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的新博弈——以美国与哥伦比亚关系为例

11.“中心”与“边缘”的新博弈——以美国与哥伦比亚关系为例

张家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博士）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正在向全球关系和全球政治的方向前进。在此进程中，非国家行为体（NGO）在世界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逐渐增大，而跨国有组织犯罪（TCO）等特殊行为体也逐渐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政治与犯罪源于相同的动机：尽快地获得财富和权力；当受到威胁的时候，都会很快诉诸暴力；相互之间都非常了解，在很多国家都形成了共生关系。这从哥伦比亚到日本概莫能外，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也是相似的。所以，犯罪活动本身就是政治生活的另外一面，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潜在的和有力的。

与此相应，南北关系正在从南方发展中国家与北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向南方国家中非国家行为体与北方国家的关系过渡。全球化固化了国际格局，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到今天的八国集团，掌握世界政权和经济权力的主要国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当今国际格局，是由100年前的国际力量对比就规定、延续下来的，发展中国家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在仍然在发展中。由于全球化不断剥夺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满足民众不断提高的物质要求的能力，很多南方国家的治理职能不断弱化。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南北关系也从一种国家间关系，逐渐转变成为北方社会与南方社会之间的全方位关系。

一、概念释义

标题中提到的“中心”和“边缘”分别指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在本文中“中心国家”具体指美国，而“边缘国家”样本选择的则是哥伦比亚，因为这个国家具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哥伦比亚是美国必须重视的拉美“后院”国家。第二，哥伦比亚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三，哥伦比亚具有丰富的资源，在经济上对于美国非常重要。第四，哥伦比亚具有分裂的国家特征：在国家和合法政府层次上，哥伦比亚与美国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中心—边缘关系；但是在非国家层面上，又通过贩毒和恐怖活动损害着美国的利益。最后，哥伦比亚并不是一个专制小国，而是一个具有悠久选举政治历史的拥有4200万人口的中等国家，其经济、政治状况在拉美都是比较好的。20世纪80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中，哥伦比亚是少数几个照常履行债务义务的国家之一。

哥伦比亚政府一直执行亲美政策。远在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政策就制订了“北星方针”（northern star doctrine），要在地缘、民主和贸易方面追随美国。但是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并没使哥伦比亚摆脱“失败国家”的事实。47％以上的国土被游击队武装控制，暴力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成为哥伦比亚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状态，复杂、混乱的宗教和种族形势是其面临的一个严重障碍。

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不仅仅包括非政府组织（NGOs），也不仅仅包括跨国公司、跨国政党等合法机构，还包括革命团体、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TCOs）等。本文所述的非国家行为体，就主要指哥伦比亚的一些贩毒组织、恐怖组织和非政府武装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于美国和美哥关系构成严重的挑战，并通过非法活动从美国获取很多经济利益，成为哥伦比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本文所谓的“隐性补偿”。

二、哥伦比亚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及其影响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遵循着相同的逻辑和行为方式。为了有效地对一个地区或全球施加影响，非国家行为体极力从国家经验中获取营养：创造群众基础（人民），建立一个专家统治结构（政府），发展独立的研究能力或信息体系（情报），确定要达到的目标（对外政策）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外交）^[1]。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方面的强大，往往对应着国家在某方面的衰弱，这在哥伦比亚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一，哥伦比亚非政府行为体的兴起，是经济衰败的产物。二战结束初期，国际市场咖啡价格上涨，哥伦比亚出现“咖啡繁荣”。1945—1949年，哥伦比亚咖啡出口占总出口收入的72.1％。但是后来咖啡价格受到西方大国操纵而大跌，哥伦比亚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哥伦比亚面临着国际支付、国内通货膨胀和农民破产三大危机^[2]。目前，在哥伦比亚4000万人口中，超过50％生活于绝对贫困线以下，人均年收入不到500美元；在农村，这一数字是80％左右。哥伦比亚官方失业率只有20％，但事实上只有1/4的人拥有全职工作^[3]。

从下面表6-1可以看出，哥伦比亚的贫富差距很大。特别是在农村中，存在很大一部分被经济生活的刚性结构约束着的边缘群体。而毒品走私与恐怖主义等问题一样，对这些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特别有吸引力。在哥伦比亚，毒品交易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毒品收益的再分配可以维持一个经济部门，可以支持一些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公司，不仅影响着就业、收入、投资、商业、金融活动和外贸收支平衡，也左右了经济生活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哥伦比亚国内革命武装运动（现名恐怖活动）和毒品生产与走私活动同时高涨。而全球化，特别是迅速蔓延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更为这些非法活动增添了魅力。

表6-1　哥伦比亚总收入在家庭间的分配（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分组）

资料来源：Montek S1Ahluwalia，Nicholas G1Cartery Hollis B1Chenery，“Growth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No.6，September 1979，table 4，p.322；《拉美、加勒比统计年鉴：2001年》，第62—63页。本文转引自苏振兴，“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美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2、5页。

注：1980年和1997年数据为城市家庭收益分配状况。

第二，国际社会对毒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是哥伦比亚问题的国际大环境。20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人认为大麻（marijuana）和其他麻醉品种植与贸易对哥伦比亚没有任何害处。这种“哥伦比亚黄金”的生产与运输，给其加勒比海岸地区带来了很多外来财富，创造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到80年代，可卡因（cocaine）也被哥伦比亚人认为是一种有用的伙伴，而其产生的损害却在美国。一些负责任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解决麻醉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将麻醉品使用合法化，因为在美国存在着强大麻醉品需求^[4]。

由于存在着旺盛的毒品需求，打击毒品生产和运输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效果。从1995年到2000年，经过长期的治理和打击，秘鲁和玻利维亚毒品种植量减少，可卡因总产量下降了18％，但是哥伦比亚的产量却不断上升。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1998年哥伦比亚生产了435吨（美制吨为2000磅或907.18千克）可卡因，1999年生产了520吨。并且海洛因生产也开始在哥伦比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时，哥伦比亚还没有海洛因，但是1999年的产量就达到8公吨，超过亚洲成为美国海洛因的主要供应国^[5]。毒品是当今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商品，具有跨越一切限制在国际社会流通的决心和能力。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毒品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有效益的商品，是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最有利润的部分，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回扣”。

第三，贩毒组织与国家政治和非法武装相结合，从而使毒品问题带有浓厚的政治背景。犯罪活动与国家政治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这在哥伦比亚表现得最为明显。1993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有哥伦比亚政党都使用了毒品资金，以至于桑佩尔（Ernesto Samper）赢得大选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贩毒集团通过对政治的投资，在很多年中都可以自由、公开地在哥伦比亚活动。有些哥伦比亚官员也直接涉及毒品交易之中。哥伦比亚国会参议院副议长阿尔通杜瓦加透露，一些哥伦比亚议员不仅在使用可卡因，而且就在国会大楼里进行毒品买卖^[6]。

当金钱收买受阻时，贩毒集团就通过直接打击政府目标以阻止政府与美国进行反毒合作。1984年司法部长劳拉·波尼拉（Lara Bonilla）、1985年上校警官哈依梅·拉米雷斯（Jaime Ramirez）、1989年可能的未来总统路易斯·盖伦（Luis Carlos Galan）都成为这些政治谋杀的牺牲品。1985年11月，当美国要求引渡一些贩毒人员的时候，麦德林集团（Medellin Cartel）袭击了波哥大中心的最高法院，焚烧了引渡所需要的材料和相关记录。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很多非法武装也与贩毒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现在大约有18000名武装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的训练、装备状况好于政府军。现在，这一组织不仅仅是一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为政治献身的游击队武装，也是毒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FARC控制区域生产了哥伦比亚过半数的可卡因，FARC每年从麻醉品税收、生产和运输中能够获得超过3亿美元的收入，其财政状况好于哥伦比亚政府。

民族解放军（ELN）1965年由一个激进的西班牙牧师建立，目前有大约5000名追随者，主要从威胁袭击石油输出管道、绑架人质和麻醉品活动中获得资金。民族解放军从石油公司获得很多“保护费”，目前这个组织的敲诈活动已经超过700次。

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是一个中产阶级、农场主等资助的准军事武装，大约有11000名成员，主要为大公司利益从事收费服务，但是也积极参与了毒品贸易和其他犯罪活动。美国总审计局（U.S.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认为AUC和哥伦比亚军队也是重要的毒品贩运者。半球事务委员会（The Council on Hemispheric Affairs）也认为AUC与富有的毒品大亨、军队、金融家和政府官僚合作，深深陷入到毒品走私活动之中。在很多时候，政府和AUC是哥伦比亚暴力活动的主要从事者。从1986—1995年，大约28332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主要是哥伦比亚军队和其附属组织AUC所为^[7]。

上述武装组织与贩毒集团的关系密切。贩毒集团曾经为每一次谋杀活动至少支付2000美元，结果大约1200名哥伦比亚警察因此丧生。在很大程度上，当代哥伦比亚非法武装的主要动机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仇恨，而是为一些具体的经济利益争夺。

目前，哥伦比亚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贩毒组织、叛乱武装和准军事组织的“霍布斯三位一体”（Hobbesian Trinity），绑架也与毒品产业结合一样，成为哥伦比亚另一重要经济“支柱”。1985年，哥伦比亚发生258起绑架案件，而2000年有3707起绑架记录，居世界第一位。从1998年以来，哥伦比亚平均每年有大约3250人被绑架^[8]。详见表6-2：

表6-2　1982—1988年7年哥伦比亚被杀的人数和职业

现在，哥伦比亚非国家行为体又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麦德林和加里贩毒集团解体之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也向网络化、扁平状的松散结构过渡。与传统的一些轮廓分明、动作简单的贩毒集团不同，在一个组织头目下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抓获一个人或几个人，对打击整个贩毒网络作用不大。新的贩毒组织将合法商业活动与非法的毒品贸易结合在一起，分解成小的、自主的单位，以小批量运送的方式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这些贩毒组织积极使用新技术，利用复杂的移动电话克隆技术和网络技术，经常可以在秘密的网上聊天室完成交易。最后，当代贩毒组织活动与游击队的暴力活动相脱离。虽然毒品主要来自游击队控制区，但是两者之间自觉地独自活动，以减少在国际社会上面临的压力。

由上可见，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与国际恐怖主义一起，正在经历着国际力量格局和全球时代所带来的新变化，正在利用先进的技术和通讯手段，以及网络式组织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三、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利益和政策

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利益主要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石油、恐怖主义、毒品、非法移民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等方面；另外，在战略方面，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美国当然也不会忽视。但是，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集中在非传统安全层次。

从自然资源方面来看，哥伦比亚属于石油资源储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从20世纪初到1998年为止，哥伦比亚油气总发现累计为72亿桶原油和大约12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即90多亿桶油当量。其剩余探明储量大约35亿桶油当量，其中有25亿桶原油和6.9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据报道，哥伦比亚具有油气发现希望的沉积盆地共18个，覆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估计油气储量为370亿桶油当量，其中有70％的油，30％的天然气^[9]。这些储量对于美国来说虽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但也是美国全球能源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哥伦比亚毒品是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毒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据估计，美国凶杀案件中的一半与毒品有关系。而哥伦比亚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生产国之一，可卡因年产量达580吨，占世界总产量的90％，是美国非法毒品的主要来源，美国消费的90％的可卡因和大部分海洛因都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不仅仅限于偏远山区，连首都地带也有大规模的毒品贩运活动。2005年9月1日，哥伦比亚军方当天在首都波哥大北区的一个酒窖内查获3.5吨可卡因，这些毒品属于国内的贩毒团伙“北考卡山谷”集团^[10]。2004年，哥伦比亚在美国的帮助下，共收缴了149吨可卡因；2005年以来，哥伦比亚政府查获的可卡因数量已经超过60吨^[11]。

在地缘方面，哥伦比亚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后院的重要国家。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其后院，在哥伦比亚维持一个亲美政府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出现在这一地区的混乱及其他问题，当然地也会成为美国的问题。由于哥伦比亚在地理上与美国邻近，商品和人员的往来比较频繁，再加上新时代的各种便利条件，使哥伦比亚国内的安全问题可以迅速地“全球化”到美国，成为美国必须面对的社会或安全问题。

美国在哥伦比亚的政策有三个目标：第一是维持一个亲美的、民主的政府；第二是维持这样一个政权的统治能力，这就要帮助哥伦比亚发展经济、打击各种反政府势力；第三是反毒品，来自哥伦比亚的毒品是影响美国国内问题的重要因素。这三个目标是相互联系的。维持一个亲美的、有能力的政府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而反政府武装被美国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所以，1989年开始，美国反毒品政策开始军事化，各种游击队武装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军事和资金援助，主要用于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对付FARC。美国反毒品政策的军事化开始于1989年的老布什总统时期。随着冷战的结束，他呼吁美国军事力量应该像从事正规战争一样从事反毒品战争。

克林顿政府继承并强化了这一政策。200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耗资13亿美元的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为美国反毒品战争建立一条最近的防线。这笔钱的35％用于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反毒品行动，用于哥伦比亚的部分主要用于军事项目：60架黑鹰直升机（Blackhawk）和Huey攻击直升机、5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300名参与反毒品军事训练的平民是项目的主要部分，占去6.42亿美元；而用于替代产业发展、难民援助、人权和司法改革等方面的资金只有2.18亿美元^[12]。小布什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更多的反恐怖训练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援助。从2000年至今，美国政府共向哥伦比亚提供了大约25亿美元的各种援助，其中的主要部分仍然用于军事目标。

使用军事手段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与对恐怖主义开战一样，曾引起很多的争议。1999年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0％的军人和20％的平民相信军队应该被用于反毒品活动^[13]。但是支持者认为，由于苏联解体和军事预算不再紧张，反毒品战争是保持军队团结和战备状态的重要手段。军人必须为自己的直升机找到汽油。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反毒品行动仍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美国干涉哥伦比亚冲突已经导致更多的问题。尽管AUC在2001年1月屠杀了200名平民，并且对超过80％违反人权事件负责，但是其领导人（Carlos Castano）仍然在美国媒体得到友好的对待。同时，哥伦比亚最大石油基地和最强大左派石油联盟所在地巴兰卡韦梅哈（Barrancabermeja）城，也是AUC的打击目标^[14]。但是美国的军事反毒品计划在哥伦比亚的行动主要集中于FARC控制的南部地区，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反政府组织自己从事毒品的运输，也没有在美国建立销售网络。事实上，可卡因运输和洗钱的主要地区是哥伦比亚北部的政府控制区，这一地区是缉毒警察房地产的聚集地，并且受到准军事武装AUC的保护。但是美国并没有针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或计划。

2002年，哥伦比亚有10位市长被杀，2位市长被绑架，200多位市长迫于反政府武装和犯罪组织的威胁而向中央政府递交了辞呈。2002年时，约有4000人被极端势力组织或犯罪组织绑架，其中包括前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坦库尔。美国在哥伦比亚的反毒品活动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引起哥伦比亚一些邻国的不安和关切^[15]。

四、美哥关系的互动特征

美国与哥伦比亚的关系，在全球背景中与在美洲背景中是相同的：发达对落后，繁荣对衰败，强大对弱小，秩序对混乱，霸权国对追随国。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法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权力关系。贩毒组织以哥伦比亚为基地针对美国从事的贩毒活动和武装组织针对美国人员和利益的绑架与爆炸等活动，已经成为哥伦比亚社会影响美国社会的主要手段。其结果是：美国没有实现将哥伦比亚改造成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的任务，而哥伦比亚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转变成为一个“毒害”沉重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至少是在毒品和非国家暴力冲突的领域，霸权国与边缘国之间原本被认为确定的关系被改变或修正了。

首先，哥伦比亚非国家组织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哥伦比亚目前的形势与当年美国在越南的遭遇有些类似。哥伦比亚毒品生产和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西部山区，有很多掩藏地点，软弱、腐败的波哥大政府很难控制这些地区。尽管它们的军队都有美国训练的装备，但仍然不敢与游击队武装作战。另外，FARC和ELN可以从哥伦比亚的邻国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和巴西获得武器和其他物质。这样，比较安全的活动基地和有能力获得外部援助，就构成哥伦比亚准军事武装（游击队）生存的主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越南的游击队战争有大国援助，而哥伦比亚游击队的生存则完全独立于大国斗争之外，绑架、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获得生存资源。

FARC和NLA不可能击败政府军，也不可能获得重型武器，由于没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优势，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赢得心理战争。但是，毒品和其他犯罪活动却使得这种游击队成为一场“争夺利润的战争”（for-profit war）。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武装组织，都可能以战养战、因战致富，因为毒品毕竟是最具利润空间的产品。相比之下，它们从和平谈判中所可能获得利益却相当有限。

其次，美国并不真正愿意承担解决哥伦比亚“国内”问题的重担。与打击恐怖主义一样，反毒品“战争”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胜利都一定是整体的胜利。毒品犯罪活动是机会主义、无中心和灵活的，并且不会签订投降协议，只是在不断的转移。作为一种全球性问题的受害者，解决哥伦比亚面临的问题必须有一种整体性方案。尽管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已经通过了《卡塔赫纳协议》和《圣安东尼奥宣言》等反毒品协议和宣言，但是这种耗费巨大的方案是美国等所不愿意投资的。1999年以来，美国为了扫除安第斯国家的毒品生产，已经投入了17亿美元。航空喷洒清除面积也从2000年的5.8万公顷上升到2001年的8.4万公顷。但是根据美国官方的估计，总古柯种植面积却从2000年的13.6万公顷上升到2001年的17万公顷^[16]。

美国援助下的反毒品活动在2004年时获得了一定效益。从2000年到2004年，哥伦比亚训练了11万名警察，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古柯种植面积，恐怖事件从每年1500起下降到700起，绑架案件则从1900起下降到750起，杀人犯从27000人下降到21000人。2004年，哥伦比亚截获了150吨可卡因，摧毁了1900个可卡因实验室。但是这似乎并不表明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反毒品措施有了实际效果。2003年，在美国市场上，每克可卡因的持续性价格下降到38美元，而2000年时是48美元，1986年时是100美元。这表明可卡因的市场供应仍然十分充足^[17]。这一方面是因为毒品生产者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因为毒品生产在向其他省份和邻近国家转移。

反毒品措施的副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2001年，哥伦比亚有大约200万人离开家园，而2003年时的数字大约是300万人。这些人部分来自武装冲突地区，另一部分是被反毒品飞机喷洒的药剂赶出家园的。哥伦比亚政府没有援助这些人，也不能使他们重新回到家园；而美国政府对他们援助只有每人每年10—15美元之间^[18]。

再次，哥伦比亚国内问题正在不断“美国化”。哥伦比亚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在大地主和小农民之间、在养牛业与少有余粮的农场经营之间、在拥有大部分土地和公司的强大的特权阶层与缺少任何影响、资源信贷能力的农夫（campesinos）之间发生的持久斗争。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拉美盛行的结果和表现。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游击队的军事很容易被农民视为针对整个农业人口的打击，反而给游击队提供了更广泛的支持群体。

最后，非法活动成为美哥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哥伦比亚政治和经济精英分子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大城市，全球化又将这些财富集中到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恐怖组织通过绑架、劫持等活动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取回一些收益。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每年从毒品交易中牟取3亿美元的利润，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AUC）也高度依赖毒品贩运。这两个组织都被定为“企图摧毁哥伦比亚民主基础”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霸权、石油、毒品和恐怖主义，是哥伦比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五、结论

美国与来自其友好国家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哥伦比亚一国，在其他拉美国家，如秘鲁等，在中东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等，这种安全矛盾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对外行为。同毒品主要来自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一样，“9·11”事件的袭击者则主要来自沙特和德国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所以，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的关系，代表美国与整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哥伦比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地区的交往也得到类似的体现。面对来自美国反毒品部门的经费和墨西哥等国犯罪组织的竞争，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目前正在深度开辟新的市场，特别是将目光投向欧洲。哥伦比亚、秘鲁等国每年生产大约1000吨的可卡因。他们的欧洲贩毒路线一是经加勒比活动直接运往欧洲，二是经西非到达欧洲。这些操西班牙语的哥伦比亚贩毒分子最理想的入口港是西班牙。据巴黎犯罪研究所2003年7月的一份报告，2000年在马德里的哥伦比亚犯罪团伙只有10个，但2003年达到43个。目前，欧洲缉毒部门查获毒品数量越来越大，毒品消费也在增多。巴黎街头每克可卡因的价格已经从150欧元下降到40欧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和征兆^[19]。

后冷战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无法判定威胁的主要来源，毒品和恐怖主义经常是从友好国家而不是敌对国家领土上对自己发动进攻和袭击的。这一现实不仅提高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更将改写传统的南北关系概念、不断改变国家对“敌国”和“盟友”的定义。也正是因为毒品和恐怖主义等对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历史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对宗主国和发达国的挑战，霸权国与追随国、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关系与力量格局，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注释】

[1]Hans Peter Schmitz，“Being（Almost）Like a Stat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rans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Activism，”in Margaret Hermann and Bengt Sundelius（eds.），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eories and Methods，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2004，p.37.

[2]参见徐宝华：“哥伦比亚：‘咖啡繁荣’之后的觉醒”，载《中国改革》2003年第6期，第61页。

[3]Sharon Fratepietro，“PLAN COLOMBIA：The Hidden front in the U.S.Drug War”，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374/is_4_61/ai_76800133/pg_1.

[4]美国人存在着强大的对麻醉品的需求，从生理、心理和整个社会的运行上来看，麻醉品对于美国人和美国社会都是不可摆脱的。参见高英东：“美国毒品问题的社会文化思考”一文。http://www.cass.cn/meiguosuo/show/show_project_ls.asp?id=564。

[5]Linda Robinson，“Trainers，guns，and money for Colombia”，U.S.News＆World Report，March 13，2000.

[6]“哥议员吸毒成瘾国会大楼内买卖毒品”，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altime/2005/08/050826_34.html。

[7]Mark Thomas，“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ies”，New Statesman，Oct 22，2001.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FQP/is_4560_130/ai_79587229.

[8]“The Colombian Diaspora：Miami Nice”，The Economist，5May 2001，p.26.

[9]参见赫洪：“哥伦比亚：石油合同新经济条款分析”，载《石油经济论丛》2000年3月，第37页。

[10]“哥伦比亚军方查获3.5吨可卡因逮捕一贩毒嫌疑人”，http://news.sohu.com/20050902/n226850665.shtml。

[11]“哥伦比亚查获2.1吨可卡因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http://news.sina.com.cn/w/2005-06-10/12496136735s.shtml。

[12]Sharon Fratepietro，“PLAN COLOMBIA：The Hidden front in the U.S.Drug War”，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374/is_4_61/ai_76800133/pg_1.

[13]Adam Clymer，“Sharp Divergence Found in Views of Military an Civilians”，New York Times，9Sept，1999，p.A.15.

[14]“Dirty war-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Colombia”，New Internationalist，June，2001.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JQP/is_2001_June/ai_758331332005/6/18.

[15]吴志华：“美国在拉美的外交行动屡屡受挫——2002年美拉关系回顾”，《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6页。

[16]Alexander P Springer，“Driven by Drugs：U.S.Policy Toward Colombia”，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Fall 2003.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4000/is_200310/ai_n9310780.

[17]Morton Kondracke，“U.S.can take credit for success story in Colombia”，Chicago Sun-Times，Mar 12，2005.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n4155/is_20050312/ai_n14589624.

[18]Tom F.Driver，“Military overdose-U.S.Involvement In Colombia”，Christian Century，July 12，2003.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58/is_14_120/ai_105517514.

[19]“欧洲：贩毒天堂”，载《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