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与博弈论

第三节　绝对利益、比较利益与博弈论

一、绝对利益

绝对利益学说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先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该理论是以各国各种产品生产存在可以互补的绝对利益为前提条件的。他认为，由于各国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劳动生产率有别，生产同种产品的成本和所得利润有高有低，若各国都扬长避短，只生产成本低、利润高的产品，然后互相交换，各国就都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从而增进国民福利。按照斯密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各种产品的生产与他国相比都处于劣势或优势，相互之间就没有必要进行对外贸易。

斯密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此时，英国的新兴工业棉纺、钢铁、采煤和工程技术的机械化获得了迅速发展，而认定货币是唯一财富的重商主义者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实行课征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以便阻止外国商品，特别是工业品输入国内。

经济发展为抨击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打下了基础。斯密利用国际分工原理论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斯密这一理论为国际贸易的论点奠定了基础。

斯密在论证其理论时，采用了由个人和家庭推及国家的方法。他指出：“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给我们，我们最后就用我们有利地使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来向他们购买。”他举例说，通过架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30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质量的葡萄酒，仅仅为了鼓励在苏格兰制造葡萄酒和白兰地，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但是，如果苏格兰不向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商品，而竟使用比购买所需多30倍的本国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说明问题，斯密把一个复杂的经济情况加以简化。他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并以生产中所投入的劳动量来表示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而所有的劳动是同质的，没有熟练与不熟练之分。同时还假定贸易是按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换比率为1∶1。在此条件下，假定两个国家为英国和葡萄牙，两种商品为布和酒，分工前的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如表13—2所示。

表13－2　分工前产量和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很明显，分工前英国生产单位布的生产成本绝对低于葡萄牙，而葡萄牙生产一个单位酒的生产成本也绝对低于英国。按照斯密的理论，英国和葡萄牙两国应按其绝对优势进行分工，即英国应集中力量生产和输出成本绝对低的布，而不生产和输出成本绝对高的酒。葡萄牙则相反。

因此，分工后英国用220人生产布而不生产酒；葡萄牙则用190人生产酒而不生产布。这样，英国用220人便能生产2.2单位的布；而葡萄牙用190人则能生产2.375单位的酒。分工后资源配置获得了改进，如表13－3所示。

表13－3　分工后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

分工后，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增加了，对于分工各国都有利。英国可以将1单位布与葡萄牙交换1单位的酒，英国便有了1.2单位的布和1单位的酒；葡萄牙则有了1.375单位的酒和1单位的布。表13-3在分工后通过贸易所增加的布和酒的数量，便是斯密在其理论中所说的通过分工和贸易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即绝对利益。

所以，绝对利益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自己的贸易伙伴国，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各国如果都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自由交换，那么彼此都可以获得绝对利益的好处。从价值论来看，绝对利益来源于一国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差额，它是由先进国家雇佣工人所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构成的。

但假如一个国家并不具有明显优于别国的生产部门，那么该怎么办呢？假定有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两种商品或者说所有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都相对于对方国家的同种商品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它是否会在外界有力的竞争下被迫与世隔绝，或被迫眼看它所有的工农业都听命于毁灭性竞争的摆布？在解释这一国际贸易中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现象时，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陷入了一种困境。

二、比较利益

比较利益学说最早是由托伦斯（Robert Torrens）于1815年在《论对外谷物贸易》中提出的。之后，英国古典经济学派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在其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充分强调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比斯密的见解进了一步，回答了斯密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认为，一个国家各行各业的生产也许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但也能够参与可以获利的贸易。只要该国某项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它就可以从事这样的贸易。它只需较少的优势，而不是绝对的优势。同样，各种产品都享有绝对利益的国家如果在某些方面享有更大的比较利益，当然也会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李嘉图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供应条件或成本条件的相对差异为可以获利的贸易奠定基础。在他所举的著名例子中，也采用了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假设，以生产中投入的劳动量来表示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贸易按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换比率为1∶1。他还假定生产要素（劳动力）充分就业，并且他们在国内是完全流动的，但在国际间是完全不能流动的。

如表13-4所示，英国无论在布还是在酒的生产上，成本都高于葡萄牙，而葡萄牙则两者都低于英国。英国生产1单位布需要100人劳动1年，而如果要酿制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此，英国发现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布以输入葡萄酒。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只需要80人劳动1年，而生产布却需要90人劳动1年。因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布是有利的。即使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该国制造时所需要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仍然会发生。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布，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布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布，还不如用这部分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布。

表13－4　分工前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

在分工后，英国用220人生产出2.2单位的布，而不生产酒；葡萄牙则用170人生产出2.125单位的酒，而不生产布。对整个世界来说，分工后世界布和酒的产量便分别由2个单位增加到2.2个单位和2.125个单位。分工使资源配置获得了改进。

如表13－5所示，英国用1单位的布交换葡萄牙1单位的酒，则其共有1.2个单位的布和1单位酒，比分工前多了0.2单位的布；而葡萄牙则共有1单位的布和1.125单位的酒，比分工和交换前多了0.125单位的酒。两国在分工后通过贸易所增加的布和酒的数量，便是按比较成本优势进行分工和交换后获得的贸易利益。

表13－5　分工后产量和单位生产成本

所以，比较利益实际是指由于各国自然条件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因而造成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尽管一国可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而另一国处于绝对优势，但只要两国能在优势中取最优，劣势中取较轻者进行分工和贸易，双方都会获得好处。从价值论来看，在一定条件下，无论生产国先进或落后，只要出口商品的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或者进口商品价值，便可获得比较利益。比较利益的实质在于，通过按此原则建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使贸易参加国节约社会劳动，获得更多使用价值。

比较利益学说揭示了相对成本的重要意义和贸易的互利性质，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并对促进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一些缺陷，除了它过于苛刻的假定以及静态的分析方法以外，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英国100人的劳动和葡萄牙80人的劳动可以进行交换。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他的劳动价值论又极不彻底，他只是模糊地指出：“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回答，交换的法则不是按照英、葡两国不等的国别价值量进行的，等价交换的法则是用在世界市场新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商品所需要的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两国不同的劳动量还原为“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时，可以是相等的量，即国际价值量。贸易后价值量的增加，实际只是国别价值量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价值量并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这一理论与现实的国际贸易实际出入较大。如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实际上无论什么样的国家从来都未实行过彻底的自由贸易，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某种贸易保护政策。再如，按照这一理论，国际贸易双方是互利的，不存在价值转移和国际剥削，甚至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节约的社会劳动更多，这与当前国际贸易中富国总是剥削穷国的事实相悖。

第三，这一理论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实行国民待遇，对欠发达国家的民族产业具有不可忽视的抑制作用，甚至会挤垮该国的民族产业。

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Prebisch）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由于多种原因在不断恶化的现实前提出发，指出，在现实旧国际经济秩序中，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可使参加贸易国都获利益的观点是不符合现实的，技术进步、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多为发达国家所获得。旧的国际贸易关系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反而是造成相对落后国家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按比较利益进行的专业化分工阻碍了相对落后国家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形成。

各个国家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人们的观念中，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这会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所谓“比较利益陷阱”，也有人称为“李嘉图陷阱”。从广义上说，“比较利益陷阱”是指一国根据比较成本进行资源配置时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缺陷。例如，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导致资源从农业等经济部门过量地流出，以致会损害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就国际分工方面而言，“比较利益陷阱”则主要是指后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滞后。在这里，“陷阱”一词的确是相当形象的比喻，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利益陷阱”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相当现实的风险。

首先，根据比较利益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在开放的早期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到一定的阶段后则必然出现效应递减。发展中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开始的阶段上由于内部资源的价格相对低廉，外部市场需求较大，国际贸易会引起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快的调整，国民经济总量也会因外贸的扩张而增长。然而，当一国的出口商品在国际上占有一定比重之后，就会遇到外部需求相对有限、内部资源价格上扬等因素的制约，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带动作用就会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总量会减少。如果共他方面的条件不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确会放慢。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为比较优势基础的出口，不可能长期地保持快速增长，因此，也就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类似地，外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会出现效应递减。在对外开放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来吸引外资，即主要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国内供给能力不足而存在的较大市场需求等因素的作用，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设厂。现实生活中，外商投资也通常是把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资源或劳动消耗比较大、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产品直接占领当地市场或者向其他国家出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因跨国投资而加快。然而，传统模式的比较优势必然会随着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而逐步削弱甚至消失，如果其他方面的条件不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就不会持续地增加投资，甚至会把现有投资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根据比较利益原则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客观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刚性，再次进行调整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等强化的是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比较优势，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偏重于利用价格比较便宜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整体上会出现结构轻型化的趋势。这种结构形成的滞后，并不会自动地很快发生转换，而现实生活中资源的重组过程总是要付出相当的成本。一方面，当生产资源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转移时要直接地付出成本，如专用性投资与设备可能无法改作其他用途，专用性的人力资本需要重新培训等。另一方面，与特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往往是特定的利益结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本能关注，某些部门和个人甚至会反对或阻碍对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而对建立在传统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往往需要社会支付相当大的成本。

就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而言，进口结构基本上以技术密集的设备为主，出口结构则是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其中，占出口第二位的纺织、服装明显属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应该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我国能够大批量进入国际市场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相对成本较低的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在于：这种贸易结构能不能长期化，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备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这势必出现“比较利益陷阱”，即在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这种问题已经发生。如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限制。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比较利益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比较利益理论所讲的比较成本是对本国的产品进行比较而言的，并不意味着本国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就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禀赋，这种垄断优势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具有垄断优势。问题是在现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已经改变。

首先，在当今商品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其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所有这些表明，除了一部分原料生产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以本国拥有的资源的相对优势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然，在新的国际经济的背景下，依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利益结构，是国际竞争新格局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强制。

发展经济学家克鲁格提出按资源禀赋进行国际分工的重要工具是工资—租金比率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工资成本在产品收入中的比率。他认为，劳动丰裕的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各个国家要素—租金均等化，另一种是劳动丰裕国家中工资—租金比率偏低。如果该比率偏高，那么在劳动丰裕的国家用资本较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将会有利可图。在现实中，劳动是由资本（发放工资）组织到生产过程的，如果工资过高，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实际上便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现在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一个趋势，这就是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工资增长很快，工资—租金急剧提高的结果，或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失去竞争力，或者是资本替代劳动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在现阶段，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又是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

后进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比较利益陷阱”呢？关键是要实现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厂商进入国际市场，无论是采取出口进入的方式还是投资进入的方式，一个重要的条件是自己有某一方面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多方面培养，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培植国际竞争优势。

过去在按照比较利益理论建立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际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互通有无。而现代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个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内）进入国际市场有明确的占领国际市场以获得更大的国际贸易利益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许多国家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比较优势上，而是致力于创造国际竞争的优势。

我国过去的国际贸易结构带有低收入国家的特征。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占很高的比重。现在我国的出口结构已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这种替代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但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确定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面对着一对矛盾：一方面根据资源禀赋，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优势还必须利用。现在需要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如何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

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它们的资源禀赋与我们基本相同，原有的基础也差不多。现在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根据它们的经验，创造竞争优势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工作。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各个竞争国都争先采用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产品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但是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新技术含量，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差别表明，虽然我国目前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我们认为，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产品。

现在的国际分工主要不是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分工，国际贸易已不限于部门外（各个国家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贸易，大量的是部门内（不同国家交换同种产品）的贸易。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的出口产品战略完全可以不受现有的比较利益限制，也可以向国际市场提供与其他国家同类的产品，包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得以打进国际市场的关键是具有被市场所接受的差别性。

不同国家产品差别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含成本的差别，这时，一个国家的资源或要素优势起着重要作用，可能是在日本制造的质量更高，在中国制造的价格更便宜。反过来也可以说，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完全体现在生产不同产品上，而是体现在生产同种产品的成本、质量等方面的差别性上。就像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它完全可以被用来创造在低成本方面的产品差别性。

长期以来，我们说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主要是就工资成本而言的。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来分析，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劳动是不均质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反过来说，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不仅是因为其劳动工资低，还在于其对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由此决定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好的产品质量。反过来说，工资成本低而管理水平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这种状况同样也说明了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这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

三、国际经济过程中的博弈模型

1944年，冯·诺依曼（Von Neuma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在他们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中，首次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及总决策的均衡问题，开创了将博弈论运用于经济领域的先河。之后，最先尝试着运用国际经济协调理论的是施西托夫斯基（Scitovsky）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分别撰写的有关贸易关税与报复的文章，就是较早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贸易进行的一种探索性分析。直到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约翰·裹尔绍尼（John Harsanyi）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纳什（John Nash）及德国波恩大学的莱因哈特·泽尔腾（R．Selten）三位经济学家，因扩展和深化了博弈论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的运用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国的贸易政策对本国的生产结构会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看，一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如产业政策，对一国的贸易结构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产业政策（无论定的明智还是拙劣）和贸易政策（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各国都在利用限制进口和促进出口的做法，保护传统的高就业工业，同时努力确保在未来高技术产业中占据牢固的地位。例如，日本和韩国在战后通过产业政策鼓励它们的钢铁、造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增强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改变了它们的贸易结构。但同时，也使得美国的相关产业受到威胁。实际上，国际经济政策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依赖和影响表明，一国所希望达到的经济目标，不仅依赖于本国的经济政策，同时还依赖于别国的政策，正如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恩认为的，每个人所得到的结果一般来说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行动，同时还依赖于别人的行动。于是，每个参与者都企图给自己一个效用函数最大化，但对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他是不能完全控制的。

如果我们把国家看做交换经济的参与者，那么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参与者（在这里是国家）不可能单方面地自己行动来使自己的利益得以最大化。如OPEC组织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税谈判、国际污染的防治问题等都能说明这一情形。

在正统贸易理论描述的完全竞争的世界上，行为主体太多，它们各自的规模太小，因此，无法决定经济的结果。在这种市场上，经济决策主要依据商品价格、质量和特点等变量。但现实经济中，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上，少数几个寡头为主体的行为对于市场结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各国政府必定注意并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可能作出的反映。各国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至关重要了。例如，其他国家对某项政策倡议的反映，是进行报复还是同意合作？什么样的威胁或许能够影响他们可能做出的反应？先发制人或报复性行动，是不是最有效的方针？经济和政治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在许多重要方面日益影响贸易关系。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大寡头公司和组织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作用，已经或多或少地对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利益的分配和各国生产的分布发生了影响。许多经济部门的贸易格局和工业分布受到实力的施展和国际市场份额谈判的影响。日本会向美国出口多少汽车，或者日本将购买多少美国牛肉，都成了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问题。尽管国际分工的“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开了市场或效率的考虑，但它的确意味着，价格竞争这个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变得不太重要了。新保护主义，个别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影响着国际贸易关系。市场、国家和公司之间相互作用的加强，大大地影响了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前途。这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问题就成为博弈论研究的对象。

一个博弈问题，最基本的模型应包括三个集合。一是博弈的参加者集合；二是各博弈方各自可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三是所有博弈各方的效用函数，它用来表示参加者在选取一定对策或战略所产生的结果即博弈方的得益。

从博弈中的得益来看，博弈问题又可分为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和非零和博弈（Non zero- sum Game）。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为零或一个常数，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非零和博弈表示在不同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的得益之和是不确定的变量，故又称之为变和博弈。如果某些战略的选取可以使各方利益之和变大，同时又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增加，那么，就可能出现参加方相互合作的局面。因此，非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国际经济中许多问题都属于非零和博弈问题，即国际经济中各方的利益并不是必然互相冲突的。

博弈论的另一种划分，就是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博弈各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是否能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则是非合作博弈。国际经济问题中有很多是非合作博弈，但随着博弈的重复性，也可变为合作博弈。在合作博弈中，强调的是集体理性，博弈各方战略选择会使得博弈问题的结果向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方向发展；在非合作博弈中，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博弈各方战略选择会使得博弈问题的结果达到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即博弈各方的行为准则是选择其他方的战略既定时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战略，而博弈的结果，对每一方尽管不是最坏的，但从博弈各方的总得益来看却是最少的。

博弈论各种教科书中必举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问题。这个例子的创造本身就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并且它可以作为实际生活中许多现象的一个抽象概括。这个例子也经常被用来说明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合作或结盟优于非合作或以邻为壑的做法。

下面，我们用最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分析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这样一个国际经济政策问题。

国际间的关税问题，一般来说，可以视为一个不合作博弈问题。因为关税的制定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利益来制定物品关税。但是，各国政府制定本国关税时，也受其他因素的制约：本国的出口即为他国的进口，本国的进口即是他国的出口，他国也享有制定自己的关税的主权。

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两国在关税制定上的策略有两种：高关税和低关税。如果两国都实行高关税，则各自的得益都是-5；如果两国都实行低关税，则各自的得益都是15；如果一国实行高关税，一国实行低关税，则实行高关税的国家得益为20，实行低关税的国家得益为-10。如表13－6所示。

表13－6　两国支付矩阵表

从13－6可以看出，如果两国都实行高关税，对双方自身来说，尽管不是最坏的结果，但双方的总得益却最少，世界经济福利水平最低，是一种纳什均衡；如果两国都实行低关税，那么，对双方自身来说，尽管不是最好的结果，但双方的总得益却最大，世界经济福利水平最高。显然，两国从进入对方市场所获得的好处要大于开放本国市场所失去的利益，会实现帕累托均衡。如果一国实行低关税，而另一国实行高关税，则无法实现均衡，这种结果一般难以出现。在两种均衡的选择时，帕累托均衡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各国在选择关税策略时，始终存在着使自己经济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在别国实行低关税时，自己实行高关税策略，则能使本国在短期内获得最大利益。

所以，两国在进行关税策略选择时，如果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遵守实行低关税的承诺时，这就不仅是一种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势战略均衡了，即不论双方采取何种策略，己方的最好选择是高关税策略。对美国来说，不管日本采取哪种策略，始终会存在实行高关税策略的倾向。假定日本实行低关税，美国实行高关税，则获益20，实行低关税，获益15，所以实行高关税比实行低关税好。假定日本实行高关税，美国实行高关税则获益-5，实行低关税获益－10，所以实行高关税还是比实行低关税好。

此例说明，在缺乏充分的信息沟通和有效的政策协调情况下，假如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从自身利益出发，那么，往往会将实行高关税策略视为是最佳选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国竞相采取的“以邻为壑”贸易政策使世界各国福利总水平降低的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的成员国经过多个回合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已逐渐使各国的平均税率下降，并且GATT规定有严格的惩戒措施来使成员国不得通过提高关税来获得利益，因而关税不再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从GATT的建立直到现在的WTO的出现，使得关税问题上的非合作博弈，变成了一个合作博弈问题。很多国际经济问题像GATT的产生一样，都存在着纳什均衡和帕累托均衡的选择问题，它们也日渐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