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封建”的出发点是反对君主专制

　　 明清之际的“复封建”论，既不是简单的“复古”，则我们下面就试着从分权的角度切入，来重新解读黄、顾、颜的主张，以求深入理解其“复封建”背后，所蕴涵着的旨在限制君主专制思想的元素。

　　 分权制衡思想的着眼点，是对于人类无限权力欲望的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人性恶”假设。正如经验主义者休谟所说的“必须假定人人都是恶棍”[17]。因而对于权力的集中以及掌握权力者，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持一种怀疑与反对的态度。认为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并非必然地具备超人的道德与智慧，权力也不等于真理。加之国家权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其它利益，因此，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被滥用或误用的可能。[18]人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限度的。洛克认为：“人性的‘劣根性’在于，他总是企图抓住尽可能多的权力”。[19]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0]正是这种对权力的质疑，促使西方思想家着力探寻各种有效限制权力的途径，进行了大量制度方面的设计。总的来说，西方理论家提出的对权力进行约束的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法律与权力的结构；后者又包括两种具体形式：代议民主制和分权平衡的机制。[21]分权机制的核心，是把统一的权力“打破”，使其分散为多个可以相互制约的部分，以便“以权力约束权力”。[22]分权思想及政体是西方近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现代西方国家权力运行相关论述的圭臬。

  孟德斯鸠

　　 中国的君主专制到明清两朝已经发展到了的高峰，但绝对的君权也开始受到士人的质疑。部分具有启蒙精神的思想者，改变了对权力集中和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一贯推崇，开始从负面来思考权力及权力的掌握者及其相关问题。如黄宗羲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3]矛头直指专制君主；顾炎武提出了应“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24]王夫之主张“天下大公”，指出“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25]与西方分权学说的产生相类似，在质疑君主的绝对权力之后，中国思想家也必然会有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于是乎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索限制君主权力的机制与方式，“复封建”的主张，可谓正是其时意在反对君主专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一种制度设计方案。

　　 顾炎武、颜元的讨论，明确地把限制君主专制、防止君主权力无限的膨胀，作为出发点。顾炎武对“复封建”的目的，做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单一的郡县制强化了君主的专制，郡县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已经成为导致中国社会贫弱的因素。“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亦趋于乱也”。“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仍不足者，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使得“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26]“专在上”的君主专制，即是顾炎武“复封建”主张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地，颜元也指出君主利用郡县制强化自身权力，郡县制成为君主得以“私天下”的重要条件。而天下人对郡县制的普遍接受，实际上为君主创造了“私天下”的环境。“后世之人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乐也其私天下也”，其结果是“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而不悔，可谓愚矣”。[27]顾炎武和颜元都已经认识到了君主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其对自身权力的不满足。郡县制不过是充当了君主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顾炎武等人的主张，其实是希望通过“封建”来限制郡县制背后的君主专制，而非仅仅针对郡县制这一地方行政体制。顾、颜对君主权力的这种认识，与洛克等人设计分权制度的出发点，应该说是非常相似的。

　　 由此看来，“复封建”早已突破了地方行政体制之争，是论者借以反对君主专制的武器。“封建”一词在明末清初，作为包含反对君主专制的概念，毋宁说是一个积极的概念。雍正皇帝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的巨大能量。他专门作了《驳封建论》予以驳斥，还特别提出：“大凡叛逆之人，……皆以复封建为言”。[28]可见，“复封建”主张的反专制内容，在其所在时代即已被世人所认识。