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及其当代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及其当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关注人类科学的发展，注重提升和概括科学研究新成果的哲学意蕴。作为人类能动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科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对科学的正确理解和对当时科学发展最高成就的哲学把握，没有对科学观的合理建构，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要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也是不可能的。今天，根据当代大科学的实际发展来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理解，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1.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创立和历史发展

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理论创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毕生的理论生涯中，不仅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而且在一系列著作中从哲学的高度对科学这一人类能动地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马克思所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剩余价值史》以及恩格斯所撰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科学观念。综观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的基本观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社会总劳动的特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科学活动的主体总是社会性的人，而且还因为科学从一开始就是由社会实践特别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生产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代是这样，近代同样如此。“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8]“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同时，社会生产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物质条件和大量的经验材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研究虽然是由作为个体的科学家来进行的，但它本质上仍是社会协作的过程，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10]当然，科学研究中的协作在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性质和规模，科学活动的社会化程度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

第二，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本质，而且还通过把科学置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加以全面的考察，揭示了科学的多方面的巨大社会功能。恩格斯曾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1]“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12]

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最为突出地表现为科学是一种社会生产力。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科学是以知识的形态存在的时候，它还是“一般社会生产力”。但是，科学这种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能够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力的结构中包括着以下几个要素：(1)劳动力，主要是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2)劳动工具，它的效能；(3)劳动对象，它的规模和使用率；(4)自然资源，它的丰富程度；(5)管理，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它的组织；(6)科学，它的发展水平和它在技术上的应用程度。其中，科学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能够渗透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中，改变它们的质与量。而科学由一般社会生产力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就是通过向生产力的其他要素的渗透来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在近代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在近代，“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3]。也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在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还表现在科学的发展在促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必然对全部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4]马克思在考察工艺史后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科学技术发明，其中，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彻底革命的精神力量，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不断地向各种旧思想、旧传统、旧权威挑战；而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全部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因此，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它必然推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不仅改变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而且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科学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是通过科学的应用来实现的，而科学应用的目的、性质和后果要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科学的应用处处打上了资本的“印记”，资本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而“利用学科、占有科学”。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科学成为凌驾于劳动之上的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15]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还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三，科学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推动力量。恩格斯指出：“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16]。恩格斯尤其强调科学与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认为正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才使得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来了解自然界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唯物主义成为可能，而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地证实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他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如果说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是当时“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的话，那么19世纪的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7]而“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概括和对自然界这种辩证联系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深入地分析和揭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革命中“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及其哲学意义，认为所谓的“物理学危机”并不说明物理学本身不再是科学，而是说明一部分物理学家面对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对经典物理学理论的冲击，由于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而在理论思维方面发生了危机，即他们对物理学理论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从相对主义走向了唯心主义。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在物理学家中的抬头，是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暂时现象，是科学史上暂时的疾病期，它多半是由于一向确定的旧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暂时的疾病；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发育上的疾病必将被物理学的基本精神所消除。“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的危机，但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18]同时，列宁认为，要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19]。为此，他还留下了关于哲学家与科学家结成联盟的理论遗训。此外，在领导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还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0]的著名论断。所有这些，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也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并作出了许多深刻的哲学概括。他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性的理论，认为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并由此批判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还把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科学研究领域区分的根据，认为人类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门类，而“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2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同样也十分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落后，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不能走老路，必须尽量采用先进技术^[22]。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无疑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理论宝库。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19世纪以前人类科学的历史发展和最新成就，对科学的本质、功能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正确的说明，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而列宁和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

2.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它第一次使科学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现象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和说明。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显示了巨大的理论解释力和无穷的生命力。即使是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上述内容也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大科学唯一正确的出发点，并构成了我们在把握当代大科学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必要理论前提。

人类科学的现、当代发展，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上述内容。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立足点是近代18、19世纪的科学，但他们对科学的本质、功能及其与哲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却具有普适意义，因而同样也适合对于现、当代科学的理解。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的社会本质在现、当代科学的发展中变得更加明显，当代大科学的巨大活动规模和空前的社会化程度就是有力的证明。事实上，科学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社会活动，但科学的社会本质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历史上看，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协作在18世纪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23]当代大科学研究的巨大组织规模，就是从18、19世纪科学研究的社会协作形式发展而来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现、当代科学的应用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当代，科学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而是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已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此同时，当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成果的应用也引起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全面的变革，它不仅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的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传统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仅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如果说近代还是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各种宗教节节败退，那么当代的各种宗教则已这样那样地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可以说，当代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的社会，是一个在科学的制导下飞速发展的社会。所有这些，都是科学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的当代表现。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与哲学内在联系的分析和论断也一再为现、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所证实。现、当代科学的发展，在不断更新人类哲学思维的科学基础的同时，也向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紧迫的课题，从而为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内在的动力。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当代以来，不仅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直接以科学为反思对象的科学哲学理论，而且人类哲学思维在整体上也更加关注科学的发展，更加注重从不同的侧度对科学进行各种前提性的批判。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在总结和概括科学研究新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例如，正是通过对世纪之交的“物理学危机”的哲学透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另一方面，人类科学的现代发展、特别是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提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内在要求。我们说人类科学的现、当代发展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决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的理解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已经穷尽了人类科学的一切方面和未来发展。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理论系统，它要随着人类科学的时代发展和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的深化而不断发展。

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我们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现实基础。前述当代大科学的一系列时代特点表明，当代大科学不仅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科学，而且从整体上看与20世纪初的科学也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但当代大科学决不仅仅是近代18、19世纪的科学单纯时间上的延展，当代大科学与小科学之间也并不只有量的规定性的区别。诚实，当代大科学与小科学都属于人类对世界的科学把握方式，它们区别于人类对世界的其他把握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的本质特点。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正确地揭示了这些本质特点，所以我们说当代大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地证实了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但是，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这些本质特点，在近代的小科学那里往往还只是初露端倪，而在当代大科学中却已发展到了极致。由于这种发展，当代大科学获得了不同于小科学的一种新质规定性。例如，我们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当代科学的应用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其根据之一就是当代大科学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不仅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而且事实上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科学从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到事实上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就是一种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是以科学与生产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为前提的。正如前述，在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滞后于生产的，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决定科学，二者相互作用的主导模式是生产—技术—科学。在当代，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科学已走到了生产的前面，并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与生产相互作用的主导模式已变更为科学—技术—生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在当代已上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可见，在当代大科学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得到了证实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科学还表现出了许多小科学根本不曾具有的特殊性质，这些特殊性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所未曾涵盖的。在这些特殊性质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在当代大科学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小科学时代根本不曾有过的社会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刚刚从社会历史哲学中分化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人文社会科学之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还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虽然马克思曾经预言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4]但这在当时毕竟还未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时候，他们关于科学的本质、功能及其与哲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的有关论断主要是立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作出的。即使是处于20世纪之初的列宁，也只是看到了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单向渗透。他曾写道：“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到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25]而在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并迅速走到当代大科学前沿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则必须调整自己的科学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和独特功能作出合理的理解和正确的说明。其二，随着当代大科学活动规模的跃迁和社会功能的空前放大，科学应用的社会后果和科学活动的社会责任问题空前地凸现出来，这也是小科学时代未曾有过的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罗素在其《科学观》一书中就曾敏锐地洞察到了大科学时代的一些问题。罗素写道：“科学增加我们的力量能为善亦能为恶，因此更需要抑制破坏的冲动。所以，如其要科学的世界存留，则人们不可不变成比现在来得温柔些。”^[26]他还指出，科学家不仅要“认清他们的知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感到对社会事业比往昔更负起大部分的责任，是一种义务”^[27]。罗素在当代大科学尚处于萌动时期就有如此见识，那么，在当代大科学充分发展并一次又一次地告诫人们“巨大的力量意味着重大的责任”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就更应关注科学活动如何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问题。总之，从当代大科学的特殊性质来看，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更需要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根本任务，就是立足于当代大科学，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所谓立足于当代大科学，不仅是指应将当代大科学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意味着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当代大科学的合理理解来规范和促进当代大科学的未来发展。所谓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则是指为了实现对当代大科学的合理理解，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确立起与当代大科学的时代特点相适应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和大方法。当代大科学是由历史上的小科学发展而来的，它一方面将小科学也同样具有的人类科学的一些共同本质特点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身所独有的许多特殊性质，前述当代大科学的一系列时代特点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它们只有借助于哲学科学观上的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和大方法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立足于当代大科学，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其实质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自觉运用大视野、大观念、大思路和大方法来理解当代大科学。这样，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对当代大科学的哲学反思，又是在反思当代大科学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时代性发展。而通过对当代大科学的哲学反思，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当代形态不仅将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的原有理解，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既有内容，而且还将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整体更新和时代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