它初创时期对自己的不明就里，以及某种程度的胆怯。或者说早期的电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因此其传播内容远远游离开了它作为一种崭新传播媒介的实质。这跟电影的情况非常相似，一开始的电影能让人们看一下火车头开过来的场景就异常兴奋了。

分析起来，从杂耍到西部剧，也许表明电视对自己传播的能力有了一点信心，它开始环目四顾，注意起当时人们的观看需要。自然一意尽力地适应观众，仍是电视不成熟时期的一种典型表现，由西部剧到情景喜剧阶段，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的记录者在名词前加上“白痴”这一前缀，即表明对其幼稚性质的认识。社会现实节目时代的到来，则表示着电视传播本质功能的苏醒，电视进入了青年期。

据日本有关专家藤竹晓研究表明，电视的发展过程在世界各国有其共同现象，往往从娱乐的满足开始，在内容上接近于一种舞台的转换。只有在电视日常化后，人们才对电视传播（就在家中的方便接受而言）有更广泛和复杂的要求。幻想节目可视为这一时期另一方面的躁动，仿佛是关注之后的一种逃脱，刻意逃避现实的幻想剧充斥屏幕，但其与开始阶段的单纯娱乐已具有不同寓意。

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时代意味着电视已经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如此，“真实人物”具有永远层出不穷的新鲜感才被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这一时代的电视已在触及传播真实同时的讨论与评析（“我们不仅想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更想挖掘得深一些去发现能触及他们情感的东西”，CBS科州附属台的总经理马文·罗克福特如此说），电视已侧重于让人们听取到意见，从而承担起在环境中联结社会群体的作用。

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新闻节目的深化。实际上电视所经历的从幼稚到成熟、从而也是回归本体的过程，在具体表达上，就是从初期单纯以娱乐节目吸引争夺观众，转向以新闻为主的自主传播模式。所以这之后的电视以自己主要传播生动的新闻为傲，很多电视制作人谈论电视的竞争，也就是谈新闻节目间的竞争，无论是强调节目主持人（深化传播的新闻节目之所以强调主持人，因为一个好主持人意味着对任何新闻内容能作出恰当的理解与独特的分析），或节目时间的安排。

这时期对新闻作尽量深入的报道，已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电视台所追求的目标。据有关资料表明，像CNN很多有一定长度的栏目都紧密结合新闻作深度剖析，包括专家评述、公众看法、背景介绍等等。CNN的新闻栏目还设有专门撰稿人，这使他们的新闻分析与评述总具有独特眼光，并深化形成风格。另外，CNN的“嘉宾预约部”也令人倾慕，预约部的人员大多本身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这样他们能够长期跟踪各领域的思想动态与学术情报，切实了解各路专家们的线索和信息，随时能够聘约到最合适、最有发言权、最可能表达出独特观点的专家。

也正因为对新闻深入报道的强调，可以在纵深上更加展开与进行历史探索、环境评述的专题性纪录节目亦在此时获得了电视制作者与受众双方的认可。优秀电视纪录片所具备的深入独到的思想发现，不停留于流行政治或文化价值观的图解，强调文化、人性直至哲学深度的表现，使电视的魅力得以进一步展示。电视在一步步走向成熟。

另外，像谈话类节目也可认为是电视传播对人的生存与环境进行充分讨论、评述的一个合适方式，它应足以满足人们对深刻复杂社会与自然问题获取解答的需求。它可看做新闻节目的延续，通过有关访谈与讨论，人们可以更理论、超出感性地把握了解自身生存的环境及其发展，并且得以相互沟通与协调联系。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又能对社会文化、经济、艺术、思想诸方面发表见解，提出观念，引起争论，从而体现出一种社会氛围，亦使人们在思维的相互碰撞间提升认知，扩充精神，寻求到新的和谐与创造点。

人能够自由、真实、深刻地认识世界和抒发己见，这已经是时代的一大思潮，电视传播使现代人的这种能力与期望得以极大地延伸和扩展，并终于在这一程度上实现。正是在这一基点上，20世纪90年代被视为选择的时代，可谓恰如其分的表达。它指示着电视传播在成熟的方向上切合了一个新时代，即它在深化的同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日趋复杂多元的世界及其受众的需要；加上技术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网的传播能力，使这种分众化的传播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概括一下对以上电视历史进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电视传播的确经历着这样的过程模式：

娱乐——新闻

表浅——深入

简单——复杂

一律——多元

在眼下世纪之交的世界，一方面，信息时代使全球化现象愈加呈现，并且正是在这样众多资源可供汲取的情况下，人们的文化方式与思想结构更趋多元存在，对电视这样的有力传播媒介的多元要求因此愈加强烈与坚决。观众群日益分化成一大趋势，任何（包括纯娱乐）节目都不再可能一统天下。在这种情景里，众多专业频道的出现可谓适合了社会潮流。

另一方面，往深发展仍是主流，而分众化的传播也意味着传播深化的可能性与必须。由于深层的传播与媒介主要本质功能的实现紧密相关，媒介的美国CBS的《60分钟》节目以深层次的新闻报道为特点，一直广受欢迎，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启动了人们的思维，使受众不是被动接纳，或看过了事，而能够从评析中取得对社会环境真实深入的认知。

传播影响到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层次，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如德国等）都实行深层次节目必须占有一个电视台全部节目中的相当比例的规定。即使在香港这样一向过分崇尚娱乐的社会，他们的电视台目前也在加紧新闻化（如凤凰卫视），另外分台、分频道的情况也日益明显。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将电视传播内容最初的通俗与表浅化看做电视的本性，无疑是对电视本质的一个大误会，也是对其历史认识的欠缺。这种情况如果泛滥，并且在电视制作者与受众双方面都形成习惯观念，它就自然成为电视传播深化与多元发展的一个阻碍。

▲　美国CBS的《60分钟》节目以深层次新闻报道为特征，一直广受欢迎。它不仅提供大家关注的焦点影像，并且启动了人们的思维，使受众能够从评析中取得对社会环境真实深入的须知

▲　美国三大主流新闻节目之一《48小时》

▲　节目《谁是我的妈咪》

我国电视的一些现状无疑值得警惕，譬如当一个社会中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知识阶层发觉自己已无电视可看（国外就在一个时期曾有一首歌叫《57个频道却什么也没有》），或索性不看。而在一些艺术家那里，现实中的电视被视为观众低层次宣泄的一个渠道（有一幅标题为“电视马桶”的前卫美术作品），电视及其制作者不断成为批判与嘲弄的对象，这都可以被认为是电视作为现代最新技术代表、具有全方位传播能力媒介的一个失败。（如果再看到我国有线电视普及率低，卫视节目的收看者主要还是城市相对文化较高的受众，当下电视的失败感觉就应该更深。）

在信息时代，任何具有主观意识的媒介最终都必须认识到自己须对全社会的浅俗化（倘若已经出现这种浅俗化）负责。尤其在传播的分层与趋深已成为新向度的当今时代，既然电视传播的深化已是必定的趋势，我们认为它是电视自身完善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进一步需求所致，也只有这样，它才与人的生存更全面地契合。中国电视不仅仅需要作出反思，而应当将之作为自身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

更何况观众需求的多元分化在我国也正在充分形成，不同层次人群对信息的接受都在趋向相对固定，并向要求深化与细化移行。可以说，针对如此需求，只有大型板块的栏目直至专门频道（某种意义上，只有分化，才能做到深化与细化）才能满足不同受众同时存在的需要。而在观众分化、传播分众化的状态下，对收视率就需要作全新的审视。（譬如可认为专业化频道或栏目满足的特定观众群才是最真实无疑的受众，这时候即使只有1%的收视率，从总体看，其竞争力仍不可低估。而从广告的获取来说，由于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在出现分层与分群，广告也开始选择自己的特定受众群。）

回到电视的历史分析上来。中国电视真正的发展已有20年，虽然其脉络稍显混杂，但总体趋向仍清晰可辨。由于中国电视机制的特殊性，它完全由政府所办与控制，一开始它的政治宣传目的性就十分明确，宣传性的新闻与文艺节目形成它的主体，所以它没有经过那种适应民间的杂耍阶段；随后市场经济与商业方式加入电视的运行手段，由于广告收入这一杠杆的启动，通俗和单纯娱乐的节目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兴盛，它适合了大众原来被忽视的某部分需要，可同时，必须看到商业市场对传播的影响同样具有对内容与方式的巨大限制（当然与前者相比，它是来自另一向度的限制）。

目前，世界先进国家大都保留有公共电视台，而不让其完全私有化与商业操作，就在于认识到纯商业化竞争的传播机制有难以克服的弊病。因为电视台为了争夺广告商，一味追求所谓高收视率，通俗浮浅的节目就会无限制地增多，而且各频道的节目也会趋于雷同。只有控制住这种情况，才使媒介的传播功能不至于单方面膨胀，传播变得狭隘，以致丧失自身的全面职责。

又随着我们国家改革的深入，人民的立场在不断地加入，电视的媒介本质功能（监视环境、联结社会、传递文化）愈来愈受到关注，政府也越来越站到公共事业的基点上（将电视看做一种公共资源）看待电视，这必定会对我们的电视传播提出更具人本意义的要求。在眼下我国电视行业面临产业化的改革之机，提出这一点我想并不是多余的。任何变革都必须顺应历史的动向，尤其涉及大众媒体，它对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民主性质、对民众素质的塑造、对人的生活方式都有巨大影响，尽量消除偏颇，才可以最低程度地付出改革的代价。

总之，中国电视的深化与多元进程及其趋向如今已在凸现，但未能自觉。由于它对传统习惯的电视机制和观念提出了挑战，形成种种复杂状态，有待于电视制作者与社会全体共同努力来促成。

【注释】

[1]《中国电视》1999年第4期。

[2]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3]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

[4]转引自席勇文章，见《电视研究》“跨世纪都市电视”理论研讨会专刊。

[5][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6][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7]引自埃德加·卡里特：《走向表现主义的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8]转引自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9]顾晓鸣文，《电视研究》“跨世纪都市电视”理论研讨会专刊。

[10]席勇文，《电视研究》“跨世纪都市电视”理论研讨会专刊。

[11]王建忠文，同上。

[12]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13]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14]《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