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二、企业年金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因

(一)企业年金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动因分析)

人的一生必须经历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阶段，特别是到了老年时期，劳动能力逐渐丧失，老年人的收入就不再是通过劳动来获取了，因此老年阶段的生存问题是一个人年轻时有较强劳动力时需要考虑安排的事情。老年生存风险主要是人们在退休后(中国男性员工平均退休年龄60岁，女性员工平均退休年龄55岁)到底还能够活多长时间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就产生了老年时期的生存风险。人们为了防范这种老年时期的生存风险就必须积累一定的资金作为保障老年生存的准备。但到底要存多少钱才能保障老年时期所用，仍然是不确定的。如果积蓄过多的钱作为养老金，则使得年轻时的生活相对较清苦，这样安排人的一生是不合理的，同时效用也比较低。为了避免老年生存风险，人们使用统计方式，计算出生命表，但生命表只是一个统计的结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例外。假如一个65岁退休的老人，根据生命表算出其还能再活10年，但并不排除其可能再生存20年或更长时间，这就需要一种制度来保障老年时期的经济收入，而且由于统计规律的存在，使养老保障制度安排成为可能，因此各种养老保障理论和养老保障方式应运而生。

1.消费理论与收入保障制度。20世纪50年代，对消费函数理论影响较大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于1957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中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1)假定一般消费者均企图将其终生所得的收入，予以效用最大化，并分配于最适当的持久消费模式中。劳动者在其获取收入能力的高峰期，因预期退休后将丧失正规收入，所以必须考虑调整现有的消费，以免降低未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的消费水准。即，消费者必须在其一生的生存期内，依据平均预期所得收入(一生所得)来平衡其消费支出水准。(2)由于实际收入的高低相差悬殊，故要将所有收入平均分配到各期的消费上，势必将较高收入时期的部分收入转为储蓄，以便弥补在低收入时期的消费不足。(3)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是强调终身所得如何分配于消费及储蓄的一般问题上，对于老年人收入的维持问题没有进行单独探讨。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劳动者重视的不是当前的收入，而是一生的持久收入，所以持久收入才能维持持久消费，否则其生活将陷入困境。人们为了维持持久的消费水准，必须将其一生的实际收入平均分配，并借助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方式来平衡所得，最具成效。

2.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弗朗克·莫迪利安尼(FracoModigliani)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为当代消费理论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大大增强了消费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1)个人在消费的人生过程中，其所得流程呈抛物线状，即在早年与晚年，因生产力低，而收入较低，在中年生产力较高，收入达到高峰(见图6-2);此外，一般消费流程却呈略递增的直线，早年往往是净负债者，中年多数是储蓄者，而晚年则是储蓄的使用者(见图6-3)。消费有一定刚性，消费偏好不会因退休而下降。(2)生命周期储蓄理论认为，个人消费函数除考虑效用最大外，与年龄阶段有较大关系，因此老年阶段的退休员工是储蓄的使用者。这个结论与持久收入理论相比较，更关注老年人口的收入维持问题。弗朗克·莫迪利安尼强调消费者在做长期储蓄与消费决定时，通常会使其终生所得适当分配到每一期去消费和储蓄，使其终生总效用达到最大。理性的人总是依据总效用最大化原则，在他的一生中，均匀地消费其所有财富，而不会在一个时期消费很多，而在另一个时期消费很少。

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只有当人们的总收入平均使用于一生中的每一个时期，各期平均消费，总效用才能够达到最大。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与实际收入存在偏差，这种收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在消费时，无法实现一生中各时期的等额消费。保险起见，人们往往会降低自己的预期收入，并且相应调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种就是造成过度储蓄的原因，也是存在大量遗产的主要原因。此外，较高的失业率也大大增加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过度储蓄的重要因素。从另一角度说，这种过度储蓄倾向，也是企业年金迅速发展的动因。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收入的稳定性已经大不如以往，下岗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了，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世界瞩目，人们的绝对生活水准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仍普遍感到比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压力更大，如读书、就业、住房、退休金都成为人们关注和担忧的事情。在银行利率不断调低的情况下，中国的储蓄率却不断攀升，也说明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感到越来越困难了，也为中国企业年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图6-2　年龄与收入

图6-3　年龄与消费水准

3.商业权宜概念。早期的理论认为雇佣关系中，退休金是雇主对于长期忠诚服务的员工的一种偿金或者酬劳，是一种恩惠性给付，雇主对老员工发退休金具有其自主权。根据这一理论，雇主对企业年金有相当大的处置权。对生产力下降的老员工而言，雇主发给退休金作为辞退员工的一种手段，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另一方面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该理论认为企业年金是企业竞争和人力资源管理上的需要。至于雇主愿意支付多少退休金，则完全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商业权宜概念认为企业年金的给付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需要外界的干预。这一概念忽视了对员工退休后的保障问题，同时，早期的退休金制度缺乏对员工权益的保护。

4.人力折旧概念。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退休金制度日益普遍，企业年金已经逐渐成为雇主保障退休员工的经济安全的道义上的责任。早在1912年，美国学者李·威林·斯奎尔(LeeWellingSguier)认为:“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没有哪个雇主有这样的权利，即在一个行业中让员工耗尽了10年、20年或40年的精力，然后撒手不管，让他们像海上漂浮物一样在社会上游荡。”^[11]从上述观点引申出的“人力折旧概念”，旨在将员工的人力资源价值比作厂房或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这些机械设备需要逐年折旧，退休金相当于是一种折旧补偿或成本。有学者指出劳动力人口的老化过程是生理性的，并非雇佣关系造成的。机器设备是雇主拥有的资产，而雇员则不属于某一个雇主所有。因此，这一概念受到较多的质疑，缺乏理论基础和广泛认同。

5.延期工资概念。延期工资的概念已普遍被学术界接受，并且延期工资概念是对人力折旧概念的修正。延期工资概念早在1913年由美国学者AlbertdeRoode提出，该观点认为老年退休金是工资的一部分，也是雇主支付给员工工资的一种形式。至于工资支付是以现金还是以退休金方式，选择权在员工。由于员工对现金收入的使用缺乏计划性，往往即时消费，到退休时，收入难以保障。因此，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雇主)都希望引导员工选择退休金作为延期工资。一些国家对退休金的各种优惠政策(如延税或免税等)和强制措施，都是为了鼓励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延期工资理论意味着缴费确定型年金的资产权益完全归个人所有，但现实中企业年金资产的权益归属上仍有一些做法与之相违背，延期工资理论也只能部分地解释企业年金资产的性质。

(二)马斯洛(Maslow)需求层次理论与企业年金制度

在老龄社会中，老年人的需求也可分为多个层次，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保障老年人在退休后的基本生活的，是一种基本生理需要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属于第一层次的需求;由于企业年金制度是一种老年经济安全保障制度，因此企业年金制度可归入第二层次或更高层次的需要。

从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理论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需求层次将会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发展，不论是规模还是保障程度都优于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了老年人的需求与普通人一样，在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便会进一步追求第二层次或更高层次的需要。目前，中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成为退休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收入来源的80%以上)，从设计上来看也是不科学，不仅加剧了国家财政的债务负担，而且退休金的需求层次也不清晰，现在领取的退休金与年轻时的贡献大小没有多少关联，这无疑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此外，在经济落后、处在第一需要层次的国家，层次较单一(或占较大比重)的养老保障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不大，但在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单一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显然是不适应老年人口的需要的。人们收入差距拉开后，不可能在同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内一起进入更高层次的保障，这不仅意味着在更高层次需求上的平均化，而且国家承担的偿付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种制度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在福利国家中，单一或占较大比重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使许多国家不堪重负，纷纷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或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已说明在更高层次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财务机制上遇到障碍。

中国城镇企业在职职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经济收入上已经进入了追求第二(或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一个国家制度不可能将人们工作时的生活方式与退休时的生活方式截然分开，即在工作时期可以享受较高水准的生活，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退休后则在较低的、只能满足第一层次的生活条件下生活，这是不现实的，因此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需要更高层次的老年收入保障制度以保证老年生活水准与年轻时不要相差悬殊，这为企业退休年金制度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